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所就读的徐汇中学 初中篇 中国西洋办学第一校 1849年在徐家汇招收中国儿童开始讲学，1850年正式取名为徐汇公学。1931年定名为徐汇中学。坐落在明末大学士徐光启的故里徐家汇，它在中国教育史上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被誉为中国西洋办学第一校。1949年后，徐汇中学获得新生，1952年与天主教会脱离关係，1955年6月学校改为市立，并开始招收女生。 徐汇中学素以教育、教学严谨著称，形成崇尚科学、爱国荣校、个体发展的办学传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历届校友遍及世界各地。曾经在徐汇中学就读的著名校友有：教育家"爱国老人"马相伯、地质学家翁文灏院士、“近代雕塑之父”张充仁、中国原卫生部长陈敏章、主教张家树金鲁贤、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世界著名原子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周知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兴铭、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应试洛、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翻译家傅雷、现代作家叶辛、游泳世界冠军杨爱华、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博士、美国苏浙同乡会会长朱元忠等人。学校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在西欧、北美、东南亚有很大影响。 一九五零年代徐汇中学校大门(略) 我的初中 1952年秋我入学的是徐汇中学，在入学前我对徐汇中学的前世今生茫然无知，衹因当时我家遭遇火災，几乎倾家蕩产，父亲为我找到徐汇中学可以提供住宿的。一学年（二个学期）的学费是130元，住宿和伙食加在一起也是130元，初中的三年必须交纳这些相当昂贵费用的。 徐汇中学规模之大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整个校园有四幢楼，按建筑的年龄依次为光啟社(一百多年），老校舍（八十多年），西校舍（五十多年），以及新校舎（三十多年),各校舎之间有长长的走廊连接，各校舎之间有300米跑道和足球场的大操场，二个篮球场设在另外二个楼之间的广场上。这么大的校园我非常兴奋，在第一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内，我上窜下跳在校园里跑了无数圈，一星期的上下折腾，累得我浑身肌肉酸痛得人都动弹不得。 宿舍是“新校舍”四楼，整个四楼一统的大宿舍，初中来校住宿的二百多名学生全都住在一起，全是单人的铁床配棕棚。二百多个学生仅由一位菅姓小老头老师管理，晚上就在大宿舍边上一单间屋里住着。每晚八点晚自习结束回到宿舍，就在每个牆角拿回暖水瓶，这些暖水瓶不用学生去楼下开水房去冲水，而由校工挑水上四楼，给每个暖瓶冲满。于是二百多个暖瓶每隔一二天必然有一个打破，当砰的一声响起，就引来全宿舍人的一阵欢呼，我在六个学期中摔坏四个，这还是个平均数。九点半熄灯后，同学们就玩起了新花样，大家敞开了肚皮，用双手敲出咚咚咚的声响此起彼伏的，可邻的菅老头就东奔西跑地去阻吓学生的胡作非为，同学们发出阵阵哄笑。 当年的“新校舍”，整层四楼是一通的学生宿舍(略) 每个学期结束时，学生们就拎起铺盖卷“滚蛋”了。怎么滚法？我来告诉你，我们所称的行李卷，实际上是把铺的盖的加上衣服杂物统统打成一卷，用绳子结结实实的捆成一个卷，加上用网线兜装的洗脸盆和暖水瓶，走到新校舍四楼宿舍口，站在楼梯口就把铺盖卷一脚踢出，就自动滚下楼梯.上下共有六部楼梯，祇须踢六脚就把行李卷踢到地面了，大多数同学都这么踢，一时间也成为很壮观的场面。 住宿生的食堂就安排在小礼堂，八个学生一桌，设了二十多桌，把小礼堂挤得满满的。早上四个菜，中饭和晚饭四菜一汤，为防止同学抢吃好菜，就轮流分菜到八个盆子，为了公平，用转汤匙以汤匙柄指向来决定取盆菜的先后。早饭是四小碟酱菜和油炸花生之类，差别很大，就二人一组分四组，还是转汤匙按汤匙把指向决定那组优先挑选最好的一盆菜，余下三组按次决出。我国在1955年以后才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城市居民粮食才开始定量，憑粮票购粮或在外用粮票吃饭。所以在1955年前我们在食堂吃饭，还没有使用粮票没有限制吃饭，有些同学故意说还没吃饱，校工像侍候小少爷似的，想尽办法在大饭桶里添加使学生吃饱。我们特别喜欢吃油炸锅巴，所以时常喊不夠吃饱，于是经常能吃到油炸锅巴。 第一学期我完全放任自流的玩下去，期末考试的成绩竟有二门功课不及格，第二学期就不那么玩成绩有显著提高，第三学期期末考试时想拼一下，在考前的那几天偷偷地起得很早，我们称为“开早车”在那个菅老头找不到的地方温习功课，结果起得太早白天就昏昏沉沉，期末考试成绩又退到较差的状态，还没达到学习稳定程度。以后学习成绩缓慢进步着，到初中升高中时，居然以三比一的升学率，升入了已改制市立的徐汇母校了，以后再不用交每学年昂贵的130元学费了。 徐汇中学名声很大，名气却不怎么样，学生纪律学习成绩则比起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以及育才中学还是有较大差距。学生间打架还经常看到。那时国家政策鼓励华侨华人子女到国内求学。上海的学生就欺凌外地外国来的学生，一天晩上，又发生了冲突，我们跑过去看热闹，那被欺负的是位泰国的侨生，想象不到的是他忍无可忍一发飙就把欺负他的学生一顿暴打，有同学看出他用的是泰拳，从此同学们亲眼领教了一下的快拳，再也不敢碰那身怀泰拳的泰侨生了。 江北大世界和林蔭大道 学校对住宿学生管得很严，进了校门一周內就不允许出去，不过学校同时也有许多走读生，我们住读生混在中间有时也可出去无目标地晃悠。学校对面就是“江北大世界”，类似北京早年的的天桥，有杂耍的，有变戯法的，有卖跌打损伤药而练些拳脚给我你看的，还有一边唱一边卖梨膏糖的…。有一老外还带一个翻译，专卖烧伤药，带个小皮箱一支，老外讲外语老中就翻译，说着就点燃打火机把一个手指烧了，接着把烧过的手指浸在倒了烧伤药水，一会儿手指就全癒了，手指留着燒焦的痕迹，但我却怀疑他们两人就憑卖这药水能生存？1958年大跃进中这江北大世界场地连附近的上海龙鬚沟-肇家浜一起改造成为第一条号称林荫大道的马路，再往后以徐家汇为中心的大批商厦楼宇拔地而起成为近三千万人口上海大都会中几个商业中心之一了。 初中三年级快毕业时，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中学生毕业前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班指定两名学生参加在市委礼堂举行的全市初中毕业生代表大会，我是其中一名，感觉到光荣和兴奋，开完会就在班里传达五分钟走走过场就算完成了作为代表使命。但真正使我们担心的是，从此就必须担心失学，担心到到农村到边彊去，担心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而从这年起“上山下乡”，到了边彊生产建设兵团等，就开始成为城市“社会青年”(“文革”时期才改称为“知识青年”)成批离开上海，走上与家人分离的人生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