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忆过去，查看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常会发现，由于某些人的出现，某个事件的发生，我们的人生，一下子会发生不小的转折。就像是来了个板道工，板了一下板道岔。从那点开始，“列车”便沿着不同的轨迹开走了。几十年过去后，回过头来再一看，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那个人没有出现或者那件事没有发生，现在的生活又会是怎样？

我常常那样问自己，因为我的人生，有几个那样的转折点。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和一群学生，有男有女大约二百来人；小的十三、十四，最大的也就二十五六岁；被集中在一所学校开学习班。学习班大概要办一两个月。结束后，这些学生将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小的去学校上学读书，大的就是下农场、军垦劳动。

学校坐落在山坡上。校园很大，教学楼、宿舍楼、食堂、澡堂，上上下下错落在山坡上。这群学生全部都被安置在山坡高处的楼群里。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来到这里集中之前，大部分人都互不相识。这些学生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分离着，是那时社会阶层里被教育的对象。

这一群学生的学习生活，是由两位军人管理着。我们都称他们指导员。他们住在山坡低处的一个房子里。年岁大点的那位，穿着四个兜的军装，身材敦实，像是个成了家的父亲，但不过也就三十出头。年青一点的，瘦瘦的，长着一张清秀的脸，看似一个有文化的文艺兵。他的年龄，我估计是十八或者十九岁。他们是教育者。但是，除了在必要的场合，很少见到这两位解放军在学生们当中，更没见过他们对学生们训斥。

学生们似乎还没有享尽远离父母的自由，整天嘻嘻哈哈，还没有能静下来仔细地想过，他们将要面临的未知和不测。他们将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大部分学生相处和睦，只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总是在找各种可能的机会，发起事端，搞运动。在发起的一个又一个事端中，他们出头露面，极力地表现自己。他们竭力地要表现出他或她比别人更“正确”，更“积极”。可恶的是，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时，总是用“牺牲”我们当中的某个同学，去达到他们要的目的。

记得有个学生，为学习班布置会场。他从画报上剪下来毛泽东的画像，贴在了一块黑板上。他以头像为中心画了一个红圈儿，涂成红太阳。在红太阳的外围，他画了无数的、黄色的“光芒”。那几个“积极分子”的一位，看了黑板画后，竟然说那不是太阳的光辉，而是射向毛的长矛。于是开始了对画那些“长矛”的学生进行批斗。可想而知，那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可来劲儿了。本来没有的事，他们却要开群众大会，对那个同学一次次，毫不留情的批，完全不顾及那位被斗的同学同样是处在举目无亲可怜无助的境地。这种事件的发生把大家弄得人心慌慌。每个人都知道，稍不留意，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我差点儿也成了他们批斗的对象。我当时所戴用的裤腰带，铁头上，有一支手枪的浮雕，那几个“积极分子”看到后，想要挑起所谓的“特务”事端。后来只因过于勉强而作罢。学习班上，大家说话做事变得谨慎起来。谁都不想遭批斗。我当时年纪小，多半时间里，是处在惊怕之中。

学习班开到后半段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

有一天，那两位军人找到了我，让我搬到他们山坡下的屋子里和他们住在一起。

两位解放军住的房子不大，以前大概是作办公室用的。两个上下铺的板床，和中间摆着的一张二屉桌，占去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眼前看到的日常用品：杯子，牙膏牙刷，脸盆和毛巾，都被摆的整整齐齐，干净、朴实，整洁。床上被叠得方方正正的黄绿色被子，给我留下了亲切的印象。我白天和同学们活动，晚上回来，睡在一个上铺上。我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没记得有多少记得起来的交谈，只有其中一个晚上的那次交谈，我永世不忘。

学习班进了末期，讨论会，批斗会都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了去向。我不记得有什么程序，不记得是什么决定每个人的去向。我也不太关心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只知道我被分到了南方，沿海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去读书。整个过程我没提出任何要求，知道结果后也没觉得失去什么。更准确的讲，没来得及去想。没想过，我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听到分配去向后，我把个人的所有东西，放进一个箱子里。箱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目的地。推进仓库里，等着托运。

像往常那样，快要熄灯时，我回到了那间小屋， 静静地躺在上铺上。望着天花板，我心里想，这里的一切就要结束了，又要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前面的路还是那样不确定，迷茫…。我想起了父母，感到一阵心酸。

两位指导员做完了洗漱，也都各自地躺在他们自己的床上。

熄灯后，老指导员躺在床上问我，是不是被分配到沿海的那个小镇。

我回答：“嗯！”

他听出了我不是很高兴，又问我：“依你自己，你想去哪儿？”

我说：“当然是去北京啦。”

老指导员：“在北京，你还有亲人吗？”

我说：“有呀。”

老指导员突然起身，把床弄得嘎嘎直响：“你怎么不早说呀！”

下铺的小指导员也叽里咕噜的爬起来，“快起来，把你的行李从仓库里拉出来！”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把我的行李拉回到小屋里。小指导员把行李上我写的托运目的地涂掉。用红漆，工工整整地写下标准的仿宋体“北京”，又把我的名字也重写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很高兴。两位指导员把我带到了城里的饭馆，请我吃饭。餐桌上摆了很多的菜。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多好吃的菜。他们在饭桌上说了很多。然而只有下面几句记住了，因为他们说的时候，表情很严肃。

“我们和你的关系就到这里。”“离开以后我们不用再联系了。”

老指导员送我一支钢笔，小指导员送我一顶绿军帽。几天后，我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毫无疑问，他们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轨迹。而且我很确定，是往好的方向改变。现在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再一次感谢他们，远远地为他们祝福。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