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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主政大连的时候，其政治理想方面已然是 “信长之野望”，入阁以及拜相、甚至更高一级的奢望已然尽人皆知。荣升商务部部长之时，局外人看来有登云之势，但有消息人士已然指出，这是在级别上的荣升，并非是政治前途上的起点，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终点。而薄至商务部之后，动用权力出公帑为自己在京城某处置下一座三进的四台院为私宅，也算是商务部这个权力不断萎缩的部门之奇迹了。
实际上薄从商务部的位子上调到重庆基本算是发配充军，如果说薄能够进京是某种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出京则也是这个结果的另外一种反应。封疆大吏比京官来得实惠，但往往远离政治中心，按照古代的政治智慧，这算是所谓“择一膏腴之地养老”，祸害一方百姓也就罢了，少往中央政府掺和。
薄并非是能够认命的人，“唱红打黑”与其政治生涯的其他举措有着根本的不同。主政大连期间，他主要还是在民生、城市景观方面做表面功夫，而在商务部里，各种加班让整个部苦不堪言，这些都是平常官吏的政绩所在。而唱红打黑已然走入到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上，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高度。
不得不说，薄的这手功夫在出手的时候显得异常高明，“唱红”实际上是找到了现如今政治合法性的软肋。我们知道，无论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基本意识形态的根基是不能变化的。“三七开”也罢、“去毛化”也好，都是台面下可以谈的事儿，在对外宣称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必然还要让这个“红”成为正统。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早已经抛弃了那一套做法。
正是这种明铺暗盖的尴尬局面，使得薄能够借助这种实际上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但又不得不表面上尊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私货。薄作为文革的过来人，何尝不知道这东西的害处？他的“唱红”其实不是真的唱“鲜红”，而是唱“粉红”，把真正所谓的革命歌曲当做一种背景色，实际上是用那时候的一种话语氛围，营造了一个想象中的“温馨的文革”环境，借此勾起某些记忆而已。
这种做法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不得不说，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虽然民生已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同时出现的贫富不均以及巧取豪夺也越演越烈。中国本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一般来说，在一个正常社会当中，有钱人与超级有钱人过得多好并不是个问题，只要他们的财富来源合法、公众生活水准水涨船高，大家也就相安无事。我们这里则是财富的获取与权力息息相关，而普通人的被剥夺感日渐强烈。加之无独立的司法用以制衡利益集团，薄把红歌唱成粉红色、勾引某些人对于那种文革式平等的美好回忆，也就成为了可能。
唱红与打黑相连，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打黑未必全错，川渝自古有袍哥传统，当地某些企业家起家的时候黑白通吃是完全可能的，在后来的经营当中有些不合法的手段也并不奇怪，是不是能够到黑社会的级别则见仁见智。但既然在唱红之下用打黑的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些也就顾不得了。尤其是当地很多企业家由于自身的问题，对薄的做法形成掣肘，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下场。至于说打黑为了钱财，那恐怕只是附带的作用了。重点是唱红打黑两者必须在政治意义与社会观感上有逻辑关系。
但“唱红打黑”这么一手好牌，为什么最终会打成这个样子？很简单，他初期的赢与后期的输都是“唱红”，而打黑变成“黑打”则是定罪的依据。
文革时执政党说不出的痛处，虽说彻底否定文革时一个高层基本共识，但彻底否定所必然包含的反思与研究是不能展开的，一旦展开就会把某些问题追问道根子上，因此而动摇国本。这固然给了薄之流可乘之机，也等于是戳到痛处。
谁最不想文革回潮？有人觉得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当然是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可以看出车轮倒转的害处。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掌握着远大于知识分子的权力，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意义上的。权力这种东西是需要交易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完全是权力的社会无法交易，权力也就没有了多大意义，只有在目前的状态下，权力才能带来最大化的收益。而哪怕是最为乐观的执政者，也对于文革时代的夺权方式有所顾忌，那可真是血与火的教训，任何掌权者都会人人自危。如今的执政高层都是从那时代走过的，不可能不知道其危险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薄开启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危险的“恶例”。
中国到目前为止，权力的授受有规律可循，即表面选举下的衣钵传承。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完全排除民间参与的。薄用来上位的手法，则是毛之后唯一一次企图动用民间力量让自己上位。用民间美誉度与知名度积累政治资本并无不可，小丑伍皓之流可以用一下，但级别到如此之高的人物一定不行，这就等于是破坏了游戏规则。
一方面对于文革当中那种失控的恐惧、一方面对于高层当中一旦出现这样一种裹挟民意的人将破坏规则的恐惧，两者之和，就是“唱红”最终成了薄本人挽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薄上位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不但是政治人物，民营企业家也是如此。
