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祖父到汉口的前三十年，正值满清和民国交替的动荡年代，不禁让我追溯起当时的风云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第一个在我脑中浮起的就是大清封疆大吏，纵横捭阖般的传奇人物张之洞，1889年卸任两广总督，调湖广总督后，直至1907年返回京城升任军机大臣，近二十年来基本上一直坐镇汉口。这段时间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政局波云诡谲，也是摆脱旧制，采纳新政迎合世界文明潮流最关键的时刻。尤其是在1894年的那场甲午战争中，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败给日本后，清政府被迫签署了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了历经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继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后，满清后期的主要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此刻一定心潮彭湃，感叹不已。

我很喜欢≤哈珀≥杂志，薄薄的一本，却政治，经济，诗歌，摄影和漫画等艺术体裁的文章包罗万象。≤哈珀≥还是美国本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850年6月。在它长达160年之久的文献库中我查阅到了一篇署名Walter Edward Weyl（1873-1919）的文章。Weyl是毕业于伏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曾考察了上海和汉口等地，并于1918年在≤哈珀≥的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The Chicago of China(汉口：中国的芝加哥)的报道。文中透露了从未被国人所听闻的有关张之洞汉阳铁厂的轶事。

张之洞是1884年中法战争的主战派。战争结局虽无胜负，但因国力虚脱的清廷还是签署了不平等的中法条约。有感于提升国力必须先发展工业，张之洞才积极投身于于洋务运动。当时他在广州迫不及待地向英国引进整套最先进的炼铁设备，据清朝海关的文件记载，由于炼铁设备因矿质而异，英方要求提供铁矿样品。当时广东根本没有什么铁矿，哪来样品？张总督脸一沉，对下属说，少废话，把厂子运来就是了。英方无奈，同意卖给中国一套仅合适常见铁矿的炼铁厂，但有言在先，因异质铁矿而引起任何差错，一概不负责。说来也太巧了，当英方发货时，张之洞被调往汉口当湖广总督，经过勘探那里不仅有丰富而优质的铁矿（大冶铁矿），还发现了煤矿（萍乡煤矿）。不久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其规模在亚洲首屈一指。它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早七年。

如果张之洞在历史上仅留下操办汉阳铁厂的一个痕迹，后人都会以为他个性急燥，处事鲁莽。然而张之洞在政治上确是个十分负责和稳健的人物。甲午海战的战败震惊全国，好似一帖清醒剂，使朝野有识之士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切肤之感：新政不纳，国将消亡。其中有两位最关键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康有为，另一个就是张之洞。

张之洞和康有为都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不但受过精良和系统的教育，而且勤奋和聪慧过人。家父都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因此他们从小深知农民起义对国家社稷的破坏力，痛恨自下而上的暴民政治和杀戮。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文化背景都基于传统的尊儒，所以在主张维新和西学的同时也强调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康有为的两篇振聋发聩的巨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也主张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本施展西学的蓝图。

我自中学时就信奉保守即革命的理念。知道自尊的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进步和世人的敬重。所谓社会制度和物质财富虽至关重要但更不外乎是种包装和修饰。因此国家的进步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绝无拔苗助长的可能。康有为和张之洞虽有共同的理想，但他们的诉求方式却大相径庭。张之洞注重教育，推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遣派留学生、编练新军，建立高等学堂和工农职业学校；他同时大兴工业，如冶金，军工和纺织业等。难怪当时的武汉成了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教育和工业发源地之一。张之洞苦心经营18年的武汉为辛亥革命带来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不久维新派的学会，学堂和报馆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到了1898年达300多个。有人说，如今的14亿张嘴都被贴上封条的“共和国”，其政治文明还远远不及垂死的晚清帝国。此话千真万确。

