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之一）

新的領導層和人民解放軍的參與

武漢病毒所的⽹站顯⽰，袁志明是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武漢國家⽣物安全（⽣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主任51。然⽽，PRC 的⽹站微博⾖瓣 2020 年 2 ⽉ 7 ⽇發布的消息稱，解放軍官員已被派往武漢控制疫情應對⾏動。2020 年 1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生化武器防禦專家陳薇少將被派往武漢52，接管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53。鑑於該⽹站審查批評中共的帖⼦的歷史，包括審查與天安門屠殺相關的詞彙，將這些信息發布到⾖瓣上具有重要意義54。這篇⽂章在受到中國共產黨嚴格審查的⽹站上存活下來，證實了它的合法性。

48           Sudworth.

49           Ibid.

50           Ibid.

51           “Yuan Zhiming.”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http://www.whiov.cas.cn/sourcedb_whiov_cas/zw/rck/200907/t20090718_2100080.html 

52           Gertz, Bill. “Chinese Maj. Gen. Chen Wei TAKES Leading Role in Coronavirus Fight.” The Washington Times, 16 Feb. 2020,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feb/16/chinese-maj-gen-chen-wei-takes-leading-role-in-cor/.  53 Guli. “Major General Chen Wei, China's Chief Biochemical Weapons Expert, Takes Over Wuhan P4 Virus

Laboratory.”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208-%E4%B8%AD%E5%9B%BD%E9%A6%96%E5%B8% AD%E7%94%9F%E5%8C%96%E6%AD%A6%E5%99%A8%E4%B8%93%E5%AE%B6%E9%99%88%E8%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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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E%9E%E9%AA%8C%E5%AE%A4 

54 Honorof, Marshall. “China Marks Tiananmen Massacre with 'Internet Maintenance Day.'” NBC News, 4 June 2013,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52096871 

委員會少數黨幕僚還從一位前美國高級官員那裡得到證詞，陳薇將軍實際上是在 2019 年末，而不是像公開報道的 2020 年 1 月，接管了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陳將軍接管武漢病毒所的⼀部分顯⽰，隨着有關該病毒的消息的傳播，中共對那⾥發⽣的活動感到擔憂。如果她在 2019 年就接管了實驗室，這就意味着中共更早就知道了這個病毒，⽽且疫情爆發開始得更早——這個話題本節有進⼀步的討論。

陳將軍是位於北京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研究⼈員，也是第⼗⼆屆全國⼈民代表⼤會的代表  。2018 年 1 ⽉，陳將軍被挑選為第⼗三屆中國⼈民政治協商會議（CPPCC）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說，政協是⼀個“關鍵的協調機構，匯集了中國其他利益集團的代表，並由中國最⾼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名成員領導。 ” 據美國國務院 2021 年 1 ⽉ 15 ⽇發布的事實清單，在疫情爆發前的⼏年⾥，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代表解放軍從事了包括動物實驗在內的機密研究 。⽯正麗博⼠多次否認解放軍參與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作。在⼀場僅由羅格斯醫學院主辦的演講中，⽯說:我們——我們的⼯作，我們的研究是開放的，⽽且我們有很多國際合作。據我所知，我們所有的研究⼯作都是公開的，透明的。所以，在 COVID-19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聽到稱我們與軍⽅在我們的實驗室有⼀些項⽬，等等諸如此類的這些謠⾔。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我是實驗室的主任，負責研究活動。我不知道這個實驗室做過任何這種研究⼯作。這是錯誤的信息 。這種說法是明顯錯誤的。在 COVID-19 ⼤流⾏病之前，武漢病毒所與解放軍的研究⼈員有多種聯繫；武漢病毒所的英⽂⽹站上列出了好⼏⼈。武漢病毒所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中的⼀名副主任委員來⾃第⼆軍醫⼤學，⼀名委員來⾃中國 302 軍醫院。新發傳染病中⼼科學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中有軍事醫學科學院軍事獸醫研究所的⼀名研究員。這個⽹站於 2020 年 5 ⽉ 28 ⽇被刪除，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也被刪除 。不過，該⽹站的存檔副本可以在⽹上找到。

  圖3：武漢病毒所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頁⾯的存檔版本

這就提出了⼀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曾在其中⼀個委員會任職的⽯正麗會對軍⽅研究⼈員與武漢病毒所合作的事情撒謊。她的否認和網站被清理看來顯然是試圖混淆解放軍與武漢病毒所的關係。

武漢的醫院交通模式地理空間分析

在武漢病毒所的病毒數據庫被關閉前後，武漢市中⼼的各醫院的車輛流量開始增加。波⼠頓⼤學公共衛⽣學院、波⼠頓⼉童醫院和哈佛醫學院的研究⼈員使⽤衛星圖像研究了 2019 年 12 ⽉前兩年半武漢醫院的停車場的容量。他們發現，在被分析的六家醫院中，有五家在 2019 年 9 ⽉和 10 ⽉，即⾸次報告 COVID-19 病例之前，停車場的相對⽇汽車量最⾼。這個⾼峰與中⽂搜索引擎百度上武漢對“咳嗽”和“腹瀉”的搜索量的增加相對應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CDC）表⽰，咳嗽和腹瀉都是 COVID-19 的症狀 。這項研究表明，⼀種與 COVID-19 症狀相似的病毒曾於 9 ⽉和 10 ⽉在武漢傳播。

