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用

楊道還 12/13/2020

《傳統學術與個人修養》介紹之二.二

    中國人講體用，事物的本質謂之體，事物的功能謂之用。這與結構和功能有點類似，但又不同。大自然中的事物，有結構，就有對應的功能；有功能，就必然有與之對應的結構，否則功能就不能實現。但一旦牽涉到人，結構和功能之上，還有個人去使用的問題。所以體用是顧及了結構和功能，但又有深一層的意義，或者說高一層的複雜性。

    體和用不能混為一談。《墨子·耕柱》有，墨子與他的弟子駱滑氂對話，墨子說，“我聽說你好勇。”駱滑氂說：“是的，我聽說某地有勇士，一定去找到並殺死他。”墨子說：“人都是護持他所好的，制服他所厭惡的。你這樣殺勇士，不是好勇，是惡勇。”這裡墨子所講，就是體和用的分別。駱滑氂喜好的，是勇的用之一，即好勇鬥狠。駱滑氂喜歡的不是勇本身，顯然他對勇的本體、本質也就一無所知，他的勇不是真正的勇。體與用，本應該是互為支持的，但只知道其一，卻往往是有害的。駱滑氂這個例子不僅講出來了體和用的分別，還講出來了混淆兩者的人甚至可以導致悖反的行為，即好卻害之。

    多年前，網上流行一個笑話，說中國的神仙，都是頭朝上，站着飛的，超人卻是像鳥一樣，頭朝前，橫着飛。言下之意，中國人缺乏結構和功能的理解。但一旦知道體和用的區別，就會知道這不是一種“缺乏”，而是另個層次的理解，而且與缺乏正相反，是更深層的理解層次。人本不具有飛鳥之結構，飛的功能只能用物達到，這是用，不能與體混淆。人坐飛機，總不是像鳥那樣趴在座位上。超人橫着飛，看似照顧到了結構與功能，卻沒有飛鳥的翅膀，結構與功能相悖。

    從體用層次出發，很容易理解結構和功能，反之則不然。認為上述例子是“缺乏”的人，其本身缺乏一整個理解層次。對體用缺乏理解，造成很多現實問題，因而對其的討論不僅僅是懷古的、學術的，而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如上所講，缺乏體用層次的認識和理解的人，行為取向可以與自己意願南轅北轍，卻不能自知。現代人對教育的迷思，就是個例子。成功的教育從體上來講，是要孩子幸福、自在；從用上講，則要孩子成有用之才、成功。只知道其一，是有害的。

    以下略舉幾例體用。

    錢穆說，中國人常神聖連言，聖言其體，神言其用。這句話的意思是，“聖”是就本體而言的，“神”是就功用而言的。原始思維中的神，是從用中來的。雷公電母是什麼形象？波塞冬的憤怒是人形怪物呲牙裂嘴，還是驚濤拍岸？講神，卻去講體，講功能與結構，是荒誕的。信神，卻去崇拜土木偶人、偶像，是愚昧的。而用科技去尋找神之體，或者因為“神的形象”是人想像的，就去否定神，是荒誕加愚昧的。這些事，卻有很多人去做，而且自認為是很聰明的。（對此問題的深度討論，以及原始思維中神之用的討論，詳見拙著《修養》。）

    孟子講，“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現代人重視法制，認為法制健全，條目繁多而嚴謹，就萬事大吉。殊不知只有法之體，沒有人去善用，法律也就將成為規避、玩弄的對象。孟子所講的“善”，不是指倫理上的善，而是方法上的善才、有才能的意思，如善戰、善舞中的善的意思。孟子這句話當然不是指人治，也不是指法治，而是講，這兩者如果單獨、排他性地施行，皆不可行。沒有能善用法的人，執法的人和法官沒脊骨，再好的法律沒用。這樣的法律，對社會來說是窒息性的：脅持善類，而失去了懲惡的基本功能。但沒有法律之體，講善用的人，就像沒有樹，卻想要有果子一樣，是空想、投機。

    知識也是有體用之別的。中國古人講學和術有別，學是體，術是用。不是有知識，自然就能用、會用。書呆子有學無術，讀的書越多，記下來的越清楚，就越不能用。程顥批評謝良佐，說，“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聽了，汗流浹背。這是有體無用，這樣即便學的體也不能保全。說起話來高瞻遠矚，實行時卻一步路也邁不出去，這樣的學又有什麼意義？只能使學成為被嘲弄的對象，給讀書無用論提供原料。也有人只追求術的，如講讀書無用論、講不學有術的人，但這樣的無米之炊顯然是畫餅充飢的自欺欺人。

