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领导班子，面对的是一个贫富两极极端分化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在亚洲排行第一。不是说穷人比尼泊尔孟加拉阿富汗更穷，而是说富的那部分人太富，总体水平已经在世界领先。除了美国之外，现在中国的亿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根据定期统计数字的福布斯杂志，美国有 300 多名亿万富翁，印度有 36 名，日本有 24 名，中国则有 108 名。而基尼指数已经达到 0.45 ，逼近 0.5 的警戒线。不少研究中国现状的分析家已经开始说，中国当今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小部分精英和广大社会底层的矛盾。意思也就是指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这又回到了解放前。

好像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进行过阶级分析，确定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富人代表压迫阶级，穷人代表被压迫阶级。为什么付出了千百万烈士的鲜血，革命到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呢？这里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不把错误的地方找出来，就没有办法解决贫富对立问题。就不得不考虑，是不是还要再付出下一次千百万人命的惊天代价？并且，还要付出几次千百万人命的惊天代价？

中国在传统上就有均贫富意识。水浒梁山泊的好汉们，之所以被当成英雄而不是土匪，就是因为杀富济贫。贫富对立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挥之不去魔影。穷人爱富又恨富，最恨的是为富不仁。前不久，国内一个经济学家为富人说了一句话，惹来瀚然大波，成为千夫所指。因此，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分析家，都不敢小看目前还在增长的贫富对立势头的潜在危险。

除了由于穷人积压不满产生仇恨，使社会动荡不安以外，专家们还认为，劳动力过于低廉，也不利于经济健康增长。也就是说，当企业即便粗放经营，也能维持较高利润率的时候，会缺乏改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由于劳动成本过低，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维持。另外，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高经济增长如果不产生有效财富，就不是奇迹。

战后日本在经历了１８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３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后，不仅国家经济总实力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而且人均财富直逼美国（８０年代中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类似的情形也发生于亚洲“四小龙”。但是，中国经历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ＧＤＰ即将位列世界三强，但人均财富却不足美国人的一个零头。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发布报告称，美国人均财富为１４．４万美元，中国大陆只有２６００美元。此外，还有１．３亿人日收入不足１美元（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因此，虽然创造高增长，但未能创造有效财富的当今国策，不仅不值得骄傲，还必须深刻反省，立刻叫停。

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担心不关心贫富悬殊矛盾，显然不是事实。但是他们无能为力。首先，过去的杀富济贫不可能再用一次。再者，动用国家储备来救济贫困，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可能大面积长期进行。中国的地区差别很大，补助一部分，不补助另一部分，会产生新的矛盾。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的，除了不断的口头保证，只能是一次接一次地流眼泪。胡锦涛在中共 17 大报告中，提出了更加平均分配财富的计划大纲，比如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强调初次分配要体现公平等。但是这个究竟能不能根本奏效，谁也不知道。更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的怪状，是执政党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一手酿制出来的，在没有相对压力的情况下，能不能自我纠正，在多大程度上纠正，很值得怀疑。

显然，造成目前穷人过穷，富人过富现状的，既不是穷人的责任，也不是富人的责任，而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中国的老百姓，不论在亚洲还是世界，都是最勤奋的人。印度问题的专家指出，印度出现的贫困问题，老百姓懒散也有责任。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基本不存在好吃懒做的大量盲流群体。中国的富人同样勤奋。如果把富人当中财产来历不明的一小部分剔除掉，中国富人的财富也是劳动所得，没有理由被瓜分。当然他们借助了某种有漏洞的政策，但也不应当负主要责任。比如，中国的前 100 名首富当中，房地产和证券商人占了一大半。问题主要出在国家政策。在这里，城乡二元化，土地流转制度，国有资产改制，证券市场体制等，都对贫富差距快速加大，起了催化作用。只要政策恰当，暴富现象立刻会终止。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对立。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国家政策的问题，也不一定出在国家主要领导人身上，而是出在一小部分利益相关者身上。由于政治制度的缺陷，本来应该成为掌舵人的一些国家重要部门主管和省市负责人，却变成了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的隐性法人。并且，这一批人既不受舆论监督，又不受法治制约，还在最高决策层掌握很大的发言权，可以随意否定领导人申报个人财产制度提案。所谓的集体领导，给他们的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这批高级寻租经纪人，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又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这些人在呼风唤雨，气焰可以压倒党和国家领导人。陈良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中国不再需要一次穷人打倒富人的革命，也不再需要一次文革式的推翻党内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国的领导人只要往前走一小步，就把通向光明的大门推开了。这一小步就是体制性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改革甚至都不要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只要实实在在做几项根本性改动就可以。其中必要的一项是改变倒向权势集团的土地和金融政策，另一项是建立在公众舆论基础上的监督机制。过去做这些不但阻力很大，在政治局常委中难以通过，还担有风险。因为很多改革的前车之鉴在那里，只要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从商鞅一直到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不能不让人却步。十七大以后的局面虽然也只是某种平衡，但比从前好一点。明智的中共新领导人，如果感到势单力薄，又希望大局稳定，就只做不说。到真正正直有骨气的知识精英中间去寻找同盟。

只要给中国的穷人一个平台，不让权势利益集团把穷人的权利统统榨光，富人和穷人的对立不是必然和天然的。中国的穷人可以借这个平台，不靠救济扶贫的社会主义因素，慢慢自己富起来，最终化解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