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非直觉小议

杨道还  10/8/20

《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介绍之二.一

（一）数据导致的思维

人在思维时作出联系，这种联系包括思维内部的概念互相间的联系与内部概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外部世界通过人的感官层，提供思维可以处理的原料。有的人认为“眼见为实”，这是缺乏思维参与的，而对原材料直接应用。也就是说，人这种反应或这种人的反应，是不需经过思维的，外界的输入直接在感官层被以某种机械方式弹了回来。这种反应，不属于思维，而是一种反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康德认为人经过感官层得到的，是如同通过透镜看一样，不是真实的世界。因而可以说，感官层过滤后，得到的是数据，而不是物的本来，物自体。这样的数据通过思维的处理，又反馈回外部世界，有时可以得到实证，是思维的作用。人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物的某一部分，即实之链上的某一个实，真理的片段。至于人能不能得到彻底的真，一个物过去和未来所有的实，是另一回事。如前文所讲的杯子的生成老毁，这个过程不可能确知。这个过程即便最终可以被“人们”确知，对某个人的来说，得到确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个人得到的数据，总是扭曲并残缺的。个人由此得到的概念，如针对某一物的数据的整合，并由此得到的对某一物的印象，因此总是带有个人性质的。这是个令人丧气的情况：人要这种莫衷一是的思维干什么？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处理。一种是否定康德，相信人可以得到或最终可以得到物的真，并通过不断地实证来达到这一点。即，每个人只需通过理性、逻辑思维和收集数据，不断地为这个过程贡献，最终某人达到了杯子的尽头。另一种是肯定康德，相信即便如此，人的思维仍可有意义。这后一种，是本文要讨论的。

这后一种，并不排斥理性、逻辑思维，而容许对其他思维方式的探讨，因此可以说是开放性思维。人所得到的数据，虽然残破，但并不意味着人不能处理问题。即某些问题的处理并不需要得到彻底的真。当处理某一问题，数据能满足充分必要时，应该用理性、逻辑思维，而不是别出心裁，要搞个不同。可以说，理性、逻辑思维是处理数据间的“必然”联系的思维，如“人同此心，心同此想”所言。

当处理某个问题，数据不能满足充要条件时，机器人会挂机或者陷入混乱，但有的人不是挂机，而仍能思考。这时的思考，不是只有错乱，至少某些人的思维不是，而仍有其“道”。实际上，现实中的每个人的思维，都不是在充要数据的情况下，而是在这后一种，在数据残缺的情况下进行的。人这时的思考，也不是像机器人那样随机试错的。按照盖莫夫所讲，如果有个机器，可以随机打印英文字母和符号，总有一天，所有的经典，包括《圣经》都能打印出来。这个机器很好，但时间是个问题，它什么时候能够打出来《圣经》？这个机器也不是个智慧机，打出来的错误版本比正确要多得多，多到无穷。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进步显然比这个机器更为有效，更快。所以，数据不能满足充要条件时，人仍然能够思考并有所成就。

（二）思维拮取数据

当处理某个问题，数据残缺，但某个人仍能够跳过残缺的数据，在思维中某种应然性的驱使下跳过残缺，发现其中的“必然”联系，这种思维可以称之为直觉。这种直觉在跳跃时，也会预言某些未知数据、证据的存在，对数据进行补全。显然，直觉不违背理性、逻辑思维，而是一种补充，从更整体的认识、更综合的认识对数据残缺进行补充。这样的补充不是画蛇添足，而是举一隅以三隅反。这两种思维有叠合的部分。但不能将直觉当作理性、逻辑思维的一个子集或特例。原因很明显，严格遵循逻辑的人工智能，是缺乏直觉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将直觉已经包括在内了。

数据间，除了“必然”的联系，还存在“非必然”的联系。例如想象、比喻、寓言、幽默、比兴、排比、善、美等等。思维在作出此类的联系时，有效、有趣、或有意义和价值时，可以称为灵感。灵感与直觉一样，是知道逻辑的，这两者有时故意佯谬，但绝不是存在逻辑错误而无所知。当然有的人认为，如柏拉图排斥艺术一样，这类的“非必然”的联系，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对自我思维的阉割，是可以的，但强加于人时，则是无趣和令人厌恶的。