圖7：不同的類似流感的疾病、症狀和監測信號的時間序列 

最初疫情爆發地點接近武漢病毒所當⼈們⽣病時，他們可能會在家⾥或⼯作地點附近尋求醫治。每⼀家因抱怨有 COVID-19 症狀的患者⽽出現客流量增加的醫院都位於武漢病毒所總部附近，並通過公共交通線路連接起來。下列地圖顯⽰了武漢病毒所總部（紅⾊）與 2019 年 9 ⽉和 10 ⽉車輛流量增加的六家醫院（藍⾊）的位置。當繪製在地圖上時，這六家醫院聚集在武漢武昌的武漢病毒所總部周圍，並通過武漢地鐵與該設施連接起來——在地圖上，各種線路以⿊⾊、黃⾊、粉⾊和綠⾊顯⽰。粉⾊線代表的是 2 號線，2017 年該線的⽇客運量超過了 100 萬⼈次 。

  地圖1：哈佛研究各醫院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總部的關係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據⼀位在⽣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作的澳⼤利亞科學家說，每天有班車把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從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送到武漢國家⽣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的設施然後再接回 。根據公開的地圖數據，班車的上下車站點距離武漢病毒所總部不到 500 ⽶。因此，來⾃武漢病毒所總部和武漢國家⽣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的研究⼈員很可能使⽤武漢地鐵和/或武漢國家⽣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的班車作為他們⽇常⼯作通勤的⼀部分。

因此，基於武漢病毒所的大量樣本庫和對冠狀病毒進行基因操作的歷史，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認為，9 月初，一名或多名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感染了 SARS-CoV-2，並將其帶到城裡。根據武漢病毒所的出版物，研究人員在用從野外收集的一種天然病毒進行實驗時可能已經接觸過這種病毒或被一種他們通過基因操作的病毒所感染。這些研究⼈員可能通過武漢地鐵或班車往返武漢，為病毒的傳播提供了媒介。這與武漢病⼈⽇益增多的最初跡象都以武漢病毒所位於武昌的設施為中⼼相吻合。

2019 年世界軍人運動會和生病的運動員

2019 年 10 ⽉ 18 ⽇，第七屆國際軍事體育理事會世界軍⼈運動會在武漢開幕。這個運動會與奧運會類似，但由軍⼈運動員組成，增加了⼀些軍事項⽬。武漢世界軍運會吸引了來⾃ 109個國家的 9308 名運動員，參加了 27 項運動的 329 項賽事。包括俄羅斯、巴西、法國、德國和波蘭在內的 25 個國家派出了 100 多名運動員組成的代表團 。PRC 政府為世界軍運會招募了 23.6 萬名志願者，動⽤了 90 家酒店、三個⽕車站和 2000 多名司機 。2019 年 10 ⽉ 20 ⽇的⽐賽⽹站的存檔版本列出了在武漢和湖北省舉辦活動的 30 多個場館 。這個直播⽹站已經⽆法訪問了——⽬前還不清楚它被刪除的原因。在⽐賽期間，許多國際運動員因現在看來是 COVID-19 的症狀⽽⽣病。在⼀次採訪中，⼀名盧森堡運動員將武漢描述為“⿁城” ，並回憶起他在抵達該市機場時被量體溫。在接受加拿⼤報紙《⾦融郵報》（The Financial Post）採訪時，⼀位參加過這次世界軍運會的加拿⼤武裝部隊成員說（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這是一座擁有 1500 萬人口、處於封閉狀態下的城市。這很奇怪，但我們被告知這是為了方便軍運會參與者四處走動。我們到達 12 天后，（我）就病得很重，發燒、發冷、嘔吐、失眠。在我們回國的航班上，在 12 個小時的飛行過程中， 60 名加拿大運動員被隔離（在飛機後部）。我們生病的症狀從咳嗽到腹瀉不一而足 。

這名軍⼈還透露，隨着他的症狀加重，他的家⼈也⽣病了 ，這種情況與⼈傳⼈的病毒感染和 COVID-19 相⼀致。德國、法國、意⼤利 和瑞典 的運動員也稱他們有類似 COVID-19 的症狀。

通過將列出的世界軍運會場地與公開的地圖數據進⾏交叉對照，可以把這些場（⿊⾊）與武漢病毒所總部（紅）)和上述醫院（藍⾊）的所處位置視覺化。綠⾊標識代表公開表⽰相信⾃⼰在武漢期間感染了 COVID-19 的運動員，並被繪製在他們參加的賽事的主辦場館。這其中的⼀些運動員住在軍⼈運動員村。

地圖2：武漢病毒研究所總部、醫院、世界軍運會與⽣病的運動員

⾄少有四個向軍運會派遣體育代表團的國家現已確認，在 2019 年 11 ⽉和 12 ⽉，即在爆發疫情的消息⾸次公開之前，他們境內出現了 SARS-CoV-2 或 COVID-19 的病例。

1.意大利。2021 年 2 ⽉，意⼤利的研究⼈員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的《新發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雜誌上發表了⼀個研究快報，描述了⽶蘭⼀名 4 歲男孩的案例。對 2019 年採集的樣本進⾏的回顧分析確定，這名在 2019 年 11 ⽉ 21 ⽇出現咳嗽症狀的男孩在意⼤利報告⾸例病例的三個⽉之前感染了 SARS-CoV-2。該男孩沒有已報告的旅⾏記錄 。

2.巴西。巴西研究⼈員於 2021 年 3 ⽉發表的⼀篇⽂章研究了 2019 年 10 ⽉⾄ 12 ⽉的廢⽔樣本。此前的研究已經證實，感染該病毒的⼈會有病毒通過胃腸道脫落的長時間經歷。11 月 27 日採集的一份樣本檢測出 SARS-CoV-2 RNA 呈陽性，證實該病毒在 2020 年 1 ⽉ 21 ⽇報告美洲第⼀例病例之前⼏個⽉就在巴西聖卡塔琳娜傳播74。

