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上）

（1）通老必先通庄

我的基本观点是老庄所“得”的道相同，即他们所读到的无字天书，“大象”（“执大象，天下往。”《老子·三十五》），是一样的，但选取和论述的角度不同。

老庄的思路似乎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道，象，名。后两者都可以称为德。这样就有个道和德的框架。老子的话多从道向后论述，先象后名。如“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和“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三十二》）庄子则是一种回溯。《逍遥游》中“无待”的层层递进，《齐物论》中从人籁，地籁，讲到天籁等等。当然这不是本质不同，只是他们行文的立足和趣趋有异，道通之后仍然为一。

物有精粗。老子从道的精信讲起，一直通到万物的粗。庄子从深陷于人间世，被名实烦扰的“我”的情信讲起，去粗达精。老子从无讲到有，从抽象到具体，从无用到有用；庄子则大体上倒过来讲。解老子的，很容易顺着老子的思路，越解越具体狭隘，以为得到“结”论。解庄子的，顺着庄子的思路，越深处越混沌，以至于如堕五里雾中。正如前言中所讲，这是两种不同的“有生气”的思考，但很少人对后一种会心。

老子讲的道流，和庄子的返归，形成了一个循环；而不是直线式的狭路相逢，互为矛盾。这个循环有如老子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五十二章》。此句是继续上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的道流，讲，不可截断其流。）母与子并不是矛盾的，相互否定的。以名为例，“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子不得母，就会有矛盾。庄子举朝三暮四为例，“知子”就如只看到暮的数目，显然就会得到：既是三也不是三，既是四也不是四；既是三又是四，既不是三又不是四；三是相对的，四是绝对的；三是第一性的，四是第二性的，等等。但从朝暮一起看，却很简单，“名实未亏（没有缺失）”。庄子评论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天钧”，即是老子所讲的“母”。

我认同憨山和尚的观点，通《老子》，必先通《庄子》。庄子指示了从一般人出发，如何达精的道路。通《庄子》很难，《庄子》本身难懂。钱穆又认为，非通百家，不能通一家。这是钱穆的经验之谈，非常宝贵。钱穆所讲即是“执大象”的意思，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整体图景的认识，就只能盲人摸象。百家内在的联系互通之后，然后能够发现那个主线，那个“大象”，然后“无物之象”（《老子·十四》），即“道路”。

这个道路是人的，还存在着一个主人，即那个循着此路而行的人，“我”。庄子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齐物论》）上述循环，只是“近”，还必须得到那个驱“使”，行“使”的真宰。老子的“我”与道同在，隐于无名，若有若无。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马叙伦考）则是从普通人的“我”开始回溯。老子“其犹龙耶”，可以紫气东来；而庄子则只是庄生，似乎唐代才封圣，宋代才有祭祠。《庄子》是“学而后知”，“道行之而成”的范例，适合于中人及中人以上的人参考。生而知之者，或者修身炼性者，不需要这一步，但也不成其为学。他们的学，即名实系统，互相间交流则可，而旁人往往有不着边际之感。这是“大象”不同的缘故，钱穆所讲的大象，在他们只被当成末节。

象和名都属于德。《庄子》内篇七篇，都是重心在德。《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辩，所讲的是德有大小，不是道有大小。关于小大之辩，郭象和支盾有著名的辩论，但这两人从对象上就弄错了。我在《结构》中对这个问题已经分析过。燕雀虽小，也有其道，但其德小，致远恐泥。鲲鹏所游，充塞天地，其德大，才是老子所讲的“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老子·六十七》）《庄子·缮性》中说：“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有了这样的理解，庄子认为小不如大是显而易见的。

《庄子》一书，勾画出德的整体，提供了丰富的德的思想。从道入手解读庄子，就会支离其道。庄子与名家有重叠而异趋，在于名家向形而下的器发展，而庄子则向形而上的道趋近，从象入道。从“我”的角度，庄子向内自省，回归老子，可以称之为“内德”，内德之主在于“我”；名家向外驰求，与西方哲学接近，可以称之为外得，外得之主在于物。《庄子·天下》中评论名家：“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途）隩矣”。（清王先谦注，“隩，曲而隐也。非大道。”）这个评论也适用于西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

