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还的“吾”“我”之辨
《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介绍之三.一
杨道还 1/17/2020
（一）（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前篇博文转发了黄鹤升先生的“吾”“我”之辨（此文首发于2007年（黄鹤升，“中国古人‘吾’之哲学观”，黄花岗杂志，二十二期，2007年9月）。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先秦诸子所达到的境界，因为鹤升先生的复登临，令我们又得以窥豹一斑。
鹤升先生达到这个认识，是下过苦功的，即文中所讲的二十几年。他到了德国之后，以研究西方哲学，尤其德国这些人的哲学，为要务，希望从西方思想中找出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鹤升先生自言，细读西方哲学多年，像康德的大部头，也是每页细读、记笔记，务求理解无误。这种厚积薄发的沉潜，是现代学人中少见的，这样读书，得到的不再是“耳濡目染”，而如我以前提到的“在精神上的渗透”。“耳濡目染”就去哗众取宠的人很多，“在精神上的渗透”的人却很少。
当这个新精神脱颖而出，鹤升先生惊觉，“这些东西中国人早就有了”，他又从西方转回来重新考察。“‘吾’之哲学观”的重新发明，即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
比鹤升先生晚几年，我在大西洋此岸，也试图找出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鹤升先生选择了“西”坡，我选择了“东”坡，攻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前后大概也有二十余年。先秦诸子思想的主体，即是《诗》、《书》、《易》等典籍和老、庄、孔、孟的著作。我的本意是找出先秦诸子在哪里出了错。我十几岁即已通文言，好哲学，又在美国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可说有备而来，未曾想，却最终被国学折服，不虚此行。
（二）
先秦诸子时代之前，中华文明与其他已经湮灭的各大古文明，属于同一性质，社会只有类似自然性质的发展，可以在人类学中并列起来对比、研究。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基础的建立和塑造，是在诸子时代完成的。这个精神基础深达人性的本质，因此至今仍深刻地植根于中国人中。
这个精神基础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本质和丰富，与其他任何文明都有显著的不同；因而自成一体，成为“国学”。
近现代很多人，认为科学无东西，也就没有“国学”一说。这种见解是势利小人之见。所谓势利小人，就是见到西方物质上的富，就鄙薄、虚无化物质上穷的所有其他文化、以及文化本身。这些人鄙薄中国文化，也鄙薄任何非西方和西方“非物质”文化，如艺术、诗歌、戏剧等，他们的尺度，就是个“利”字：势利、功利、急功近利。他们没有思想、文化、人性上的任何其他尺度、考虑、理解、或尊重。这些人无法理解文化的多元，民族的熔炉，以及西方文化对埃及、南美、和神秘的东方文化的兴趣。在他们看来，民族的熔炉只是一种狭隘的提纯炉，要用他们所谓的“真理”提纯人民，因为这是有短、平、快的“利”的。他们所谓的“真理”，是短、平、快掩盖下的目光短浅。
国学，不是什么国故之学，而是“依据《诗》、《书》、《易》等典籍和老、庄、孔、孟的著作，对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基础和思想发展的研究”。
从时间上看，国学的跨度，大体上从老孔开始至新文化运动为止。如果用一条长河来比喻中国文化，那么先秦诸子时代和近一二百年是两个巨大的转折，在转折中，文化的断裂远大于连续。或者说，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终于从丛杂的涓涓清溪，汇合而发展成滔滔巨流，这个巨流在近一百年前戛然而止，被人为地堰塞。这种人为是不能维持的。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这就是国学的现状：只有在山之人，如黄鹤升等，才深知其中的力量。国学即是对中间这段巨流的研究和学问。现代有些中国人去祭炎、黄二帝，显然是对一个转折的无知。但更多人对第二转折，毫无反省。（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新文化运动是第二转折的标志。清末民初时代，年轻人到欧美留学几年，回国就成了大师，其实却是大师与方鸿渐莫辨。现在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留学，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留学几年能学到几何。方鸿渐型“学者”，以为用人力即可挡住这条河，实现“新”的社会，而他们的“新”，只是西方的旧道而已。现在的国人却仍然抱着大师们不放，无他，后方鸿渐拿先方鸿渐欺世盗名而已。
