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 （1）： 征购

杨继绳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 年月 11 月 11 日 ,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 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 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 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 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 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 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 日中午张福洪死了。

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 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 12000 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105 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 2 分队平均亩产 3530.75 斤的消息。7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 7320 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 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 1958 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 ,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 40 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 300 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 150 亿 斤 ,最后落实到 72 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 8 名认为 1959 年比 1958 年更丰收,1958年是 56 亿斤,1959 年 72 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 30 亿到 40 亿斤。

8 月底 9 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 72 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 亿到 40 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 1958 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 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 6 月18 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 16 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 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 32.58 亿斤,比 1958 年减产 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 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 9.6 亿斤,比 1958 年多征4300 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 5%,征购任务总共 10.49 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 164.5 斤(原粮)。按每人每月 35 斤 计, 可吃 4 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 斤原粮只有 25 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 180 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 20 多亿斤,却夸大为 64 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 9.6 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 20%以上。10 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 7 亿多斤,就有 3751 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 年,信阳地区组织了 120 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 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 6000 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 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 200 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