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我被揪出

“文革”中正常人的性格發生了極大異化。不少所謂“出生好”的人，從來沒有獲得如此大的權力，這些人毫無道德底線可言，對於“牛鬼蛇神”可任意訓斥和打罵污辱。而另一批人無論是出生，比如“剝削階級”，或是社會地位，比如知識分子，“臭老九”，在“文革”中很識相地自動萎縮到社會的角落,但是總有一部分不識相唐·吉柯德式的人物，要為“真理”而鬥爭，終將撞得頭破血流，我就是其中一員。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我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現行的反革命罪行是，我正在看《詩刊》，有個叫韓樹庭的打掉我手中的《詩刊》並說，不看毛主席著作看這玩意兒幹嗎，我惱其打落手中《詩刊》，就脫口而出“毛個屁”。三個月後那人成了我的對立派，把“毛個屁”作為我現行反革命的罪行揭發出來，我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兩次挨打耳光

第一批針對我“現行反革命分子”揪出的大字報出籠，隨即召開首場批鬥會，記得在航空護林局的大食堂里開的。現在首場批鬥會已過了五十多年，很難記清當時的“盛況”，第一次當眾挨打耳光，打人者是個工人，平日裡遊手好閒，張口閉口滿嘴都是下流話。我挨打的理由是，在批鬥中列數我許多“罪行”中，有一條是“打擊貧下中農”，於是那廝衝上前台啪啪左右開弓就是二個響亮的耳光，我平生成年以來，第一次遭到毒打，我祇是喃喃地說你怎麼打人呢！那廝惡狠狠地說打的就是你這王八羔子。

說起“貧下中農”我非但沒有打擊過任何貧下中農，反而還幫助過他們。僅舉一例說明，一九六四年我在瀋陽因病住院，一天有人在走廊里哭泣，模樣像是一位農村來的中年男子，過去細問之下才知道因為農村里沒有糧票可發，到城市裡如要住院之類事只好餓肚子，一九六四年當時糧食定量還比較緊張，但是在城市裡比起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期間改善多了，我當即把手頭上僅有的十幾斤糧票給了他，他以為我是販賣糧票的，掙扎着要把自己為數不多的錢給我，被我婉絕。之後他回農村由生產大隊給我寫了感謝信，我認為小事一樁沒告訴領導，也就過去了。

第二次遭毆打是在一個深夜，那時發電廠發電三天打漁兩天曬網，一到夜裡就停電，“革命群眾組織”的頭頭就利用黑燈瞎火的來審訊我，以期得到他們所想要的口供。三人在一間小屋內審訊我一人，這之中一人叫張君壽，雖是造反派頭頭，他象床舖底下拖出的黎元洪（北洋軍閥的臨時總統），當頭頭完全是歷史的誤會，心裡雖然反對我們一派，但是做法上還是留有餘地；另一個是北大畢業叫胡民臣的，對業務是少有的無知，同他結怨是在“四清”運動後，我很被動地被領導提拔為課題組長，我畢業才二年余從沒爭過當頭，而他比我早畢業一年，年齡比我大四五歲，卻沒有提上，就遷怒於我，“文革”就有了報復的機會。另一位外號為“跳蚤”的叫宋惠祥，他是咬了別人而被咬人還找不出是誰咬的，此人過去因亂搞男女關係而受過處分，在單位里也就當個小管理員的差使，此人一貫維護領導，有幾次在會上我揭了他醜惡老底，從此便有了過節。

這次審訊目的是要我“咬出”另一個我的朋友，並要我指稱說他是我的後台。該朋友叫王賢祥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畢業，有家庭歷史問題，他父親在1951年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中被處決。象這樣岀身的人平時謹小慎微，生怕哪兒說錯一句或做錯一點，被人抓辮子給個人帶來麻煩，輕則遭批判重則把“帽子”給你戴上。平時他對人話不多，卻時常對社會問題進行相當深入的思考，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毎件事腦子轉得比誰都勤快。我同他是很談得來，文革期間沒有什么正經的工作干，於是我們就天南地北的什麼都聊，他也是被對立派所討厭的人，比我更甚，因為他們認為他躱在後面出餿主意，我祇是跳梁小丑。那一睌就逼我“招出”我的一切“罪行”，都是他在後台出招，我在前台表演的。我堅持說我的行為是我的思想造成，不是他的主意。這樣反反覆覆逼我好幾次，他們就不耐煩了，胡民臣就首先動手，搧了我二個耳光，那個被我們稱他為跳蚤宋惠祥隨後就操起拖布把，正要向我後腦勺橫掃過來，被張君壽制止。我當時就喊了一聲“你們怎麼打人了呢”。此情景正好被關在另一間的局裡業務處處長周爾正聽到，以後周的證詞就成了他們打人暴行的證據。

縣城批鬥遊街“坐飛機”

