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报告
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
关于最终报告补充的引⾔ 执⾏摘要词汇表 关键⼈物 最终报告补充 I. 武汉市：大流行病的震中 II. 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III. 基因改造的证据 IV. 盖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I. 假说：引发大流行病的实验室泄漏 VI. 建议 VII. 结论 VIII. 附录 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与 COVID-19 ⼤流⾏病爆发时间线 中国疾控中⼼有关补充规定的便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新冠肺炎科研信息发布管理的通知 2020 年 2 ⽉ 6 ⽇ 12:43am 电邮 彼得·达萨克致拉尔夫·巴⾥克、王林发和其他⼈邀请他们签 署声明 2020 年 2 ⽉ 6 ⽇ 3:16pm 电邮 彼得·达萨克致拉尔夫·巴⾥克转达王不签署声明的要求 2020 年 2 ⽉ 8 ⽇ 8:52pm 电邮 彼得·达萨克致丽塔·科尔威尔声称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要求发表声明 引 言 504 天前，在 2020 年 3 ⽉ 6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在资深成员迈克尔·T·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的指⽰下开始对 SARS-CoV-2 与 COVID-19 全球⼤流⾏病起源进⾏调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有关《COVID-19 全球⼤流⾏病起源，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卫⽣组织的⾓⾊》的最终报告在 2020 年 9 ⽉末发表。在该报告发表之际，全世界据估计有 3080 万 COVID-19 病例，⼤约有 958,000⼈死亡。今天，累计数字超过 1.964亿起病例并有4,194,061⼈死亡。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继续调查 COVID-19 全球⼤流⾏病的起源，随时审议最新可以获得的信息，包括通过专家证词。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中有⼤约 4800 万年龄在 12 岁以下的⼈不能接种疫苗，⽽其他⼈因有基础疾病⽽仍未接种疫苗，使相当⼤⽐例的美国公民⾯临感染风险。在我们准备这份补充报告之际，有关全球各地出现各种毒株的报道增加了，⽽中华⼈民共和国（PRC）当局继续隐瞒有关⼤流⾏病初期数⽉的关键信息。我们⼀直⽽且将继续敦促我们的多数党同事重视这项调查并对 COVID-19 起源展开全⾯的两党调查。拜登总统已表⽰他希望发现这场⼤流⾏病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在美国⼈民⾯前也有职责来使⽤我们⼿中的⼀切⼯具来追寻这⼀⽬标。我们⼀如既往地做好了以两党⽅式应对这项以及其它外交政策挑战的准备。我们绝不能放松让习总书记和 PRC 当局交代答案的压⼒。 我们在此通过对我们 2020 年最终报告作出补充来分享这些努⼒的结果。这项更新尤其专注于病毒是否可能从 PRC 湖北省武汉市的⼀家医学研究实验室泄露以及试图掩盖这⼀泄露的做法。撰写本报告内容时所采⽤的证据是基于开源信息并包括已发表的学术研究、PRC 官⽅出版物（既有公开也有内部的）、访谈、电⼦邮件和社交媒体帖⽂。 ⾃从最终报告于 2020 年 9 ⽉ 21 ⽇发表以来，⼈们对 COVID-19 起源提出了新的问题。由于 PRC 继续缺乏透明，⼩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总统 2021 年 5 ⽉ 26 ⽇下令美国情报界在 90 天后就 COVID-19 起源准备⼀份报告，“包括它是源⾃⼈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还是来⾃实验室事故。 ” 基于委员会少数党幕僚收集和分析的材料，优势证据显⽰，SARS-CoV-2 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家实验室在 2019 年 9 ⽉ 12 ⽇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该病毒、或者经过基因操作的该病毒序列有可能是在 2012 年和 2015 年之间在云南省的⼀个洞⽳⾥收集的。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中共内部官员、⽽且可能还有美国公民直接从事了混淆病毒起源相关信息并压制有关实验室泄露可能性的公开辩论的努⼒。这些相关⽅有义务对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并尽快加以澄清并提供任何免责证据。在那之前，必须假定习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把维护党的地位置于本国⼈民和全球各地遭受 COVID-19 ⼤流⾏病后果之苦的⼈的⽣命之上。
