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2）：交心（ZT）

高華

對於已在組織內的一般中共黨員和幹部,能否「得救」,即獲得黨組織的真正信任和被組織完全接受,首先取決於黨員個人對黨組織的態度,而判斷其態度的重要標誌,是看他(她)是否向黨敞開心扉,將自己的一切向黨和盤托出。換言之,一個普通黨員若想從孤立、苦悶、絕望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唯一的出路就是向黨懺悔。對於個人而言,尋求「得救」一旦成為內心的強烈衝動,就使原本帶有強迫性質的坦白反省挾有了一絲愉悅的快意,許多幹部為了贏得組織的好感,忽然變得異常積極、主動,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個人的隱秘。一時間,延安出現了群體性的自我悔過的熱潮,在坦白內容的廣泛性和自我鞭撻的嚴厲性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們以中央黨校三部女學員朱明的反省為例。

朱明原先是一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學生,1938 年到延安後參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單位工作,以後進入王明擔任校長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學習,繼而調入中央研究院,最後被送入審幹、肅奸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點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廣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諱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與黨的觀點相左,承認自己同情蔣介石和國民黨,仇視新生階級,仇視共產黨,懷疑毛主席。朱明說: 回憶北伐前,我們住在安徽,當時在軍閥統治下,不僅財產要受勒索,就連精神也受威脅,尤其是太太小姐們,不敢拋頭露面,總是坐在家裡。......當時蔣介石軍隊到南京後,我們可高興了,因為我們現有的資財不僅有了保障,就連安徽的財產也被蔣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脅,同時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對十年內戰的看法:

十年內戰究竟是誰打誰,對這個問題我也懷疑。書裡說蔣介石要堅決消滅共產黨,可是我在外面聽說共產黨「搗亂」,想要得天下,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復興民族,所以才打。當時我認為應該打,因為共產黨不安份守己,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國不統──,民族焉能復興? 所以應該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對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領袖的懷疑:

「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開始我聽這句話,也是懷疑的。因為在我思想中一貫認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統治中國,他領導抗日,共產黨也是在他領導下抗日的,為什麼要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呢? 說他是邊區人民的領袖還差不多,因為只有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大後方的人民,我想還是承認蔣介石是領袖吧。

對於中共所宣稱的蔣介石是「假抗日」之說,朱明也表示了強烈的反感:

到底為了什麼東西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裡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樣說,可是心裡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鬥。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我也看到過前線運下來的傷兵。能說蔣介石不是抗日?......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那裡代表什麼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復興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點是她將自己作為反面典型,執意以自己的錯誤來證明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知識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關係。

朱明來延安後曾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受校長王明的影響,女大較注意對學生進行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教育,對此,朱明專門結合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評了女大的「負責同志」:幾年前讀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有一句:「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我很反感,我想你們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為什麼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們呢?從這裡可以看出我的階級立場,警惕性很高。

......我對毛主席的文件,是這樣反感。但是,我對蔣介石的東西怎樣呢?在這裡我附帶地反省在女大時的投降主義。當每年「七·七」的時候,蔣介石發表的宣言,女大總是配合看時事來討論的。有時候負責同志還幫助我們指出宣言裡哪些是比較進步的:「譬如說團結吧,雖然提到,但還不具體,所以他的進步還不夠」,我呢,總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進步」的東西,因為我不希望國共關係不好,負責同志有時還說:「我們黨在抗戰中是發展了,可是國民黨呢?只要他和我們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們還可幫助它。譬如保衛大武漢,我們還幫助他動員哩。」我聽了這些話,就很能接受,我總是希望共產黨能幫助國民黨,這樣兩黨不會分裂,統一戰線也才能持久。因為我有一個中心思想,當我想革命的時候,我又怕吃苦,我總想過資產階級生活,但又要無產階級的事業,這個矛盾如何能統一呢?我就想到了統一戰線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國共分裂,從我自己講,我就希望國共長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長期統一了。從家庭來說,我也不願意國共分裂。......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上講,我也不願意國共分裂,因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於在思想上與黨不斷牴觸,最後發展到在政治與組織上與黨對抗,承認自己對黨組織陽奉陰違,「總是採用合法的手續來超越組織」。