    古人即便不出來做事情的，無術，也要講究學問，即學和問。這種學問，不是死的知識，而是對知識的學而時習之的揣摩，並由此生出涵養來。當有人來問的時候，小扣小鳴、大扣大鳴，不扣不鳴，不是悶葫蘆，講不出來。這樣的鳴，不是掉書袋、背書上的內容，而是言談微中。所謂微中，即是發出來的話一發中的，極其細微的地方也切中要害。所以有“言談微中，名士風流”的說法。名士是沒什麼用的，但為何風流？所謂風流，有流風，對人有影響。名士有如傑出的藝術品，但以人為質料，是人之謂，不是名之謂。古人欣賞、羨慕名士，以至於模仿，就形成流風。比如陶淵明、嚴光、林和靖等人。這與現代人喜歡包裝而成的明星類似，但現代人喜歡的是那個金玉其外的包裝，不是喜歡那個人，因而形成的流風多是物質化的、惡俗的。人的學問的涵養達到了博洽，自成與眾不同的一體和品位，即成名士：博，在學之體上淵博；恰，在有問時，能回答得恰如其分。名士不是學士，名士之所以為名士，不在學而在於自我。名士對於學，是“去小知而大知明”，猶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因而風流。相比之下，津津樂道俺上過這個課，這個課很重要；讀過那本書，那本書高深；有多少學位，哪個學位大，這樣的人就像守財奴，守財奴樣的寒傖怎會風流起來？

    據說梁啓超講課，開場白說，“兄弟我是沒什麼學問的“，頓了一頓，又說，“兄弟我還是有些學問的。”梁啓超這句話，可以說是對學的體用的理解。世間學問多了，學問之體無涯，梁啓超所知的那些，當然無法與這個學問之體比，這是“沒什麼學問”。但從用上講，梁啓超的所學，自有他獨到的心得，因而有獨得之用，這是“兄弟我還是有些學問的”。只有學，別人查書一樣可以找到，這些人行將為為機器人取代，不去自危，還去驕傲什麼？有自己的術、有扣必鳴，不是學問是什麼？所以梁啓超前恭後倨，自有他的傲然。他的這句話，隨口道來，也是言談微中，有其風流。所謂師者，有學問之謂也，不是有知識之謂也。希臘人所謂人是萬物的尺度，即是如此，但未能理解師的重要性。

    邁克爾·波蘭尼提出個人知識。個人知識這個名詞，看起來是自相矛盾的：講到知識，便是公共的，沒有個人一說；個人的，便不是公共的，沒有知識一說。這個名詞，也只能在明白了知識的體和用之後，才能理解。波蘭尼《默會知識論》所講的重點在於，科學知識與科學發現不同，也是體用的一種，茲不展開。

    體用與結構和功能的差別又在於體和用的關係。與結構和功能要求的必須互恰不同，體用的關係有多種。陳榮捷總結出來六種，“一是體用有別，二是體用不離，三是體用一源，四是自有體用，五是體用無定，六是同體異用。”(對這六種的具體解釋，需要相當篇幅，有興趣的，詳見拙著《修養》第二章。)

    體用與結構和功能的差別還在於體用是半開放的。結構和功能不能是開放的，因為開放意味着不確定，不確定的結構，如何能從中推出確定的功能？反之亦然。

    所謂半開放，是指，體不變，用卻可以變，用又可以導致體之變。這個變，不是子虛烏有地憑空而來，而是雪泥鴻爪，一絲一毫都總有來歷。舉例來說，字和詞的用法，可以翻出新意，這個新意得到認同，寫到字典里，又改變了字的本意。又如字的通假，有來歷的是通假，沒來歷的只是白字。黑墨寫的白字，時間也能慢慢把其磨白研滅。

    現實世界也是半開放的，對現實世界的知識也是如此。維基可以看作知識的一個凝固的，確定的體，對封閉性問題，有確定的答案。但對於半開放和開放性的問題，維基卻無能為力，所以又有quora。中文的網絡世界裡，對封閉性問題，即答案確定的問題，有各種百科；而對於半開放和開放性的問題，即答案是開放的、多種的、不能定於一的，則有知乎。這是quora和知乎得以出現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一種知識是什麼，可以在百科中找；但對於一個知識如何理解，是半開放性的，只能在知乎的多種答案中自己選擇。至於完全開放的，如對某個知識，如何看，如何評價，這類的問題，則是完全開放的。所以有人諷刺知乎為“編乎”，即編瞎話。但問題在於，對於完全開放的問題，去尋找答案，不亦惑乎？這本身即是有學不能用的一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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