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们想说的第一流诗人就是汪精卫。柳亚子说过这样的话:“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上的造诣,在二十世纪的旧体诗作者中首屈一指。陈寅恪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阜昌是刘豫的年号,用来指汪恰好)。钱钟书也作诗赞好。既然这么高妙,我们当然急不可待的要拜读一下啦:
《忆旧游。落叶》“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戚戚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
好吗?词的意思是我(树叶)为大树干了一辈子,现在虽然舍不得,也得走了。走了又回来,碰上了一堆枯枝烂根。天要变了,树是靠不住的。满耳杂音,到了大家都完蛋的时候,也就消停了。(想当年)我要是和花儿一块死了,还能沾点香味。现在这样去南京真是倒霉透了。这是汉奸逃出重庆后写的。
我我我,都是我,像不像一个将要被冻死的臭虫哀鸣?罗罗嗦嗦,讲了半天的汉奸道理。还不如常凯申的一句“力不如人万事休”来得直白。一对臭虫,一个调调。汪与蒋其实没差别,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汪如坐在蒋的位子上,汪就是蒋;蒋如坐在汪的位子上,蒋就是汪。叶嘉莹夸汪这首破诗有烈士精神。哈哈。真是眼珠子长肛门里面了,看见的只能是屎。所以说台湾被日了五十年,已经没中国人味儿了。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东西,在台湾当然是烈士了。因为那个岛上当婊子的都不想立牌坊。湾独们,记好了:我们中国人的烈士精神叫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刚才看《一虎一席谈》,一个姓沈的副院长说我们应该与日本分享钓鱼岛主权,因为力不如人。我就想诗歌还真不是单纯艺术问题。领袖的诗歌真的就反映了国家精神。所以打倒毛的诗歌其实是想重树蒋汪的力不如人万事休理论。
骂完汉奸,再回头谈艺术。汪这首诗,只能与少数汉奸和湾湾有共鸣,普通人无法接受词的意境。首句“护林事”有硬伤,“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护林的是落花不是落叶。另外掉了的树叶不是绿色,怎能“化青萍”?化浮萍或化孤萍不是更好?另外,“重经”是什么意思?重新经过?老路?太生硬。“根寒”“枝老”都是倒装,既然倒装,“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就别扭。不如改成“见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岂不生动?算了,懒得继续挑毛病了。一句话,病态。故意让人瞧着费劲。
这种病态或变态的原因就是为了追求我所说的“南宋词范”。这种词像药某的《绿头鸭》一样,你把它拆了,放到南宋词里,就化了。可见南宋词范害人不浅。我上面说了,南宋以降,元明清民,大家都写一些委委琐琐的东西,诘屈聱牙,没有自己风格,没有名句。包括这首《忆旧游》,不算好诗。
南宋词范的坏处,还在于它不但毁掉了词,也传染了律诗。你看汪的一首《七律》:
“飘萧黄叶覆秋根,此日霜菊事不敦。
腊意渐浓寒倍至,桐风半凛体虚温。
谁家竖子归箫里,诉那当年啮指痕。
对此时声山骨瘦,讷来另表一殇魂。”
阴郁猥琐,那里还有律诗应有的盛唐气象?且颔联不工颈联不对。不过叶女士又该鼻涕眼泪的感动诗中的烈士精神了吧。
相比之下,汪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是好诗。此诗可能受了僧肇的“掉头挨白刃,恰似斩春风”的启发。有人问,汪先前是勇士,后来变汉奸,无法理解。其实星星月亮都没变,汪也还是那个汪。你看“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不是在说后悔没有引刀成一快吗?有的汉奸是性格上的懦夫,有的是思想上的懦夫。汪认定“天心正摇落”“沧桑换了”的失败主义同常氏的“力不如人万事休”是一样的思想懦夫。只有毛主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是真正的勇者。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虽是好诗,但也只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个人牺牲水平。尚不如陈老总“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来得气势磅礴。
连汉奸都端出来了,看来右右们也拿不出更好的货色了。其实,好诗人是有的。鲁迅的诗就没有南宋词范,他的诗既不同于古诗,又不同于毛泽东,有他自己“愤”的风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同李杜苏辛一样,鲁迅是有自己的风格的。而且不乏名句。只不过蒋粉宁可取汪,不肯取鲁。因为他们的裤子和汪精卫是连裆的,而鲁迅的心和毛泽东是相通的。
唐诗的风格,大气雄伟,明快上口。充分展现了诗歌本质的艺术特征。而南宋词范正好相反,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词本来是填曲的,南宋词范不要说唱了,念着都别扭,早已走上邪路了。宋词如此,唐诗后来也一样。 王国维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应酬的工具)矣。”“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这种风气不变的话,中国诗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幸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的作品,无论是律诗还是填词,都一举恢复了盛唐北宋的风貌。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言之有物,大气磅礴。意境深远,朗朗上口。真乃盛唐气象。
毛泽东诗词不但恢复了盛唐气象,还超越了盛唐气象。他建立了自己个人的风格,这就是“王”者风格。李杜苏辛,尽管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也只能选择逃避和哀叹。从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到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莫不如此。辛弃疾对现实无奈而妥协 “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杜甫更是一生悲苦,“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与所有的旧诗人不同,毛泽东是永远的胜利者。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没有信过南宋以来,从宋高宗到常凯申,从汪精卫到邓小平都信奉的“力不如人万事休”歪理邪说。君请看,三湾改编,他所聚集的是稀稀落落拿着梭镖的乌合之众,但毛凭此却建立了地跨闽赣的苏维埃共和国;北上抗日,他所带领的仅是八千远途跋涉,疲惫饥饿的残兵,但毛凭此却开辟了人口过亿的敌后民主政权;建都北京,他所接手的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四亿文盲,但毛凭此却完成了包括卫星上天在内的大国工业化。所有这些难以想象,不可逾越的困难危机,都不能动摇毛泽东神一般的自信,他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他所有的诗篇都充满了胜利的浪漫主义。毛主席用他的诗词向中华文化中注入了强大的斗争胜利的基因。毛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从对中华文化基因的贡献来说,毛确实是创造了战无不胜的“王”者之风,超越了李杜苏辛。我们今天太需要这种精神了。
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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