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之二）

IV. 掩盖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除了前⽂讨论的事件（病毒数据库下线，世界军⼈运动会期间道路封闭，等等），还有其它⼏起事件似乎表明，PRC、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和其他⼈积极努⼒地压制和诋毁早期出现的⼀些议论，即病毒可能是⼈造的，或者它可能是从武汉病毒所的⼀处设施中泄漏的。 

2012年4⽉，有六名在 PRC 云南省⼀座铜矿⼯作的矿⼯患病。这些年龄在30到63岁之间不等的⼯⼈在昆明⼀家医院就诊时“持续咳嗽、发烧、头疼、胸痛、呼吸困难”  。六⼈中有三⼈最终死亡。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被要求调查和测试患病矿⼯⾝上的病毒样本。他们也开始从矿井所在洞⽳中的蝙蝠⾝上收集样本，并由此发现了⼏种新的冠状病毒。结果，武汉病毒所就此开始了对该矿的长期研究，每年都会收集样本。尽管如此，⽯正丽坚持认为这⼏名矿⼯是因⼀种⽣长在蝙蝠粪便上的真菌致死的140 。

RaTG13 与 ID4991：SARS-CoV-2“最接近的近亲”

PRC 研究⼈员（当中⼤多数⼈⾪属于武汉病毒所）2016 年发表的⼀篇论⽂把上述努⼒描述为研究⼈员“从2012年到2013年对云南省墨江县⼀处废弃矿井中的蝙蝠进⾏冠状病毒监测”  。⽯正丽和胡犇被列为该⽂的共同作者。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发现了两种新的⼄型冠状病毒——HiBtCoV/3740-2 和 RaBtCoV/4991。该研究做出结论说：“RaBtCoV/4991 与⼈类 SARSCoV 的差异⽐它与其它的蝙蝠 SL-CoV 差异更⼤，可以被认为是该病毒谱系的⼀个新毒株。 ”⽯正丽设计并协调了这项研究，起草了论⽂原稿，并被列为通讯作者。 

四年后，在武汉⾸次报道⼀种未知的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后，⽯正丽和其他28名 PRC 科学家于2020年1⽉20⽇向《⾃然》杂志提交了⼀篇题为《肺炎爆发与⼀种可能起源于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章 。该⽂于 2 ⽉初发表。应该指出的是，提交这篇论⽂原稿的同⼀天，PRC 国家卫⽣健康委员会⾸次发布声明确认病毒正在发⽣⼈际传播，尽管地⽅卫⽣官员⼀个⽉前就已向中共发出了警告 。⽯和她的共同作者们极不可能是在提交论⽂的同⼀天才写了这篇论⽂，这意味着他们⼏天甚⾄⼏周前就知道病毒正在通过⼈际传播扩散，但没有向世界发出警报。英国南安普顿⼤学研究⼈员的⼀项研究显⽰，若在上述论⽂发表的⼀周前就开始实施针对⼈际传播的恰当限制措施，武汉的病例数量本可以减少 66% 。这本可以对病毒的传播产⽣重⼤影响，特别是2020年1⽉10⽇⾄1⽉23⽇正值春节客运⾼峰。武汉在1⽉23⽇开始封城。

⽯正丽被列为这篇⽂章的通讯作者，⽂章称 COVID-19“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通过⼈与⼈之间的接触传播”。研究⼈员得出结论，据称是在⾃然界产⽣的蝙蝠冠状病毒 RaTG13 是与SARS-CoV-2 最接近的近亲（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我们然后发现先前在云南省的中华菊头蝠标本中检测到的蝙蝠冠状病毒（BatCoV RaTG13）的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RdRp）的一小段序列与 2019nCoV 有很⾼的序列同源性。我们对该样本（GISAID 登录号：EPI_ISL_402131）进⾏了全长测序。Simplot 软件基因重组分析显⽰，2019-nCoV 的整个基因组与 RaTG13 的基因组（图 1c）⾼度相似，总基因组序列同源性为 96.2%。通过⽐对 2019-nCoV、RaTG13、SARS-CoV 和之前报告的蝙蝠 SARSr-CoVs 的基因组序列，2019-nCoV 的基因组中没有检测到重组事件的证据。通过对 RaTG13 的 RdRp 和其刺突蛋⽩的全长基因组和基因序列进⾏系统发育分析，发现相⽐其它病毒的基因组序列，RaTG13 是与 2019-nCoV 最接近的近亲，这两者组成了不同于其它 SARSr-CoVs 的谱系（图 1d 和扩展数据图表 2）… 与 RaTG13 密切的系统发育关系为 2019-nCoV 可能起源于蝙蝠提供了证据  。