3.瑞典。瑞典公共衛⽣局表⽰，該國有⼈可能早在 2019 年 11 ⽉就感染了 SARS-CoV-2 。

4.法國。法國的研究⼈員還重新檢測了 2019 年底的樣本，以努⼒識別早期 COVID-19 病例。他們確認了⼀名 42 歲的男性，他於 12 ⽉ 27 ⽇因類似流感的疾病就診於急診室。他與中國沒有任何聯繫，也沒有近期旅⾏史。經重新檢測，該患者的樣本 SARS-CoV2 呈陽性。應當提出的是，在該男⼦發病前，他的⼀個孩⼦也出現了類似的症狀，這表明法國的第⼀個病例可能早於 12 ⽉ 27 ⽇ 。如上所述，來⾃法國、意⼤利和瑞典的運動員在武漢世界軍運會期間也抱怨出現症狀COVID-19 相似的疾病。SARS-CoV-2 在不相接壤的兩個大陸的四個國家的存在指向共同來源的可能性。如果像假定的那樣，SARS-CoV-2 在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首先在武漢感染了人類，那麼 2019 年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似乎是全球傳播的一個關鍵媒介——換句話說，它可能是首批“超級傳播者”事件之一。

結論

雖然很多公開辯論最初⼤多集中在⼤流⾏病是否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但是現在有優勢證據顯⽰，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鑑於武漢病毒所有⽂獻可查的對冠狀病毒進⾏功能增益實驗的歷史，包括在⽣物安全⼆級實驗室專門對病毒進⾏基因操作，使其更容易感染⼈類，以及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冠狀病毒樣本77，⼀名或多名研究⼈員偶然感染病毒並將病毒帶出實驗室是完全有可能的。上⾯列出的證據，加上中共當局的掩蓋⾏為，強烈暗⽰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當前⼤流⾏病的來源。

III.   基因改造的證據

另⼀個辯論話題是，這個病毒是否可能經過基因改造。在 SARS-CoV-2 出現前的⼏個⽉，武漢病毒所正在對冠狀病毒進⾏功能增益研究，並且⽤這些病毒來對⼈類免疫系統進⾏實驗。但是科學界聲稱這個病毒只可能是⾃然產⽣的。然⽽，正如本報告所展⽰的，我們相信，病毒可能經過改造，這是⼀個可能成⽴的假說。

2004 年到 2017 年間有關 SARS 樣冠狀病毒的研究

武漢病毒所對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作可以追溯到 2000 年代初 SARS 疫情之後。2004 年，在開展 2002 年 SARS ⼤流⾏病溯源⼯作期間，⽯正麗與彼得·達薩克見了⾯。達薩克是⽣態健康聯盟的⾸席執⾏官，這個總部在紐約的⾮政府組織為世界各地的科學研究提供經費 。過去⼀年半以來，外界對於⽣態健康聯盟如何以及為什麼將美國納稅⼈的錢提供給武漢病毒所提出疑問。那些資⾦是衛⽣與公眾服務部（HHS）、國⽴衛⽣研究院（NIH）、國家科學基⾦會（NSF）和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以項⽬資助的⽅式提供給⽣態健康聯盟的。

從 2005年開始，⽯正麗和達薩克開展冠狀病毒合作研究，⼀直持續了16年。他們⼀起“領導了數⼗次前往布滿蝙蝠的⼭洞的探險活動，搜集樣本，並對它們進⾏分析。 ”他們發現了 500 多種新型冠狀病毒，包括⼤約 50 種與 SARS 或 MERS 相關的病毒。他們也再三參與可以讓冠狀病毒更易感染⼈類的功能增益研究 。正如下⾯所討論的，武漢病毒所⼤多數與冠狀病毒最為相關的科學出版物，都得到了達薩克通過⽣態健康聯盟提供的研究經費。

文章和出版物：《蝙蝠是 SARS 樣冠狀病毒的⾃然儲存庫》，《科學》（Science）（2005）。參與者：李⽂東，第⼀作者；⽯正麗，第⼆作者和三名通訊作者之⼀；彼得·達薩克；來⾃澳⼤利亞和中國的其他科學家。

經費：這篇論⽂的經費部分來⾃ PRC 政府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編號： 2005CB523004）和科技部國家⾼技術發展計劃（項⽬編號：2005AA219070）為 SARS-CoV 動物宿主專項研究提供的資助。論⽂也有美國政府的資助，NIH 和 NSF 通過“傳染病⽣態學”項⽬資助（編號：R01-TW05869）的形式，從約翰·F·福格蒂國際中⼼和 V·坎·拉斯姆森基⾦會提供資⾦。

目的：科研⼈員希望通過確定 SARS 樣冠狀病毒天然宿主蝙蝠的種類，來確定 SARS 的源頭。

結論：“這些有關冠狀病毒的發現，連同亨尼巴病毒屬（23–25, 28）的相關數據似乎表明，蝙蝠中的⼈畜共患病毒存在基因多樣性，這增加了病毒變體跨越物種屏障，在⼈類中引發疾病的可能性。因此，提⾼我們對儲存宿主分布、動物與動物間和⼈與動物間互動（尤其是在濕貨市場系統內），以及蝙蝠攜帶病毒基因多樣性的認識和了解，以防⽌未來疫情爆發，是⾄關重要的。 ”

相關性：這個結論將推動武漢病毒所與彼得·達薩克接下來 15 年的合作，由⽯正麗領導實驗室⼯作。

2006年，⽯正麗和達薩克與澳⼤利亞的⼀位研究⼈員合作，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刊發的同⾏評審⽉刊《新發傳染病》上發表論⽂《蝙蝠與 SARS 綜述》。⽯再次被列為第⼆作者，這項⼯作同樣得到上述 PRC 和 NIH/NSF 的項⽬經費的⽀持 。在接下來的⼀年，這些經費還⽀持了《蝙蝠冠狀病毒與它們宿主之間的進化關係》這篇論⽂在《新發傳染病》上的發表。

