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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北京學者、翻譯家藍英年先生來南京，與我和邵建、遠煥一幫朋友茶社聊天，藍先生博聞強識，談及“中國三少年”往事，這是中 國近代史上三位有名的人物，在民初創辦《少年中國周刊》，標榜“屏絕因緣，脫離偏倚，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而聞名一時。藍先生的父 親藍公武（志先），即為“三少年”之一；另兩位，一是張君勱（嘉森），一是黃遠庸（遠生）。藍公武與張君勱同庚，生於1887年，歷經歲月滄桑之後，藍公 武七十辭世，張君勱八二故去；黃遠庸生於1884年，長於藍、張二人，不幸死的太早，民國四年，即1915年（12月27日）被人狙殺於美國舊金山都坂街 上海樓菜館，年僅三十二歲。
作為名律師、名記者，黃遠庸橫死海外，在當時，無論如何，不是一件小事，他是民初以來因文字賈禍而喪命的 第一人，“英年不壽，妒此奇才，為世所哀”（沈雲龍語）。黃遠庸之死，與三年後湯化龍在加拿大被革命黨人（王昌）所刺殺如出一轍，可見黨爭之下暴力手段早 已逾越法律和理性的約束，殊可悲已！但究竟誰殺了黃遠庸，兇手一直未獲，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嘗謂：為袁世凱“帝制派”所殺，又無實證，不過誅心罷 了。而以當時革命黨輿論先聲奪人，凡首惡皆推袁世凱，一如兩年前（1913）宋教仁案，讓天下皆以為受袁氏唆使而有所不疑。宋案近年來得重新辨析（張耀傑 著《懸案百年——宋教仁案與國民黨》），真相正在一步步有待釐清。
黃遠庸死後數十年，即1975年，台灣著名史學家沈雲龍發表《黃遠 庸其人其言》一文，史料完備翔實，論述公正持平，將黃遠庸不尋常的短暫一生再現，惟對兇手“鴻飛冥冥，究由何方主使，迄疑莫能名也”！文章見刊後，沈雲龍 接到國民黨黨史專家黃季陸打來的電話，告知刺殺黃遠庸的兇手乃僑胞黃某某，沈以為“這是極其可靠的政治內幕”，黃季陸時為“國史館”館長兼國民黨黨史會主 任委員，或握有尚未公開的檔案或史料，從這一點看，足以採信。未料，及至1980年代，又爆出最新內幕：當年刺殺黃遠庸，並非袁世凱的“帝制派”，而是國 民黨美洲支部之所為，該部負責人即後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刺客乃手下一衛兵，名叫劉北海。此人晚年從美赴台定居，臨死前，良心發現，將黃遠庸案 大白於天下：指派者林森，刺殺令來自孫文。
歷史真相往往這樣讓人心驚肉跳，但痛定思痛，有時並不令人感到特別意外。如果說，當年秘密 社會洪門會黨能幹出些什麼，與之結盟的革命黨也能幹出些什麼。1905年同盟會成立不久，孫文提耳訓告胡漢民：“暗殺須顧當時革命之情形，與敵我兩者損害 孰甚……惟以革命進行事機相應，乃不至動搖我根本計劃者，乃可行耳”。不過，在我看來，刺殺黃遠庸一案，馮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三集《林故主席與美洲國民 黨》一文中早有過暗示，“民四年冬，進步黨政客江西人黃遠庸遊歷歐美各國，各報專電均載及之。舊金山黨員多向子超先生探詢黃之歷史，子超先生答曰：黃乃進 步黨第一流策士，解散國民黨及削奪民黨各都督兵權，皆其主謀，深得袁世凱信用云云……”首先，在政治上給黃遠庸判了死刑。
其次，以暗 殺手段，將肉體消滅之而有後快。“自茲而後，國內曾助袁洪憲作惡之研究系交通系諸政客，莫不愛惜生命，視美洲為畏途，其有赴美遊歷……咸托人至上海環龍路 （今南昌路，作者注）向總理疏通，必俟取得國民黨本部之介紹書為生命保障，始敢安心渡美”。什麼是“始敢安心渡美”呢？說白了，無非是擔心遭遇黃遠庸、湯 化龍等人同樣下場！馮自由是國民黨正統史家，自政治上失意後，轉爾治史，著述甚多，向有依據，見聞真切，必不致誤。再以六十五年後元兇的“坦白交代”，林 森當年這番話，說得已夠直白，差一點就要把自己和孫文供了出來。
只是無論孫文，還是林森，前者死於黃遠庸案十年後，後者死於二十八年 後，他們寧可一直隱而不彰，也要讓袁世凱背負歷史上的這個“黑鍋”。從這一點看，當年革命黨人“誅鋤袁世凱之走狗，以衛共和，而彰天道”之背後，血腥而又 冷漠，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有悖於仁義之道。難怪袁世凱在宋案之後，不得不嘆：“凡謀二三次革命者，無不假託偉人，若遽憑為嫁禍之媒，則人人自危，何待今 日”？
