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风气篇》

杨道还

社会风气的势，理与利

（上）

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风气肇始于一人两人，从心开始。曾国藩《原才》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来自哪里）?自乎（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籍籍）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以其为首领）而受命焉；尤（更）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这里用的是“民”字的本意。《说文》有，“民，众萌也”。段玉裁解萌，说：“萌，犹如懵懵无知儿也”。僵化地讲究政治正确的人会认为这是对民众的轻视。但这只是一种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认为不需教育，此中隐含的认识就是，教育缺失，就会导致懵懵无知的民众，因此要人为地强化教育。但教育几乎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缺失的情形，事实上导致大批懵懵无知民众的存在。一个稍具文明的社会，不能弃这些人于不顾，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除了教育的缺乏，社会分工，如社会学的专业化，也导致很多其他专业的人士对社会的认识处于懵懂状态。这也是非常现实的情形。

这样的“懵懵无知的民”，需要在社会，在现实生活中，而非学校范围内，继续学习以便参与到社会中去。他们的思想趋向，往往不是出于系统的理解认识和自己的独立判断，受外在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往往较大。而一个人的生活圈里的社会风气往往因一两个意见领袖而定。这里的意见领袖，可能是某一政治人物，团体，传媒，学者，甚至商人等，总之是个某种权威人士。越权威，惟其马首是瞻的追随者越多。他们主张的或者是智，或者是义，或者是利，不管是哪一个，不管是智还是愚，善还是恶，就影响力看，没有太大的区别。

意见领袖既然称为领袖，就是有人众追随。众人所趋，就形成一种势力。这个势力一旦形成，正如曾国藩所讲，“虽有大力，莫之敢逆”，能够威迫裹挟那些不追随，持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样的势力一旦站稳脚跟，就从无形的风转成固定的习俗。在先秦学术中，这即是义转为礼，或者说对礼的塑造过程。在某种“义”是有天理人性基础的情况下，就形成好的传统。在某种“义”是肤浅低级的情况下，就形成陋习。

举例来说，中国人的闹洞房是个传统。在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的社会氛围中，闹洞房给社会的性压抑一个渲泄的渠道，可亲可视而不妨礼节。闹洞房对社会的作用，就如节日：节日是人类特有的，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哪怕是暂时的，也对人的心理有莫大的慰籍，因为这是人性的一个根本特征。但在现代中国，社会规矩与不亲勿视近乎相反，很多地区闹洞房传统就完全堕落成为陋习，近乎变态性虐。

从社会风气起处，就知道慎终追远的人很少，所以社会风气多是发起在先，先有狂简，后有取裁。而社会上的普通人总是只在对社会风气有所不满，甚至厌恶的时候，才想到如何改变的问题。这里就牵涉到势的作用，尤其是改变势的问题。

势是常变的，此一时，彼一时。韩非子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韩非子·难势》）。《说文》解势说，“势，盛力，权也”。这里的盛是动词，如盛水一词中的盛的用法，含有蓄而未发的意思。势不是力，势与形，物有关，指的是（形或物的高下）所盛之力。势往往与权连用，权势。权，即能够对形或物变化起来时的走向有所影响之意。权是局域的，势是广域的。权势一词，既有指权本身的情形，也可看作“权”和“势”的复合词，即权与势分离：势存在于客观条件，有权的人不能占有势，情况的走向由两者共同决定。集权社会中，政令不行，是权与势分离造成的。借用韩非矛盾的寓言，集权要求绝对自由时，需能控制任何势；而势当其大时，莫之敢逆，势不可当；这两者必有一败。

在先秦学术中，对势这个范畴的重视从老庄始，为兵家法家所重。兵家法家对势的讨论，尤其是任势而动的思想，与老庄有很深的联系，带有浓厚的道家意味。但对于自我与势的关系，孔孟却比兵家更接近老庄。韩非子的矛盾寓言，是他用来说明“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韩非子所讲的贤，应该就是孔孟一流人，甚至包括老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水处恶，即是没有任何势的卑低之处。老子认为圣人常处于势不能及的地方，不去占有势，不为势所动，而可以为势。庄子则避势，讲势不能及处的妙境，讲“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史记·日者列传》）的道理。

虽然《论语》中没有直接提及势，但从孔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来，孔子不为势所动，行动有时顺势，有时逆势。孔子在不以势作为行动的原则这一点上，与老庄类似；在鄙视势这一倾向上，与兵家法家的倾向正好相反。在顺势与逆势中，孔子主要表现出的是虽逆势而不改；孔子要顺势掌握权柄，也是为了扭转势，所以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孟子的浩然之气，可以抗击“莫之敢逆”的大势——“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但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专门用来逆势的，而是自身的本性修养，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

孟子与孔子的儒家，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质却是一脉相承的。宋儒就将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表面上看，孔子时常有类似于道家的叹惋，“天何言哉”；而孟子则咄咄逼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又如，“（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而孟子却常有再为冯妇之心（《孟子·尽心下》。冯妇力能打虎，后来向善不再打虎。这天他在野外，众人逐虎到一个角落，不敢打，看见冯妇，就请他。冯妇就欣然下车。众人很高兴，士人认为冯妇（违背了誓言）而嘲笑他。）。此类的例子甚多，不必一一列举。

孟子与孔子一脉相承的是朴，两人的不同，部分是学术分工不同，部分是性格和禀赋上的不同：孔子文一点儿，孟子质一点儿，正是“君子和而不同”所讲的情形。孟子见梁惠王，不大看得起王的威势，第一句话就是抢白：“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的愕然可以想见。如果这是孔子，梁惠王多半会问：“礼是这样的吗”？但碰到孟子这样的性情，梁惠王一想到“能拿这老头怎么样”，充其量只能翻翻眼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