⽯被列為第六作者，排在另⼀位武漢病毒所研究⼈員之後。達薩克是兩名通訊作者之⼀ 。

2007年，⽯和武漢病毒所另⼏名研究⼈員與其他科研⼈員⼀起發表了另⼀篇有關冠狀病毒的研究。

文章與出版物：《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SARS）冠狀病毒與起源於蝙蝠的 SARS 樣冠狀病毒之間的受體使⽤差異》，《病毒學雜誌》（Journal of Virology）。

參與者：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和王林發。⽯正麗被列為通訊作者。經費：這項⼯作得到 PRC 政府以及澳⼤利亞和歐盟委員會的資助。

目的：這項研究專注於 SARS 樣冠狀病毒刺突蛋⽩所利⽤的受體。刺突蛋⽩是冠狀病毒表⾯能夠讓病毒與細胞上的受體結合的主要結構。為了做這個實驗，研究⼈員將 SARS-CoV刺突蛋⽩的不同序列插⼊要研究的 SARS 樣病毒的刺突蛋⽩，創造出多個嵌合病毒，並⽤它們針對蝙蝠、果⼦狸和⼈ ACE2 表達細胞進⾏實驗。結論：其中⼀個嵌合病毒能夠通過⼈ ACE2 受體進⼊細胞。

相關性：ACE2 是⾎管緊張素轉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2）的縮寫，這個轉化酶是⼀種蛋⽩質，存在於⼈的⼜、⿐和肺部等細胞和組織的⾯。“在肺部，ACE2 在 II 型肺泡細胞中極為豐富，II 型肺泡細胞是存在於肺泡的⼀種重要細胞類型，肺泡是吸收氧⽓排出廢⽓⼆氧化碳這個過程發⽣的場所 。”ACE2 也是 SARS-CoV-2 刺突蛋⽩與⼈類細胞結合的位置。研究⼈員的結論是，“最⼩插⼊區域”是“⾜以將 SL-COV S （SARS 樣冠狀病毒刺突蛋⽩）從不能與 ACE2 結合轉化為可以與⼈ ACE2 結合 。” 換句話說，一個不感染人類的 SARS 樣冠狀病毒能夠通過人為改變，使其能夠感染人類。這個研究工作是在二級生物安全條件下進行的。

⽯正麗和達薩克之後沒有作為共同作者⼀同出現在論⽂當中，直到 2013 年。

文章與出版物：《⼀種利⽤ ACE2 受體的蝙蝠 SARS 樣冠狀病毒的分離與特徵分析》 ，《⾃然》（Nature）。

參與者：武漢病毒所和⽣態健康聯盟研究⼈員，包括胡犇。⽯正麗、達薩克和王林發的貢獻是設計了實驗。⽯正麗和達薩克被列為通訊作者。

經費：這項研究的經費來⾃ PRC 政府的項⽬資助（包括項⽬編號：2013FY113500），以及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的項⽬撥款（編號：R01AI079231），NIH/NSF“傳染病⽣態與進化”項⽬撥款（編號：R01TW05869），由衛⽣與公眾服務部部長辦公室國際流感基⾦⽀持的來⾃ NIH 福格蒂國際中⼼的項⽬資助（編號：R56TW009502），還有來⾃ USAID 防範新發⼤流⾏病威脅的 “預測”（PREDICT）項⽬的撥款 。目的：這項⼯作標誌着“第⼀次有記錄地分離出⼀株活體 SL-CoV ”（SARS 樣冠狀病毒）。研究⼈員從蝙蝠的糞便樣本中分離出了這個病毒，並將其命名為 WIV1。此外，他們還確認了兩個新型蝙蝠冠狀病毒（SHC014 和 Rs3367），並且報告說，這是“⾸次確認能夠利⽤ ACE2 作為進⼊受體的野⽣型蝙蝠 SL-CoV。 ”

結論：“最後，這項研究表明針對野⽣動物的病原體發現項⽬在公共衛⽣⽅⾯的重要性。這些項⽬的⽬的是發現‘已知的未知’——此前未知的、與已知病原體密切相關的病毒毒株。這些項⽬聚焦特定⾼風險野⽣⽣物群落和疾病發⽣熱點地區，也許是未來預測、準備和防範⼤流⾏病出現的全球戰略的⼀個關鍵部分。” 相關性：通過分離出與 ACE2 結合的野⽣型（⾃然界中的常見毒株）SARS 樣冠狀病毒，並且將其在⼈類肺部組織中進⾏實驗，論⽂作者證明，蝙蝠冠狀病毒能夠在不經過中間宿主的情況下，直接感染⼈類。

2014年，⽯正麗和達薩克還聯合撰寫了另外兩篇武漢病毒所與⽣態健康聯盟合作的論⽂。其中⼀篇論⽂題為《在中國⼩型哺乳動物中發現不同的新型星狀病毒》，第⼀作者是武漢病毒所研究⼈員胡犇，他也是此前⽯正麗/達薩克論⽂的共同作者之⼀。⽯正麗在這篇論⽂中是通訊作者，論⽂經費再次得到 PRC 政府（包括項⽬編號：2013FY113500）和 USAID“預測”項⽬的聯合資助 。