这样刻舟求剑、愚昧的新文化，当然是行不通的。文化大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文化大革命所展现的失去精神基础、人伦道德、混乱、愚昧的社会，即是新文化运动逻辑的最终成果。民国某些大师，包括未能留洋的大师，尤其是语言文学史地类的，无不经历了经典、文言文的教育，这些人的成就从国学这个精神基础，得到营养，其中有些人却主张反文言，只用白话文。白话文离开了使汉语古雅、精致的语源，用词不精，辞不达意，只能像无根之木那样腐烂、无源之水那样变质，这种不堪其用，即是白话文的现状。古语云，挂羊头，卖狗肉，商人以此欺人渔利，还算是本能上的利己。这些人却狗头羊肉，自掘坟墓，误人误己，蠢不可及。他们自以为聪明到了可以瞒天过海，却不知“攻乎异端，其害也己”。
国学研究的中断，导致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字和思想的肤浅和鄙陋，其罪魁祸首是蔡元培。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制度上“禁止读中国传统经典”，这是文化上的法西斯主义，正如蔡受德国人启发，而主张的要教育出“军国民”一样。（参见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后为首脑）1912年发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的学制系统仿照德国、日本，禁止读中国传统经典...”。详见注解。)
正如张祥龙的真知灼见，国人“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肇始于此。新学制中“取消读经，以美育代宗教，重视实用科学、自然知识...”。(《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述评》周文佳)西方的宗教、人文精神、政治传统，是可以这样学来的么？西方的宗教、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政治传统是通过科学方法得来的么？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取代得了的吗？国人对这些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多年后，仍几乎全无认识。
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而他们所做的“研究问题”，是投民粹所好，用主义找问题。投人所好，追求市场最大化，能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么？他们所谓的“输入学理”，重在破坏，输入的质量却良莠不分、粗劣不堪，造成了主义的混乱和精神的荒漠。这些人所主张的用来改变国情的真理，只是猥琐鄙陋的西方唾余。他们所谓的“整理国故”的实际做法是摧毁、篡改国故，与红卫兵所为本质没有不同。他们以背叛、破坏为目的；以科学为籍口（他们并不知科学为何物），党同为奸，指鹿为马也在所不惜。以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为例，哪一国、哪一种古史的新成果不是层累得来的？他的所谓“科学”方法，难道不是在层累么？历史能靠考古发掘出来的那一点点东西重构么？文物可见，精神和生活安在？这种荒谬之说居然得以流行，只能用指鹿为马、党同为奸来解释。
这样的宗旨的“学术”，以为输血万能，如何能“再造文明”？现代的中国学者，多以自己能输血为自豪，以自己更西方为傲，以输入垃圾为造血，不知道以不能造血为耻，那是不知廉耻为何物了。“再造文明”的根本在于“深层思想的自由”——造血的能力。在新文化运动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社会完全失去了造血的能力和信念。“深层思想的自由”只有通过“吾”方能取得。这是研究国学和“吾”“我”之辨的个人精神上的意义。
蔡元培等人的这种“文化法西斯”，至今在中国所谓的学者中，仍有市场。这种“文化法西斯”，不仅荡尽社会元气，而且形成有毒的文化土壤，使建设维艰。“文化法西斯”尚在，还谈什么“新文化”？现在的很多中国所谓的学者，空谈什么思想独立自由，是可笑、可悲的。“文化法西斯”不除，中国的新文化、现代化，永无指望。清除“文化法西斯”，只能从对国学的清本固源入手，“源静则流清，本固则丰茂”。除了黄鹤升、张祥龙、余东海等少数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其余国人像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除了嗡嗡叫，茫然无路可走。研究国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越民族的，越世界，国学将成为西方世界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这是研究国学的深层意义。现在的中国人，能够正视这一问题的人仍然凤毛麟角，解决问题更远非容易。但“不尽长江万古流”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三）