实际上在薄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认识的许多嗅觉敏感的企业家就都做好了移民的打算。薄的黑打在看不清形势以及某些势力的推动下，一时间在全国很多地方形成某种燎原之势，其中不少都是冤枉的，是各地借此敛财的借口。如果以后有研究的话，应该研究一下在薄黑打的方式蔓延之后，对于经济发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薄的出现、上位的手法触犯了大忌，在政治上破坏了游戏规则，在经济上造成了损失，拿下此人而永除后患，并且借此消除某些政治势力残余的影响，为领导层顺利交接班做好准备，是必然的举措。
有趣的是，原本剧本的大结局应该并非如此。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这个突发事件固然给了闪电一击的理由，薄的软着陆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希望的。观察今年两会就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薄最大的惩罚，不过是止仕或者调任闲职。这是因为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对于太子党的惩罚已经没有了那种一言九鼎、杀剐由心的强力人物。
事情的转折颇有戏剧性。两会之间找薄谈话之后，如果薄认输服软的话，大概王立军就会人间蒸发了。结果薄不但并未如此，而是抛出重庆公务员财产公示的话头儿，再次企图利用舆论与民意垂死一搏，最终激怒几乎所有政治势力。公务员财产公示虽然是好事，高层也有意推进，但这个时候用此为攻击的利器，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薄给自己的最后一刀，是残余势力这次借着钓鱼岛事件进行的反扑，可能给薄招魂的人没想到，这是给他的坟头加了一锹土。而这次事件也让高层真正痛下决心，彻底终结这股政治势力。
薄是否留下了政治遗产？有一些。
在薄之前，虽然“向后转”这种周期性癫痫时有发作，发作的时候也相当癫狂，但没有一次像薄主政时期的重庆，具有一个真实的根据地与舆论场，并且没有一个稳定的、来自相当级别的现任官员的公开支持者。薄的出现，使得这种思想的回潮成为一种半公开的事实，并且具备了真正的组织性。
薄倒之后，这种组织性与公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未削弱，反倒是因为他的倒台而有所加强。由于政府公信力以及长久以来宣传方面的副作用，使得薄本人的贪腐、寡恩、跋扈即使被揭露，也不会对尊其为政治领袖的群体造成太大影响。尤其是就目前来看，在处理初期的预热舆论方面，依然是那种公则贪污受贿、私则不正当性关系的手法，这套手艺对付并无意识形态背景的官员时还算管用，对于支持薄的群体，必然会造成一个被诬陷的烈士形象。
也证实由于这种文革思潮的半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会出现三个结果。
其一，新的领导层与原本的意识形态完全切割。这自然是好事，毕竟新一届领导层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对于新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来说，正好借助这个机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打击政敌上，有可能会成为最好的选项。
其二，继续保持暧昧不表态的做法。这种形态等于事实上形成两种公开的政治对立，虽然一方面掌握着政权机器，一方面只有民间的某些组织形态，但由于政改迟迟不能推进、社会不公的加剧，有可能使得这种向后转的思潮力量继续发酵，从而为将来提供一种不甚乐观的变数。
其三，更加保守的寡头政治，用以保护现有的利益格局与执政能力。这个选项最为可能，因为无论是向前走政改之路，还是向后转到文革时代，都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的沿袭。薄固然是必须要打倒的，而往前走的力量也不够强大，政治强人并未出现，依然是技术官僚。除非有过大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压力，否则目前的政治生态将会延续下去。
当然，薄所开的这个“恶例”固然没有成功，别后的诸多原因是根本问题，而并非是这个路子完全走不通，以后追随者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也提醒了现在的秉政者，民间力量却是已经具备了某些能力。
应该说中国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很多秉政者并不注重自己民意基本盘的建设，毕竟权力的授受是从上至下的。从薄的事件很多人得到一个经验，即从新一届领导班子起，再无前代具备极度威望的摄政者指定衣钵的授受，传承变成了弱传承。邓之后的交接班就有不顺行的苗头（江的军委主席职务延续），往后这种状态会越演越烈，巩固自己的民意基本盘，会成为政治家的一个选项，并且这个选项的分量会越来越重，至于什么时候重到可以影响政改的进程，基本上无解，至少未来十年是无解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不喜欢薄，但对于他上位并没有过于反对的原因。他万一上位的话，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会开启一个搅局的时代，或者可以提前迎来政改。毕竟薄虽然不是好人，但他上位的手段是打民意牌，可能会有因为固位而进行政改的动力。当然，这是知识分子的天真之处了，此人假借民意中的某些思潮上位，之后必然会为了巩固自己的基本盘而变本加厉的推行向后转的政策，那时候哭都来不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薄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将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意识形态争论重新回到舞台中心的中国，无论官方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这都是已经出现的事实。而未来每一次内政外交的举措，都必然会受到影响。
五岳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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