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明恩溥篇

性格還是風氣

楊道還

（1）

國人對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需有反思的基礎來讀，身在國人中，才能真正讀懂此書，而不陷入迷惑。

此書所講是明恩溥從某一距離“客觀”的觀察，但其中夾帶的種族意味是有害的。明恩溥未必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但以作者時代泛濫的社會進化論，殖民主義，及種族主義來講，這本書雖然可能只是為傳福音的必要性提供辯護，但顯然也迎合了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大眾”的“政治正確”的理解，因而這些觀察沒有引致有意義的結論。種族優秀論，一直要到二戰之後，才得以受到抑制，得到反思。作為參照，傑克·倫敦的種族主義短篇小說《黃禍》（Yellow Peril）是1910年發表的，這很能說明一部分美國人，或者說一部分西方人當年的思想狀態。

至於魯迅對明恩溥這本書的推重，魯迅有他的考慮和根據，他所看重的極可能是其中的真實部分，而不是全盤接受。魯迅既寫出了阿Q這樣的人物和《狂人日記》，也寫出了“壓出皮袍子下的小”的車夫（《一件小事》）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現在的人，只知道魯迅是個批評者，只看到他對中國人的“絕望”。這其實正是魯迅所講，以失掉“他信”為失掉自信，並有“自欺力”（《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參與其間的情形。

馬斯洛研究人性，主張對人性的認識應從研究那些最偉大的人而來。與此類似，對一個民族，種族的認識，也應該如此，如美國人與林肯，印度人與甘地，黑人與馬丁·路德·金。即便不同意馬斯洛的觀點，也應該兼顧善惡兩端。只從惡來看，任何民族種族，都不可避免地落到禽獸或其下。中國人迄今還沒有林肯，甘地或馬丁·路德·金，這是現代世界中國人不如人的地方，但這並不應導致對中國人的人性和良知的絕望，反而應該報有希望。

（2）

明恩溥這本書能夠告訴我們當時一些中國人的精神狀態。這裡應當注意的是“當時”和“一些”。司徒雷登他的自傳《在華五十年》中寫到：“怎麼描述我產生的反對到中國做傳教士的厭惡也不會誇大其詞。……在那裡要大聲疾呼地對閒散的人群講說；在廟會和街上小禮拜堂里，面對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們；幾乎是白白奉送小冊子；忍受當地的人們輕蔑、鄙視、惱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質生活的不舒適和艱苦，等等；也沒有學識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興趣；一種活死人、或相當於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覺。”這是司徒雷登年輕時，1899-1902年(注意這個年份)，的看法。對市場上的大眾，這個描述與明恩溥幾乎一致，這個看法是客觀的，也不難理解，我們今天也能看到與此類似的情形。但市場上的閒人，是浮在社會表面的一個部分，不能代表社會的全體。

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但他並不認為出生在中國使他成為一個中國人；但在日後，他成為一個“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的時候，深入這個社會，他的看法就迥異了。國人的大眾性格是變化的，並且因為渾厚的歷史積澱，富於變化，不是古往今來一成不變的。司徒雷登看到並參與了這一變化過程——即透過明恩溥截面式觀察，如何達到對中國人性格的真正認識，這使得他的書，更富意義。

明恩溥這本書，即使在當年的西方，也不能說是上乘之作。羅素在1922發表的《中國問題》，才能稱得上是關於中國人的深刻認識。這本書中也談到了中國人的性格，表面的和深層的。但羅素顯然是以一種欣賞讚譽，而非中立的態度描述中國人的性格的——這個態度很接近於現代西方政治正確所要求的態度，但這是在1922年，一戰之後的轉折年代。

雖然有《中國問題》這樣可以讓人感覺輕鬆一點的書，對明恩溥和司徒雷登所講的也不能掉以輕心，他們所講也有的確的真實性。如上所言，這個真實性與司徒雷登後期和羅素的認識有出入。這個真實性的具體意義是什麼，是理解《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的關鍵。

（3）

羅素觀察到，住在中國越久的西方人，越喜歡中國人。顯然司徒雷登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多年前，我曾經讀到一本關於清末北京琉璃廠的書，其中也有一個例子，惜乎已經不記得書名和人名。此書中這個掌故的主角是一個沉迷於中國文化的美國古董商。這個人喜歡中式的文化禮儀，甚至只穿中式的袍褂。當然這可能是因為生意上的原因。但他的女兒喪夫之後，他把她接到中國，執意讓她守節。這件事使他的琉璃廠的中國朋友們也不禁搖頭。從這一掌故，也可以窺到一點兒美國當時的父權的情形。

羅素這個觀察的關鍵，在於住在中國久。現在的人習慣於認為在清末民初的時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是麻木的，這可由一些舊相片來佐證。但這個證據是具有誤導性的。大多數這樣的照片，是從高高在上的角度拍攝的。被拍攝的人，與拍攝者沒有交流，也不知道攝影是什麼，因而表現出態度是懷疑，冷漠，疏遠的。這就像一些現代學生照表現出的那種冷漠，並非真實。稍晚的莊學本，在三十年代，在更為落後地區，以朋友的態度去拍照，照出的照片就顯出完全不同的精神狀態，與現代人相差無幾。住在中國久的西方人，不再高高在上和陌生疏離，也就更能夠從平視的角度欣賞中國人，就像莊學本的鏡頭所見一樣，這是他們另具看法的關鍵。