从内容上看，国学与西方的宗教、神学、哲学、思想的整体对应。诸子以“家”为类，如“道家”、“儒家”等，同类相从，而互相间有联系和转承。诸子不是按照宗教家、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等职业分类，而是每个人都身兼数职。
明白了以上这两点，才会知道国学是与西方思想和社会完全不同的一个统系。国学是这样的构成，就应该这样去解读和研究。明白了这一点，才会知道，现代流行的将诸子与哲学家的条分缕析的对比，只是削足适履、邯郸学步，徒劳而只能制造出思想垃圾。例如某著名大学（现在在新闻中声名狼藉），其中文系系主任曾发表论文，讲社会道德中的道德一词，与诸子所讲的道德全无联系，只是一种误用——误世、误人子弟，无以复加。
用比喻来讲，诸子的“家”，对人来说有如房屋，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住在一“家”里，安身立命。所以“家”既是一种学，也是一种术（人生之路），是纵向的。西方的职业，是横向的，像屋子里的家什，这时用这个，那是用那个，对完整的人来说，虽然不可或缺，但只具横向的阶段性意义。有些人主张教育职业化，这是只看到了横向的阶段。有些所谓的职业人，失业或退休了，就失去一切，除了职业那套东西，对人性、情感、家庭、生活一无所知，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就是职业化人的弊病。柏杨曾讲，台湾某一军舰舰长，退休后在家里仍如管理军舰，大呼小叫、发号施令，家人只好不理他，让他对着空屋子发神经。这个人即是人性职业化的一个牺牲品。
诸子时代的百家，到了大约两千年前，司马谈总结出，只有六家流行。即在众多的术中，只有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经住了历史的考验。顺流而下，这六家归并，又有佛家的加入，至迟到宋代，已经形成了释、道、儒三大家，家数分明。其中阴阳家、墨家、名家都并入了道家。兵家和法家不再成为“家”，而是一种职业，其根本家数或是道家，或是儒家，总之不以法家或兵家自居。例如，张良外兵内道，最终归于道家。诸葛亮外法内儒，成为儒家推崇的对象。至于宋代王安石，则是儒家而法家。
我在拙著《中国学术之结构》中，将道、儒、墨、兵、法家等诸子学术的内在关系做成一图，称之为匡廓图。这个图即是我所发现的国学之体。从对象来讲，这张图的诸家和层次对应着人与天、道、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等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道家和儒家作为人生之路，维系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使社会发展，达两千余年。历史上，中国文化有数次被长达百年的内乱或外寇入侵打断，但这个文化始终得以维系，显示出了强大的、无可取代的生命力，塑造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与此成对照，欧洲的旧家什早就打破不见踪影，所谓的希腊、罗马对现代西方的影响，只是一种附会之说、复古情怀，从根本上，不具任何连续性。西方有观点，现代西方文明是偶然出现的，不中亦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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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重中之重，在于老庄孔孟，虽然有佛家这一大支流的东来，不能改变老庄孔孟的主流、源泉的性质。我读诸子，从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得到启发，以《庄子》为突破口，研究老庄孔孟，在大约十余年前，踵鹤升先生之后，遇到了“吾”“我”的问题。
我与鹤升先生的苦读不同。我读书注重领悟、贯通，不重字句，是个人性情疏懒，爱好广泛使然，但却符合李宗吾先生的“鸟瞰”方法。我十几岁时读《红楼》时，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耽于《红楼》语言之美，几年间，前后读了此书数百遍。但这个数百，不那么结实，常常是随手翻开一页，就此往下读，一边读，一边回想。偶而不能记忆，才回去翻看前面的。这种方法适合忙中读书：闲暇时间长，就读到书末；短，就随时而止。以前与万维雨斤兄交流，我说，我是伪《红楼》迷。盖十几岁之后，虽然与《红楼》有关的书，我绝不错过，但从未再完整读过《红楼》。前几个月，承雨斤兄命作文，也只凭记忆成文，除了某几个引用要翻书：有所感的，早已沉淀于记忆中了。