由于当时的帝师翁同龢的引荐，光绪于1898年的6月11日决定改变旧法，施行新政并将官衔仅六品的康有为提拔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四品大员。然而康有为乃一介书生，缺乏政治谋略和经验，以为天子一声号令，中国的复兴,实现君主立宪的宏图便指日可待了。在短短的103天（又称百日维新）里敦促光绪颁发130多条诏书, 变法浪潮来势凶猛，特别是其中一些行政变革的措施，如废除朝廷闲差的条文，触犯了保守的军机处，即清廷中枢权力机关，使得本对变革持默许态度的西太后突然改弦易辙，软禁光绪，追杀维新人士。

任何重大社会改革的前提乃取决于国情或民众的诉求，过分超前必将适得其反。据说当戊戌变法六君子在1898年9月28日被推上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问斩时，吸引了几乎是全城的市民，其中不乏逛庙会似地看热闹，更多的是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死有余辜”，也有的已是口水满面，迫不及待地等着嚼吞人血馒头。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却留下青史。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自上而下的贵族式社会变革，遗憾的也是最后一次。康有为虽一生积极推行维新和西学，却由衷地信赖和赞美自己的文化乃“夫孔子之圣，惟天为大”。在与西方列强的互动中显得软弱无能的清廷并非表明中华古文明的衰亡，而是没有倾注入新的生机让其滋润而发扬光大。曾有西方史学家兴高采烈地把戊戌变法赞扬成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萌芽。然而随后的一系列社会演变，特别是从五四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把早被西方所唾弃的共产主义拣来当作救国真理后，使这种愿望彻底成了泡影。

图1，康有为从未问世的真迹。 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感慨地赋有一诗“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诸帅射王敢传檄，群僚卖友竟称兵，晋阳兴甲何名义？张柬无谋召丧倾。信义云亡人道绝，龙祣收影涕沾缨”。后抄录送给他的十大弟子之一，邝寿民，外公的挚友和亲家，即我姨夫的父亲。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件奇迹，可谓“回光返照”。那就是辛亥革命，因各派政治力量，如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的妥协以及满清的铁杆保皇张勋的从中周旋，宣统皇帝虽被拉下马，但乃能养尊处优，幽居故宫。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的帝制到共和的不流血和平过渡。这才是中国人的骄傲，原因很简单，辛亥革命没有农工或暴民的破坏性参与，否则中南海将是一片火海。

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漂泊异乡已有十余年。与被吓破胆的黎元洪当临时副总统一样，孙中山成国父也有偶然性。孙中山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崇拜洪秀全，后来为了对抗袁世凯，竟然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土匪白狼（或称豫匪）结盟为友。为此不难想象他崇尚暴力和浑身的嗜血腥味。他所组的党犹如黑社会的帮派组织，对新党员要求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本人，可见孙中山难以控制的权欲。

1913年国民党的总理人选宋仁教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此案涉疑袁世凯的幕后策划。孙中山不顾党内以黄兴为代表用法律的手段寻求政治解决，而是断然使用武力和杀戮,这即是所谓二次革命或第一次北伐。在当时的民国，封建帝制才结束不久，百废待兴，议会政治有相当的难度，但已逐步纳入正规。譬如此年3月3日袁世凯精心策划的《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轻而易举地在参议院被占多数的国民党所击败。

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后，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另立一个中华民国政府，当上（伪）非常总统。尽管孙中山好话说尽，献足殷勤，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根本不予承认。不顾蔡元培等二百余知名人士通电请求孙中山停止暴力北伐，但他依然一意孤行。正当北伐紧锣密鼓准备时，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了冲突。陈炯明是个儒将，秀才出身，早期曾参与黄花岗起义，民国初期又主政广东，为官清廉，深得民心。也是他在1920年底把孙中山从上海请回广州当上了非常大总统。

