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死于非洲的瑞典人
——怀念哈马绍
茉莉
每周一次，我和玛格丽达在东街那个咖啡馆相聚。我们中、瑞两个民族的女人意趣相投，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前次聚会时，不知怎么聊起了非洲，谈到非洲从西方殖民者手里获得解放之后，几十年来虎去狼来的现实。
玛格丽达突然说：“要是哈马绍还活着，非洲不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处境。”是吗？我沉思起来。那位去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的瑞典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绍，在遥远的地方隐隐闪现。于是，我们都去图书馆找有关哈马绍的书籍阅读。 玛格丽达关心的是哈马绍的成长经历，一个“妈妈的小男孩”，怎么成长为一个服务世界的官员。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家庭。父亲亚尔马·哈马绍在任省长和国会议员期间，正逢瑞典的附属国挪威闹独立，他主持了与挪威人的谈判，于1905年和平地解决了两国分家的问题。1914年至1917年，亚尔马曾任瑞典首相。 然而，这位严肃的原则性很强的父亲，却是一个不常归家的工作狂。住在乌普沙拉古老的红色王宫，目睹母亲的寂寞与忧伤，幼年的哈马绍从小就学会关爱母亲。这个孝顺的儿子甚至一辈子不结婚，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母亲。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成为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哈马绍，也喜欢阅读神学著作。 1953年，一封聘请哈马绍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令瑞典举国皆惊，当时任瑞典内阁不管部部长的哈马绍本人，更是惊奇得不知所措。没有任何瑞典政府官员或民间机构向联合国推荐过他，甚至没有人征求过哈马绍本人的意见，他就得走马上任了。他的前任——挪威人赖伊到纽约机场迎接他，告诉他：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务，是世界上的“一个不可能的工作”。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这位糊里糊涂被推上世界首长位置的瑞典人，如何面对那个“不可能的工作”？那是冷战激烈的时代，美苏两国争霸，在联合国吵闹不休。安理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观察到哈马绍作为瑞典外交官在国际事务上的优异表现，相信来自有著名中立传统的瑞典，哈马绍有能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和冲突，于是推荐了他。后来的事实证明，哈马绍在那个巨变的时代里不负众望。 当时没有人知道，沉默而敏感的哈马绍，从那里去寻找力量，来对付早期联合国那些繁忙的事务与尖锐的冲突，对付如赫鲁晓夫大敲桌子那一类傲慢的挑衅。直到哈马绍去非洲参加停火谈判的座机坠毁，人们才从他留在纽约居所的一本日记中，窥探到这位殉难者内心的秘密。 于是，我和玛格丽达一起阅读这本题为《路标》的日记。这是一本沉思录，充满了忧郁的内心独白和神学思辨，勾画了一个自我轮廓。作者的思绪在不同的表达之间跳跃，富有诗意和古典韵味。此书出版后人们才知道，从未公开谈及宗教信仰的哈马绍，原来是一位心灵的基督徒。每当他疲乏无助之时，他就在内心里和上帝对话，诉说自己的困惑与痛苦，询问为何要由他来承担如此艰难的工作。 但是，与他对话的上帝不是传统的教会的上帝，而是一个更博大的存在。他的寻求，实际上是生命意义的寻求，一种值得忘我地去追求的意义。他既信仰科学也信仰神学，爱好文学还酷爱大自然，有机会就去拉普兰的荒原上漫步。从内心的宁静和大自然中，他吸取智慧和力量。 对于哈马绍来说，宁静具有莫大的价值。联合国工作的紧张而又忙碌，他在日记中，为自己保留一个静谧的心灵空间，以便回归、休憩，思索并追问一些永恒的哲学问题，增加自我理解并获得力量，以完成他那责任重大的工作。 突然悲剧性地离开人世，哈马绍留给人们的是四个常用的瑞文词：allvar（严肃）， arbete（工作），andakt（虔诚），ansvar（责任）。读哈马绍时，我和玛格丽达在一起长久地叹息。在这个传统价值衰微的时代，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人物中，像哈马绍这样坚守精神价值、具有不可腐蚀性的典范，已经不可再得。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8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