在友人眼中，黃遠庸率性真實，博識多才，“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學者”，他之所以談論政治，只因為做了新聞記 者，“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潑潑的，天真爛漫的，不加修飾，不加思索，有什麼說什麼的。像這樣的人，還有人要殺他，以為他是政治上有作用的腳色，他是 替洪憲假皇帝幫忙的……”黃遠庸的政治想理與梁啓超等人極為相近，內心並不贊成帝制。不僅如此，甚至還認為今日政府徇私弄權，“無異於前清，故一切法定機 關，皆同虛設。又以其因循疲軟，綱紀不立，故對於各地方之威令不行，又同於前清……袁世凱作總統固然無效，袁世凱即有人推戴作皇帝，亦決無效也”。
梁任公向對民初“中國三少年”欣賞備至，第一人即為黃遠庸。黃遠庸雖為清末進士，中國最後一代紳士，卻並未妨礙在大變局之中角色的轉換。辛亥前，黃遠庸 留學日本，研習法律，學成歸國，“調郵傳部，奏改員外郎”。辛亥後，脫離官場，對中國官僚政治深惡痛絕，在《懺悔錄》一文中嚴詞撻伐：“毒藥之毒，封豕長 蛇之凶，然猶不及中國之官界。蓋戕賊人才，此為第一利劑。無恥下流愚闇腐敗種種，莫不由此醞釀增多，蓋萬惡之養成所也。”
民國元年二 月，清帝退位，黃遠庸絕意仕進，未留曹署，“自矢不作官，不作議員”，辟律師業務於北京，並任上海《申報》駐京記者，多有撰述，交各報刊發表，“其為文橫 肆鋒利，辭兼莊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通俗淺近，別具一格，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是也”。舉凡袁世凱柄權時代北京政象及黨爭內幕、洪憲稱帝毀法真相，以 及民初外蒙獨立、張振武案、宋教仁案、中日交涉等經過，“無不盡情摘發，報導翔實，以是人爭傳誦，聲名籍甚”（沈雲龍語）。弋公振所著《中國報學史》 （1927年商務印書館）稱其“報界之奇才”；梁漱溟贊他“善於從言談中獲悉政治內幕，於字裡行間予以透露，在輿論界的影響僅次於梁啓超、章太炎諸先 輩”。
民初政潮迭起，黨會紛立，主要勢力分為三股：一是袁世凱控制的北洋軍閥官僚派，二是孫文、宋教仁、黃克強所領導的國民黨，三是 梁啓超、湯化龍主導的進步黨。在國會，進步黨席位僅次於國民黨。清末，黃遠庸與雷奮、孫洪伊、徐佛蘇等人在京共創“憲友會”；民國成立，隸屬共和黨，並任 職幹事。“雖不能不於本黨之人”，惟其黨見不深，對上述三大勢力均有不滿，不分軒輊。黃遠庸在《論衡》雜誌《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一文中，曾奉告大總統袁 世凱“勿專從操縱政黨上着想”，告誡國民黨“勿專從對待袁氏個人着想”，希望進步黨“亦勿專從對待國民黨着想”，而是大眾齊心一致，“各自殉其所信以盡瘁 焉，各自輸其誠款以相容納焉，則國步庶有幾希之幸耳”。如此諍言，則未得三大勢力接受，仍復相互排擊，紛爭不停，黃遠庸大失所望，“一大國之大患莫大於其 全國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競爭之軌道以相與進行。……及至一朝不能隱忍，不能彌縫，則大患至矣”，“我國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無明幕”，並恥與為 伍，1913年登報聲明“自今而後，余之名字，誓與一切黨會斷絕連貫的關係”。
黃遠庸對中國政壇“屯垢積污，其風猶甚”之現象，早有 洞察。1912年年底，他在《少年中國周刊》發表《不黨之言》一文，執言一端，不留情面。儘管在文中也承認“法治國之不可無黨”，“然今日政黨之甘為萬惡 之傀儡，則國家之憂也”；尤其聽聞某省以督都系某黨中人，“非其黨者不得任官，且有甄別屬員，不以賢否，而以黨別者”，黃遠庸大不謂然，“以此召黨，何患 黨之不發達。然試問此等黨既發達之後，於黨有何益處，於國家亦有何益處”？
黃遠庸的文章大抵可分三類，一為政治問題之態度，二為新文 藝之探索，三為人生問題之思考。以最具影響的“時論”而言，“全用評判的態度，所根據的材料，比較的也很正確，絕不肯‘信口開河’的亂說”。黃遠庸認為新 聞記者應當尊重彼此的人格，“敘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調查研究，須有某種素養”，並自謙“是不夠資格之一人”。因此，議事論人，慎之又慎，既不帶成見， 也不因私誼而有所隱諱，包括對待共和黨的那些朋友。對於袁世凱其人，黃遠庸向持客觀態度，有一說一，不人云亦云，“當時有一派反對袁的人，無論什麼，總要 把袁帶上罵他一二句。遠庸卻不是這樣極端的謾罵”（林志鈞語）。黃遠庸在《少年中國之自白》一文中評析袁世凱，“並非不可與為善之人”，其勢力、魄力和經 驗，今日中國無可比偶，維持危亡，惟斯人任之，“然自其受政以來，則其善日少而惡日多者，此由於其本身之原因者半，由於其左右及政黨政客之原因者半”；袁 氏具備“五大”長處（意志鎮靜、經驗豐富、見識閎達、強幹奮發、拔擢才幹），袁氏的問題在於，“一由智[知]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 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知]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處於極善之域”。