不是每一本书，都经得起这种读法。《庄子》即是经得起的一种。《庄子》比《红楼》难读，但语言之美，是古今中外仅见的。我被《庄子》迷住后，用这个方法，读了《庄子》数年，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又到陌生的感觉，经历了几遍，始能跟上其中的转折。这就犹如跟庄子学舞，思维之动终能追上庄子的舞步。
我用这种不算“苦读”的读书法，读《庄子》，想通了“吾”“我”的问题。此后，在遍考文章、书籍以求旁证时，找到了鹤升先生的文章。鹤升先生探骊得珠，在知识上固然对我有教益；但“德不孤，必有邻”，发现殊（书）途同归的同道，那种精神上的振奋，却对我影响更大。
我发现《庄子》之书，其根本，就是建立在“德”上的。对此拙著已有详细论证。（杨道还《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2017年）老庄孔孟之学，令人难以读懂，其关键就在于《庄子》，《庄子》的关键就在于“德”，而“吾”是德之所存。把握了这一关键，诸子皆可贯通。
老子所讲的道，很多人认为是很玄妙的，但并非如此。按照老庄所讲，道无所不在，以至于在“矢溺”。“矢溺”如何能高深起来？人不仅存在于道中，也不可逃。那么为什么道那么难懂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不能认识道，不在于道不在那里，而是人不能识，不能德：“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德者，心得也。《老子翼》中江袤对德讲得非常透彻：“无乎不在之谓道，自其所得之谓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据此，在《结构》的首章，我提出“道同而德异”的观点。人共这个道，所得却不同，即是德的不同。韩非讲，“德者，内也。得者，外也。”这句话只是思辨，是学而非术。我认为，人从道，外得其身，所得在“我”；人从道，内得其德，所得在“吾”。“我”是“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的，被运命、宿命所主宰。“外物不可必”，运命、宿命在天，不由自主。而“吾”却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一个人不能识道，其归因就在于，没有得到自己的“吾”。
有了自己的“吾”，就有德，可以“不窥牖，见天道”，也可以“虚室生白”。这个境界很少有人能达到。但见微知著、闻一知十，却是普通人可以达到的。
“吾”与德的关系，在《结构》一书第十章，第四节“庄子，内德，吾我之辨”中有详细的解释。
我在近著（《传统文化与个人修养》）中又解释说：“道可道，非常道”在“体”方面的原因有三。一，道的范畴超出已知的范畴，已知的范畴是道的范畴的一部分，不知也在道之内；二，道的范畴超出名的范畴，名的范畴是道的范畴的一部分，不可名也在道之内；三，道的范畴超出人的心智能及的范畴，人的心智能及的范畴是道的范畴的一部分，潜在的能及却未及和不能及的也在道之内。所以用这些范畴中的“可道”去定义道，就如庄子说的，“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至乐》）
这即是说，从外得窥道，此路不通。用比喻来说，道如果像颜色，那么人就必先有能分辨颜色的眼睛，才能看见。因此，人需要一个“思维之眼”，才能看到道。这个“思维之眼”，不是心智、不是言辞概念、不是知识。人与道对应的“思维之眼”，是“吾”。所以“吾”“我”之辩不仅仅是个外在的学术问题，而是个人内在的“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又是在现代语境，如何给盲人讲出来的问题。
注： 蔡元培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作 为制定民初学制的直接组织者，凭 借 自己多年德、法留学的经历，熟谙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提 出“完全人格教育”思想，认为完全人格教育包括五部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述评》周文佳。） 祸首蔡元培，余东海
杨道还新著《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已于近日出版：https://www.lulu.com/search/?contributor=Daohuan+Yang&sortBy=PUBLICATION_DATE_DESC （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https://wordpress.com/post/daohuanblog.wordpress.com/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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