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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北京学者、翻译家蓝英年先生来南京，与我和邵建、远焕一帮朋友茶社聊天，蓝先生博闻强识，谈及“中国三少年”往事，这是中 国近代史上三位有名的人物，在民初创办《少年中国周刊》，标榜“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闻名一时。蓝先生的父 亲蓝公武（志先），即为“三少年”之一；另两位，一是张君劢（嘉森），一是黄远庸（远生）。蓝公武与张君劢同庚，生于1887年，历经岁月沧桑之后，蓝公 武七十辞世，张君劢八二故去；黄远庸生于1884年，长于蓝、张二人，不幸死的太早，民国四年，即1915年（12月27日）被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 上海楼菜馆，年仅三十二岁。
作为名律师、名记者，黄远庸横死海外，在当时，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小事，他是民初以来因文字贾祸而丧命的 第一人，“英年不寿，妒此奇才，为世所哀”（沈云龙语）。黄远庸之死，与三年后汤化龙在加拿大被革命党人（王昌）所刺杀如出一辙，可见党争之下暴力手段早 已逾越法律和理性的约束，殊可悲已！但究竟谁杀了黄远庸，凶手一直未获，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尝谓：为袁世凯“帝制派”所杀，又无实证，不过诛心罢 了。而以当时革命党舆论先声夺人，凡首恶皆推袁世凯，一如两年前（1913）宋教仁案，让天下皆以为受袁氏唆使而有所不疑。宋案近年来得重新辨析（张耀杰 著《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真相正在一步步有待厘清。
黄远庸死后数十年，即1975年，台湾著名史学家沈云龙发表《黄远 庸其人其言》一文，史料完备翔实，论述公正持平，将黄远庸不寻常的短暂一生再现，惟对凶手“鸿飞冥冥，究由何方主使，迄疑莫能名也”！文章见刊后，沈云龙 接到国民党党史专家黄季陆打来的电话，告知刺杀黄远庸的凶手乃侨胞黄某某，沈以为“这是极其可靠的政治内幕”，黄季陆时为“国史馆”馆长兼国民党党史会主 任委员，或握有尚未公开的档案或史料，从这一点看，足以采信。未料，及至1980年代，又爆出最新内幕：当年刺杀黄远庸，并非袁世凯的“帝制派”，而是国 民党美洲支部之所为，该部负责人即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刺客乃手下一卫兵，名叫刘北海。此人晚年从美赴台定居，临死前，良心发现，将黄远庸案 大白于天下：指派者林森，刺杀令来自孙文。
历史真相往往这样让人心惊肉跳，但痛定思痛，有时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意外。如果说，当年秘密 社会洪门会党能干出些什么，与之结盟的革命党也能干出些什么。1905年同盟会成立不久，孙文提耳训告胡汉民：“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 孰甚……惟以革命进行事机相应，乃不至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不过，在我看来，刺杀黄远庸一案，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三集《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 党》一文中早有过暗示，“民四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 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兵权，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首先，在政治上给黄远庸判了死刑。
其次，以暗 杀手段，将肉体消灭之而有后快。“自兹而后，国内曾助袁洪宪作恶之研究系交通系诸政客，莫不爱惜生命，视美洲为畏途，其有赴美游历……咸托人至上海环龙路 （今南昌路，作者注）向总理疏通，必俟取得国民党本部之介绍书为生命保障，始敢安心渡美”。什么是“始敢安心渡美”呢？说白了，无非是担心遭遇黄远庸、汤 化龙等人同样下场！冯自由是国民党正统史家，自政治上失意后，转尔治史，著述甚多，向有依据，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再以六十五年后元凶的“坦白交代”，林 森当年这番话，说得已够直白，差一点就要把自己和孙文供了出来。
只是无论孙文，还是林森，前者死于黄远庸案十年后，后者死于二十八年 后，他们宁可一直隐而不彰，也要让袁世凯背负历史上的这个“黑锅”。从这一点看，当年革命党人“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之背后，血腥而又 冷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悖于仁义之道。难怪袁世凯在宋案之后，不得不叹：“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 日”？