我认为对《庄子》的研究，在魏晋之后，就陷入停滞状态，以至于“名”学的绝迹。名学与道之间的联系是经由庄子的学术实现的。《庄子》中虽然对名家有所批评，但真正理解名家，深知名家的优缺点的，是庄子等人。庄子与惠施的关系即是一个证明：惠施死后，庄子以立斧飞白的比喻，讲自己再无可对谈者，其中的落寞不加掩饰。《庄子·天下》篇中说，“（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或者是在讲惠施去世之后的庄子。道家人魏牟与公孙龙也有往复辩论。（《庄子·秋水》）在《庄子》杂篇中，魏牟至少是接近道家学术的人：“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让王》）《列子·仲尼》也记载，魏牟曾为公孙龙辩护，认为公孙龙的学术不可轻易视之。

（2）名以指象

老庄虽然写下文字，但他们都认为他们所讲的并不等同于他们想要传达的那个。也就是说，老庄的书是他们用来指月的手指，指并不等同于月。但老庄所指，首先是名之外的象，更类似于云气；气象万千，然后其中有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名是他们所用的“指”示的工具。所以读他们的书，不能寻章摘句地从字里行间去发掘，而要与他们并肩而立，随着他们的所指，望过去。李宗吾说，先不要管“子曰，卢梭说”，要“自己探头看看外面世界的真相”，然后再回头看看前人说的是否对。李宗吾这个方法是忘掉名，而对“象”有所认识，再来读《老子》。我认为李宗吾这个方法是读老庄的方法，也是老庄所讲的方法。以对象为对象，即是李宗吾所讲的“自己探头看看”，大致上等同于科学上讲的尊重事实；用老庄的话讲，就是尊道贵德，但这里存在一个“人和我”的重大差别，留在稍后详述。

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韩非子·解老》）人世间绝大多数对象，就如韩非所讲的活着的大象，不能像杯子，桌子那样，放在眼前就可以发出一些宏论；而只能以象的方式来理解。如有人曾举美国的大学为例，美国的大学没有围墙，即便从地域这样简单的角度，将其分隔出来，画出边界也不可能，更不要说大学中各种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此类的对象远比可以确知的对象为多，如河流，春天，社会，历史，国家，世界等等。小大之德的区别也在于此，像河流，春天，社会，历史，国家等，都属于大德，只能以象的形式理解。名用于可以确知的对象。这个分别不是绝对的，“大象”这个动物，现在又属于小。

从无物之象到象，都是老庄所指的范围：既有“不可致诘”，也有“执大象，天下往”。道由象才能过渡到言辞。有常名的那个不可得而言之，“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名是人造的。同一个名，不同的人讲起来，意义未必相同。所以象和名之间，有个我的枢纽，而不是一个名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意义。这里面还有一个语言的层次，如中文和英语等。有人在这个层次做文章，认为只有废除中文才能引进西方文明，这是一种典型的削足适履。这样的主张没有一点儿文明——民主或科学，在里面。这是野蛮：先剥夺你的语言，再讲言论自由。

名可言，就有其止，即有其限定：名根据这一物定下来，就没法用来讲那一物（苏辙《老子解》第一章）。这个时刻的名，又没法等同于那个时刻的名，除非没人再去用它。名的限定造成了，人不能两次，甚至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类似地，人也不能经历同一个火焰，春天，社会，历史，国家，世界等等。名如果没有限定，就是个不清楚的范畴，无法单独用来描述物，需要有物，实，语境等来辅助才行。物，实，语境等，总归起来即可以用象来概括。