朱明交代自己羨慕周恩來、林伯渠,總想做「特別黨員」,希望到大後方作統一戰線工作,「也坐汽車,也住大飯店」,所以經常以要求學習為名,逃避具體工作:比如我在大眾讀物社的時候,那裡的會計因為生孩子到醫院去了。支部書記和我談話, 讓我暫時代理一下, 我心裡不高興,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自己是候補黨員,又是支部書記和我談話,只好勉勉強強地答應了。因此在工作中,手裡拈看帳條子,心裡想着統一戰線,我做夢也沒想過我會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不安心做具體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對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厭倦:「在延安老是風平浪靜的」,「也感覺不出什麼階級友愛」,在幾次申請隨林伯渠前往重慶做統戰工作的要求被拒絕後,經過個人的頑強努力,排除了種種障礙,終於以「要求學習」為名,轉換了工作單位,先進了延安大學俄文系,又轉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後,「一心想進國際問題研究室,將來好做外交家」,「從來也沒有想到,白己要服從組織」。

四、朱明從自己的「剝削階級」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認為自己之所以「與黨一切都是分歧」,與她的階級出身有密切關係。對於階級出身對自己帶來的嚴重影響,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兩部分進行反省。朱明說: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剝削階級,直到民國初年,才逐漸沒落。......外祖父本來是前清學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剝削階級,是地主式的書香門第。...... 我的母親和姨母們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藝術,早晨起來,還臨帖臨《靈飛經》,什麼《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等曲譜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是三歲念唐詩,十二歲看《紅樓夢》的角色。......記得小時候聽故事,從來就沒聽過工人和農民的事情,專門是歌頌統治階級的人物,就連外國故事也是一樣,總是講什麼公主、王子的遭遇,飛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為了「說明階級鬥爭不僅限於武裝鬥爭」,朱明列舉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階級教育」:吃飯要慢,要不帶聲音。否則就罵你象餓死鬼,沒有吃過飯的,......說話更要輕聲慢語。尤其是女孩子,要溫存,還要深沉含蓄,所謂輕聲淺笑,不准張開嘴,哈哈大笑。否則就要為你是莽張飛,......連走路你也不能隨便,站也沒有自由,必須要按他們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筆直。否則就要罵你小家碧玉,像牽牛花一樣依靠牆壁。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不僅要風骨凜然,而且還要儀態萬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資產階級學校教育的罪惡;聲稱「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心,就是培養大私無公的個人英雄主義。不管科學也好,藝術也好,就是為了這麼一個目的」。

朱明檢討道:

我在資產階級的學校中,受了一些什麼樣的教育呢?......因為我是一個女的,家裡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學,學一些藝術,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斯大林同志說,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說無產階級的文學家,資產階級也有雕刻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被他們雕刻過的。我喜歡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東西,什麼月亮怎麼亮,花怎麼香,......可是魯迅的東西,我就不喜歡。......對於舊俄時代的東西,我是喜歡的,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就不大喜歡。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歡,覺得很熟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就不感興趣。什麼牛、豬,我覺得沒有意思。再說音樂,我到延安後,就很少唱歌,因為我喜歡「山在虛無飄渺間」這樣一類東西。勞動人民的歌聲,我是不感興趣的。......講到畫呢,我也喜歡資產階級的一套,比如魯迅介紹的版畫,我雖然買了,但不喜歡。我喜歡古典的畫,如意大利畫家畫的「蒙娜麗莎」的像,我非常喜歡。

五、朱明給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責、自我鞭笞的方法表達她「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決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滿自我責罵的詞句,諸如:自己一貫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站在蔣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資產階級說話」,「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是與黨不一致的」,「對國民黨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廣大人民的頭上」,「總想做一個特殊人」,到延安是出於個人英雄主義等等。朱明甚至將自己貶低到賤民的地步,她痛悔由於自己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帶有剝削階級的成分」。為了表達她的思想轉變,朱明乾脆直接歌頌「血統論」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黨為什麼珍惜無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和革命後代,以及先烈遺孤,因為不僅他們的思想有傳統,就連他們的血液也是乾淨的,黨為什麼不珍惜他們呢?

最後,朱明表示,從今以後,自己將心甘情願「做無產階級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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