陈炯明始终对孙中山的北伐不以为然，因为反对中央集权，主张更加适应国情和传统的“联省自治”，即美式联邦制。孙中山把这视作叛逆，后来矛盾激化，他曾下令炮轰广州，造成多名百姓伤亡。为此胡适感触地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如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只知道陈炯明因背叛孙中山而被钉入耻辱柱上。难怪受过西方教育的蒋家后代连蒋介石的日记都交付给外国人保管，因为国共两党都是篡改历史的高手。

陈炯明的反目使得孙中山失去了国内政治势力中所有依靠，再加上西方的民主国家从未把孙中山当回事，要实现其政治野心，只能投向二十世纪，那个被里根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广东事变之后第7天，孙中山即迫不及待地与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中国回忆录（1921-1927）》。

1956年美国出版一本专著《China and Russia》，详尽地讲叙苏联如何利用孙中山直至全面赤化中国。苏俄十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曾于1918年11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阐明苏共的使命是唤起东方的被压迫人民，用革命的方式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但苏维埃政府乃把赤化的重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和匈牙利。一年以后这种企图彻底失败。不难解释，共产主义犹如瘟疫，只有在病态的社会和缺乏免疫能力的民族中才会滋生和传染。此时此刻苏联政府才理解斯大林的远见,从而以对华的加拉罕宣言（Karakhan Declaration）为诱惑，先给中国一点小小的甜头。

1920年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在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第四款中，重申“支持落后国家反对地主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农民运动，竭尽全力给农民运动包装一个革命的名义，最终帮助农民和所有被剥削的阶级建立起苏维埃。”孙中山的山穷水尽正好给苏俄带来千载难逢的契机。源源不断的卢布，枪炮，弹药和富有实际经验的苏共军事和政工人员来到中国为孙中山所用。同族间自相残杀的第三次北伐就此打响。

政治本身是一种妥协，尤其是在处置党派矛盾中更应采用理性，和平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后，中国本应开创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暴力取代一切的做法彻底毁灭了合法和理性的政党政治。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农民革命，但他对往后的毛皇帝的农民暴动必须承担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如果美国人以人品，气度和对国家的贡献选华盛顿为国父，那么中国人“国父”的标准也实在太cheap了，或许我们希望像数千年前的金字塔一样，为他造个宏伟的陵墓（中山陵）把华盛顿比下去。

知书达礼，反之不知书不达礼.农工永远是启蒙，热情关切和扶助的对象。他们一旦卷入“革命”立即成了杀人放火的暴民和炮灰。农民造反就算成功，得益的也绝非是他们，充其量只是换了个“主”重新骑在他们头上。1949年的那场农民暴力革命就是活生生的教训。为何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工总是容易被既无物质资源又缺政治资本的政治流氓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读书人卑劣的人格。他们历来是权势者的附庸，在统治者面前，鲜有为弱势群体代言和呐喊的胸襟。2008年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仅提出查明“豆渣工程”的元凶如此起码的诉求，就立即有御用文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含泪相劝”，难道他不知道如今的“人民公仆”已把整个国家的便宜都占尽了！如历史上靠杀人起家的皇朝一样，当今独裁者视钱财权势，既得利益高于一切，工农的利用价值已尽，一旦中国大地上再升起一个“红太阳”或“大救星”什么的，当年的“革命依靠对象将是他们的掘墓人。可怜的中国又将开始新的一轮恶性循环。

撰写祖父的毕生经历，好比是看一部已知收场的电影，心情自始至终是压抑的。要是祖父有先见之明，早知1949年后中国将发生人伦，是非和传统道德的颠倒，他就应该卷起铺盖一走了之。可惜历史没法倒流。

自从祖父的“扬子百货”开业后，因善于经营，尽管不断添子加丁，家庭负担加重，日子乃属小康而且也颇有结余。祖父并非满足现状，心里却盘算着下一步的投资。1924年他用了三万余两银元的积蓄，在处于汉口租界黄金段的洞庭街买了一块地，打算建“扬子百货”的分店。但不久取消此念。