思维本身与思维联系起来的东西，存在着可分离性，并在实际中可分开来看。

例如，一个有很多知识的人，对同类知识有兴趣的人会觉得他有趣，其他人则不然。一个富有灵感的人，就像小孩子有想象力那样，通常是有趣的。这是因为，从逻辑、直觉、到灵感，思维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联系的本身，而联系的本身是每个人都有的，因而能够与其中美好的、有趣的产生共鸣。

有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可能经历很不同，但思维，即作出联系时的方式、风格、灵活性、或结果等，却可以很像。这样的人不需共同经历，却可以成为忘年交、倾盖交、甚至知己。现代人嘲笑五伦，导致友一伦也不讲究。朋友是志趣之交，讲究志趣相投，相投不是相同。志是之心，心所向；趣是走取，心所往。换言之，就是思维的大方向和具体动作。不讲究这一点，就不知朋友之道是什么，只会弄得“熟人满天下，朋友无一人”。所谓的朋友不可靠时，骂人心坏了，不亦晚乎？不亦悖乎？

再如，一个人因为人生经历，可能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但“他乡遇故知”时，他的故知会知道，他（的思维）变得没有那么多：乡音无改鬓毛衰，口音还没能改掉，只靠经验，没有个人修养的磨砺，思维能变到哪里？

一个人的思维的重心因而可以立足于思维本身，或立足于思维联系起来的东西。灵感可说是前者，以思维为重心；直觉可说是后者，重心仍在数据中。

李宗吾将以思维本身为重心说得很明白：“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蹠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蹠，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蹠，皆寓舍也。”庄子的见解中，他的思维如何联系、如何做出联系是重心，至于联系的是什么，“皆非所问”。（可以用一个寓言，说明什么是“皆非所问”。一个人拿着别人造的弓，胡乱射石头、树，然后回来问卖弓的，你这弓到底行不行呀，射不到鸟呀？卖弓的说，你得找到鸟，瞄准才行。买弓的很愤怒，我要是知道如何射鸟，买你的弓干什么？）

这样的一个思维重心的转移，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数据和联系，何者为主，何者为副；甚至何者为根本，何者为次生，如毛附皮一样。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答案。一是，客观世界是根本，数据为主，无数据就无联系，就无思维。二是，思维作出的联系为根本，数据以及客观世界，皆是逢场作戏，“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三是，两者相互作用而存在，“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显然，其中第二种，即是信仰的开始。

思维所指的联系，还有另外一类：生出来的联系，即，联系不是由数据引发的，是联系生出来之后，应用于数据之后，数据附会于其上。这种联系不是从有到有，而是无中生有。墨子举“无天陷”为例，说，天没有塌下来，这里对没有天陷的思考，实际上是从无出发的。这一类的思维，如，宋张商英，拟作《无佛论》批佛。其妻向氏说：“既无佛，又何论？”（冯梦龙《古今谭概》张因为这句话悚然废笔，此后更皈依佛教。对此问题的讨论，详见杨道还《中国学术之结构》。）

拙著《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第二章，主要处理的问题即是指出思维重心的转移是个严肃的问题，即从联系本身到数据和概念的转移。在思维的规律、发展、工具（语言）方面上讲，联系本身在时间上发生更早，人钻到数据和概念的牛角尖，是晚近时代发生的。这一章也讨论了，为什么要从这个牛角尖转出来，以及思维阉割的危害。

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因此有对应的三种。一是自外流入，人为客体。二是自内流出，人为主体。三是内外对流而博弈。这部分是《修养》第三章第二至四节讨论的问题。

李宗吾所讲的“胸中所见者，主人也”，“主人”即是作出思维动作的那个主体，主语。前面已经讲到数据和思维可分离。数据依赖于外部世界和感官。如果思维不是由外部客观世界作出的，即人不是“物于物”（被物当作附属物驱动），那么思维有没有一个“主人”，即立足点、源头、或“实”体。这个“主人”问题，我认为是重中之重。《修养》第三章第一节，介绍了这个“主人”，前两章只有为“主人”出场做脚垫的重要性。

（三）对“必然”的回顾

思维的重心转移到了联系本身，“必然”有不同的涵义，就产生了另一套“必然”。联系本身有其必然，数据不再是这种必然的依据，数据的重要性下降，以至于可以被取消——数据在这个时候，只是联系的一个聚散点而已。

