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衰亡 党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随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消亡。当革命史观盛行，共产主义信仰在人民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党国是最适当的统治方式，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但是，随着信仰的崩溃，党国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原因很简单：人们不愿服从一个他们已不再相信的权威。1987年，笔者曾对中国信仰崩溃的前景做过如下的描述：“文革的结束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所谓未来---的信念。过去被摧毁，未来又丢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地狱的边缘：它既不属于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为现实主义的国家。什么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做。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担心灵魂下地狱。” 25年后重读这段话，似乎它更适应今天的中国。 中共的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重建政权的合法性。王希哲先生说，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观念。这不正确。因为它无法解释历代王朝末期的造反起义。文革结束后，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的经济成就上。但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分配不公和官场腐败，很难确定经济成功到底是加强还是削弱了这一合法性。可以说，中共正面临建政以来的最大的执政危机。左派领袖张木生指责政府“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自由派作家沙叶新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改；官方人民日报也表示：“宁要不完美改革，不要不改革危机。” 所有这些呼吁，标志着朝野各派在改革的迫切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军国崛起 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在中国，当人民相信政府的时候，统治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它不需要军队，也不依赖法律和宗教。一旦信念崩溃，暴力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以实力为后盾的军国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秩序。这是中国最稀缺的产品。“共产党坏透了，但还看不到比它更好的。为中国老百姓计，还是共产党多存在一些时候好。” 二十年前余英时先生曾这样告诉笔者。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算共产党是个大土匪，十恶不赦，它至少还有管理千百万小土匪的功能。“在我之后，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说这话时，似乎已经看到了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法律，也没有灵魂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 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必须承认，毛泽东时代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是成功的。被奴役而深感幸福，靠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群众专政廉价高效，既让奴隶享受主子的感觉，又能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大哥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是，其功能远比今天遍布全国的摄像头有效。党国绝不会允许花费两亿人民币看管一个瞎子却让他跑掉的笑话发生。即使要镇压，它也不会忘记收取子弹费。时光倒流40年，受地方政府迫害的盲人陈光诚不会逃进外国使馆；他会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状。 与党国不同，军国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如果说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不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如六四、西藏和08宪章---则是敌我矛盾，必须诉诸于坦克和监狱。在政治上，党国和军国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党国热衷于开会，军国忙于出警；党国提倡运动，军国反对折腾；党国喜欢政治委员，军国依赖国保大队。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人掌权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不同于东欧—苏联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中共经济上太强大了，很难想象它会像苏联-东欧那样由于经济压力崩溃。另一方面，它在法统上和道统上又太虚弱了，一次失控的民变就可能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动乱再次发生，需要军队开枪镇压，我相信军人不会再听从党的命令，除非下令者是他们信服的军事强人。从去年的埃及事件中中国军人已经看到，他们的命运并非注定要做刽子手或替罪羊。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可以坐收渔利，接管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权的好事，中国军人没有理由拒绝。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遥远的民国 民国---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民国的拥护者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从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们的理想太超前，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纪40年代末被西方视为“第三种力量”并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鄙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他们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在权利和金钱之间，中国人宁愿选择金钱；在腐败与道德之间，人性本能趋向腐败；在奴役（太平犬）与自由（乱世人）之间，人民无疑会选择奴役。 海外民运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为说服中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断言中共的崩溃不会导致中国崩溃，强调东欧天鹅绒革命推翻政府却没有打碎一扇玻璃。