对这篇论⽂的仔细审阅及论⽂作者⼏个⽉后发表的更正显⽰了这些研究⼈员说法中的不⼀致之处。上⾯所引述中的说法当中，有⼏个完全是错误的。这项有关 RaTG13 的研究受到持续⼏个⽉的批评和质疑后，⽯和其他研究⼈员不得不在 2020年11⽉ 17 ⽇发表⼀份补充报告。这份补充报告显示，RaTG13 实际上是 ID4991，这是在 2012 或2013年之前收集的样本，其全长基因组序列则是在2018年获得的，而不是像论文中最初说的那样是在 2020年1月获得的 。 

不幸的是，没有其他实验室可以确认 RaTG13 的基因组序列。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次采访中，⽯正丽说整个样本已经在基因组测序中⽤完了 。外部研究⼈员⽆法去验证RaTG13 的基因组序列，⽽武汉病毒所在何时收集并测序 RaTG13 的问题上刻意加以混淆，这引发了多个疑问： 

•为什么在2020年2⽉的那篇论⽂中不提及病毒序列已被重新命名？ 

•为什么要谎报获得病毒全长序列的时间？ 

•为什么要在论⽂发表近⼗个⽉后才发布内容更正？ 

•为什么就只有这个样本在测序中被销毁了，⽽其它样本则没有？ 

2020年12⽉，BBC 新闻台的⼏名记者试图探访云南那个收集到 RaTG13 蝙蝠病毒的洞⽳。他们发现⾃⼰被便⾐警察尾随，并在⼀些检查站被阻拦下来，他们在那⾥被告知不要进⼊那⼀地区 。法国电视节⽬“特派记者”（Envoye Special）制作了⼀段视频，他们报道了与住在矿井附近的村民的对话。据其中⼀位村民说，这个矿井已被关闭，还有监控摄像头。那个村民还声称有⼏个⼈因冒险太靠近矿井⽽被捕  。必须指出的是，2020年3⽉，美国、英国和澳⼤利亚的研究⼈员在《⾃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SARS-CoV-2 的近端起源》。就 RaTG13 ⽽⾔，他们发现，“虽然从中华菊头蝠中提取的 RaTG13 与 SARS-CoV-2 总体上有~96%的同源性，但其刺突蛋⽩在 RBD ⽅⾯出现偏离，这似乎表明它可能⽆法有效地与⼈ ACE2 受体蛋⽩结合”153。RBD 是受体结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的缩写，是病毒刺突蛋⽩的⼀部分。这正是石正丽、胡犇和其他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早在2015年就进行基因改造和基因替换的同一部分病毒基因组。

如果 SARS-CoV-2 是经过基因改造的，这可能就是如何这样做的⼀个可⾏的模式。RaTG13 的 RBD 或其整个刺突蛋⽩都可以⽤武汉病毒所内的反向遗传学系统进⾏替换。如果对武汉病毒所拥有的多种尚未发表的冠状病毒中的其中⼀种进⾏基因改造，然后让改造后产⽣的嵌合病毒进⼊能表达⼈ ACE2 受体蛋⽩的⼩⿏或果⼦狸体内，由此产⽣的病毒可能会变得更适应于感染⼈类——就像 SARS-CoV-2 ⼀样。 

根据科学家们的说法，包括那些在武汉病毒所⼯作的⼈，ID4991/RaTG13 与 SARS-CoV-2 的接近程度超过其它任何已被公开识别的病毒。现已很清楚的是，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早在2013年就已获取这种病毒，这⽐该所开始对野外发现的其他冠状病毒进⾏基因改造还要早⼏年。鉴于 RaTG13 和 SARS-CoV-2 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刺突蛋白——而这恰恰就是武汉病毒所多年来对各种冠状病毒进行修改的部分——再加之研究人员对该病毒重新命名并谎报对之测序的时间，那么，如果 SARS-CoV-2 确实是经过基因改造的，ID4991/RaTG13 可能就是其原始基因材料的来源。 