在世界卫⽣组织宣布⼤流⾏病的⼀年多之后，世界仍然饱受 SARS-CoV-2 的出现及其造成的疾病 COVID-19 之苦。世界范围已有 4 百多万⼈丧失了⽣命，包括 61 万 2千多美国⼈。世界各地经济体遭受疫情重创。
武汉病毒研究所 去年9⽉，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在资深成员迈克尔·T·麦考尔指⽰下就 COVID19 起源公布了⼀份报告。那份报告凸显了病毒有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可能性。然⽽，随着我们继续调查并发现更多信息，我们如今相信，现在是彻底否认湿货市场是疫情源头的时候了。我们还相信，优势证据证明，病毒的确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且这发⽣在2019年9⽉12⽇之前的某⼀时候。 这是基于本报告列举的⼤量事实，包括： • 武汉病毒所的病毒与样本数据库的在线访问在 2019 年 9 ⽉ 12 ⽇被突然移除； • PRC 的顶级科学家 2019 年对安全表达了关注，随后武汉病毒所不同寻常地安排了维修； • 参加 2019 年 10 ⽉在武汉举⾏的世界军⼈运动会的运动员患病并出现类似 COVID-19 症状； • 2019年9⽉和10⽉的武汉卫星图像显⽰武汉病毒所总部周围的当地医院的⼈数增加，同时有异常多的患者出现了类似 COVID-19 的症状： • ⼀名中国⼈民解放军的⽣物武器专家可能在 2019 年末被任命为武汉病毒所⽣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负责⼈；以及 • 中国共产党和在武汉病毒所⼯作或与该所有关的科学家所采取的掩藏或掩盖该所从事的研究种类的⾏动。
基因改造 本报告还列举了充⾜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并在 PRC 政府与美国政府双⽅的资助下，在武汉病毒所对冠状病毒进⾏了功能增益研究，有时是在⼆级⽣物安全⽔平的条件下进⾏的。这项研究的主要侧重点是改造⽆法感染⼈类的冠状病毒的刺突蛋⽩，使其可以与⼈类免疫系统相结合。这种研究的公开⽬的是找出具有⼤流⾏病潜⼒的冠状病毒并制造出⼀种⼴谱冠状病毒疫苗。在很多例⼦中，科学家成功地制造了“嵌合病毒”——也就是⽤其它病毒碎⽚制造的病毒——并且有可能感染⼈类的免疫系统。在类似于⽛医诊所的安全⽔平下展开如此危险的研究，⼀个天然或经基因改造的病毒有可能轻易地从实验室逃逸并感染社区。
委员会少数党幕僚还确认了⼀些科学家，他们直接与武汉病毒所有关，并在当前⼤流⾏病开始之前的数年间从事过功能增益研究，⽽且有能⼒不留任何证据⽽对冠状病毒做出基因改造。 早在 2005 年，美国科学家拉尔夫·巴⾥克博⼠（Dr. Ralph Baric）协助建⽴了⼀种不留任何基因改造痕迹的⽅式。⽽早在 2017 年，在武汉病毒所⼯作的科学家们能够做到同样的事情。这清楚表明，科学界提出的 SARS-CoV-2 没有基因改造标记因⽽不可能是⼈造的主张是不坦诚的。 我们的结论是，有充⾜的证明显⽰，该病毒有可能被基因操作，⽽且⾄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全⾯调查这⼀假说，以确定此间是否发⽣了这⼀情况。
掩盖 在最初的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卫⽣组织不遗余⼒掩盖初期流⾏病的多种⽅式以及他们的掩盖⾏为如何使原本可能是⼀场当地疫情变成了⼀场全球⼤流⾏病。中国拘捕医⽣以压制他们的声⾳。记者被失踪。他们毁坏了实验室样本。他们隐瞒了有明显⼈传⼈证据的事实。他们拒绝允许真正的溯源调查。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在总⼲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领导下——未能就即将到来的⼤流⾏病向世界发出警告。相反，他学⾆中共的谈话⼜径，⾏事如同习总书记的傀儡。
在这份补充报告中，我们发现了进⼀步的证据，证明了武汉病毒所的顶级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彼得·达萨克博⼠（Dr. Peter Daszak）是如何进⼀步掩盖真相的。他们的⾏为包括霸凌就病毒是否可能从实验室泄露提出问题的其他科学家；在如何能够不留痕迹地改造病毒的问题上误导世界；⽽且在很多情况下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性质以及他们为该项研究所采⽤的低等级安全标准的问题上直接说谎。 这些⾏为不仅延误了对实验室泄露可能性进⾏的初始调查，损失了宝贵时间，⽽且进⼀步证明病毒有可能从武汉病毒所泄露。这些⾏为还让⼈们对美国政府的拨款在海外实验室的使⽤⽅式提出质疑并让⼈们呼吁对这些拨款进⾏更多的监督。