一个多世纪前汉口百姓的文化娱乐方式虽不屑一顾，但因开埠也开始急剧转型，戏剧或曲艺从豪门，达贵望族的私人会堂开始进入茶园走向民间。1912年，汉口出现了第一个正规的剧场，从此，茶园或茶楼小规模的戏场逐步消失。舞台上的传统戏虽有内容，但大都粗俗，戏班子的背景也不乏是目不识丁的逃荒农民。开放的社会无疑需要一种高雅兼有艺术和教育意义的现代化娱乐形式，这就是电影。

电影传入中国约在清末，因电影放映机在慈禧太后70寿辰庆典上发生爆炸事故，而被朝廷视作不祥之物遭禁。民国后1912年汉口法商在租界建造了第一个电影院，以后二十年中又有近10家相继落成，但大都是外资或从外商手中转让的。由于电影娱乐兼有商品和精神两重价值，再加上消费层面广，利润丰厚。祖父是个很精明的商人，决定在洞庭街购置的那块地改作投资经营电影之用。

1930祖父委托明巽建筑公司承包建造电影院。明巽建筑公司是武汉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华人营造厂，原名是明锠裕营造厂，是祖父的同乡（浙江定海人）周昆裕于1898年创办。武汉不少有名的建筑工程，如英美烟草公司，武昌震寰纱厂和汉口西商跑马场等工程均有该公司承建。祖父共投资八万银元（想当今天的人民币近千万），其中包括土建费，1100个座椅，水暖设备以及一对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电器工程（Western Electric ）制造的Simplex 35毫米放映机。电影院于1931年2月正式竣工，取名“上海大戏院”。六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也兴奋不已。建院时六叔才5岁，还是个调皮的顽童，整天工地上玩耍，看着这玩意一砖一瓦地拔地而起。

图2. 1931年7月，开张半年不到的上海大戏院遭汉口历史上最大水灾所淹的情景。

前排右起第三是我二伯伯。

图3，上海大戏院建成后，父亲也凑热闹在戏院门口留念。

经营电影院似乎简单，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上海大戏院属头轮影院，在汉口的地位相当于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祖父虽不熟悉电影业务，特请上海的东海大戏院的老板陈润楚当顾问，

自己任经理，管理戏院的日常事务。上海大戏院是当时汉口仅有的三家专放进口影片的影院，因观众受教育的层次比较高，祖父特别注重服务态度和清洁卫生。据记载，仅领票和清洁工就达21人之多。由于电影院周末照常营业，祖父一年发放14月的工资以弥补假期上班。员工平均月薪是30银元，相当今天的人民币约3千元。

祖父采用的放映机是在汉口最好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维修的开支很高，一旦机器发生故障，非请驻上海的美国工程师不可，除了每天20银元的修理费外，还要负责车马费，饮食起居全包。为确保技术垄断，修理时影院任何职工还必须回避。

除了这些开销，祖父还必须应酬国民党的军棍，党棍以及地方上的恶势力。1933年9月的一天，汉口警备司令部有两个军官前来逞凶，欲不买票看电影而与检票发生冲突。第二天司令部派兵封戏院并当场逮捕20多名职工。祖父被敲3000多银元，结果还是捞个减轻处置：影院停业一星期，两个售票员各吃一个月官司，事情才算平息。为此祖父不得不聘请柴海楼作后台老板，以调停此类纠纷。柴海楼的公开身份是汉口房地产业公会理事长兼中山区区民代表会主席。不过到了1949年，祖父才知道国民党时期的恶势力与共产党相比，简直是无痛也不痒！

尽管电影院的日常开销很大，以及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由于祖父善于经营，颇受美国影片公司的信赖，上海大戏院不必通过片商的中介可直接向7家好莱坞电影公司（除米高梅外）拿片源。为适应中国观众，祖父愿出重金聘请第一流的翻译。由于片源足，放映设备出类拔萃，再加上座位舒适，中文翻译字语漂亮易懂，不久上海大戏院在同行业中独占鳌头。