根据 Buzzfeed 新闻⽹获取的电⼦邮件，看起来，上述论⽂的第⼀作者兼通讯作者克⾥斯蒂安·G·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最初认为这是⼀个有可能成⽴的理论。在2020年1⽉31⽇发给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医⽣的⼀封电⼦邮件中，安德森表⽰，这个病毒的某些部分可能经过改造，与病毒进化理论不符。  

  发件⼈：克⾥斯蒂安·G·安德森（该部分被遮掩处理） 

发件时间：2020年1⽉31⽇ 10:32 PM  收件⼈：安东尼·弗契（NIH/NIAID）【E】（该部分被遮掩处理）  抄送：杰瑞⽶·法拉尔（该部分被遮掩处理） 

主题：回复：转发：深挖新冠病毒基因组以寻找疫情爆发源头 

你好托尼， 

谢谢分享。是的，今天早些时候我也看到这⽂章了，埃迪和我都在⽂中被引⽤了。这是⼀篇很棒的⽂章，但问题是，我们的系统发育分析⽆法回答这些序列在单个残基上是否不寻常的问题，除⾮它们其实是完全不同。在系统发育树上，该病毒看起来完全正常，与蝙蝠基因序列的紧密聚类似乎表明蝙蝠是病毒的宿主。该病毒的不寻常特征只占基因组的⼀⼩部分（⼩于 0.1%），所以必须仔细观察所有的序列才能发现其中⼀些特征（可能）看起来像是经过⼈⼯设计的。 

 我们有⼀⽀优秀的团队接下来会开始对此进⾏⾮常审慎的探究，所以我们在周末应该会知道得更多。值得⼀提的是，经过今天早些时候的讨论，埃迪、鲍勃、迈克和我都发现基因组与病毒进化论的预期不符。但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这⼀点，还有更多的分析要做，所以这些观点仍有可能改变。 

祝好，  克⾥斯蒂安

图8：安德森在电邮中⽰意SARS-CoV-2是转基因的 

武汉病毒所发表于 2020 年 2 ⽉的那篇关于 RaTG13 的有意误导的论⽂在 1 ⽉ 23 ⽇就作为预印本上传 。鉴于安德森及他的共同作者们在他们 2020 年 3 ⽉发表的论⽂中引⽤了那篇论⽂，⼏乎可以肯定的是，安德森、弗契医⽣和其他⼈在安德森发送这封电⼦邮件之前就已看到过那篇论⽂。2020 年 2 ⽉ 1 ⽇，也就是安德森给弗契医⽣发电⼦邮件的第⼆天，弗契医⽣、安德森和其他⼈通过电话会议就上述问题进⾏了辩论。会议之前，他们都事先同意对这场辩论保密。在会议讨论之后，安德森放弃了他有关病毒经过基因改造的说法 。⽬前尚不清楚那场电话会议上说了什么导致安德森这样做。 

武汉病毒所科学家们的更多掩盖行为 

随着武汉病毒所正进⾏的研究类型受到更多的调查，中共⽂字审查⼈员和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直在删除与 COVID-19 ⼤流⾏病起源可能相关的冠状病毒研究，或抹去对这类研究⽂献的参考痕迹。如前所述，胡犇曾获青年科学基⾦项⽬奖，从 2019 年开始测试两种与 SARS 相近的冠状病毒的致病性。在 PRC 的⼀些⾯向公众的⽹站上，胡犇的名字现已经从科研基⾦获奖名单中删除。 

C010802               研究杆状病毒 Ac34 蛋⽩抑制哺乳动物

CRM1 出核途径的机制                穆敬芳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C010802               两株新型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对表达⼈ ACE2 的转基因⼩⿏的致病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H1904    肠道病毒 71 型 3A 蛋⽩拮抗 RNAi 抗病毒免疫机制的研究       邱洋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图9：胡犇的名字在2019年的科研基⾦名单上被删除157