接下来的步骤 经过这次深⼊的调查，我们相信，现在是要求彼得·达萨克前来国会作证的时候了。在有关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类型⽅⾯，仍然有很多只有他才能回答的悬⽽未解的问题。此外，我们相信，国会可以通过⽴法，不仅追究那些负有责任者的责任，⽽且也帮助防⽌未来的⼤流⾏病，⽴法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禁令，不得从事和资助任何包括功能增益研究在内的⼯作，直到制定出国际性并且具有法律约束⼒的标准之后，⽽且必须是在该标准以可证实的⽅式得到遵守的条件下，该禁令⽅可取消。 •制裁中国科学院及相关实体。 •将武汉病毒研究所及其领导层列⼊“特别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员名单”，并实施额外和恰当的次级制裁。 •授权对未能确保恰当安全⽔平和信息分享的学术、政府与军事⽣物研究设施实施新的制裁。
词语解释 功能增益研究 “增强病原体致病能⼒的研究”——美国卫⽣与公共服务部
刺突蛋⽩ 包膜病毒表⾯的⼀种蛋⽩结构，负责将病毒与宿主细胞表⾯相结合，使病毒的基因材料能够输⼊宿主细胞。 RBD 受体结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与宿主细胞的某个具体受体相结合的某个病毒刺突蛋⽩的具体短⽚段。 第⼀作者 ⼀篇学术论⽂署名排在第⼀位的作者，通常是对该论⽂做出最多贡献的⼈。 通讯作者 编辑和外部读者若对某学术论⽂有问题时的联系⼈。 美国国际发展署“预测”项⽬（USAID PREDICT） ⼀个由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出资的流⾏病学研究拨款项⽬。该“预测”项⽬为⽣物取样提供资⾦，⽬的在于识别和收集病毒。该项⽬向⽣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提供过拨款资助。 SARS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症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由 SARS-CoV 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的呼吸疾病。最早被鉴定为 2002 年—2003 年的⼀次流⾏病的原因。 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由MERS-CoV 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的呼吸疾病。最早被鉴定为 2012 年⼀次疫情的原因。 SARS-CoV-2 引起 COVID-19 的⼄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在哺乳动物和鸟类造成疾病的⼀种核糖核酸（RNA）病毒。病情严重程度从普通感冒到 SARS-CoV-2 各有不同。 ⼄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的四个属之⼀。见于蝙蝠和啮齿动物体内。该属病毒包括 SARS、MERS 和 SARS-CoV-2。 ⼀级⽣物安全⽔平 被设计⽤来研究已知没有造成健康成年⼈患病并且对实验室⼈员及环境仅构成最低潜在危害的微⽣物。可在⼀张开放式的实验台或实验桌上展开⼯作。 ⼆级⽣物安全⽔平 ⽤于研究对实验室⼈员及环境构成中度危害的微⽣物。微⽣物⼀般为本地型，并与严重程度各有不同的疾病有关联。个⼈防护装备包括实验室外套和⼿套。可以开放式⼯作或在⽣物安全柜内⼯作。常被⽐作在⽛医诊所看到的安全⽔平。 三级⽣物安全⽔平 ⽤来研究本地或外来并且可通过呼吸传播造成严重甚⾄潜在致命疾病的微⽣物。呼吸传播是以吸⼊为⽅式的接触渠道。研究⼈员应当接受医学监控，并可能接种针对其所研究的微⽣物的疫苗。除了标准个⼈防护装备外，可能必须佩戴防毒⾯具。必须在⽣物安全柜内展开⼯作。废⽓不得再循环，实验室必须保持定向空⽓流动，空⽓从洁净区域被引⼊实验室，并流向潜在受污染区域。 四级⽣物安全⽔平 这是最⾼级别的⽣物安全⽔平。四级⽣物安全⽔平（BSL4）研究的微⽣物是危险和外来的，构成⾼度的空⽓传播感染风险。这些微⽣物造成的感染经常是致命性的，⽽且没有治疗⽅法和疫苗。研究⼈员在进⼊实验室之前必须更换⾐服，离开时必须淋浴。所有微⽣物研究⼯作都必须在三级⽣物安全柜内进⾏，或者穿上全⾝式、供⽓式和正压防护服。实验室必须位于另外的建筑内，或者位于管制地段，⽽且必须有专门的供⽓和排⽓以及真空管路和除污系统。 武汉病毒研究所（WIV） 中华⼈民共和国武汉的⼀家研究机构，研究重点是病毒学。由中国科学院管理。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 武汉病毒所的新园区，位于武汉江夏区郑店科研园区。武汉病毒所四级⽣物安全⽔平实验室所在位置。 武汉病毒研究所总部 较旧的武汉病毒所设施，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靠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中国科学院 负责⾃然科学的中华⼈民共和国国家级学院，直属中华⼈民共和国国务院。 