在平視的角度上的西方人，不是從社會之外，看到社會風氣；而是身在其中，得以看到一個個的中國人，所以他們未必喜歡中國的社會風氣，但可以喜歡中國人的性格。但他們沉浸進去，他們就分辨出了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正如房龍在倫勃朗傳里，寫到自己在美洲印第安人那裡的經歷。房龍說，他本以為印第安人是野蠻人，但從切近看，他們中也有很多令他尊敬的人。只有穿過落後的文明反射出的假象，才能真正認識人，而從這裡才能看到文化的真相。

（4）

作為哲學家，羅素的學識和眼光也勝於明恩溥。只從他的一句話，就能看出：“顯而易見，中國目前的問題主要歸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這三個方面。它們之間相互關聯，不能單獨加以討論。……文化問題最為重要”。人性本來非善非惡。但社會人的性格有善有惡，是常變的，而不是穩定不變的。由社會人組成的社會，其整體社會風氣由於人性對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因應，因而是隨着時代變化的，是時代特徵而非人性特徵的反射。羅素所講的是引起人性應變，形成社會風氣的三個主因，並不只限於中國人或中國社會。

李宗吾曾說：“戰國時候，兵伐擾攘，人心險詐，與現在的情形是一樣。嬴秦繼起，政令煩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亂，也與現在的情形一樣。到了漢朝的時候，人心忽然淳樸起來了，這豈不是很奇異的事嗎？其實並不奇異，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黃老之術，休養生息，就把元氣培補起來了。”（《宗吾臆談·厚黑雜談七》）李宗吾這段話所講的，正是歷史上社會風氣在一兩代人間迅速轉變的例子。至於其原因，他講的“第一”，即是政治；“第二”，正是經濟。李宗吾沒有列出文化來，是因為他將這兩者皆視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在兩者之先。沒有文化的社會，風氣只能是粗陋或者敗壞的，從而又影響到政治和經濟的發展。

正如羅素所言，經濟，政治和文化“相互關聯，不能單獨加以討論”。政治和經濟，是文化的外化，物質外殼。沒有文化的內核，政治和經濟就如沐猴而冠。沒有基本的政治或經濟條件，不能建立基本的文化；但只有政治或經濟的基礎，甚至政治或經濟發達，也不足以建立優秀的文化，不是水到即會渠成。前者如叢林中的情形或飢不擇食的人。在朝不保夕或饑寒交迫的動盪社會中，人或者坐而待斃，或者鋌而走險，即使有文化也難以留存，當然就談不上建立和發展文化。文化需要一點兒有恆的積累。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換作現在的情形，就是有中產階級，有民主。後者如監獄中的情形和暴發戶。監獄使人窒息，用莊子的比喻說，雞在籠中，“神雖旺，不善也”。又如一個笑話：“一個婦人徵婚，要找一個‘好’男人。一個人回信說，他每天準時起床早點，工作８小時，就回到住處，從不外出閒逛。婦人要求立刻見面，這人回信說，目前不行，等到他出獄就可以了。”這樣的社會中，所謂文化，只能是一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沒有品位和判斷力，這不是真正的文化。經濟發達而無文化，就會物慾橫流，也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暴發戶村俗不可耐：暴發並非罪過，世上多有突變的事情，但以此持戶立家，卻沒有善罷的例子。劉邦是個暴發的例子，但他一聽到“能在馬上治天下否”的問題，立刻改容求教，才保住他的門戶。

再使風俗淳，必須有切實的文化和腳踏實地的文化人，單憑民主的社會制度，或者科技發達的工業經濟，無法達到。文化不是政治和經濟的附庸，而必須有自身的獨立性。這個具獨立性的文化是從民族精神發展而來，反應民族的真正性格，而不是政治和經濟的反射出來的影子。漢初文化上黃老無為，與秦朝的思想禁錮相反，因此形成文景之治，才有風俗淳樸，即中國人性善這一方面的影子。先秦諸子的學術在這一時代如同種子，也得以自行發展，漢代因此培育了極多的各類人才，社會風氣才由此迴轉。余英時說：“在我看來，‘現代’即是‘傳統’的‘現代化’，離開了‘傳統’這一主體，‘現代化’根本無所附麗”。（《朱熹的歷史世界》序言）余英時此處的傳統和現代都是就文化而言。沒有傳統，現代的毛將焉附？當前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衰微到歷史的極點，中小學甚至沒有專門介紹諸子的課程，這一點連日本人都不如。以日本人翻譯的詞彙，來理解舶來的，往往自相矛盾的西方概念，來現代化思想，豈非笑話？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真正瓶頸。

以政治和經濟條件不具備時代的觀察，去為一個民族性格下一個定義，難以準確。清末民初，正是政治和農業經濟困弊，傳統文化式微，戰亂頻仍的階段，明恩溥的觀察，只是這樣的情況下的一個片段。他所講的如果歸之於中國人的性格，難說公允；但歸之於社會風氣，就是有意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