这样来看，同一个世界或者说完整的认识，就有道，象，和名三种不同的体系，或者说层次，表象，等等。这里面哪一种决定另外两种，或者侧重在何种，就有不同的学问。如果认为象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那么当然世界应该有个完美的永恒的象（相），现实只是不完美的表象。名要根据这个完美的象而连缀成名的体系，这就成了柏拉图那样的理型哲学。柏拉图的哲学也有其“象”，只不过是以人为的“相”去取代自然之象。

认为名是最重要的，严格定义的名，根据严密的语法和逻辑，就可掌握象和世界。这种类型的学问中西都有，礼教被称为“名教”，也是有其原因的。现代科学引起的“小科学家”的狭隘：过度自信，教条，不容异己；与“腐儒”“小儒”类似。哲学从理想的理型出发，规划名，固然是有限的；但用名去教条地硬套实和象，则是庸俗的。庸俗化是哲学和思想致命的瘟疫。俗语讲，“俗不可耐”，思想庸俗的确是世上最容易令人厌烦的东西。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借杜慎卿之口很辛辣地说，一个书办（刑名小吏）也来解《论语》，《论语》岂是这样的人讲得的。吴敬梓所讲即是可耐不可耐，而不是可不可以的一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知道“平庸之恶”。但这种恶，是过，而不是错。过者，“度也”（《说文》），有过度的意思，当然也就隐含了错的意思，但没有错那么明显。过与错不能完全互代。“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如改成“错则勿惮改”，就不伦不类。所以孔子讲：“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这是得其“中”的意思，不是专看错误，去挑剔鸡蛋里的骨头来识仁。（钱穆云：“如子路丧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昔人以此为观过知仁之例”。孔子为颜渊哭而恸（过度），也属此类。)老子孔孟都是庸俗化的受害者，与他们相比，伊壁鸠鲁，尼采等人只算是小冤案。以乡愿为中庸的庸俗，是过的一个典型。但将这个平庸认识作为学问来讲，就不再是过，而是错。

老庄用来指的言辞，多是以象为背景发出来的，但他们认为道比象更为根本，对其具某种限定性；象又比名更为根本，对其具某种限定性。这里需要注意，是限定，而不是决定。我认为这里的区别是，与一（或多）因一果的推理不同，限定可以包括多因多果的情形：同样的因——前提条件，却可能得到相反的果；而因总是至少成对出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这样的多因多果，显然不能反推而得知，这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理解“反之动”的基础。这个基本的认识，导致“中国如何是因为没有某因素”，“西方如何是因为有某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观点，令人难耐。

西方哲学重视外在事物，所以精确限定“名”的方法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名学是西方的强项，是中国学术的弱项，这一点引起很多中国人的羡慕。（如，张远山《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西方人对名的重视与中国人对名的不重视的程度几乎相当。但这不是一种截然的分别，是一种大体上的偏重。“名无实”，越纯粹的符号的名，越没有实的对应。公孙龙的逻辑遭到挫折，是因为孔穿和邹衍指出他有证明“臧三耳”的理，但人有两耳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实。普通人对符号性的名难以理解和接受。公孙龙的东道主人平原君显然仍然接近普通人的认识，所以接受了孔穿和邹衍的实。

西方哲学则找到了好的东道主人，在抽象地论证上帝的存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是个大主教。从外物发端的名，反而在最深层的形而上得到发展，不能不说历史是曲折的，“反之动”。

西方有哲学，所以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如同讲水从水泵产生一样。但向这个源头要活水的时候，人们发现它是僵化的，死的。逻辑实证是反思科学时，才被认定是科学的内在要素。像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美国大学往往没有哲学必修课的设置，中国大学反而有，这是什么道理？

在物与人的关系上，哲学是从人发端的学问，科学是从物发端的学问。希望科学普及，将与常识迥异的名，符号或者科学被普通人接受，必须有哲学上的细致工作，将名实之间的层次和联系建立起来，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至于目前，用压倒普通人的名声和势利来推销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常态，这样的科学吸引了什么样的科学家和听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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