接下來的 2015年，⽯正麗向北卡羅來納⼤學教堂⼭分校的拉爾夫·巴⾥克及其他研究⼈員提供了 SHC014 的刺突蛋⽩序列和質粒。SHC014 是⽯正麗、達薩克和武漢病毒所研究⼈員2013 年在蝙蝠糞便樣本中發現的病毒之⼀。美國研究⼈員利⽤那些樣本創造了“⼀個在適應⼩⿏的SARS-CoV的⾻架上表達蝙蝠刺突蛋⽩SHC014的嵌合病毒” 。換句話說，他們從SHC014 中移除刺突蛋白，將其插入到一個經由基因操作、使其更易感染小鼠的 SARS 冠狀病毒之中。這個研究是在三級⽣物安全的條件下進⾏的。新創造出的病毒後來顯⽰與⼈ ACE2 結合，在⼈類主要的呼吸道細胞“有效率地”  複製，並抵抗住了抗體和疫苗。研究⼈員的結論認為，該研究“表明⽬前在蝙蝠種群中傳播的病毒具有可能造成 SARS-CoV 再次出現的潛在風險” 。這個研究的經費來⾃ NIAID 和 NIH 的多個項⽬資助（編號：U19AI109761，U19AI107810， AI085524，F32AI102561，K99AG049092，DK065988），通過⽣態健康聯盟獲得的 USAID“預測”項⽬的資助，以及 PRC 政府的資助。巴⾥克是通訊作者 。

2015 年，⽯正麗、胡犇、王林發和達薩克還共同發表了另⼀篇論⽂。這篇題為《對⼀種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直接祖先密切相關的新型蝙蝠冠狀病毒的分離和特徵分析》的論⽂發表在《病毒學雜誌》上。論⽂的 12 位作者中，九位是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包括胡和⽯，他們是通訊作者。在這篇論文中，武漢病毒所報告成功分離出了第二個新型冠狀病毒 WIV16。這個與 SARS 類似的冠狀病毒是從 2013 年在 PRC 雲南省昆明市收集來的⼀個蝙蝠糞便樣本中分離出來的。與之前的研究⼀樣，這個研究的經費也得到 NIAID 撥款（編號：R01AI110964）和 PRC 政府（包括項⽬編號：2013FY113500）的資助  。

除了前述與北卡⼤學教堂⼭分校研究⼈員的合作之外，⽯正麗還向他們提供了另外的蝙蝠冠狀病毒序列和 WIV1 刺突蛋⽩的質粒。由此產⽣的論⽂《SARS 樣病毒 WIV1-CoV 或將在⼈類中出現》2016 年 3 ⽉發表在《美國國際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雖然⽯和達薩克（以及任何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都不在作者之列，但是巴⾥克是通訊作者。這篇論文意義重大，因為作者討論了從疾病監測推進到創造嵌合病毒來作為應對大流行病的一種方式——“這份稿件描述了將監測拓展到序列分析以外領域的努⼒，通過構建嵌合和全長⼈畜共患冠狀病毒來評估流⾏病出現的可能性。97”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員通過將 WIV1 的刺突蛋⽩插⼊適應感染⼩⿏的⼀個 SARS 毒株當中，製造出嵌合病毒。他們接着將這個嵌合病毒在⼈呼吸道上⽪細胞和⼩⿏中進⾏實驗98。除了標準的 BALB/c ⿏（⼀種⽩化品種，實驗室培養的⽤於實驗的⼩⽩⿏ ），研究⼈員還對⼩⿏進⾏了基因操作，創造出⼀個表達⼈ ACE2（hACE2）受體的品種。雖然 hACE2 主要存在於⼩⿏肺部，但是也出現在⼤腦、肝臟、腎和腸胃組織中。這個 WIV1 嵌合病毒隨後被⽤來在這些表達 hACE2 的⼩⿏⾝上進⾏實驗，證明這種嵌合病毒可以感染⼈類。這項研究得到 NIAID 和NIH 項⽬的資助（編號：U19AI109761，U19AI107810，AI1085524，F32AI102561，K99AG049092， DK065988，AI076159 和 AI079521）100。

2016年，⽯正麗和達薩克還共同撰寫了另外兩篇專注於傳染病的論⽂。⼀篇題為《蝙蝠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樣冠狀病毒 WIV1 編碼⼀種參與調節宿主免疫反應的額外輔助蛋⽩ ORFX》的論⽂是與王林發共同撰寫的。這篇論⽂代表武漢病毒所研究⼯作向前邁出重要⼀步。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在開展這個項⽬過程中，創建了⼀個反向遺傳學系統，並使⽤這個系統對 WIV1 進⾏基因改造。WIV1 是 2013年分離成功的那個活體病毒，北卡⼤學的研究⼈員在⼏個⽉前進⾏過操作。武漢病毒所研究⼈員通過刪除或增加病毒 RNA 的基因信息，創造了這個病毒的多個版本。根據論⽂，使⽤這個活體病毒的所有實驗都是在⼆級⽣物安全⽔平條件下進⾏的，這種條件不要求防毒⾯罩或⽣物安全櫃。在論⽂的 11 位作者中，九位是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是通訊作者。論⽂實驗得到 NIAID 撥款資助（編號：R01AI110964）和 PRC 政府資⾦的⽀持 。

第⼆年，胡犇是論⽂《蝙蝠 SARS 樣冠狀病毒豐富基因庫的發現為 SARS 冠狀病毒起源提供新見解》的第⼀作者。與之前的論⽂⼀樣，這篇論⽂的絕⼤多數作者（17 位中的 14 位）都在武漢病毒所⼯作。達薩克、⽯正麗和王林發也都被列為共同作者。⽯是兩位通訊作者之⼀。達薩克的貢獻是“獲取經費 ”。

