右派们想说的第一流诗人就是汪精卫。柳亚子说过这样的话：“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上的造诣，在二十世纪的旧体诗作者中首屈一指。陈寅恪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阜昌是刘豫的年号，用来指汪恰好）。钱钟书也作诗赞好。既然这么高妙，我们当然急不可待的要拜读一下啦：

《忆旧游。落叶》“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戚戚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

好吗？词的意思是我（树叶）为大树干了一辈子，现在虽然舍不得，也得走了。走了又回来，碰上了一堆枯枝烂根。天要变了，树是靠不住的。满耳杂音，到了大家都完蛋的时候，也就消停了。（想当年）我要是和花儿一块死了，还能沾点香味。现在这样去南京真是倒霉透了。这是汉奸逃出重庆后写的。

我我我，都是我，像不像一个将要被冻死的臭虫哀鸣？罗罗嗦嗦，讲了半天的汉奸道理。还不如常凯申的一句“力不如人万事休”来得直白。一对臭虫，一个调调。汪与蒋其实没差别，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汪如坐在蒋的位子上，汪就是蒋；蒋如坐在汪的位子上，蒋就是汪。叶嘉莹夸汪这首破诗有烈士精神。哈哈。真是眼珠子长肛门里面了，看见的只能是屎。所以说台湾被日了五十年，已经没中国人味儿了。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东西，在台湾当然是烈士了。因为那个岛上当婊子的都不想立牌坊。湾独们，记好了：我们中国人的烈士精神叫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刚才看《一虎一席谈》，一个姓沈的副院长说我们应该与日本分享钓鱼岛主权，因为力不如人。我就想诗歌还真不是单纯艺术问题。领袖的诗歌真的就反映了国家精神。所以打倒毛的诗歌其实是想重树蒋汪的力不如人万事休理论。

骂完汉奸，再回头谈艺术。汪这首诗，只能与少数汉奸和湾湾有共鸣，普通人无法接受词的意境。首句“护林事”有硬伤，“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护林的是落花不是落叶。另外掉了的树叶不是绿色，怎能“化青萍”？化浮萍或化孤萍不是更好？另外，“重经”是什么意思？重新经过？老路？太生硬。“根寒”“枝老”都是倒装，既然倒装，“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就别扭。不如改成“见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岂不生动？算了，懒得继续挑毛病了。一句话，病态。故意让人瞧着费劲。

这种病态或变态的原因就是为了追求我所说的“南宋词范”。这种词像药某的《绿头鸭》一样，你把它拆了，放到南宋词里，就化了。可见南宋词范害人不浅。我上面说了，南宋以降，元明清民，大家都写一些委委琐琐的东西，诘屈聱牙，没有自己风格，没有名句。包括这首《忆旧游》，不算好诗。

南宋词范的坏处，还在于它不但毁掉了词，也传染了律诗。你看汪的一首《七律》：

“飘萧黄叶覆秋根，此日霜菊事不敦。

腊意渐浓寒倍至，桐风半凛体虚温。

谁家竖子归箫里，诉那当年啮指痕。

对此时声山骨瘦，讷来另表一殇魂。”

阴郁猥琐，那里还有律诗应有的盛唐气象？且颔联不工颈联不对。不过叶女士又该鼻涕眼泪的感动诗中的烈士精神了吧。

相比之下，汪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是好诗。此诗可能受了僧肇的“掉头挨白刃，恰似斩春风”的启发。有人问，汪先前是勇士，后来变汉奸，无法理解。其实星星月亮都没变，汪也还是那个汪。你看“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不是在说后悔没有引刀成一快吗？有的汉奸是性格上的懦夫，有的是思想上的懦夫。汪认定“天心正摇落”“沧桑换了”的失败主义同常氏的“力不如人万事休”是一样的思想懦夫。只有毛主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是真正的勇者。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虽是好诗，但也只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个人牺牲水平。尚不如陈老总“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来得气势磅礴。

连汉奸都端出来了，看来右右们也拿不出更好的货色了。其实，好诗人是有的。鲁迅的诗就没有南宋词范，他的诗既不同于古诗，又不同于毛泽东，有他自己“愤”的风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同李杜苏辛一样，鲁迅是有自己的风格的。而且不乏名句。只不过蒋粉宁可取汪，不肯取鲁。因为他们的裤子和汪精卫是连裆的，而鲁迅的心和毛泽东是相通的。

唐诗的风格，大气雄伟，明快上口。充分展现了诗歌本质的艺术特征。而南宋词范正好相反，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词本来是填曲的，南宋词范不要说唱了，念着都别扭，早已走上邪路了。宋词如此，唐诗后来也一样。 王国维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应酬的工具）矣。”“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这种风气不变的话，中国诗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幸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的作品，无论是律诗还是填词，都一举恢复了盛唐北宋的风貌。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言之有物，大气磅礴。意境深远，朗朗上口。真乃盛唐气象。

毛泽东诗词不但恢复了盛唐气象，还超越了盛唐气象。他建立了自己个人的风格，这就是“王”者风格。李杜苏辛，尽管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也只能选择逃避和哀叹。从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到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莫不如此。辛弃疾对现实无奈而妥协 “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杜甫更是一生悲苦，“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与所有的旧诗人不同，毛泽东是永远的胜利者。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没有信过南宋以来，从宋高宗到常凯申，从汪精卫到邓小平都信奉的“力不如人万事休”歪理邪说。君请看，三湾改编，他所聚集的是稀稀落落拿着梭镖的乌合之众，但毛凭此却建立了地跨闽赣的苏维埃共和国；北上抗日，他所带领的仅是八千远途跋涉，疲惫饥饿的残兵，但毛凭此却开辟了人口过亿的敌后民主政权；建都北京，他所接手的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四亿文盲，但毛凭此却完成了包括卫星上天在内的大国工业化。所有这些难以想象，不可逾越的困难危机，都不能动摇毛泽东神一般的自信，他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他所有的诗篇都充满了胜利的浪漫主义。毛主席用他的诗词向中华文化中注入了强大的斗争胜利的基因。毛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从对中华文化基因的贡献来说，毛确实是创造了战无不胜的“王”者之风，超越了李杜苏辛。我们今天太需要这种精神了。

201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