在数据库中列出的近80项武汉病毒所的科研基⾦中，授予胡犇的那⼀项是唯⼀⼀笔没有指明项⽬负责⼈⾝份的基⾦。 

⼀篇2017年12⽉12⽇采访胡犇的⽂章在推特上流传开后被下线。在这篇⽂章中，胡犇谈到了对云南那个蝙蝠洞中蝙蝠病毒样本的监测和采集⼯作，以及他使⽤反向遗传学⽅法将刺突蛋⽩嵌⼊活体冠状病毒的⼯作。耐⼈寻味的是，他还谈到⽯正丽是如何“经常会亲⾃带队采样” 158。撤下这篇⽂章很可能是为避免引发⼈们对那个采集 RaTG13 的洞⽳的关注。 同样，胡犇 2018 年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站上的⼀篇⽂章也被移除159。尽管这篇

157         2019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Query and Analysis System.

https://journal.medsci.cn/m/nsfc.do?u=%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6 %AD%A6%E6%B1%89%E7%97%85%E6%AF%92%E7%A0%94%E7%A9%B6%E6%89%80 

158         “Hunting bat viruses, tracking the origin of SARS, an interview with Dr. Hu Ben,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irst Author, 12 Dec. 2017, https://archive.vn/sVHmq#selection-45.79-45.215  159 Hu, Ben.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s "Research on Chinese Bats Carrying Important Viruses"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2018 Hubei Provinci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Wuhan Bran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3 April 2018, archived: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07222832/http://whb.ac.cn/xw/kyjz/201811/t20181122_5191050.html 

⽂章⼴泛讨论了⽯正丽和武汉病毒所其他研究⼈员的⼯作，但⽂中并没给出任何独特的见解或危险研究的证据。那为何要把这篇⽂章移除呢？ 

也许最令⼈怀疑其中必有隐情的还是⽯正丽有关武汉病毒所内部活动的反复谎⾔。2020 年 8 ⽉，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幕僚中期报告发表后，中国环球电视⽹就我们的这份报告采访了⽯正丽。在随后发表的采访⽂章中，⽯正丽否认陈薇少将接管了武汉国家⽣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刘欣：这份报告更进⼀步说，这个实验室已被中国军⽅接管了。报告称陈薇少将已接替袁志明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陈薇是中国军⽅的医学专家。

⽯正丽：这是个谣⾔，没有这回事。 

刘欣：你绝对否认中国军⽅已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 

⽯正丽：是的，这是个谣⾔。  

这是明显错误的。就像之前所讨论过的，在受中共管控的⼀些论坛上，那些宣布陈薇已抵达武汉的帖⼦承认了她对实验室的接管。报道说：“陈薇少将已在武汉⼗多天。她接管 P4 实验室犹如⼀枚‘定⼼丸’。”  

在同⼀采访中，⽯正丽在回应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在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可能的实验室泄漏事件的问题时再次撒谎，声称武汉病毒所的所有研究都已经发表，⽽且他们的这些病毒样本可供审议： 

我可以给你的另⼀个证据是，我们的实验室已经做了15年的研究，我们所有的研究⼯作都已经发表了。我们也有⾃⼰的基因序列资料库，我们有与病毒有关的所有⼯作的实验记录，这些都可供⼈们查阅。

这又是明显错误的。武汉病毒所的病毒基因序列资源库已于2019年9⽉被下线，并不能 “供⼈们查阅”。鉴于前⽂所述的那些未披露的冠状病毒研究和武汉病毒所内的军⽅活动，武汉病毒所并没有发表“所有”研究⼯作是很明显的。达萨克在接受《⾃然》杂志采访时证实了这⼀点：“我们拥有在中国⼯作15年多所收集的数据——其中有五年由 NIH 之前⼀项拨款资助——这些数据尚未发表。” 

在2021年6⽉的⼀次采访中，⽯正丽告诉《纽约时报》，“我的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或合作做过让病毒毒性增强的功能增益实验。 ”  鉴于多年来发表的这些通常由⽯设计和牵头的研究明确试图让冠状病毒对⼈类更具传染性，她这么说很奇怪。在同⼀次采访中，⽯就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在2019年秋天⽣病的事情说了谎——“武汉病毒所没有发现上述情况。” ⽽美国国务院1⽉15⽇发布的事实清单并⾮如此，⽽且世卫组织调查⼩组的⼀名荷兰病毒学家也证实曾有⼏名研究⼈员⽣病。