如，中国人说，“玩火者必自焚”。对于思维的重心在数据或概念上的人，这里的“必”，是“未必”：玩火有时只是吓一跳，说“必”是言过其辞啦。又如“毋以恶小而为之”，对于思维重心在概念上的人，小恶影响不大，何必那么郑重其事呢？

但中国古人不同，他们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的思维平常不对路，即便微小，也可能在某时某事上出差错。不出错，只是幸运而已，如孔子所讲“罔之生也幸而免”。玩火、善水、好赌、嗜酒等执著，没经挫折，就不会知道悔改，这是必然的，是思维上的必然，至于讲的是水、火、嗜好、还是过犯，都是一回事。

从80/20定律的角度看，80%的数据或事实需要20%的思维去处理，20%的数据或事实需要80%的思维去处理。

古人注重避免在那20%上出错，而强调“玩火者未必自焚”的人则重视那大数据的80%。只重视80%的人，实际上是否定80/20定律。大数据在数据上宏大，在思维上贫乏，这也是应该符合80/20定律的。有人或许要问，那么80大，还是20大？这里的关键是，80%不是80，20%不是20，80%和20%合起来是个整体，阿琉克斯不能没有脚跟。80/20定律的意义在于整体观，如孔子所讲，“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不是让人选边站。这个是有现实意义的，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多元化”，是人口数据上多元，还是思维上多元？

重视20%，却否认80%，是诠释古典时，容易忽视的蔽病。就如有人问王阳明，人欲如火，去人欲，没有了火，饭也不造啦？做饭用火，与玩火是不同性质的。正如夫妇之道，与三妻六妾不同。三妻六妾尚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即朱熹王阳明所讲的人欲，已经不带任何天然、天理成分，而是纯粹属于人的“玩火”。

在老庄孔孟和王阳明等人来看，如果这80%都不知道，那么20%就是空中楼阁，所以只能提醒上士和学有余力的人。他们不去细讲那80%的，那个包含了很多需要人自己去经验和经历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教育人去追求幸福、成功，细讲往往会弄巧成拙。讲幸福有收入因素，“必”有庸俗的人炫富。有人说，我有钱，我没有炫富呀。你很不庸俗，但属于“皆非所问”。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80/20定律来看，古之学者是在那20%中求学问，而现在学者则是在80%里求数据。孔子这句话，可以说，是穿越时间的不朽经典。在80%里求知，教育劳苦大众，不庸俗。但以人民群众自居，说俺就是80%，俺就要嘲弄20%。这是庸俗的：须知，所谓人民群众是80%+20%，“民愚而神”，两面三刀的投机“必自焚”。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只知道80%的下士，会嘲笑那些讲20%的人，这是验证你是否讲的是20%的一个证据。孔子讲，“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善者恶之”即如“下士笑之”，看到他们反对或嘲笑，你就知道一定是讲对啦。

（四）杂例

直觉有迹可寻，这种跳跃式的思维联系，换个人未必跳不过去。灵感却是天外来客，翔集不定，换个人，几无可能重复。思维的跳跃有应然、“必然”的牵制，灵感却没有。灵感可能有牵制，但不那么明显，也可以本来没有。灵感的联系，因为不应然、有选择，更重要是有作出、有创造的性质，而不同于直觉。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灵感之动就如群莺乱飞，莺从来不是乱飞的，而是各有所趋避，只是方向不定。郁达夫写山景，见一群鸦，飞来飞去也飞不尽。真是神来之笔，换个人，恐怕很难写出来。

据说米开朗琪罗有句名言，每一块大理石里面都藏着一个伟大的灵魂，雕塑是将这个灵魂从大理石中解放出来。思维阉割的人，大概认为他是胡说八道：把石头打成渣，也找不到他所谓的灵魂。这个似乎很可笑，但有人切了块爱因斯坦的大脑，就想找到《相对论》的成因，人们却很严肃。米开朗琪罗所讲的灵魂，是在他的头脑里，他所认为的“必然”或“非必然”联系：在他可能觉得必然，在旁人，雕成别的形象也是它，是非必然。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有：“顾长康画裴叔则，頬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颊上三毛”的成语由此而来，而后就用来比喻文章或图画的神来之笔。这里凭空添上的“三毛”，不是直觉，而是灵感：有必要，没必然。

