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时候，人性能散发出一些微弱的光芒，这点微弱的光芒照亮了这个民族的未来。不是任何别的，不是我们每天能够听到见到的大而无当的话，而是人和人之间那种人性的微小的善意。”

电影《一九四二》公映后，小说作者、电影编剧刘震云发现，微博上的“左、中、右”，突然变得善良了：“我觉得这个善良，是越过了作者和导演的，是1942年的河南国民性、民族性和人性打动了他们。”

1993年，王朔推荐冯小刚看了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直到2000年春节，刘震云才同意把《温故一九四二》的电影拍摄权交给冯小刚，并出任电影编剧。

2011年，由王朔“推波助澜”，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参与把关”，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尽力斡旋”，《温故一九四二》去掉“温故”二字，正式立项。

2012年11月27日，《一九四二》在上海宣传期间，刘震云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以下为刘震云自述。

好像谁都有道理

《温故一九四二》与《南方周末》前副主编钱钢有关。

钱钢是我的好朋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眼睛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别人忽略的地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有被遗忘的角落。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面，藏着民族的历史。灾难长年累月伴随各个民族，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差别无非这些灾难不同，有形形色色。

1990年的时候，钱钢要编二十世纪中国百年灾害史，他把1942年河南大旱派给我，偶然性是他要做这件事情，必然性因为我是河南人。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从来没想写这种非虚构类的作品。

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钱钢陪我在北京图书馆查了好几天，到图书馆里把过去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写的，所有涉及1942年河南旱灾的这些报纸和书都找来看。这些资料光书的话可能有一百多本。

我真正深入1942年，是在回到延津，接触 经历过1942年灾荒的乡亲以后。他们给我一个最大的震动是：他们都忘了，觉得那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我问我姥姥，让她给说说1942年，她说1942年 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这段话在电影的公映版里删掉了。

1942年，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时候，蒋介石觉得3000万河南灾民是个很好的武器，把他们当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飞机又不停地轰炸，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你给说句话。

在这样的政治真空中，300万灾民就这么给饿死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旱灾死的，而是因为战争。你再往前走，发现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政治；再往前走，发现也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掌控这个政治的人。

但你站在政治领导人的角度，设身处地，你发现他们所作所为都是非常有道理的。300万灾民在有道理的情况下一个个死去的。这个时候，你感到心理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冯小刚要把这个拍成电影，当时开座谈会，反 对的声音占到95%，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开完会之后，中午太阳非常地毒，冯老师把我拉到树荫凉的地方说，这个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然后我们就用最笨的办 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重庆，沿着灾民当年的逃难路线采访，找到了许多当事人，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

第一稿的剧本，格局比目前宏大很多，一开始是安德鲁空军基地起飞了一架运输机，几个战斗机在护航，落在了开罗机场，然后有印度士兵问一下，飞下来的是什么东西，火鸡，因为感恩节要到了，在非洲的美军要过感恩节。

原来准备出现的人物也多，比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日本天皇，那一年丘吉尔确实患了一次感冒，打了几个喷嚏；宋美龄确实访美了；甘地也确实为政治和平绝食了。但那只能成为一句旁白，因为从戏剧规律来讲是不成立的。

几个主要方面的人物，是不见面的，委员长跟老东家是不见面，跟冈村宁次也是不见面的……这些不见面的人共同做了一碗杂粮粥。

如果按照一稿开拍，我估计投资得21亿，实现不了。文学作品你觉得20万字不够，可以写到40万字，《故乡面和花朵》我写到200万字。除非是小刚的片子，现在是2小时20分钟，如果是别的导演，有片子院线也不要，因为它占的放映时间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规律。

灾难多得已经懒得追问了

中国灾民面对死亡的态度，与全世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其他民族会追问，为什么我要饿死？谁把我饿死的？中国的灾难太多，死亡经常发生，我的乡亲懒得追问原因了，把生死当儿戏，用幽默面对死亡，面对灾难选择遗忘。

旱灾从历史的角度出现得太频繁了，每次大饥 荒都是饿殍遍野，人吃人，易子而食。恰恰因为没震撼力，从历史的角度，你能回答1942年，大家为什么会遗忘它。比如，我问你一个月之前的某天，你中午饭 吃的是什么，因为100个人有99.9的人答不出来，可能有0.1的人吃的老虎肉，他可能记得。

如果我把《温故一九四二》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中华民族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的裤子一扒，拿着刀子就上来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

面对死亡，中国人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考验，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排解方式。

我跟冯小刚沿着当年灾民逃难的路上采访时，获得了很多感受。有时候我们真的就走，吃饱了饭开始走，走一个上午，觉得特别累，我们还没背东西。

当年灾民会背着家当，拉着车，挑着孩子，一天到底能走多远，走不过二十华里，可见逃荒很艰难。

我们走一个上午，走累了特别不想说话。因为人在饿的情况下说话费力气，不说话可以节省体力。所以你看到电影《一九四二》的时候，灾民的台词都很短，不像《哈姆雷特》、《朱丽叶和罗密欧》一样，出来一段大段的心理独白，然后来一个咏叹调。

有一次我去探班的时候，张国立语重心长地讲，觉得演员已经进入角色了，他说：震云，台词能不能再短点，我真没有力气把它说完，我都说不完的话，灾民在路上不可能说那么多话。

在逃荒的路上，零下二十多度，没吃没喝的时候，灾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情感是粗糙的，因为每天都在死人，每天都在卖儿卖女。卖孩子不是说生死离别，生死离别是说你卖不出去自己，你就饿死了……回到那个时候，你就能知道那个时候人的情感是个什么样的。

这次小刚在电影里坚持节制和粗糙，里面的灾民没有哭天抢地，麻木，粗糙，像寒风中的岩石里面长出来的那些小草，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真实的。

有一点让我很感动，七千人在看《一九四二》试映时，不时发出了笑声。这是我最想要的，这就是灾民幽默的态度影响到作者和导演的创作态度。老舍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特别想写一部悲剧，在这里面充满了笑声。

在惨绝人寰的时候，它里面会让人笑，它一定比惨绝人寰更让人冰冷入骨。但再冰冷，也一定有温暖，有一个东西在触动着观众，打动了你，触动你心里特别软弱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软弱的地方就是通过《一九四 二》，观众对国民性、民族性、人性有了了解，这是我们和别的民族不同的地方。我觉得看过电影的张泉灵、张颐武的微博特别好，比如马未都说看了《一九四 二》，做了一晚上的梦，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生虫了，第二天早晨他爬起来，他看一下自己家的粮食。

我发现微博上的这些人，不管是左中右，突然变得善良了，我觉得这个善良，是越过了作者和导演的，是1942年的河南国民性、民族性和人性打动了他们。

任何一个角落里都会有黑暗，但这个黑暗的地方一定不全是黑暗。黑暗是因为有光明的对比。最黑暗的时候，人和人之间那种人性的微小的善意，散发出一些微弱的光芒。这点微弱的光芒照亮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而不是任何别的。不是我们每天能够听到见到的这种大而无当的话。

老东家亲人全走了，他遇到的小女孩也是只剩下自己一人，他说你叫我一声爷爷，咱俩就算认识了。两个陌生人在瞬间中成为亲人，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人性散发出那个微弱的光芒。

电影《一九四二》目前看到的肯定不是拍摄的全部。包括最后旁白，说小女孩十五年以后成了俺娘，从来不吃肉，也不流泪，为什么？我觉得它都是下一部作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