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最后的围捕 临毕业时同学们特别忙碌，除了做毕业论文学业上的压力外，各同学对毕业后的去向是心头一件大事，但是大家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虽然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狂热，经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大飢荒年的飢饿，同学们并没有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尽管以后的党内高层激烈的权力斗争，再一次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 大合唱《毕业歌》的激情 这时全系组织了一次歌咏比赛，我们年级天气专业班准备了几首歌参加比赛，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毕业歌》。《毕业歌》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他们也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毕业歌》是电影《桃李劫》的原创主题歌，此歌作于一九三四年的“九一八”事変后，号召青年走上救亡战场，歌词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对于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来唱这支歌，正是适当时机，来喧洩毕业前夕准备走向社会干一番事业的激情。大合唱的指挥由天气班的文艺委员李伯雄担任，他果然不负众望，把一班同学在比赛前夕就调教得个个情绪饱满慷慨激昂，结果比赛夺得了第一名，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毕业歌》的余音好象还在我的耳际荡漾：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 小校徽风波 一九六零年代初全国七亿人口，大学生充其量也就七十万，平均一千人才有一个大学生，正可谓是社会的骄子。我们那时每个学生都佩帯校徽，校徽上[南京大学]四个字虽是毛体，但伟大领袖并不是专为南京大学题写的，而是有人从各个不同时期手书中凑出的四个字。校徽作为出入学校大门凭证，门衞在校门口看着进入的同学，如没帯校徽就一律不准进校，执行得非常严格，校徽背面还打上没有重複的号码，如一旦丢失必须马上补办一个，并登报声明该号码校徽作废。 校徽于学生还有炫耀的意思，在校外帯了个校徽，说明你是大学生，似乎高人一等，很有面子，这种荣耀使我自我感觉良好。假期到家里，外出时虽无必要但总不忘佩带校徽，让别人知道你是个大学生。 校徽对学生是如此可贵，毕业前有些同学带头向系里提出，让同学毕业时自己保留校徽，作为五年大学生活的记念。这个提议很快遭系里否决，一律收回。同学们就自己联系一个做证章工厂，仿制一批比正规校徽小一号的记念校徽，几乎每个同学出资定制了一批。但这事很快被系里知道，并扬言要没收全部“非法”制作的小校徽，同学们得知情怳后很是生气，那时大家想都快毕业了，与系里对抗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对抗的结果终于达成妥协，这是系里第一次向我们年级妥协，说小校徽事下不为例，把巳制作的由系里“代为保管”，到我们毕业时再予放发。似乎又是我们学生的错，系里党总支永远正确的，当时有句话叫“墨索里尼，永远有理”！ 没有自由的春假 最后一学期的春假放三天，连星期天共有四天徦，离学校近的外地同学都想回家。学校则利用春假几天开运动会，就下令禁止同学离开南京。即使没有参加运动会的项目，而又不想观看运动会，学校还是不准同学离开南京。我们系里威胁说如果有同学“擅自”乘火车离宁，回来后一律处分伺候。我当时也是“擅自”离宁返沪同学之一，我们的正当理由是，既然学校放的是春假，我们就没有必要向系里请假，也没有必要告诉系里我们的去向，春假期间家在南京的同学，又不观看运动会而回家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不在南京的家呢？等我们在春假结朿后返校时，没过几天系里佈告栏里贴出处分公告，把我们在春假期间“擅自”离宁的几个同学通通给予警告处分。这是我十七年学生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行政处分，我们又一次碰到了墨索里尼，系里党总支“总是有理”。 最后的围捕 一九六三年夏，正当毕业班同学拍完毕业照，开完毕业宴，领了去工作单位报到的路费，告别相处五年的老师同学，告别承载太多记忆的南大之际，学校当局突然紧急下令，要求全体毕业班同学留下，当时没说留下干什么，但是动作之快，动作之极端，同学们预感到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南大南部生活区的汉口路大门和珠江路大门都派人镇守，见有携帯箱子舖盖卷的学生，一律拦截（非毕业班是否也拦截不详），当时有消息说，南大甚至派人到下关火车站去“劝阻”同学，让他们“自愿”返校。这有点象美国日本围堵中国，在太平洋设制的第一第二岛链和防空识别圈一样，同学们就插翅也难飞了。 