此外，武漢病毒所研究⼈員還利⽤⼀年前他們⾸次推出的反向遺傳學系統，將不同的與 SARS 類似的冠狀病毒的刺突蛋⽩插⼊ WIV1，創造了⼋株不同的嵌合病毒。其中兩株嵌合病毒（WIV1-Rs4231S 和 WIV1-Rs7327S）和⼀種天然病毒（Rs4874）都在表達 hACE2 的細胞中複製103。再次要強調的是，武漢病毒所研究人員在武漢國家安全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投入運轉前的 2017年，就創造了能夠感染人類的嵌合冠狀病毒。這項研究得到 NIAID（編號：R01AI110964）、USAID“預測”項⽬和 PRC 政府（包括項⽬編號：2013FY113500）資⾦的聯合⽀持。

2018年到2019年武漢病毒所或與武漢病毒所科學家聯合開展的 SARS 樣冠狀病毒研究

雖然⽯正麗和達薩克在2018年和2019年還共同撰寫了其它⼏篇有關冠狀病毒的論⽂，但是沒有⼀篇包含使 SARS 樣冠狀病毒變得更易感染⼈類的功能增益研究。鑑於 2018 年中國科學院發起⼀個名為“病原體宿主與免疫⼲預”新專項課題 ，這顯得尤為奇怪。這個課題共設五個項⽬，其中⼀個是“研究病毒溯源、跨種傳播及致病機制”——⽯是這個項⽬的兩位負責科學家之⼀105。這個項⽬有三個重點⽅向：1）新病原的溯源、進化及傳播機制；2）病毒跨種感染和致病的分⼦機制；3）病毒與宿主相互作⽤機制。武漢病毒所的另⼀名科學家崔宗強負責另⼀個名為“感染與免疫研究的新⽅法、新技術”的項⽬ 。該項⽬關注的重點包括評估新型疫苗和建⽴“⼈源化⼩動物模型”  ⽤於體外病原體實驗108。

2018年 1 ⽉，⽯被指派為⼀個新的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的項⽬負責⼈（項⽬批准號：XDB29010101，⾦額 135 萬美元），研究“蝙蝠攜帶重要病毒的基因進化和傳播機制”  。這個項⽬，尤其是它所關注的傳播機制，與前述的第⼀個重點研究⽅向契合。同⽉，⽯正麗開始了另⼀個項⽬，題為“蝙蝠 SARS 樣冠狀病毒適應宿主受體分⼦的進化機制及其跨種感染的風險的研究” 110。 這個項⽬的經費為 85 萬美元（項⽬批准號：31770175），項⽬周期持續到 2021 年 12 ⽉ 。這個撥款項⽬與前述第⼆個重點⽅向契合，它的簡介特別提到了複製和改造冠狀病毒（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針對重要新發突發和烈性病毒（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冠狀病毒、馬爾堡病毒、沙粒病毒等），通過研究其入侵不同宿主細胞的能力以及在不同宿主細胞的複製能力，解析影響其跨種感染的關鍵分⼦及其致病機制。包括：病毒⼊侵，病毒複製和組裝，以及感染模型 。

⽯正麗沒有在⼤流⾏病開始前發表任何由這個項⽬資助的論⽂，因此不可能知道她在⼤流⾏病之前的⼏個⽉做了什麼實驗。

⽯正麗2018年和2019年的研究⼯作提供了進⼀步的證據，2019年1⽉，⽯和其他⼏名科研⼈員參與的“中國蝙蝠攜帶重要病毒研究”被授予國家⾃然科學⼆等獎 。獲獎的六名研究⼈員中，五⼈是前⾯討論過的 2013 年那篇《⼀種利⽤ ACE2 受體的蝙蝠 SARS 樣冠狀病毒的分離與特徵分析》論⽂的共同作者。

2019年1⽉，胡犇獲得青年科學基⾦項⽬ 38.585 萬美元的資助（項⽬批准號：31800142）。青年科學基⾦項⽬“⽀持青年科學技術⼈員在科學基⾦資助範圍內⾃主選題，開展基礎研究⼯作。” 胡犇所選項⽬的題⽬是《兩株新型蝙蝠 SARS 相關冠狀病毒對表達⼈ ACE2 的轉基因⼩⿏的致病性研究》 。截⾄⽬前，這兩株新型與 SARS 相關的冠狀病毒還沒有被確認，項⽬經費只在有關 SARS-CoV-2 的論⽂中被引述。

武漢病毒所研究人員向世衛組織調查團隊證實，他們在 2018 年和 2019 年開展了測試嵌合冠狀病毒的實驗117。根據《科學》雜誌發表的對石正麗的採訪，所有冠狀病毒實驗，包括感染 hACE2 小鼠和果子狸的實驗，都是在二級生物安全水平和三級生物安全水平的條件下進行的——“我們實驗室的冠狀病毒研究是在生物安全二級或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中展開的。 ” 這項進⾏中的研究看起來與達薩克公開所稱的研發⼴譜冠狀病毒疫苗的⽬標相⼀致。2020年5⽉19⽇，達薩克在接受《病毒學本周動態》（This Week in Virology）採訪時，討論了他資助的、與武漢病毒所對冠狀病毒進⾏功能增益研究的⽬標（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冠狀病毒相當不錯——我的意思是，你是⼀名病毒學家，你對所有這些都清楚——但是…你能夠…呃很容易地在實驗室對它們進行操作。刺突蛋⽩導致冠狀病毒發⽣很多情況——⼈畜共患的風險。所以，你可以拿到序列，構建這個蛋⽩，我們和北卡⼤學的拉爾夫·巴⾥克合作做這個，然後把這個蛋⽩插⼊另⼀個病毒的⾻架，在實驗室做些研究。這樣你發現⼀個序列後就可以做出更多預測——你有了這種多樣性。現在，研發疫苗的邏輯進程是，如果要研發⼀個 SARS 疫苗，⼈們會⽤⼤流⾏病的 SARS 病毒，但是讓我們嘗試插入一些其它相關的（病毒），獲得一個更好的疫苗 。

