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色彩单调、行为暴戻、思想僵化的时代，亿万人的命运为一小撮狂暴的“共产主义者”所控制，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人民被鼓动从一个狂热走向另一个狂热。我和妻子秋韵的遭遇仅仅是无数苦难家庭中一个的故事。

1968年春，我刚度完探亲假，返回北大荒。妈妈和秋韵去上海大连路码头送行。当巨轮缓缓地离开时，妈妈站在码头上久久不愿离开，不断地挥手，直到她在我视线中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这是她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能亲自给我送行，一年半后，她病瘫于中风，卧床十六年后才离开人世。

我出生在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企业很小，却是三十年末国内第一家生产鞋帶的工厂，而以前靠日本进口。到“文革” 时我父親作为“公私合营” 私方人员巳退休，但还是未逃过抄家的厄运。1966年被抄财物先是就地封存，直到1968年春才被全部弄走。

秋韵与我在上海经历了非法抄家的全过程，见证了“造反派”来一件件地把家俱衣什搬走，我要下了属于我的皮箱，内有1966年我们结婚时的衣饰和纪念品，我们默默地看着这些暴行，大姐却撕心裂肺地哭着，她一生做会计，看着她一生的辛劳积蓄就这样被剥夺了。1968年全国各地武斗正频，我也担心着回单位后，对立派会对我施加迫害，好不容易盼来的一年一度探亲假，就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

返回北大荒后，秋韵也随后回到了湖南省零陵地区气象台工作，我们又过起牛郎织女式的生活。那时别说是有“伊妹儿”、手机，就连长途电话也是极少使用的。我们都是通过写信，表达彼此的思念。信又写得十分小心，就怕一旦这些信件落入别人手中，找出政治上的问题来加害于我们，就连当年谈情说爱这类词句，都怕被作为资产思想来批判，所以，这些信读起来象是两个清教徒之间对话。可惜就这些信也定期被我们销毁，以免将来引来天外横祸。记得“文革”中我时常读鲁迅的作品，其中的《两地书》令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老人家与他学生许广平师生恋的交流。秋韵和我虽然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我们当初保存了全部信件，如今能整理挑选出版，也会成“文革”式的《两地书》，可惜这批信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即使这种费时又费心思的通信，也因为我在1968年4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被剥夺了。我回到北大荒嫩江后，即被以莫须有的罪名 “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做资本家孝子贤孙…”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的“罪行”很有“普遍性” ，有不少“现行反革命分子” 都因在喊口号时或写大字报时，该用“毛” 时却用了“刘”，遭了揪斗。我是玩笑之中，一字之差成了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发生在1966年。连1958年向党交心的材料也作为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一大堆罪行足以枪斃了。欲加于罪，何患无词！

隔离审查一个多月，后又经过一次全县的公开批斗，一次全局公开批斗，被挂牌子、“坐飞机”、游街、打耳光、黑灯逼供信后，我被送进了“牛棚”，与近二十名“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在一起，每个“牛鬼蛇神”都在背部或胸前挂白布，写明“反革命”头衔，每天劳动十小时，两星期才有一天休息日。秋韵来的信被粗暴地拆开，我去的信要由他们先审查才让发出。这时的信巳经有信无实了，大多谈论天气，最滑稽的是秋韵迫于压力，来信中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好好改造自己”。但我能想像，在这些信的背面，她是忍受着多大的精神压力。我们都担忧，这上海大连路码头一别，或许会成为我们俩的永诀。

到了1969年初，关了八个月的“牛棚”后，对我进行了处理。基于“其认罪态度较好，年纪还轻，有改造好的可能”，给我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这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如在改造期间，乱说乱动，马上就会把这帽子给我戴上。同时开除团籍，降低一级工资。当日起我从“牛棚”中迁出，发配到局办农场，开始了猪倌的生活。此时正值三九隆冬，北大荒的冬夜，冷至零下40度，四周是静谧的大地，天空星星在闪烁，农场小屋，孤身一人，几个月的动荡和折磨，暂时的安定下来了。我宁愿这个世界把我遗忘，只要我的父母、姐妹还记着我，秋韵还想着我，我就有重新生活的勇气。在这寒夜孤灯下，我想念秋韵，这种思念，神奇地使我胸中升起一股暖流。当一个人的所有理想和追求破灭之后，这份爱情就变得“致命”的珍贵。当时我曾想过，如果连爱也被剥夺了，我也许会去死，虽然我害怕死亡。