WIV1 第⼀个被分离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由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在 2013 年从蝙蝠粪便样品中分离出来。是⼀种与 SARS 相似的冠状病毒。 WIV16 第⼆个被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2016 年从单⼀蝙蝠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来。是⼀种与 SARS 相似的冠状病毒。 Rs4874 第三个被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2017 年从单⼀蝙蝠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来。是⼀种与 SARS 相似的冠状病毒。 ID4491/RaTG13 2013 年在⼀处矿洞收集的与 SARS 相似的冠状病毒，与SARS-CoV-2 有 96.1%的相似度。 ACE2 ⾎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2），见于不同动物的某些细胞表⾯，包括⼈类、⼩⿏和果⼦狸。 hACE2 ⼈类版本的⾎管紧张素转化酶 2。主要见于⿐、⼜和肺等⼈体全⾝各处的细胞和组织的表⾯。在肺部，hACE2 有⼤量的第⼆型肺泡细胞，这是存在于被称为肺泡的肺内囊泡的⼀种重要细胞类型，肺泡吸⼊氧⽓，排出⼆氧化碳废⽓。这是 SARS-CoV-2 侵⼊⼈体细胞的主要进⼊点。 嵌合病毒 ⼀种⼈⼯制造的病毒。通过把两个或更多的病毒碎⽚结合在⼀起⽽制成。 天然病毒 在⾃然界发⽣的病毒，“野⽣型”。 反向遗传学系统 ⼀种分⼦遗传学的⽅法，⽤来帮助了解某个基因的功能，⽅式是分析在基因内部进⾏特定核酸序列基因改造⽽造成的表型效应。可⽤来制造与天然病毒区分不出来的嵌合病毒。 弗林蛋⽩酶切割位点 SARS-CoV-2 刺突蛋⽩的⼀种酶，增加病毒对⼈类的传染性。SARS-CoV-2 是唯⼀具有该结构的⼄型冠状病毒。 系统发育分析 对某⼀物种或⼀组有机物或某⼀有机物的某⼀特性的进化发展所进⾏的研究。⽤来鉴别同⼀科内不同病毒之间的关系。 CGG 双重编码组 “CGG-CGG”。这个有六个核苷酸（三个核苷酸为⼀组，亦称⼀个编码组）的组是产⽣弗林蛋⽩酶切割位点的 12 个核苷酸的⼀半。CGG 双重编码组在冠状病毒中相对罕见，⽽在同⼀科的冠状病毒中，唯有 SARS-CoV-2 有这样的双重编码组。 ⽣态健康联盟 （EcoHealth Alliance） ⼀个总部位于纽约的⾮政府组织，⼯作重点是新发传染病。将美国政府的资⾦拨给武汉病毒所。⽣态健康联盟的研究⼈员经常与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共同撰写研究论⽂。领导⼈为彼得·达萨克。
关键人物
王延轶博⼠ （Dr. Wang Yanyi） 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
袁志明博⼠ （Dr. Yuan Zhiming） 武汉国家⽣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党委书记。武汉病毒所⾪属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正丽博⼠ （Dr. Shi Zheng-li） 武汉病毒研究所资深科学家。担任新发传染病研究中⼼主任、中国科学院⾼致病性病原及⽣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副主任。 胡犇博⼠ （Dr. Ben Hu） 武汉病毒所研究⼈员，曾是⽯正丽的博⼠⽣。深度参与武汉病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 王林发博⼠ （Dr. Linfa Wang） 中华⼈民共和国公民，杜克-新加坡国⽴⼤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项⽬主任兼教授、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中⼼科学顾问委员会主任。 彼得·达萨克博⼠ （Dr. Peter Daszak） ⽣态健康联盟⾸席执⾏官。⽯正丽及武汉病毒所其他⼈员的长期合作者。把科研基⾦分包给武汉病毒所，以帮助资助冠状病毒研究。 拉尔夫·巴⾥克博⼠ （Dr. Ralph Baric） 北卡罗莱纳⼤学教堂⼭分校的研究⼈员，与⽯正丽及其他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在冠状病毒研究上进⾏过合作。 最终报告补充 I. 武汉市：大流行病的震中 武汉是冠状病毒⼤流⾏病的震中。位于中华⼈民共和国（PRC）中部的武汉是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号称有约 1110 万⼈⼜，⾯积约 3280 平⽅英⾥ 。这⾥有⼀些中国最⾼的摩天⼤楼、包括著名的武汉⼤学在内的多所⾼校、重要的历史⽂化遗址以及⼀个有影响⼒的研究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武汉的⾯积是休斯顿的五倍，⼈⼜⽐纽约和芝加哥的加起来还要多，由此可见该市的规模。 