⽯正麗、胡犇和武漢病毒所的其他⼈就是在為達薩克收集、確認、基因改造這些新型病毒，並且⽤它們來對⼈體免疫系統進⾏測試。總之，在 SARS-CoV-2 出現前的那些年，發生過這些事情：

•石正麗和武漢病毒所其他人研究如何改變非感染性的 SARS 樣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讓這些病毒可以與人 ACE2 受體結合；

•石正麗、胡犇、達薩克、王林發和其他研究人員多次合作，對冠狀病毒進行基因操作，以增強它們在人類中的感染性。

•石正麗負責的一項新的 PRC 戰略優先研究項目，在二級生物安全水平和三級生物安全水平條件下，積極製造嵌合病毒和尋找新型病毒；

•證據顯示石正麗與其他幾位在 2013 年首次分離出活體冠狀病毒的科研人員一直有合作；

•批准給胡犇的第二個項目在二級生物安全水平和三級生物安全水平條件下，用新型冠狀病毒來測試人類免疫系統；

•研發一種廣譜冠狀病毒疫苗的公開努力。

綜上所述，顯而易見的是，在大流行病開始前的 2018 年和 2019 年，石正麗及其同事，在達薩克的資助和支持下，積極對冠狀病毒進行基因操作，並且用它們來測試人體免疫系統。

SARS-CoV-2 不同尋常的特點

委員會少數黨幕僚對科學家、美國政府現任和前任官員的訪談，對 SARS-CoV-2 的⾃然起源提出了⼏點疑問，包括：

1.SARS-CoV-2 的⾼度傳染性，他們認為與⿇疹的傳染性⼀樣；

2.缺乏確定的中間宿主（SARS 爆發四個⽉後以及 MERS 爆發九個⽉後都找到了中間宿主）；以及

3.與⼈ ACE2 結合效率⾮常⾼。

⾃ SARS-CoV-2 開始在全球傳播以來，這個病毒的⾼傳染性⼀直是激烈討論的話題。⼀些科學家和其他專家指出，感染病例數量驚⼈地多，這個證據表明，SARS-CoV-2 本質上與已知的天然⼄型冠狀病毒不同。例如，MERS ⾸次在 2012 年出現，感染⼈數不到 4000 ⼈。SARS ⾸次在 2002 年出現，感染⼈數少於 10,000 ⼈。在本報告撰寫之際，SARS-CoV-2 在⾸次出現後的不到兩年時間⾥，已經感染了超過 1.964 億⼈。

SARS-CoV-2 在與⼈ ACE2 受體結合⽅⾯，也有相⽐其它宿主⽽⾔⾮常不尋常的特點。

2020 年 2 ⽉，美國研究⼈員仔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發現，SARS-CoV-2 的刺突蛋⽩“與它們常見宿主細胞受體的結合緊密程度是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SARS）-CoV 上相應刺突蛋⽩的⾄少 10 倍 。”換句話說，相⽐引起 SARS 的病毒與⼈ ACE2 的結合，SARS-CoV-2 與⼈ ACE2的結合要緊密 10 倍多。研究⼈員認為，這很可能揭⽰了為什麼這個病毒如此具有傳染性 。

澳⼤利亞和英國的研究⼈員還考察了 SARS-CoV-2 如何與不同動物 ACE2 結合的情況，並在 2021 年 6 ⽉ 24 ⽇將他們的研究發表在《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上。這些科研⼈員發現，SARS-CoV-2 刺突蛋⽩與⼈ ACE2 的結合最強。他們報告說（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這個發現令⼈吃驚，因為人畜共患病毒通常在原始宿主物種中呈現最高的初始結合程度，與新宿主物種受體的初始結合程度則較低，直到它適應了新宿主。隨着病毒適應新宿主，病毒需要變異來提⾼其與新宿主受體的結合程度。由於我們對結合程度的測算是基於疫情爆發之初2019年12月在中國分離出來的SARSCoV-2 樣本，S 蛋⽩與⼈ ACE2 極⾼的結合程度是出乎意料的。

這篇論⽂的預印本的第⼀個版本提出的主張更進⼀步，在結論中寫道，“數據表明 SARSCoV-2 特別適應感染⼈類，這就病毒究竟是因罕見概率事件發生於自然還是可能源於其它地方提出了重要問題”（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這項研究提供證據顯示，SARS-CoV-2 特別適應人類，似乎表明疫情始於非人畜共患來源。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

討論最多的⼀個問題圍繞 SARS-CoV-2 的弗林蛋⽩酶切割位點（FCS）展開。FCS 是讓病毒能夠與⼈類細胞結合併進⼊細胞的刺突蛋⽩的⼀部分。2020 年 2 ⽉，法國和加拿⼤的科學家報告說，SARS-CoV-2 含有的⼀個 FCS，是相同演化⽀的其它冠狀病毒所沒有的。演化⽀就是被認為擁有類似共同祖先的病毒分⽀。這些科學家還報告說，當⼀個⽀⽓管炎病毒被插⼊⼀個類似的切割位點從⽽被改造後，這個病毒的致病性增加了 。雖然⼀些科學家指出，其它冠狀病毒也含有弗林蛋⽩酶切割位點，但是系統發育分析顯⽰，SARS-CoV-2 是唯⼀被確認帶有這個特點的⼄型冠狀病毒⽀系 B（⼄型冠狀病毒的⼀個亞屬） 。