在友人眼中，黄远庸率性真实，博识多才，“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学者”，他之所以谈论政治，只因为做了新闻记 者，“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泼泼的，天真烂漫的，不加修饰，不加思索，有什么说什么的。像这样的人，还有人要杀他，以为他是政治上有作用的脚色，他是 替洪宪假皇帝帮忙的……”黄远庸的政治想理与梁启超等人极为相近，内心并不赞成帝制。不仅如此，甚至还认为今日政府徇私弄权，“无异于前清，故一切法定机 关，皆同虚设。又以其因循疲软，纲纪不立，故对于各地方之威令不行，又同于前清……袁世凯作总统固然无效，袁世凯即有人推戴作皇帝，亦决无效也”。
梁任公向对民初“中国三少年”欣赏备至，第一人即为黄远庸。黄远庸虽为清末进士，中国最后一代绅士，却并未妨碍在大变局之中角色的转换。辛亥前，黄远庸 留学日本，研习法律，学成归国，“调邮传部，奏改员外郎”。辛亥后，脱离官场，对中国官僚政治深恶痛绝，在《忏悔录》一文中严词挞伐：“毒药之毒，封豕长 蛇之凶，然犹不及中国之官界。盖戕贼人才，此为第一利剂。无耻下流愚闇腐败种种，莫不由此酝酿增多，盖万恶之养成所也。”
民国元年二 月，清帝退位，黄远庸绝意仕进，未留曹署，“自矢不作官，不作议员”，辟律师业务于北京，并任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多有撰述，交各报刊发表，“其为文横 肆锋利，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通俗浅近，别具一格，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也”。举凡袁世凯柄权时代北京政象及党争内幕、洪宪称帝毁法真相，以 及民初外蒙独立、张振武案、宋教仁案、中日交涉等经过，“无不尽情摘发，报导翔实，以是人争传诵，声名籍甚”（沈云龙语）。弋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 （1927年商务印书馆）称其“报界之奇才”；梁漱溟赞他“善于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于字里行间予以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 辈”。
民初政潮迭起，党会纷立，主要势力分为三股：一是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阀官僚派，二是孙文、宋教仁、黄克强所领导的国民党，三是 梁启超、汤化龙主导的进步党。在国会，进步党席位仅次于国民党。清末，黄远庸与雷奋、孙洪伊、徐佛苏等人在京共创“宪友会”；民国成立，隶属共和党，并任 职干事。“虽不能不于本党之人”，惟其党见不深，对上述三大势力均有不满，不分轩轾。黄远庸在《论衡》杂志《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一文中，曾奉告大总统袁 世凯“勿专从操纵政党上着想”，告诫国民党“勿专从对待袁氏个人着想”，希望进步党“亦勿专从对待国民党着想”，而是大众齐心一致，“各自殉其所信以尽瘁 焉，各自输其诚款以相容纳焉，则国步庶有几希之幸耳”。如此诤言，则未得三大势力接受，仍复相互排击，纷争不停，黄远庸大失所望，“一大国之大患莫大于其 全国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以相与进行。……及至一朝不能隐忍，不能弥缝，则大患至矣”，“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并耻与为 伍，1913年登报声明“自今而后，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黄远庸对中国政坛“屯垢积污，其风犹甚”之现象，早有 洞察。1912年年底，他在《少年中国周刊》发表《不党之言》一文，执言一端，不留情面。尽管在文中也承认“法治国之不可无党”，“然今日政党之甘为万恶 之傀儡，则国家之忧也”；尤其听闻某省以督都系某党中人，“非其党者不得任官，且有甄别属员，不以贤否，而以党别者”，黄远庸大不谓然，“以此召党，何患 党之不发达。然试问此等党既发达之后，于党有何益处，于国家亦有何益处”？
黄远庸的文章大抵可分三类，一为政治问题之态度，二为新文 艺之探索，三为人生问题之思考。以最具影响的“时论”而言，“全用评判的态度，所根据的材料，比较的也很正确，绝不肯‘信口开河’的乱说”。黄远庸认为新 闻记者应当尊重彼此的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某种素养”，并自谦“是不够资格之一人”。因此，议事论人，慎之又慎，既不带成见， 也不因私谊而有所隐讳，包括对待共和党的那些朋友。对于袁世凯其人，黄远庸向持客观态度，有一说一，不人云亦云，“当时有一派反对袁的人，无论什么，总要 把袁带上骂他一二句。远庸却不是这样极端的谩骂”（林志钧语）。黄远庸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评析袁世凯，“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其势力、魄力和经 验，今日中国无可比偶，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然自其受政以来，则其善日少而恶日多者，此由于其本身之原因者半，由于其左右及政党政客之原因者半”；袁 氏具备“五大”长处（意志镇静、经验丰富、见识闳达、强干奋发、拔擢才干），袁氏的问题在于，“一由智[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 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处于极善之域”。正因为持如此洞见，黄远庸断言民国必败于袁氏之手，“政局之日 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