武汉有 PRC 中部最⼤的欧式⽕车站汉⼜⽕车站以及另外两个主要⽕车站。汉⼜站与天河国际机场直接相连，这个机场是 PRC 中部最繁忙的机场，地理位置上处在 PRC 机场⽹络的中⼼。从天河机场，旅客可以直飞纽约、旧⾦⼭、巴黎、⽶兰、罗马、汉堡、曼⾕、东京、⾸尔、迪拜等世界各地的许多⽬的地。 PRC 称武汉为九个“国家中⼼城市”之⼀，这是官⽅的国家标签，意味着它与⾸都北京、上海和其它主要城市⼀起，在⽂化、政治和经济发展⽅⾯起主导作⽤ 。由于它的四通⼋达，⾪属于经济事务和⽓候政策部的政府机构荷兰企业局在 2016 年 8 ⽉的⼀份报告中把武汉确定为不仅是 PRC 境内的⼀个主要枢纽，⽽且是中国“⼀带⼀路”倡议中的全球主要枢纽 。该市还是重要的铁路贸易所在地。新华社 2018 年的⼀份报告曾预计，从武汉到欧洲⽤于出⼜货物的货运列车约有 500 列5。法国、美国、韩国和英国在该市设有领事馆。武汉被选为在 2019 年 10 ⽉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CISM）世界军⼈运动会的城市。军运会期间，来⾃ 100 多个国家的 9000 多名军事⼈员⼊住武汉专门为这次运动会修建的运动员村。 II. 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正如在之前发布的报告⾥所讨论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仍然是关于SARS-CoV-2和COVID-19 ⼤流⾏病起源的辩论焦点。近⼏个⽉来，有关武汉病毒所的新信息曝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该所、在那⾥⼯作的科学家所进⾏的研究以及它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民解放军（PLA）的关系。我们现在认为，优势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的⼀处设施泄露出来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病毒所成⽴于 1956 年，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物研究室。研究所 1978 年以来归中国科学院管辖 。该研究所⽬前拥有⾄少两个园区——位于郑店科研园区（见图 1）被讨论得很多的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WNBL）以及位于武汉武昌区⼩洪⼭园区（见图 2）的较旧设施（以下称为武汉病毒所总部）。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是⼀个含有多栋建筑物的⼤型设施，包括 20 个⽣物安全⼆级（BSL-2）实验室、两个⽣物安全三级（BSL-3）实验室和 3000 平⽅⽶的⽣物安全四级（BSL-4）空间，“包括四个独⽴的实验室区域和两个动物套房。 ”建造⼯作于 2015 年完成，但由于延迟，⽣物安全四级的空间直到 2018 年初才投⼊运⾏ 。
图1：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WNBL） 关于武汉病毒所的公开讨论所没有涉及到的是在位于武汉武昌区那个较旧设施武汉病毒所总部进⾏的研究。该设施位于武昌区，在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东北 12 英⾥处，仍然是武汉病毒所的⾏政总部。除了这⾥的⽣物安全⼆级实验室外，武汉病毒所 2003 年还在该设施建造了⼀个⽣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正是在这⾥，也就是在武汉的中⼼，⽯正丽博⼠和她的团队在 COVID-19 ⼤流⾏病之前的⼏年⾥对冠状病毒进⾏了功能增益研究。 
图2：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武昌的总部 根据武汉病毒所的⽹站，⽯正丽现任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主任、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副主任、⽣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物安全⼯作委员会主任 10。⽯还是中国科学院⾼致病性病原及⽣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 ，该实验室包括了⼤多数在武汉病毒所从事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科学家。 需要指出的是，武汉病毒所内有⼀个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以及⼀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分为四个党总⽀部，这些党总⽀部按照武汉病毒所的各个部门、研究中⼼和办公室再分为党⽀部。