在我單獨禁閉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期間，有天早晨還沒讓我們這幫牛鬼蛇神吃上早飯，就由三個“牛鬼蛇神”乘一輛卡車，毎人由二位革命群眾押着，共約五六輛大卡車（時稱解放牌卡車），向着十四公里外的嫩訌縣城駛去。給“牛鬼蛇神”們預備好毎人一塊大木牌，約六十乘四十厘米見方，上面寫着各個“牛鬼蛇神”的罪名，如對老幹部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的一塊牌子則寫上“資本家孝子賢孫、現行反革命分子”，還有其它五花八門的稱謂，反映了“革命群眾”的巨大創造性，這裡就不再一一羅列了。

車隊開到嫩江，就在僅二層樓的百貨大樓的對面，縣文化舘前的空地上擺開陣勢，由二輛大卡車尾尾對接搭了一個舞台，“牛鬼蛇神”在台上被迫掛着沉重的木牌低頭彎着腰等待批鬥。輪到批鬥時還進一步把腰彎到極限，再把雙臂反剪到最高，這在當時流行說法是坐（噴氣式）飛機。輪到我時，上來一位北京大學新分配來的二楞子（雖然他年紀比我大三歲），說你這個小爬蟲，我什麼人沒見過？聶元梓、蒯大富什麼的！說時遲那時快，他把我左臂從後背向上高高拉起，並用力把手腕再轉一個九十度，口中並惡狠狠地說，讓你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感謝我的爹媽生就我一付好身骨，使我手腕経過如此酷刑後還不被折斷，但是足足有二年時間一直在恢復中。

批鬥大會完了之後，車隊帶着十幾個“牛鬼蛇神”，在嫩江縣大街小巷遊街。事後我想如果遊街結束，再馬上拉到刑場就地正法，這十多條性命就此終結了。這在草菅人命的“文革”是十分平常的事，全國有多少城鎮，就是這麼殺戮無辜的，幸而這樣的事那天沒有發生。

      連回來照樣是卡車仍有二人押着，這時經過幾小時批鬥，又是連早飯都沒有吃，幾小時滴水未進，實在是精疲力盡了，加上一塊木牌掛在脖子上越來越沉重。幸好二人之一（後來成了我的鐵哥們）趙榮弟和廉明啓，用他們的腿部支撐着我快要倒下的身軀，終於使我堅持回到了局裡。

      廉明啓後來成為我紅外探火研究室的一員，其本質是好的雖然當時在我的對立一派，並擔承所有批鬥和罪行材料核實會的記錄，因為他出身貧苦農民家庭。趙榮弟一九六六年從瀋陽空司下屬瓦房店機場地勤轉業，文革後成為黨委委員，很快成為我的無所不談的鐵哥，二家關係也很密切，他前任夫人楊春紅說得一口大連話，高挑的身材人也長得十分漂亮，可惜一九七九年十月，紅顏薄命，不幸過早離開人間，逝世時才四十多歲。

有人自殺了

開始被揪出的一個多月我是單獨關在一個單間，屬軟禁可以自由出入小屋如廁或上食堂吃飯等，在夜裡則有專人鎖住房門，到早上才由專人開鎖，白天必須耽在屋內寫交待材料和反省。有一天全所開會核實我的“罪行材料”，一般要持續進行三個多小時，往往長時間垂手站立，弄得混身麻木，尤其手部充血，直到指尖麻木。可那一次核實材料才進行到一半，突然喝令，你下去好好反省你的罪行，今天就到這兒。又喊了幾聲口號什麼“金繼忠對抗革命群眾，死路一條”。下去後再也不讓我回到原來關我的小屋，關我的新小屋窗戶用木板完全釘死，二十四小時專人看管，小屋關押升級了，於是吃喝拉撒睡全要報告得到批准才能進行。

      後來對我看守稍有鬆動，才聽說那天航空護林局出了大事了，一位十四級業務處長馬超（已被揪斗）在自家三米深的菜窖里用跳傘的傘繩上吊自殺了，此人生性剛烈，受不了平時是下級的廣大空降兵戰士的羞辱，扔下愛人和二男一女未成年的孩子，做了革命的“叛徒”（當時對自殺者通行的稱謂）。這名處長也有傳奇般的經歷，曾跟隨老紅軍將領何長工作為警衛員走過長征，相傳有一個笑談，說是何長工的隨軍老婆在路上生孩子，為了及時曬乾，內褲內衣都掛在行軍路上的小馬超身上。

      “文革”給全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就以遠離北京的黑龍江西北的北大荒，東北航空護林局僅三百多人的單位，就多達三十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佔10%還多，自殺者三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一。一位卡車司機自殺可能被懷疑有歷史問題，被迫在局裡大汽車庫上吊自盡。另一位忘了姓名的工人，也用自殺結朿了自己的性命。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局揪出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後不幾天，他不滿十歲的兒子也被揪岀，因為懷疑在子弟學校的廁所內書寫反動標語。那時我和韻倩仍然兩地生活，她所在的湖南零陵地區氣象局三十多人的小單位，竟有十四人被當成階級敵人給揪出來，“文化大革命”已經把全國人民搞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