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动茉莉花革命，不顾革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徐文立指示：中国民主党目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胡平断言：没有政府，也比共产党好。夏明主张：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举止失措。这里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伦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搞乱，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共崩溃以后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笔者早年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看到的现实是，不足两百人的民运圈，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和数不清的主席。他们不是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抓特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新移民服务办政治庇护赚钱。当然，其中也有比较专业和敬业的，他的工作是每周五定期在家里开总统记者招待会。
共产主义与人性 相对党国来说，军国是一个进步。它虽然也压迫人民，但并不试图改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传统社会。我们知道，传统专制和共产党专制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只关心如何统治，后者却致力于创造新人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他们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如果不偏离常识，共产主义的灾难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并不复杂，它的答案已经隐藏在一个孩子的幼稚问题中：“既然共产主义是科学，为什么不先拿动物做实验？”
以反腐收拾民心，反日收拾军心，党内民主收拾党心 除非革命爆发，改革是中共的唯一选择。但中共改革的道路不会与东欧、苏联、台湾和南韩一致。它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改革的前提是危机感和自信心，二者缺一不可。那些相信中国模式会成为世界潮流的人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危机感；同样，那些草木皆兵、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党政官僚也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改革的开启者必是那些既能掌控局势，又对现存体制弊病有深刻认识的人。胡、温十年在政改上不作为，与他们脆弱的权力基础有关。对于中共这个有浓厚血缘传统的政权来说，他们不是婆婆，甚至不是小媳妇，他们只是主人请来的管家。与胡温不同，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是真正的自己人，在体制内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如果强势接班，习近平非常可能改变目前这种权责不分、混吃等死的状况，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发动者。近来中共对钓鱼岛事件的强硬态度，一反不折腾的既定方针，明显带有习的风格。这种风格人们在他的南美讲话中已有所领教。不顾温家宝是中国首富的传言和习近平家族有28亿资产的报导，中共决定高调查处薄熙来贪腐案，表明了当局背水一战的决心。以反腐收拾人心，以反日收拾军心，最终完成对权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习近平的接班步骤。我相信，习近平会在十八大后提出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选票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收拾早已涣散的党心。
神医遍地 如果说政改的前提是自信心和危机感，它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改革方案的选择和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像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容忽视。今天的中国，正如学者雪珥所说，是神医遍地，药方满天。他们中有毛左，也有极右。药方有重庆模式（张宏良），新民主主义（张木生），基层民主（李凡），递进民主（王力雄），党内民主（李锐），也有推倒重来的多党民主（胡平）。比较有影响的是宪政民主的主张，它们中又分为君主立宪（金复新），党主立宪（方绍伟）和民主立宪（张千凡）。这些人中或许真有扁鹊，华佗，但更多的恐怕却是兽医、屠夫改行，拿着屠刀当手术刀。考虑到眼前的病人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肥的流油，以及医患双方历史上的恩怨，他们的医德比医术更令人担忧。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 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救赎，它的前景取决于这个党是否能够超越自身。中共以群众运动起家，骨子里相信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它对武力有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教条。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从来就是少数人创造的。爱因斯坦之所以发现相对论，巴菲特成为股神，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群众。正如芦笛所说，无论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还是伟大领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这些美丽的谎言之所以永远不会被拆穿，只是因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知道歌颂人民是通往权力的最佳途径。事实上，人民并不神圣，政府未必下流。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会选出个王八做主席。中共若想成功改革，必须克服人民拜物教，依靠精英，不相信群众。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军队的义务是保卫国家，不是干预政治。
三重盔甲还是三道陷阱 重庆市长黄奇帆最近谈到的中国经济的三重保险---三万亿外汇储备，三万亿税收潜力，三万亿可变卖国有资产---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感到沮丧。非常可能，三十年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这条船已驶过了因饥饿贫困而反复陷入动乱的历史三峡。如果说传统的王朝大多是饿死的，本朝很可能死于饕餮。一旦处置失当，中共引以自豪的三重盔甲也可以是三道陷阱。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执政党的腐败变得不可遏制。王朔曾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MONEY IS NOT EVERYTHING；WITHOUT IT YOU ARE NOTHING。）这句话已经过时了。今天中国人民信仰的箴言是，借用一句薛蛮子的话，MONEY IS NOT EVERYTHING；IT IS THE ONLY THING。