当时在汉口的进口影片每年约有300多部。选片很有风险，一旦冷场，戏院就要赔本。我二伯伯把关选片。二伯可谓是博览群书，早就听父亲说起他的文学和英语程度是全家最棒的。二伯去世后有一本特大的精装韦伯（Webster Dictionary）英文大字典留给了我们。在当时，除了大型图书馆，很少能见到体积如此大的英文大字典。我一直把它视若珍宝。如有同学来访，我就会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1966年被一群来抄家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当作四旧毁了。字典仅是一本工具书，依然躲不过共产党的“光芒”。为此我难过了好久。

当我查看上海大戏院1931年放映记录时，惊讶地发现“风流寡妇”（Die lustige Witwe）竟然是当时的热放剧目之一。此刻从心底里佩服二伯的鉴赏力。出生于匈牙利的澳大利作曲家弗朗兹·雷哈尔(Franz Lehar 1870-1948),一生写了三十多部歌剧，其中最辉煌的就是“风流寡妇”。故事发生在欧洲小国Pontevedro驻巴黎的使馆内，伯爵丹尼洛与漂亮而放荡女仆汉娜破镜重圆的同时，又使财政频于破产的小公国得到一大批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轻歌剧。

作为歌剧组曲家，雷哈尔的名望远不如大师级的瓦格纳，威尔第，甚至还排名在罗西尼和多尼采蒂的后面。当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瓦格纳的由四部歌剧组成的长达16个小时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时，仿佛是在聆听一代宗师的布道，感到兴奋，恍惚，甚至神经过敏，担心疏忽内涵宗教，哲学和神话寓言的每个音符，每句唱词。然而“风流寡妇” 题材轻松，剧情中有点阴谋，男女间也有一些行为越轨或节外生枝，但毫不出格，再加上旋律优美，芭蕾舞姿动人，场面艳丽，确实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可谓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现代音乐剧的滥觞。难怪用哲学来写交响乐的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也对“风流寡妇”赞口不绝。我收藏了两个版本的DVD,一个是由1988年澳大利亚歌剧院Sutherland主演，另一个则是由旧金山歌剧院演出的2010年新版蓝光DVD。毫无疑问，蓝光技术使得“风流寡妇”娱乐价值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风流寡妇”于1905年首演，就获得了破纪录的成功。成千上万次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以各种语言上演。它的“Song of Vilja”让人如痴如醉，其主题圆舞曲的华丽程度也绝不亚于施特劳斯的作品。20年以后，即1926年底歌剧 “风流寡妇” 被移植到电影，而且还是无声的，可见此剧的魅力。上海大戏院也赶上时髦，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演出歌剧的水准，但二伯还是让汉口人与世人一起饱享眼福。电影“风流寡妇”也深受欢迎，1952年，1962年又被重拍两次。

图4，1926年无声电影“风流寡妇”的广告

汉口民国时建造的电影院如今仅剩两家还在启用，上海大戏院就是其一，因为它的建筑出于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家之一卢镛标之手。祖父不懂建筑，却具慧眼，请了卢镛标设计上海大戏院。卢镛标是中国Art Deco建筑风格的代表人物。Art Deco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源于巴黎的一种建筑设计艺术流派，被当时翻译成装饰艺术风格。它是以对称的线条，极强的包容性，灵活的装饰和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很快在全世界流行，从而取代了同样是起源法国的Art Nouveau的建筑风格。

在汉口（或全国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Art Deco建筑，同样是卢镛标的杰作，即四明银行汉口分行大楼（现被列为武汉重点保护的文化历史遗产之一）。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出资的民营商业银行，建于1908年9月11日。上海大戏院和四明银行大楼的建造几乎是同步，祖父因与卢镛标的业务交涉中结识了一位永久的挚友，他当时是四明银行的雇员，后来成为国货银行总裁。祖父的新交决定了我今天的存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