2021 年 1 ⽉，⼀組美國研究⼈員在《⾃然》雜誌上發表論⽂《弗林蛋⽩酶切割位點缺失使SARS-CoV-2 致病性減弱》。研究⼈員在⽂章中說，FCS“可能促進了 SARS-CoV-2 在⼈類中的出現 。”他們利⽤反向遺傳學系統，創造了⼀個缺少 FCS 的 SARS-CoV-2 變異株。結果顯⽰，這個病毒在⼈類呼吸道細胞中變弱了，並且在表達 hACE2 ⼩⿏中的發展也呈現出減弱狀態。這顯⽰了 FCS 在 COVID-19 快速傳播中的重要性。對於 SARS-CoV-2 的 FCS 是否⾃然產⽣於病毒，還是通過基因操作引⼊的問題，引發公開辯論。換句話說，FCS 究竟是天然發展形成的，還是通過基因操作加進去的？FCS 的部分基因序列包含⼀個 CGG 雙重編碼組（CGG-CGG）。這組六個核苷酸（三個核苷酸為⼀組，亦稱⼀個編碼組）是產⽣ FCS 的 12 個核苷酸的⼀半。SARS-CoV-2 是其所在的病毒家族中唯⼀被確認帶有這種組合的冠狀病毒。⼀些⼈⼠認為，這是基因操作的證據，並稱這個雙重編碼組揭⽰出 FCS 是被⼈為插⼊病毒的 。

“無痕”方式

對病毒基因改造說或病毒⼈造說持批評意見的⼈⼠不斷指出，SARS-CoV-2 基因組中缺乏基因操作的明顯跡象。他們稱，這是病毒不僅是⾃然形成的，⽽且是 COVID-19 ⼤流⾏病只可能是⼈畜共患外溢結果的“證據”。這種論斷忽視了與之恰恰相反的關鍵證據。

2005 年，北卡⼤學教堂⼭分校的⼀位研究⼈員拉爾夫·巴⾥克發表⼀篇題為《⼩⿏肝炎病毒發展與 SARS-CoV 感染性 cDNA 構建體》的論⽂ 。巴⾥克之後在2014年到 2016年與⽯正麗有合作。在那篇論⽂中，巴⾥克提到使⽤他與北卡⼤學同事研發的⼀種全新基因⼯程系統，通過“⽆痕”⽅式構造全長 SARS-CoV 基因組。這個⽅法能把不同部分的基因序列組合成全長基因組，創造⼀個新的具有傳染性的冠狀病毒129。論⽂包含以下這張圖表，名為“SARS-CoV 感染克隆的系統組合戰略”。這張圖清楚展⽰出不同的 SARS ⽚段如何被⽤來⽣成⼀個全長的、定製的基因組序列。 論⽂說，這些病毒“難以與野⽣型區別 ”，意思就是不可能分辨出它們是否是通過合成製造的。

巴⾥克在2020年9⽉的⼀次採訪中證實了這種解釋。他說：“你可以不留任何痕跡地改造⼀個病毒。但是你們尋找的答案只能從武漢實驗室的檔案中找到。 ”他在提到 2015年與武漢病毒所研究⼈員⼀起創造的嵌合病毒時說，他的團隊會故意留下標誌性的突變，以顯⽰病毒是經過基因改造的。“否則就沒有辦法區分天然病毒和實驗室製造的病毒了。132”

⽯正麗和巴⾥克合作過多篇有關冠狀病毒的論⽂。最近⼀篇是在 2020 年 5 ⽉，他們和其他研究⼈員⼀起發表了《SARS-CoV-2 在表達⼈類⾎管緊張素轉化酶 2 的轉基因⼩⿏中的致病機制》 。一年後，巴里克聯署了 2021 年 5 月 14 日在《科學》雜誌上的一封聯名信。這封信認為，實驗室泄漏說必須被認真對待，也應當予以充分評估 。

2017年，在武漢病毒所⼯作的博⼠⽣曾磊平向中國科學院⼤學提交了題為《蝙蝠 SARS 樣冠狀病毒的反向遺傳學系統的建⽴及 ORFX 功能研究》的博⼠論⽂ 。其中提到的反向遺傳學系統就是武漢病毒所 2016 年⽤來對病毒進⾏基因改造並在⼆級⽣物安全條件下對活體病毒進⾏實驗的系統。曾磊平在博⼠論⽂中說，他和武漢病毒所其他研究⼈員利⽤這個系統“構建了以 WIV1 為⾻架的 S 基因嵌合重組病毒 BAC 感染性克隆，在重組病毒基因組中沒有留下任何序列痕跡（例如結合酶位點）。 ”（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曾磊平在論⽂最後的討論中重申了這種看不出證據的基因操作。他說：我們建⽴了⼀個冠狀病毒的反向遺傳學系統，並且基於 WIV1 的基因組⾻架，我們構建了一個不留痕跡替代 S 基因的機制，構建了 12 株 S 基因嵌合重組病毒的 BAC 感染性克隆，並進⾏成功拯救。測試了其中四株重組病毒（包括 SL-CoV Rs4231，Rs4874，Rs7327 和 RsSHC014），查看這些毒株在⼈、果⼦狸、蝙蝠體內對 ACE2 的利⽤ 。

曾磊平在提交論⽂之時受僱於武漢病毒所，⽯正麗是他的導師。因此明確的是，石正麗和武漢病毒所其他人不僅擁有對冠狀病毒進行“不留痕跡地”基因改造的能力，而且在目前這場大流行病發生前的那些年裡就在積極地這麼做。曾磊平現在看起來是斯坦福⼤學⽣物⼯程的博⼠後研究員 。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