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蔓延中国的，是全民的腐败，或用孙立平的话，社会溃败。政府腐败的根源是人民的腐败；暴政的基础是人民愚昧。好友芦笛曾说，共产党前30年教人残酷，后30年教人贪婪。此言不虚。50-60-70后是喝狼奶长大的，擅长阶级斗争；80-90-00后是喝地沟油长大的，习惯坑蒙拐骗。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大众文化。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美国有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中国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除去政治因素，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与美国四大自由相比，中国的十大自由显然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它是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真正的普世价值。 人性是复杂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专制人格更是如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这是文明社会正常人的反应。在毛泽东的中国和今天的北韩，我们看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我们从小被教导：向往自由的人是杀不完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六-四的现实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躲起来。当镇反处死几十万人，反右迫害几百万人，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株连上亿人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反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念。在信念崩溃的今天，不顾政治生态、人权状况、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实，人们起来反抗、斗争、维权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反抗过。一切都颠倒了，王朝的气数好像又走到了尽头。
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 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中国人是刁民；动乱革命时，中国人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细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林语堂形容中国人是朝儒，野道，临死信佛，兼三重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以后，中国已无顺民。有的只是公民面貌出现的刁民和潜在的暴民，他们也是目前国内维权运动和海外民运的主力。刁民一词在此并非完全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经历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有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升米恩，斗米仇：财富的诱惑 改革最大的难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是弱势团体的膨胀。对一个乞丐持续施恩，他第一反应是感恩，续而是抱怨，最后则会反目。这就是古训“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对一个行将饿毙的人，你给他一升米救命，从此不再往来，他会感激你一辈子。你若再给他一斗米，则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想到你仓库里还有许多担米，并坚信---如果他读过马克思---它们都是剥削来的。于是革命发生，剥夺者被剥夺。 这就是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觉悟了的人民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朝着发财的路上迅跑，不喜欢看到别人---尤其是他们的公仆---比他们更光荣。（BBC记者曾指出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远高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两会发言人辩解：邓小平讲致富光荣。记者反诘：那是不是也太光荣了一些呢？）从薄熙来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俱乐部。委员们本身可能清廉，但他们的家族成员却无不生活在腐败之中。这是一种像空气一样弥漫的制度性的腐败，没有人可以抗拒。笔者不幸认识几位红二代子弟，知道他们的财产来的是多么的不可抗拒。罗素说：“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足够大的诱惑。”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国家。我不去中国，因为我知道自己经不住那样的诱惑。
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 共产党最怕的，是共产主义。此话听似荒唐，却是事实。在完成人民公仆向亿万富翁的转变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均贫富的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正统。公仆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变成了胖主妇，于情于理的确有亏。但考虑到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的结果又并非不可思议。可以确定的是，此时此刻的胖主妇的确是不想折腾了；她真诚地希望和谐社会。问题在于，你不想折腾，别人未必不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你扛了一面以均贫富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大旗，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杜牧总结亡秦教训：“灭六国者，非秦也，乃六国也；诛秦者，非天下也，乃秦也。” 汤恩比研究文明兴衰得出结论：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原则/主义，往往就是使它灭亡的原则/主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共产党是靠共产主义起家的。它能逃过被共产的宿命吗？1924年，民国政治家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预言共和灭大清，共产灭共和，最后归于共管。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芦笛分别写了三本政治预言小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在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据我所知，他们在写书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
