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风气篇》

杨道还

社会风气的势，理与利

（下）

孔子的学术重仁，孟子学说重义，合起来是完整的儒家。韩愈说：“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韩愈是第一个看到完整原始儒家的学者，这一点意义重大，启发了理学诸子，也使两千年后的现代人能够一窥孔子之道的真正含义。

孟子讲“浩然之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苏洵说：“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圣人聚天下之刚以为义，……凡天下之言刚者，皆义属也。”（《利者义之和论》）苏洵此说，以孟子为本，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化来。天地人之道，自有阴柔仁与阳刚义之判，不单而必有双——儒家的人道，理论即是如此。

那么，先义后利，儒家君子如何求利？这个问题，可以用曾子的一句话来概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这里的德，既有民风，也有实利的意思，德本来具有内外的德和得的意思。

世上的人，见到利就知道去取的很多，得到的利常常难保；见到利，还要由此想到势，舍近利而求势的人就少很多，这些人所得的利也大，如冯谖为孟尝君市义的故事。而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孟所求是更大的利，即“利之和也”的天下之义，就要知道势的前因后果，“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36》），即需要知道未发和既成的时候，其主宰是谁？老子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已经有道，德和物在势之先。势不能违背道，不能违背德，也不能违背物，其直接主宰是物之理。势之所以能够成之，必循其理。所以苏轼说：“成事在理不在势”。得到能够真正地得到，因此在于理，“以其道得之”。

势不如理。理能生势，势不能生理。人能造势，不能造理，只能发现理。人能够辨别势，能够乘势，或者能够造势，必须先明其理。势与理顺，则乘势而制权，这个道理很明白。但势有可能与理相反，这时需要能够守住理，因为再大的势，没有成事的理，也是枉然。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不是没有力量或力量不够强，只是圆石没有在山上停住的理；秦皇汉武求长生，不是没有权势或权势不够大，只是没有穷奢极欲还能长生的理。

道不弘人，时势却可以造英雄。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常寂寞，但是是他们坚持信守的理，不断被重新发现而愈来愈明，指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尤其是进步性的转折，往往是某个人，某几个人所信守的理在起作用，如同一线维系。所以说，历史是思想史，想从时势英雄身上找到历史学的钥匙是徒劳的。这些仁人志士信守的理，得到适当的时势，借势就可能“成之”，推动社会向前。其余的时候，社会就归于混沌而停滞，甚至倒退。这就是曾国藩讲的“自乎（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的道理。势在社会发展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理的存在，有明其理“一二人”的存在和薪火相传，是更重要的，所以孔子要说“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按曾国藩讲，势是容易造成的：“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曾国藩《原才》）。这个未免过于乐观。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社会风气不仅因时运而改变，也有地理上的差异。不同地区，县治的风气也有所不同。如老子所讲，“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刻意划一的标准。仅凭“好义”，是很难实现的——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那么援之以道，是一种什么方式呢？是做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圣人，还是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援天下以道，在于孔子。至于如何“援”家乡国，可以见仁见智，即便如此，也往往不是一士之谔谔就能济事的。

老子明道，孔子践道（万维老几语）。孔子所行的道，不是从《老子》那里读来的，反之亦然。孔子与老子共志于此道，所信极笃，所学极深，也是深明于道者。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人类社会中，道之大顺，仁之伸展，难以预知，难以有一定之规去为之；其中的关键转折，也不必定系于某一器：某一种人，或某种职业专业。而孔子讲，君子不器，仁人所能做的，只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而已。顾炎武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这句话，是孔子此言的一个很恰切的注解。“保天下”即需“援之以道”，这就是孔孟之学，也是老庄学术的意义。

后人虽然以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子自己却不是这样认为，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个“匹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弟子，也不这么认为。人们只知道孔子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而何谓儒，也不是很明白。只有一个有见识的仪封人（仪，地名；封人，官名。）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失位去国（的挫折））？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木铎，木舌的铃。朱熹注：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这个见识，接近真相，是儒家的薪尽火传的暗喻。众人皆知其不可，孔子“为”这样的“不可”，实际上即是一种无为。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无为不是无所作为。

孔子为后世的匹夫开创了一条明路。这条路是培养“元气”而不是直接改变“风气”的路。有这个元气，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有匹夫的崛起，从而导致风气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必须有其“义”和“理”。只有知道其“义”和“理”，才能对风气的势做出合宜的改变和领引，不是一味地反对，也绝不一味顺从。

孔孟之道，有内圣与外王两个部分。可惜的是外王的部分，大多时过境迁，已经不再适用。但内圣部分，对于普通人的内在修养，仍是不可替代的。对于外王的部分，只能取其意义，而不能照搬。古代和现代的庸人对孔孟的外王百般嘲笑，这些人并不知道，孔子对君道，只是视为一种工具。孔子之所以讲君君，是时代使然，为的是达到他心中天下大同，无争无杀的大同世界。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哪里有对君主专制的推崇？孔孟才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对孔子的“丧家之犬”，“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的嘲笑，其根据实际上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些嘲笑孔孟的庸人因为骨子里有专制意识，才会以小人之心，度天下士之腹。

香港媒体人梁文道曾经讲过，“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所以就说自己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是需要努力的”。这句话讲得极好。孔孟之学中过时了的外王，正是现在的匹夫应该而且能够努力的方向。使社会风气回归于义和理，需要很多和而不同的匹夫，在家乡国天下不同层次上的互竞。中国的社会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试图通过彻底否定，或者虚无化传统来改变社会的风气，就如同先关上门再试图登堂入室，孰能不践迹而入于室（《论语·先进》）？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能通过传统的发展才能解开传统的死结。在新的情况下继承传统，即是发展传统——“继承是需要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