1915年，洪宪帝制兴起，袁世凯不顾黄远庸抨击之种种，“阳示宽容，阴欲罗致，收为己用”（沈云龙语），此为袁氏“刚柔相济”之手段，却亦因此导致革命 党人对黄远庸大为不满，藉口有袒袁之嫌，“益以夙昔积恨不能平，则必欲杀之而后快”，终使他无逃于天地之间，“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 扑，瞬刻身死”，惨遭无妄之灾。其手段之果决，令人震惊。黄远庸实属冤死，在当时，确有内史（夏寿田）奉袁世凯令，“要他做篇文字，表示赞助之意”。黄远 庸心不谓然，却又未能拒绝。因此，一连七八天，延宕不作，无奈对方催逼太甚，最后只好做一篇似是而非的文字，“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梁漱溟语）， 根本是“搪塞”而已。
袁世凯自然不满，示意再作，黄远庸不肯迁就，托故遁走上海，并拟往海外暂避。未料，又遭人误解，坊间一度盛传黄 氏赴沪是为袁世凯主持即将创办的《亚细亚报》，梁漱溟知道后，大惑不解，投书《甲寅》杂志，“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黄远庸得闻此事，即给《甲 寅》主编章士钊去函，声言“与上海《亚细亚报》实无一日之关系，且其脱离，在此报未出版前”；同时，致函梁漱溟，痛陈衷曲，“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 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
1915年9月，二十三岁的梁漱溟编成《晚周汉魏 文钞》一书，登门请黄远庸作序。出于对青年人“嘉许鼓励”，黄慨然允诺。赴美洲前，黄远庸在给梁氏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 事始末之用心可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让梁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无比纠结，“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 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黄远庸挚友林志钧（字宰平，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林庚之父）知其内幕，后来披露：“他做完了，就拿来 给我看，并带着某内史的来信。他说实在不好意思，只得把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搪塞罢了。我当时觉得这样对付法子，实在不妥当，以为总是不做为妙。……那几天， 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倘若黄远庸真的是对袁世凯竖起了降旗，“那么我们今日也再不必提黄远庸三个字了”。
民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忧危丛脞，以政争和党争尤烈。黄远庸噩耗传来，友人悲从中来，太息满襟，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资政院议员孟昭常（字庸生）长恸 不已，作《哭黄远庸四首》，有“何处青山遂埋骨，当年华屋可招魂；人间未许留英物，海外徒闻叱帝阍；长说有才皆欲杀，如君那复得生存”之句，词意真切，字 字沉痛，以寄哀愤。友人这样评价黄远庸：以新闻为志业，远非无聊政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天天在这个大舞台包厢听戏的人。他是预备做戏评，所以来听戏的。 所自己没有唱戏，却极希望改良戏剧的一个热心家。可怜把他混在没明不白的黑幕里边毁了，今日应该有人知道远庸死的可惜……”
黄远庸死 于非命，包括宋教仁、汤化龙先后被暗杀，“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梁启超语），突显民初中国现实政治的“杌陧不宁”，正如史家沈云龙所言，“袁氏固 自食其果，身死名裂，而国民、进步两党亦两败俱伤，遂致酿成南北大小军阀累年混战不休，越三十余载之久……”如此结局，未必无人料到，只是在“共和”下， 各有拥戴，党见忌人，盲从鼓吹，互不相让，“他们若不要国家，我们就不要法律”，这是黄远庸在《三日观天记》中记下的一段话，他的死，正应了这句！
范泓，大家 2013-0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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