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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2）：交心（ZT） 高华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 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 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 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 让我暂时代理一下, 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阶级教育」: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 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目录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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