正因為持如此洞見，黃遠庸斷言民國必敗於袁氏之手，“政局之日 趨於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之自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運命可以二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
1915年，洪憲帝制興起，袁世凱不顧黃遠庸抨擊之種種，“陽示寬容，陰欲羅致，收為己用”（沈雲龍語），此為袁氏“剛柔相濟”之手段，卻亦因此導致革命 黨人對黃遠庸大為不滿，藉口有袒袁之嫌，“益以夙昔積恨不能平，則必欲殺之而後快”，終使他無逃於天地之間，“忽有壯士二人闖入座上，拔槍擊之，黃應聲而 撲，瞬刻身死”，慘遭無妄之災。其手段之果決，令人震驚。黃遠庸實屬冤死，在當時，確有內史（夏壽田）奉袁世凱令，“要他做篇文字，表示贊助之意”。黃遠 庸心不謂然，卻又未能拒絕。因此，一連七八天，延宕不作，無奈對方催逼太甚，最後只好做一篇似是而非的文字，“既不言反對帝制亦未見擁護”（梁漱溟語）， 根本是“搪塞”而已。
袁世凱自然不滿，示意再作，黃遠庸不肯遷就，託故遁走上海，並擬往海外暫避。未料，又遭人誤解，坊間一度盛傳黃 氏赴滬是為袁世凱主持即將創辦的《亞細亞報》，梁漱溟知道後，大惑不解，投書《甲寅》雜誌，“終覺其操行可信，當不至如此……”黃遠庸得聞此事，即給《甲 寅》主編章士釗去函，聲言“與上海《亞細亞報》實無一日之關係，且其脫離，在此報未出版前”；同時，致函梁漱溟，痛陳衷曲，“決不敢謂足下所疑之過情，且 深感足下即見疑矣，乃不以為不可教，且譽其操行可信，遠誠不知何修而得此於足下”。
1915年9月，二十三歲的梁漱溟編成《晚周漢魏 文鈔》一書，登門請黃遠庸作序。出於對青年人“嘉許鼓勵”，黃慨然允諾。赴美洲前，黃遠庸在給梁氏的最後一封信中說“足下試詢與遠雅近者，即知遠之對於茲 事始末之用心可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跡，一二俳優應答之作，皆東坡所謂此故我非真我也”，讓梁感受到了他內心的無比糾結，“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 己，是在內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黃遠庸摯友林志鈞（字宰平，著名法學家，北大教授林庚之父）知其內幕，後來披露：“他做完了，就拿來 給我看，並帶着某內史的來信。他說實在不好意思，只得把這些不痛不癢的話搪塞罷了。我當時覺得這樣對付法子，實在不妥當，以為總是不做為妙。……那幾天， 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爭死活的最後一關”，倘若黃遠庸真的是對袁世凱豎起了降旗，“那麼我們今日也再不必提黃遠庸三個字了”。
民初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憂危叢脞，以政爭和黨爭尤烈。黃遠庸噩耗傳來，友人悲從中來，太息滿襟，江蘇省諮議局議員、資政院議員孟昭常（字庸生）長慟 不已，作《哭黃遠庸四首》，有“何處青山遂埋骨，當年華屋可招魂；人間未許留英物，海外徒聞叱帝閽；長說有才皆欲殺，如君那復得生存”之句，詞意真切，字 字沉痛，以寄哀憤。友人這樣評價黃遠庸：以新聞為志業，遠非無聊政客，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天天在這個大舞台包廂聽戲的人。他是預備做戲評，所以來聽戲的。 所自己沒有唱戲，卻極希望改良戲劇的一個熱心家。可憐把他混在沒明不白的黑幕裡邊毀了，今日應該有人知道遠庸死的可惜……”
黃遠庸死 於非命，包括宋教仁、湯化龍先後被暗殺，“實貽國家以不可規復之損失”（梁啓超語），突顯民初中國現實政治的“杌隉不寧”，正如史家沈雲龍所言，“袁氏固 自食其果，身死名裂，而國民、進步兩黨亦兩敗俱傷，遂致釀成南北大小軍閥累年混戰不休，越三十餘載之久……”如此結局，未必無人料到，只是在“共和”下， 各有擁戴，黨見忌人，盲從鼓吹，互不相讓，“他們若不要國家，我們就不要法律”，這是黃遠庸在《三日觀天記》中記下的一段話，他的死，正應了這句！
范泓，大家 2013-0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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