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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大约开始于公元前800年。其开国国君名非子，擅长养马，被周孝王派到渭河一带，管理马匹，其官职与孙悟空从玉皇大帝讨来的弼马温一样大，相当于红朝的股级干部。秦国位于现在的陕西西部，是周朝时中国的边缘地区，民贫国弱。秦人虽然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但因为与游牧人作邻居，喜欢与牛羊为伴，所以并不识得中原礼仪。中原文明诸国不肖与秦国往来，周朝天子也视其为夷，不给它的国君加封爵位。与南蛮楚国自封的国王一样，秦国的国君到了周朝首都，受不到上等礼遇，不能与周朝天子同席吃饭喝酒，不能在同一个厅里看舞蹈听乐音。他们上不了厅堂，入不了潮流。

周幽王为讨得宠妃褒姒的笑容，多次点燃烽火，戏弄诸侯。当首都镐京（西安）真的遭到进攻时，各诸侯国都没有派兵响应烽火的召唤，周幽王就被犬戎杀死在骊山。烽火戏诸侯是故事“狼来了”的历史精版。在骊山脚下，张学良软禁过蒋介石，有唐玄宗和杨贵妃泡鸳鸯浴的华清池，离池不远处，埋着几千名个兵士和车马。千百年来，数不清的宫廷美女，让温暖的泉水，轻轻地从她们洁白如玉的肌肤上滑落，展出一幅幅美丽撩人的画面，那些寂寞无聊的兵士们，是否偷窥过一二，有谁知道？史书记载的是，诸侯们不来救援，而秦国第六代继承人秦襄公却率兵抗敌。因保护周朝王室有功，被继位的周平王封为诸侯。虽被封为诸侯，在此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秦国仍然与中原诸国无太多往来，直到秦穆公依靠百里奚、蹇叔等辅佐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中原人才知道西边有个秦国。这些是公元前600年前的事情。

到战国初期，七雄中的齐、楚、韩、赵、魏、燕已经雄起，只有秦国还在一亩三分地里打转，仍被视为“夷狄之地”，没有资格参加各国会盟。公元前352年，秦孝公继位，力图恢复祖上春秋时的霸业，颁布求贤令，命大臣们贡献计策。在魏国没有混开没串红的商鞅，通过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后门，多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分别以帝道王道游说无果后，遂以霸道之说，晓以迅速富国强兵之策略，终于获得了秦孝公的青睐，出任左庶长。该职位相当于中原国家的丞相或相国，红朝的总理。

商鞅一上任，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按现代说法就是大胆改革、勇闯地雷阵。从徙木立信开始，到作法自毙，商鞅执政共十九年。他的变法，波浪壮阔，惊心动魄，从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到民风民俗，无所不及，让秦国全面脱胎换骨，由弱小变成强大。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商鞅是一位真正的改革家。学理工的我也觉得他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能把改革搞成功的政治家。在他的尸体被牛车撕裂、全族老小被抄斩后，商鞅的新法仍然得以继续，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其死后约一百二十年，秦王嬴政，兼并了六国，建立秦朝。秦朝按另一法家人物李斯的设计，实行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度，并把秦国的“法制”推向全中国。自此，华夏文明便处在帝王专制的桎梏中，民智越来越暗，今日为甚。嬴政就是秦始皇帝，长城、阿房宫、兵马俑是他劳民伤财的贴身标签。焚书坑儒的反人类文明行为，是秦始皇帝的另一杰作，它虽被万世唾骂，红朝太祖毛泽东硬说值得商量。理由嘛，“你懂的”。实际上，焚书倒也不是秦始皇的首创。

商鞅早年学习法家、兵家、杂家思想，后来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贬斥儒家学说，将儒家所推崇的礼乐、诗书、孝悌、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贬斥为六虱，认为国家必须去除六虱才能强大。他不是一般的贬斥，而是颁布法令焚烧了《诗》、《书》。

商鞅变法的第一力作，就是增加GDP。那时候没有什么工业或IT业，也没有华尔街的金融业或好莱坞的电影业，农业基本上是GDP的全部所在。因为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低，要多打粮食，就得多投入劳动力。于是，商鞅立法限制商业等，逼着全秦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去从事农业生产。五十余年前全中国几亿人口都去大炼钢铁，同出此辙。商鞅立法禁止私人买卖粮食，也不让农民从官家购买。红朝前三十年也是这样，粮店都是国营的，要凭粮票购买；不论灾年丰年，农民都得如数上交公粮，几十年却领不到一张粮票。所以，农民只得努力种地，争取做到上交完贡粮后，还剩下粮食养活自己与家人。商鞅还立令禁止农民接触知识，禁止各种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最终使得农民完全自愚自乐于耕田种地。