每个⽀部都有⾃⼰的宣传委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在这些宣传委员中确认了⼋名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其中⼏名与⽯正丽领导的重点实验室有关联。 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 刘巧洁 中国科学院⾼致病性病原及⽣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党⽀部 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晓玮 中国科学院⾼致病性病原及⽣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 分析微⽣物与纳⽶⽣物学研究中⼼党⽀部 沈旭瑞 中国科学院⾼致病性病原及⽣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15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党⽀部 唐霜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微⽣物资源与⽣物信息研究中⼼党⽀部 吴妍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分⼦病毒与病理研究中⼼党⽀部 贺丽红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微⽣物资源与⽣物信息研究中⼼党⽀部 王清星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分⼦病毒与病理研究中⼼研究⽣党⽀部 杨梦思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 分析微⽣物与纳⽶⽣物学研究中⼼研究⽣党⽀部 表1：在武汉病毒所担任中共宣传委员的研究⼈员 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保证党的路线⽅针政策、党的纪律、相关法规和研究所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 ” 除了担任宣传委员的研究⼈员外，武汉病毒所的其他关键⼈物也担任中共官员。王延轶博⼠担任武汉病毒所所长，并于 2010 年加⼊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少数党中国致公党。2018 年，也就是她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的那⼀年，她还当选为致公党武汉市副主任委员。直到 2019 年底，该所的⽣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直由袁志明博⼠管理。他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属机构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中共党委书记。当地中共领导⼈不仅管理武汉病毒所本⾝，还直接管理它的⽣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 王所长在 2021 年新春致辞中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党委，承诺党委将“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堡垒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还拥有⾃⼰的党⽀部 ——郑店实验室党⽀部，“荣获湖北省直机关⼯委‘红旗党⽀部’荣誉称号，以实际⾏动展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 COVID-19 ⼤流⾏病时，王所长在 2021 年的致辞中竭⼒解决实验室的安全问题——“研究所⾼等级⽣物安全实验室全年安全运⾏ 300 余天。25”她 2020 年 4 ⽉之后的某⼀时候张贴出来的 2020 年致辞中没有提到这⼀点。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的⽣物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是根据 2003 年 SARS ⼤流⾏病后 PRC 与法国签署的⼀项协议⽽建⽴的 。当时，PRC 所有⽣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都是由中国⼈民解放军控制。尽管法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表⽰担忧，但是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及其总理让-⽪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批准了这个项⽬——拉法兰本⼈将其描述为“⼀项政治协议” 。