当代和珅温家宝 作为新兴权贵集团的代表，中共对穷人不再有感召力；它对权力的垄断和共产的旗帜又使它难以获得富人的拥护。穷人厌恶而富人惧怕，中共的社会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薄弱过。要重建合法性，中共必须反贪。反贪又不伤及自身，是一门艺术。近来1600名老干部对温家宝改旗换帜的指控和江泽民调侃温是中国首富的报导，使人联想到和珅的命运：同样是当朝首辅，同样是当朝首富。和珅跌倒，嘉靖吃饱。和珅的家产不仅充实了空虚的国库，也收拾了不少散落天下的人心。在党内，薄代表极左，温代表极右。如果说薄的唱红打黑是要恢复党国，温的普世价值则是在呼吁民国。对正在形成的军国，它们都是威胁。薄熙来的阿基里斯之肿是王立军，温家宝的软肋是他那些贪得无厌不知收敛的亲属。如果说倒薄失去部分人心，以贪腐治温倒可能收回人心，彰显中央反贪治腐的决心。毕竟，无论中央如何定案，不会有人相信薄熙来垮台是因为腐败。而温相贪名在外，早已是海内外认定的中国首富。普世价值调子唱的太高，打薄又得罪了太多的人，没有太子党背景的温家宝犯了跟薄熙来一样出头鸟的错误，很可能成为下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两会上强调他太太谷开来如何贤慧无辜，显示他担心海伍德案东窗事发。温家宝高调宣称为党工作45年从未谋过私利，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担忧。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心理有强烈的补偿功能：他们会反复谈论一个话题，以实现“无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从而疏导郁积的情绪，保持心理平衡。用大白话说，就是缺什么讲什么。缺钱的人喜欢讲钱；缺权的人做黄粱梦；缺女人的讲黄段子；缺德的仰望星空讲道德。蒋介石私德有亏，所以嘴上常讲仁义道德；毛泽东擅长权术，经常教导人们不要搞阴谋诡计。
革命使人堕落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治颇象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操作基金的政客则象一群永不罢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改朝换代的戏在中国已经上演了几千年。今天，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它还在继续。要结束这台旧戏，朝野双方都必须与传统观念决裂。权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利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毁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 一位从国内来的朋友说，海外民运人士和国内异议人士不一样，是两类人，后者素质更高。这似乎不是事实。事实上，中国的异议人士在海外叫做民运人士，在国内就是维权人士。典型例子是：刘晓波回国，由民运人士变为维权领袖；余杰出国，由维权领袖变为民运人士。他们人没变，素质没变，变的只是角色和环境。有趣的是，历史会不断重演，读史人觉得可笑，当事人却浑然不觉。戊戌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孙中山前往求见，康拒绝：你是革命党，我是保皇党，我们俩人不一样。89民运失败后，陈一咨、万润南逃到巴黎成立民阵，王秉章赶赴参加被以同样理由拒绝。2006年，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中国异议份子，余杰和王怡排挤同行的郭飞雄，理由还是：我们和他们（民运人士）不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局的打压，无论是孙黄还是康梁，陈一咨还是王秉章，包括后来的余杰，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路，成了一样的人。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看，共产党和人民也是一样的人。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人民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的问题。中共有八千万党员，从统计学上讲，这是一个足够大的SAMPLE，如果这个SAMPLE还不代表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人民利益的对立是个伪命题。真正和人民对立的是权贵集团。通过党内民主，完全有可能把共产党和权贵集团剥离，使它真正代表人民，或更准确地说，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
党内民主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 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身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外矛盾的方法。自中共成立以来，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十八大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承认党内的不同派系集团，公平竞争并善待反对派。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也只有一个党---华盛顿革命党。它没有与被赶到加拿大的保皇党或国内托马斯-潘恩的民粹派分享政权，而是自我分裂成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共政改的最大限度是党内民主。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开放党禁，与其它政党分享政权。但中共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最终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形成事实上的两党竞争制度。中共政改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直选的经验，在可控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若干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当今社会的痼疾---腐败，懈怠，信仰危机，执政党公信力下降---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实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共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永久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共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结束语：不会再有十九大 军国为政改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是因为它没有信仰，不怕离经叛道，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为各种政治实验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浪漫的党国领袖不同，军国领袖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信奉马基雅佛利，随时在拿破伦的狐狸和狮子之间选择角色。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是，以后就不再需要这样的人了。除非政治改革成功，很难想象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发生革命。但政权完全可能自我崩溃。在今天的中国，推翻一个政权不再需要四大野战军，三大战役和三年解放战争；如中东茉莉花革命显示，一根火柴就足够了。记得在苏-东-波相继解体后，余英时曾对我说：“如果明天打开报纸看到中共垮台，我不会吃惊。因为你看哪一个共产党国家垮台超过一天的？” 这不是诅咒，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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