秦国的都、乡、邑、聚都是自然形成的居民点。为了维稳，也便于征兵，实行了“户籍相伍”制度，按五家为一伍作为基本单位将全国人口进行编制，不但禁止百姓自由迁居，还实行连坐，让居民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多家受罚。红朝的户籍制度，大概也源自于此，其城->区->街道办或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结构，与秦国的都->乡->邑类似。为进一步保证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国君周围，商鞅设法限制人口流动和信息的传播。他立下规定，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客舍；出行较远者及旅店的旅客必须持有官府印发的凭证，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后来商鞅被人告发谋反、为求生而出逃时，在秦国境内，都没能住上旅店，因为店主不认识他，他也没持有官方证件，按照他立的法律，留宿无证件的人便是犯罪，所以没人敢。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出远门，不管是公差，还是探亲访友，都必须要持有工作单位（或大队、街道办）的介绍信，否则，你便无法找到旅店住宿。不是旅游旺季客满，而是谁敢留你呀？没有电子网络，没有“爱疯”iPhone，禁止人口自由流动，便控制了信息的传播，保证了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也保证了君王的绝对领导。GDP老二的中国大陆，建立了比长城更长更高的网络墙，目的也是阻碍信息的自由传播。所以，商鞅也是中宣部的开山鼻祖。

商鞅变法的另一大作，就是明令军法，奖励军功。为鼓励士兵勇猛作战，他把士兵砍杀敌人头颅的数目与士兵获得的奖赏多少直接挂钩。奖赏包括土地和爵位。与奖赏并行的是惩罚。秦国的军队按五人为单位进行编制，战场上一人临阵脱逃，加刑于其余四人；四人中如有斩敌首级者，则免罪。赏罚十分分明，秦国士兵在战场上十分勇猛，当然也不得不勇猛。

以上两点，算是商鞅的富国强兵之城郭上的两个烽火台，远远不是他变法的全部。简而言之，商鞅奉行极端的功利主义原则，使用简洁实用的策略，颁布并强力执行十分严酷的刑法。他提倡以恶治善，用坏人来管理好人。商鞅的变法很快见成效：秦国国库里粮食堆积如山，兵也强，马也壮。这个迅速增强变大的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弊端是人性被扼杀，人文伦理道德被破坏。但商鞅不在乎这种长期的代价，他追求高效率，讲究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论是种地，还是上战场，普通百姓或士兵，都是完完全全的工具，他们得不到任何人性的修炼，享受不到高于生物人的必需而外的任何东西。所富之国，其实只是秦朝统治者们城郭；所强之兵，只是秦朝统治者获取更多疆土的杀人机器。这种富强，不是以民为本，自然不能够长久，只能是昙花一现。秦朝在大统一后的中国全面推行秦国的制度和律法，虽然文武两手都很强硬，但统治权仅仅维持了十六年，便是见证。

秦后的中国各个朝代，制度框架都沿袭了秦朝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结构，虽然律法和具体国策中都不同程度地揉进儒家或道家等不同于法家的思想观念，但靠愚民来维持政权稳定的做法，基本未变。从秦至今，生活在华夏九州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人（民），碰上开明有为的君主，偶尔能够活得有尊严；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活着。他们被愚弄，被奴化，他们忠于皇帝，热爱党，他们是良民、顺民和草民。在被挤压得无法继续生存的时候，他们中的陈胜吴广也会领头揭竿而起，但结果总是仅仅引发朝代名称的更替。竹竿甚至菜刀都不能成为作战武器，造反的门槛变得很高很高，红朝权贵为所欲为，无此忧虑。中国曾经是刘家的国，后变成李家的、赵家的、朱家的、八旗子弟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国。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国，一直没变成多数中国人的国，更谈不上所有中国人的国。这大概是民智昏暗的基本特征吧。中国的文明历史一直存在着至少两个版本，官家的和民间的。官方的历史记载着长城的宏伟壮观，民间却传说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悲哀。因此，即便以史为镜来观察现实，也往往同时照到美女和魔鬼。

秦朝制度的确立，基于法家的思想理念，其中包括人性本恶。法家与儒家的一样，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秦制的延续，阻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以至于在现代人类文明中，从科学、技术到政治、文艺，华夏文明的贡献，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与长城之巍峨形成强烈反差。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羞耻，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统治者，轮番不断地愚民的伟大成果。不可否认的是，从秦朝汉朝，到清朝红朝，虽然历经兴衰，华夏文明，却一直能延续了下来。苟延残喘也是一种奇迹。其中奥秘，本人没有能力深刻地探索和论述，此文也只是一点很简浅的反思，属于业余水平。张贴上网，旨在抛砖引玉。若能引发更多的博主撰写此类文章，便是笔者的荣幸。

半江红 201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