当时 PRC 被怀疑有⽣物战项⽬，因此军⽅和情报机构担⼼，建设⽣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所需的军民两⽤技术可能会被 PRC 政府滥⽤。法国政府内部达成的忐忑不安的妥协是，协议将要求必须在实验室中开展有法国研究⼈员在场的 PRC-法国联合研究28。 2016 年，PRC 申请了数⼗套实验室⼯作必备的防护服。法国负责批准敏感设备出⼜的两⽤项⽬委员会拒绝了这项请求。根据法国⽅⾯的报道，这项请求“远超出武汉（实验室）所需” 。这使得法国国防部内部的担忧继续增加，他们担心中国正试图进行军事研究或是建立用于军事目的的第二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尽管协议规定⽣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是联合研究的场所，⽽且时任法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在 2017 年的开幕仪式上宣布投⼊五百万欧元⽤于联合研究，但是时⾄今⽇只有⼀位法国科学家被派到这个实验室。他的任期在 2020 年结束 。 安全担忧和不寻常的维修 早在 2004 年，当北京的⼀个实验室发现 SARS 泄漏时，就有⼏份关于 PRC 实验室的安全问题的报告。此后的⼏年⾥还发⽣了其他⼏起意外泄漏事件。这些报告包括多起 PRC ⼀些顶级科学家对武汉病毒所的安全性表⽰担忧的例⼦。 正如我们去年发布的 COVID-19 的起源报告所讨论的那样，2018 年，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华盛顿特区发回的电报，突出强调了对武汉病毒所安全问题的担忧。电报报告说，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提到“严重缺少经过妥善培训的技术⼈员和研究⼈员来安全操作这个⾼等级⽣物安全实验室” 。电⽂还质疑 PRC 是否会信守承诺优先考虑按照实验室设计应该进⾏的重要研究。 
图4：2018年1⽉19⽇美国驻北京⼤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华盛顿总部的电报节选 ⼀年后的 2019 年 6 ⽉，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主任⾼福（George Gao）表达了对武汉病毒所安全操作程序的担忧。在《⽣物安全与健康》（Biosafety and Health）杂志上发表的⼀篇 ⼏乎是预⾔家式的声明中，⾼福写道（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如基因组编辑和合成⽣物技术，有可能为⼈类疾病的⽣物⼲预提供新的途径。这些进展也可能产⽣积极影响，使我们能够⽤新的⽅法来应对风险。然而，这些技术的扩散意味着，雄心勃勃、粗心大意、笨拙无能甚至完全心怀不满的人也可以使用它们，他们可能会以危及我们安全的方式滥用它们。例如，虽然 CRISPR 相关技术为靶向细胞基因组编辑提供了⾰命性的解决⽅案，但它也可能导致基因组内的意外脱靶突变，或在⼈类、动物、昆⾍和植物中引发基因驱动启动的可能性。同样，病原体的基因改造可能扩⼤宿主范围，并增加传染性和毒性，可能导致流⾏病的新风险。例如，2013 年，⼏个研究⼩组表明，具有少量核苷酸突变的 H5N1 流感病毒和重新插⼊ 2009 年 H1N1 ⼤流⾏病毒的 H7N9 分离物可能具有在雪貂之间通过空⽓传播的能⼒。同样，合成的蝙蝠源类 SARS 冠状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增强了。因此，改造动物（包括人类）、植物和微生物（包括病原体）的基因组必须受到高度监管 。 三个⽉后，2019 年 9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的⽣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正丽的上司袁志明在《⽣物安全与⽣物安保杂志》（ 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发表了⼀篇⽂章。这篇以《中国⾼等级⽣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挑战》 为标题的⽂章详细讨论了国家⽣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袁指出了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物安全管理体系不⾜、实验室⾼效运作资源不⾜以及专业能⼒不⾜。袁承认，病原体、废物和实验动物管理规定的执⾏“需要加强” ，其透明度之⾼令⼈吃惊。在谈论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源⽔平不⾜时，他说: 维修成本通常被忽略；几个高生物安全水平的机构没有足够的运营资金用于日常但至关重要的程序。