杨韵倩和她的闺蜜李来英见从校门出不去，就将行李舖盖卷翻牆，那时围牆很矮仅二米来高，然后人一个一个从大门出去，牆外接了行李，还不敢去车站，就到杨韵倩在南大生物系当付教授的姨妈家去，暂时避一下风头。她姨妈住南秀新村，当时有不少教授都住那儿，杨韵倩本想那地很少有学生去，比较安全，不曾想她姨妈是一名党员，而且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党员，二个女孩不守校方的禁令，竟跑到她那里去避难，党员姨妈就立即把她俩送到东南大楼的气象系，似是大义灭亲，又象是在她的感召下，将二名”疑犯”送去自首，以求得当局的宽大处理，而那二个女孩还嘻嘻哈哈并没当会事，就回了南部宿舍区。回想五年前，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到站时，一群乘火车来南大报到的女生，正在气指颐使的对着一个工友模样的人，帮她们搬行李，等到开学后一次迎新大会上，才赫然发现，原釆这位任小女生支使的“工友”，竟是系的二号人物，系团总支书记，五年后快毕业的她们，不得象逃犯一样向系总支组织去自首，终于领教了他们的极“左”鉄腕! 痛恨个人档案袋 现在离开祖国巳二十五年多了，不知每人还有没有个人档案。当时个人从中学起就被建立起一个个人事档案，每调一个单位，人没到，个人档案就通过特别邮件先到了新单位，虽说是你个人的档案，却你是永远，直到你去世都无权看到档案内容的，谁是你档案的撰写人呢，就是你学习过的学校，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和政工干部。他们就是党，他们对你好恶就是党对你的评价，如果得罪了他们，就给你塞进一个你永远不知道的书面文件，如“此人不宜重用”，“此人限制使用”等等。“文革”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就把我在中学时的档案中，向党“交心”材料，什么“团天下”，什么“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等等，都拿出来作为以前我是漏网右派的罪证，尽管那时还不满十八岁。所以我是极其痛恨这种档案制度的。 说到毕业前的围捕，你完全可以说，大家都毕业了，走就走掉了，学校能拿你怎么样？你错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的个人档案还在学校手里，你跑往那儿跑，除非你跑到国外，可那时候有可能吗？于是全体毕业生都乖乖地回来，接受“党”给写你的，你自己又看不到的“历史”吧。 反“右”斗争又来了 事情的发展远不是嘻嘻哈哈，而是极其严肃的长达十天的大批判，从全校到各系再到各个班级，以及到每个个人，人人必须过关，对“反动学生”则要揭发加批判。彷彿又要进行反“右”斗争了 全校应届毕业生全集中在大礼堂，批判了三名”反动学生”，气氛相当紧张，但因年代久远，究竟批判了什么内容，已依稀难记了。杨韵倩记得有一外文系学生，曾是她高中同班同学吴银根，那同学在批判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对另一外文系同学，作声色俱厉的揭发加批判，但却掩盖着自己良心的煎熬，原来那被批判者正是他直到开会前几天，还是无话不说的鉄哥们，当年的知心话都被当作致命的炮弹轰向对方。听说那位被批判的同学，还是外文系的才子，后来送去劳教了，他的历史，被匡亚民们改写了。而吴银根同学则留校当了教诲学生的老师。 在大会批判中还有一位中文系的帅哥，他曾在过去全校活动中，担当主持人，无论是口才还是颜値均算得上是极品，女友也是南大顶级校花。批判揭发中除了罗列各种“反动”言行外，还说他在某次回家的火车上，偷窃人家钢笔被警察抓获，这个指责（真假难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金童玉女的一对从此劳燕分飞，他以后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就是各个系（即毕业的那一级）开展揭发批判，徐大海同学是年级重点批判对象，大海同学是气候班，原因是他父亲是个地道的日夲人，抗战胜利后他抛下妻儿，而自己回日本了，这成了徐大海重要的海外关係，徐大海在党的眼里成为列入另册的中国人，他还说过“上大学好象做了个梦”，这句话“好人”说了并不算坏话，可像他这种人说了，就成为批判的反动思想，于是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大概是对他的伤害太深，至今都不能释怀，每次同学会都不来参加，包括北京的同学会，虽然他一直在北京中国气象科学院工作。 轮到各班批判和揭发，就更具体了，其实我猜想年级党支部和班的团支部早就拟定了重奌“帮助”对象，不是重点的也不让你轻松过关。我当时不在重奌一列，这是因为我平时看来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实际上相当软弱，而对强权会变成一个卑微、畏缩的人。或许这是一种争取生存的手段，对当权者献媚，心里却憎恨到了极点。我在自我批判中，痛骂了自己一顿，就放我过关了。 重点揭发批判就放在龚家龙身上，我在南京大学生(五)飢饿的校园里略微介绍过，他是我班的生活委员负责食堂的饭票、钱票登记买卖、粮票、布票、糕点票、糖票等各色票証的发放，这工作既繁琐又极昜出错，并花去很多课外时间。