不明白这个成语，也没关系。所谓灵感，就如哈利·波特额上的伤疤。如果问JK Rowling，这个伤疤是哪里来的，她多半会有个解释，但真实情况可能是，这只是个灵感，无来处，只有显现。这块疤的来自，绝不是直觉，是哈利必然、应该有；更不是逻辑；而是Rowling说有就有。Rowling说是块斑秃，就是斑秃。

哈利有疤，他的小伙伴没有。宝玉有玉，发脾气说，家里妹妹们没有，天仙样的林妹妹也没有，要把玉摔掉。这是曹雪芹的灵感。从解剖学上探讨，怎么可能生来有玉？玉上又怎会有字？“皆非所问”。

灵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思维。古时对对子是必修课，这种训练，是有灵感训练的意味的。有的人对得出来，但很笨拙，有直觉、推理在里面；有的就很超脱，显示出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一二三四”，有人对“甲乙丙丁”，当然可以；但就与对“天地玄黄”不同。因而，这也是选材的一个手段。《红楼梦》里，十几岁的少男女都能行个酒令、作灯谜、作诗，来表现机智和才情。这个才情是从对对子这样的训练中得来的。现代人没有这个训练，吃饭就是老老实实地吃饭，总不能拿道数学题出来，大家比比才情吧。

宋时故事，辽国使者想在文采上压倒宋臣，出上联“三星日月光”，说本国无人能对。苏轼对，“四诗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所以对仗工整。辽使叹服，遂把酒言欢。据传，苏轼又要压倒辽使，说，还有一对，“百姓钱孙李”。辽使就不服了，说，少了赵。苏轼说，你们奉宋正朔，也应知避谈赵。这是很高明的外交辞令，以大压小而微妙。这个故事或者出于杜撰，但这里描述的机智，非灵感莫办。苏轼如何想到的？无人能答。能再找个人有同样的回答么？如能找到，那是直觉问题，找不到，是灵感问题。

这个故事，是以虚破虚，不着实际。以实也可破虚，但显得粗鄙不文，没文化的人多如此。宋初，国内乏人。南唐徐铉使宋，因为名声太大，大家都不敢接迎接护送的差事。据说，赵匡胤得知，将殿前护卫叫来，随手指了一个。群臣皆不知所以。这个人是个老粗。一路上徐铉妙语迭出，这人不懂，不是唯唯，就是愕然。可以想见，这样一路挫折，到了京城，徐铉连话都不想讲啦。但徐铉毕竟还是有才，后来面折赵匡胤，说南唐不该打。赵匡胤说不过他，恼羞成怒，讲了让徐铉哑口无言的千古名句，“江南国主何罪之有？只是一姓天下，臥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堂堂一国之君，拿床上同睡说事儿，或者徐铉被这副嘴脸惊到了，才没法回答。

除了虚的口舌之争，灵感也有实。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等的创作，是实打实的：不朽的经典，是有真东西在里面的，因为真东西撑着，方才不朽。灵感不大受待见的时代，嘴脸更流行，其人、其风采、其文采、其经典就不再，无足为奇。

直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爱情即是属于这一类的。少男女很多无师自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心有灵犀，把那个情意传了过去。如贾宝玉碰到二丫，平平常常几句话，一句亲近的都没有，小厮们不懂，秦钟就看出来了，说，“大有意趣”。宝玉听了不好意思，推搡他，宝玉也是懂的。《简·爱》里，那个小姑娘说妹妹还小，没有到道歉的时候。什么逻辑？曹雪芹只能这样写，看不懂，是读者的问题；勃朗特也是。

逻辑、证明、证据这类的东西是爱情毒药。现代人在爱情上讲逻辑，婚恋就成了难题。即便所有理由都证明是天作之合，当事人若痛不欲生，还是痛不欲生。有人讲证明，房子车子都可以当证据，像抵押品一样，另一方的人觉得这类似于竞价卖肉。是思维太奇怪么？柏杨给人征婚，拍案惊奇，原来新郎将出录音机，要保留爱情誓词，立此存照。柏杨评论说，这个靠不住，女孩要是变心了，可以辩解，“那时被你骗了”，“那时我年幼无知”等等。这样年幼无知也要骗，岂不是没人性，赔了夫人又现眼。

真正的信仰是了不起的。

杨道还新著《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已于近日出版：https://www.lulu.com/search/?contributor=Daohuan+Yang&sortBy=PUBLICATION_DATE_D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