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经济大萧条引发的世界大战 如此这般一个一个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框架下，有没有解决之道？马克思说绝对没有。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当然知道他说错了。但是在一百年前，他说的是对是错，还真没人能看得明白说得清楚。 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到的最深刻的危机，是1928年开始的十年大萧条。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向全球扩散。股市崩盘，银行，企业成批倒闭，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失业潮。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社会秩序，都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由市场，第一次丧失了调节指导，使社会生产走出危机的能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预言，仿佛是一夜之间，恶梦成真。 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必须以超出常规的方式，介入自由市场的运作，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这在当时，多多少少是共识。问题是如何介入，要超出常规到什么程度。在英法美，主流的看法，是在不触动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政府可以打破不直接参与经济运作的禁忌，用大规模的投入来刺激经济复苏，缓解高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这一派，在实践中，以罗斯福（Roosevelt）的新政 (New Deal) 为代表；在理论上，也出现了凯恩斯 （Keynes）鼓吹政府对经济做大规模投入的宏观经济学。根据这种新理论，政府哪怕是先雇人在沙漠上挖个坑，再雇人把这坑填上，对经济复苏，比什么都不做，也要强很多。这样的理论实践，有没有将这些国家带出经济萧条？答案是没有。 但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这种做法使因为失业引发的社会危机得到了一定层度的缓解，让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英法美避免了崩溃的命运。 你要是认为凯恩斯的挖坑填坑的经济理论脑残荒唐，也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将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带出了这场持久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答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政府做的，可不是挖坑填坑的无用功，而是组织指导社会全体，造飞机大炮杀人。战争来了，失业自然也就没有了。凯恩斯到底书生气，他想到的，不过是挖坑填坑做无用功。用造飞机大炮人杀人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他无论如何是想不出来的。将太平洋舰队的总部，从圣地亚哥搬到夏威夷，逼日本人攻击珍珠港，将美国拖进世界大战的招数，只有罗斯福想得到做得到。 另一派，就是法西斯主义。发明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他认定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民主制度导致的一盘散沙。要想走出危机，避免经济和社会秩序崩溃，就必须用专制独裁取代民主制度。自由民主，有饭吃的时候，是好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吃不饱的乱哄哄的自由民主，不要也罢。 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实践推到极致的，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希特勒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早年搞啤酒馆政变，要推翻德国的民主政府；政变失败，吃了一年多的牢饭，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将他的思想基础，社会理念，和他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规划，一条一条都说得明明白白。他后面的作为，照着书里写的，一步一步来，八九不离十。《我的奋斗》（My Kampf），当年在纳粹德国，和毛选在文革中一样，人手一册。所以后面希特勒干的事，无论好坏，都不是阴谋是阳谋。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1928年开始的大萧条对德国经济的冲击，比对英法美更严重。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意识，完全停留在国家之间争斗掠夺，互相征服，英雄崇拜的层面上。希特勒以民族主义做旗帜，利用全球大萧条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毁灭性的冲击，以一己之力，组织纳粹党，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的个人独裁专制。随后，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将独裁专制在统筹调动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短短几年，德国不仅走出了空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 而且经济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发展。 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剧增，又赋予了他掠夺征服世界的潜能。 于是他循着旧文明的思维逻辑，人征服人，一步一步地将全世界拖进了规模空前，血腥无比的战争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代表旧文明的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和代表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对决。战争初期，德俄联手，狼狈为奸，瓜分波兰。德国军队，涌现出了像古德里安 (Gudarian)，曼斯坦因 (Manstein)，隆美尔 (Rommel) 这样的军事天才。纳粹德国，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民主国家，不管经历多少次失败，都能够不停地做调整，在失败中等待时机。张伯伦的靖绥政策失败了，就换丘吉尔；战争胜利在望了，丘吉尔搞和平建设，非其所长，就把他撤了。而独裁专制，胜利越大，独裁者就越会忘乎所以，把狂想当做现实的可能，将国家民族，带入灾难之中。 希特勒在法国投降后，胜利冲昏头脑，转过身去攻击苏俄这个最大的盟友，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在军事危机面前，希特勒一意孤行，自以为谁也不如他懂军事，懂战争。撤古德里安，撤曼斯坦因，杀隆美尔。 最后，这场新旧文明的生死对决，以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全书目录链接：《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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