他学习成绩甚优，毕业后我见过他的遥感图像处理的书籍岀版。他在校时好讲个怪话、发一点牢骚，说一些党不爱听的话，于是被确定为重点“帮助”对象，而在批判过程中，他又不真正地认错，开了多次会最后还是没能使他在结论上签字。系里压不服他，最后把对他的结论装入他个人的档案袋，这一段他的历史就由系和年级的党组织给写了。龚家龙同学在历次同学会上从来没有露过面，他的爱人丁碧君在二零零二年南大一百週年校庆时，出席过同学会，跟杨韵倩相见交谈甚欢，她也是大气物理专业，与龚家龙是同班同学，她曾与杨韵倩住同一宿舍，在十二个女生中最小的一位，操着一口细软的吴语普通话，是典型苏州小家碧玉。但愿他们的生活过得宁静安康，不再有人打忧。 你的历史由谁替你写？ 一九六三年毕业前时，郭影秋校长已调任北京中囯人民大学常务付校长，接替他就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是匡亚民，他原吉林大学校长，据说他在吉大任职其间在化学系娶了一个化学系教师为妻，当然是年轻貌美一类的。 郭校长在南大任内主要功蹟在于拨乱返正，他提出“坐下来，钻进去，填空白，攻尖端”，就是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乱，返教学科研正常秩序的正，这需要相当的策略、魄力和智慧的，又提出“教学相长”，重回尊师爱生的和谐环境，使教学和科研得到长足进步，用现在的话讲南大的软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匡亚民校长是在我们临毕业时才入主南大当校长来的，对他的政蹟不甚了解，据说一来就大兴土木，在教学区见缝插针，盖了不少大小楼宇。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东南大楼南面一片，原被称作南草房教室区，我们在南大五年中有一半时间在那儿上课，甚至考研的考场都设在那里。匡校长上任来第一批就拆除那里的草棚教室，铲平臭气冲天又人满为患的男女厕所，盖成了教学楼群。 毕业典礼上匡校长帯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讲话很激动很响亮，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他在会上讲什么话大都巳经记不得了，但有一句话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他说，“一个人的历史完全是你个人写的...”五十年过去了，到底谁写就了你的个人历史，引起了我的反思。 就拿匡校长来说，三年后的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不就打成“走资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这段经历，绝对不是一九六三年我们毕业时同我们讲的“一个人的历史完全是你个人写的...”，而是被一只大手写下了他的一段屈辱的历史。而一九六三年的他，却在书写南京大学毕业同学中的“具有反动思想”的学生的历史！ 别了南大！ 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朿了，一幅幅南大秀丽的景色，一个个同学阳光的脸庞，一位位老师谆谆教导的耐心，一处处坚苦奋斗过的场景，一桩桩喜怒哀乐的往事，都成了我亲切的回忆，五年的南大生活使我获得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使我体验了初涉社会的经验，值得庆幸的是我和杨韵倩确信我们获得了真爱。 在我将要结束”南京大学”(七)最后一节时，我甚至有一种当年离别南大时深深的伤感，什么都是最后一次了，包括这回忆录，别了南大！ 后记 我写”南京大学”回忆录，打算是写七章，到「最后的围捕」就收㘯，最多在第六章写个后记，写大家对回忆录的反应和我自己的感想，即准备结朿。 我把”南京大学生”各章节的连接传给了老同学们，意外地收到不少同学的囘信，电话。有些同学就在学生时代都不甚联络，直到这次给我发了伊妹尔，才想起。大家反应热烈，也补充不少事实，我都作为跟贴上载到《緃横大地》了。虽然这些回忆是我经过五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反映出的个人的人生感悟，与其说给我们这一代人看，倒不如说留给后代人读的，这好象我们这一代人，看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样。后人能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活、学习、生存的。但象任何事情一样，对回忆录内容既有赞成，也有不满，这样才构成一个真实世界的反馈。祇要写的是事实，给下几代人有警示作用，才不枉为回忆录的初衷。 作为个人的回忆录的一章”南京大学生”到了结朿的时候了。感谢各位老同学和网友对”南京大学生”的支持和鼔励，特别感谢各位的跟贴，并且由于各位读了”南京大学生”，能激起对南大的学生时代更多的回忆和怀念，我特别感到高兴。 今年是二零一八年，以”南京大学生”作为一题名章，是对南大气象系一九五八级入学六十週年的最好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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