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7月11日刊文称，薄熙来被免职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这种观点存在的假设 是：中国人不满该政权。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一党执政。不过，仍然危机四伏。文章称，薄事件令一个看上去似乎相对稳定的政治过渡体制陷入混乱。“六四 事件”后，类似中国政治体制崩溃的各种预测就一直不绝于耳。但是，这一体制过去没有崩溃，现在也不会。

文章认为，这种（中国崩溃）悲观预测尤其被西方看重，其关键原因在于，它们认为非民主政权似乎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人民必须选择自己认为道德上显示公正性的政体。而中国政治领导层则是自我选择的精英。正如阿拉伯革命所展现的，这种统治模式是脆弱的。

但是，这种观点是假设人民不满政体。而实际上，多数中国人支持一党执政结构。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政治 权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学者就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至今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政体的合法性非常高。这种调查时刻都会被调整，以防被调查者说谎。但无 论如何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查者有不满的地方大多数是针对下级政府。而中央政府则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机构当中最为合法的部分。

文章称，在对中国领导人不实行自由与公平的差额选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努力实现高度政治合法性的呢？无论这听起来对西方来说有多么地矛盾，中国政府通过总结“非民主合法性”的各种来源，已经取得成功。这种来源主要有三点：

政绩合法性。即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人民物质福利问题。这一观念扎根于中国：孔子曾经说过，政府应当要让人民富裕；中共 同样将消除贫困至于其最高政治议程地位。所以，政府为公民提供物质福利的能力或多或少决定了其合法性的高低。中国政府大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并在 改革时期取得历史上可能最令人钦佩的扶贫成就，700万人脱离贫困。

精英政治。这种观念要求政治领导人应该“品学兼优”，能够做出符合道义的、明智的政治决策。这同样在中国有很深的历 史根源。在中国帝国时代，士大夫在公开、公正的考制中证明自己能力，从而他们赢得不同程度的尊重、权威和正统性。而各种政治调查也显示，中国人仍然支持的 一个观点是：与其为了确保人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某种程序性安排而烦恼，还不如拥有那些关心人民诉求的高水平政治领导人。在近几十年，中共通过将自己打造为 由更多精英组成的政治组织，同时重新将考试与教育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衡量标准，其合法性得以提升。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在教育系统、政治演讲和公共政策中所表达的某种理 念，一个政体都希望，人民能够认可其“道德上的合法性”。中共当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但问题是不再有很多人信仰这一共产党理想。因此，为了确保“意识 形态的合法性”，中共愈趋转向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在中国帝国时代，政治精英倾向于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这种幻想 在18世纪中叶被破灭，当时西方开始对中国实行殖民入侵，中国在列强手中遭遇“世纪之辱”。1949年中共建国，象征性地结束了外来列强欺凌蹂躏的历史。 中共之后也一直提醒中国人其作为国家保卫者的作用。

简言之，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共是合法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惊奇的，除了不可预见的事件外，没有理由相信中共逼近崩溃。但是，这里的关键词是“逼近”（imminent）。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长期来看，中国保持政治合法性的这些“非民主来源”就有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首先，“政绩合法性”因不同经济状况而异。中国灾难预言者们同样认为中国经济遭受重创，中共政权就会陷入困境。但 是，这种看法可能不正确。倘若中共领导人在危机时期（反而）仍被视为能够娴熟管理经济，那么他们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增加的。实际上，一旦中国成功在全国消除 贫困，那么真的麻烦就有可能发生。根据儒家思想，政府在消除贫困后就要注重教育，这就意味着要为人民提供道德与智力发展的条件。人类认知的最高模式在于将 家庭教育中所得的爱心与职责传递到整个社区。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可以有更多机会通过公益精神方式参政，包括政治言论自由。

其二，精英政治中所指的统治者不仅仅指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可以指“美德超乎平均水品的人”。在过去，凭借对 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理解，政治领导人有道德上的合法性。但今天，政治领导人被广泛认为存在道义上的贪腐，并且完全不能恪守伦理学中限制私人欲望的承诺。当 前，大多数公众怨愤都集中在下层腐败官员。但是，薄熙来案则指向的是“高层腐败”。而且，中国领导人通常被认为要对整个国家的道德状态负责。如果他们不采 取任何措施提高对道德沦丧广泛蔓延的认知，就可能就无法抵抗要求全盘更换领导层的声音。所以，需要加大对官员以及全社会的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