由于资源有限，一些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以极低的运营成本维持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运营成本 。 袁还对实验室缺乏专业的⽣物安全管理⼈员和⼯程师表⽰担忧 。必须要指出的是，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此前曾在生物安全二级和生物安全三级的水平上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功能增益研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和武汉病毒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负责人都对这项研究及其进行这项研究的实验室的安全性表示了担忧。 耐⼈寻味的是，在袁发表了提出这些担忧的⽂章之前，2019 年，武汉病毒所似乎⼀直在进 ⾏维护和修理项⽬。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进⾏危废处理系统改造项⽬时，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只运⾏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设施开始运营后这么短时间内进⾏如此重⼤的翻修看起来有些不寻常。PRC 政府采购⽹站上发布的采购公告提供了武汉病毒所两处地点看起来在持续进⾏维修⼯作的证据。 项目名称 地点 日期 预算金额（美元） 郑店园区 P3 实验室及实验动物中⼼维保项⽬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 2019 年 3 ⽉ 1 ⽇ $401,284.10 正压防护服采购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 2019 年 3 ⽉ 21 ⽇ $177,161.40 危废处理系统改造⼯程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 2019 年 7 ⽉ 31 ⽇ $1,521,279.28 环境空⽓消毒处理系统、可拓展型⾃动化样品存储管理系统采购项⽬ 不明 2019 年 8 ⽉ 14 ⽇ $132,200,025.47 保安服务采购项⽬41 武汉国家⽣物安全实验室 2019 年 9 ⽉ 12 ⽇ $1,281,022.33 中央空调改造⼯程 不明 2019 年 9 ⽉ 16 ⽇ $606,382,986.11 采购空⽓焚烧装置以及测试服务项⽬ 不明 2019 年 12 ⽉ 3 ⽇ $49,388.81 表2：武汉病毒所2019年的采购项⽬ 对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郑店园区 P3 实验室及实验动物中心的维修保护、采购环境空气消毒处理系统、对危废处理系统以及中央空调系统进行改造的提及，都对这些系统在 COVID-9 爆发之前几个月的运作情况提出了问题。 消失的数据库 2019 年 9 ⽉ 12 ⽇，武汉病毒所的在线公共样本和病毒序列数据库“蝙蝠源和⿏源病毒病原数据库”下线 。该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蝙蝠和⼩⿏的样本和病原体数据的 2.2 万多个条⽬。数据库包含了每个样本的关键信息，包括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收集的病毒种类以及与其它已知病毒的相似性。 
图6：数据库条⽬⽰例 迄今为⽌，对于这个数据库为何被移除、何时或是否将恢复在线，还没有给出⼀致的答案。 ⽯正丽被列为该项⽬的数据通讯作者。当被问及数据库被下线的问题时，⽯给出了⼏个相互⽭盾的答复。在 2020 年 12 ⽉接受英国⼴播公司（BBC）采访时，她表⽰，在武汉病毒所员⼯的⼯作和私⼈邮箱遭到⽹络攻击后，数据库因“安全原因”被迫关闭。她还坚称，武汉病毒所的病毒序列信息保存在由美国国家⽣物技术信息中⼼（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运营的 GenBank 数据库中。⽯宣称：“这是完全透明的，没有什么隐藏的。 ” 然⽽，在 2021 年 1 ⽉ 26 ⽇发给询问该数据库的某⼈的⼀封电⼦邮件中，⽯正丽表⽰，该数据库因“在 COVID-19 ⼤流⾏病期间”的⽹络攻击⽽被关闭 。她还声称，研究⼈员“在这个数据库中只输⼊了有限的数据”，尽管它有超过 2.2 万个条⽬。与她的英国⼴播公司的采访明显⽭盾的是，⽯承认“访问权限是有限的” 48，但她仍然坚称：……我们关于不同种类的蝙蝠冠状病毒（部分序列或全长基因组序列）的所有工作已经公布，序列和样本信息已提交到 GenBank49。 ⽯正丽在邮件结尾写道：“如果你的好奇⼼是基于‘⼈为或实验室泄漏 SARS-CoV-2’的阴谋论，或者是基于你的怀疑提出的⼀些⽆聊问题，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没信任，就免谈。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