秋韵是坚贞的，后来每当我与人谈到我“文革”的经历，几乎所有真诚的人，都对我赞扬秋韵，说她了不起，不容易。当时十分盛行的离婚案例，是夫妻任一方，如被打成“反革命”，另一方提出离婚，不但不被劝阻，甚至被鼓励。倒是如果还保持着婚姻关系，并且如果还公开显示他们爱的忠贞，等于是向革命挑战，轻则被骂为狗男女，重则硬性拆散，把某一方“下放”到更偏远农村。

我们就这样天各一方，默默地思念着对方，等待着再重逢的一天，虽然期无穷尽。每隔一星期写一封信，而寄出的信一般要走二周。这种延后的信，令我们时间错位，当读着她表示忧伤的信时，或许她的心情已阴转晴，而当她在信中报告着一个好消息，在我读到时，她可能正经历着一次小灾难或挫折。女性周期性的情绪变化也叠加在上，使事态变化更为随机性。每天最大的盼望是她的来信，此时，“革命群众”不再拆查我们的信件，我们却还是保持着小心。秋韵的信写得很仔细，许多琐事娓娓道来，读来很亲切，我在信中大谈养猪的经历。一个人的苦和乐实际上是相对的，当我在政治上劫后余生，这份爱充满了我整个生命，这时我会感到我是最幸福的。

转眼之间到了1969年夏，在一位工人朋友的帮助下，让我掉换工种，到取暖锅炉房劳动，不得不与可爱又忠厚的猪们告别了。猪实在是比人更有人性，经历了“文革”的恶斗，看多了人性凶残的那一面。我这个巳被打入另类的“反革命分子”，与猪们却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猪是可靠的，它们没有阴谋，不会出卖朋友，人们说“丑得像个猪八戒”，其实仔细看它们，它们友好地站在你面前时，整个脸部显得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渴望你的抚摸你的爱。我饲养了30-40头猪，有病时打針喂药，母猪下仔时帮着接生，有时一窝下十几个猪仔。吃奶时颇为为趣，母猪横向一卧，小猪纷纷上前找各个自己认定的奶头，一只小猪认定一个奶头，即使猪妈妈翻身，小猪们还是去找自己吃惯的那个奶头。一年后，当雪蕾出生后，她甚至没有小猪仔那样能自由自在地吸吮母亲的乳汁，不到她满月，秋韵就下了狠心让她断奶，留在上海，自己不得不回去湖南工作，那时的单位根本不允许单身母親带着婴儿上班。

到了锅炉房工作，虽然那位令我终生感激的工人朋友于信臣，对我多方照顾，但活还是非常重，非常累，好在当年才28岁，正当人生体力上的顶峰，二人抬400斤锅炉片上跳板，修检暖气水管下地道，把暖气片组装成暖气包。干粗活、讲粗话，真正地与工人打成一片，他们正直、善良、富于同情心，他们咒骂时局，直言不讳、肆无忌掸地抨击“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

1969年9月，秋韵有了探亲假，先从湖南去上海，恰逢此时，妈妈不幸中风入院治疗。多少年我们担忧的事终于发生，我外婆在60岁那年悴死于中风，妈妈长期来都是高血压，中风病起时正好66岁。我心急如焚，向领导请假回去探母亲病，有电报为证，却遭到拒绝，理由不问自明，我还是一个有罪之身，“帽子”还在群众手里，你一走去探亲，还能跟几个人去监督你么？共产党的人权是温饱，让人有饭吃，你应该满足了。幸好上海的姐妹们奋力抢救，母亲病情稳定下来，但从此半身瘫痪。“文革”对她的冲击是病的诱发主因，家被抄，金银手饰上缴，又日夜担心当时也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二姐及我的安危。秋韵父亲是医院副院长，被打下来扫厕所、搓棉球，她母亲被红卫兵逼三天三夜，要她交出“金银细软”。我爸爸已年过七旬，受累于我的反革命，被召回工厂监督劳动。我父母双親还曾被罚，站在长板凳上，接受群众的批斗。二姐1951年参軍，1957年入党，还是被打成美国特务，“九大”时罚跪一整夜…。二个妹妹也受我的牵连，在各自单位里，被逼着要交出所谓我藏在她们那里的黑材料…。我们二家比起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虽吃尽了苦头，人还没死，还算是“幸运”的“文革”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