中国共产党的掩盖活动 

根据世卫组织 2020 年 8 ⽉的⼀份内部⽂件，PRC 在 2020 年 1 ⽉之后对 SARS-CoV-2 的溯源⼏乎没有投⼊什么努⼒：  在与中国同⾏进⾏⼴泛的讨论并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后，看起来，⾃ 2020 年 1 ⽉以来，在武汉周围的流⾏病学调查⽅⾯似乎没有采取什么⾏动。⼜头介绍的数据⽐在 2020 年 1 ⽉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上提交的数据提供了少许的更多细节。没有做任何 PowerPoint 演⽰，也没有共享任何⽂件 。

鉴于 PRC 在前⼏年投⼊了⼤量的财政资源来定位、采样、识别和测试冠状病毒，如果这次的病毒真是来源不明，⼏乎不投⼊多少努⼒来确定病毒来源是很奇怪的。 

2020年2⽉中旬，PRC 科学技术部发布了新的《关于加强新冠病毒⾼等级病毒微⽣物实验室⽣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PRC 的官⽅消息⼈⼠强调：科学技术部提到的实验室的⽣物安全和某些⼈提出的冠状病毒是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说法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2020年2⽉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们表⽰，PRC 的实验室“对⽣物废料处理的重视不够” 。这包括将实验室材料排放到污⽔处理系统中 。鉴于上述新的指导意见是在 PRC 停⽌寻找疫情源头之后发布的，这就让⼈产⽣疑问，是什么促使 PRC 停⽌了溯源。 

此后不久的2020年2⽉2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发布了影响到 PRC 科学家如何从事 COVID-19 相关研究的《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期间有关科技管理的补充规定》。这份补充规定禁⽌研究⼈员分享数据或样本，并要求他们在进⾏研究或发布结果之前先获得许可。

  图10：中国疾控中⼼2⽉25⽇发布的《规定》节选  这份补充规定的完整⽂本已包含在本报告附录中。 

2020 年2⽉27⽇，《健康时报》刊登了对宇传华的采访，他当中引⽤了2⽉25⽇的卫⽣数据。宇传华是湖北省卫⽣统计与信息学会副会长及武汉⼤学流⾏病与卫⽣统计学教授，并在2020年初管理⼀个 COVID-19 确诊病例数据库。宇传华在采访中表⽰，他早在2019年9⽉就有了 COVID-19 病例的证据： 

宇传华教授介绍，“⽐如有⼀个9⽉29⽇发病的患者数据，数据显⽰患者没有进⾏核酸检测，临床诊断（CT 诊断）为疑似病例，患者已死亡，这个数据没有核实，也没有死亡时间，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数据。” 随着对这个数据库进⾏研究，宇传华教授发现了越来越多12⽉8⽇之前的病例数据。11⽉有两个患者病例，发病时间分别是 2019年11⽉14⽇和11⽉21⽇，12⽉8⽇之前，也有五六个病例。其中⼀位在11⽉底发病的患者12⽉2号住院并被临床诊断为肺炎。

在这个采访2⽉27⽇发表之前，宇传华联系了记者，试图撤回有关11⽉份那两名患者的信息。这很可能是为了遵守中国疾控中⼼2⽉25⽇发布的补充条例中的封口令。 

九天后，也就是 2020年3⽉5⽇，中国国务院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JPCM）发布了⼀份机密备忘录，题为《关于规范新型冠状病毒科研管理和出版⼯作的通知》，美联社得到了这份⽂件 。该通知宣布，由该科研攻关组管控所有疫情相关的科研成果的发布⼯作，以便“统⼀部署”  。通知还要求发表研究成果的单位通知 JPCM 的宣传组，宣传组的任务是与⼀个舆论专班合作，结合舆情动态和“社会关切”统⼀协调科研成果的发布  。

图11: 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的备忘录节选

备忘录末尾警告称：“对未按规定程序报批，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科研成果信息，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要追究责任。 ”该备忘录的全⽂已包含在本报告附录中。这些⽂件清楚地证明了中共努⼒限制 SARS-CoV-2 相关的研究，以便被发表的研究都⽀持有关 COVID-19 起源和出现的中共官⽅叙事。 

在委员会少数党幕僚中期报告发布后，PRC 国有媒体中国环球电视⽹发布了⼀段旨在破坏本项调查可信度的宣传视频。题为“澄清麦考尔新冠肺炎报告中的疑惑”，这段长约 45 分钟的视频给这份报告贴上了“错误信息”的标签 。视频中还谈及他们所说的“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这种陈腐的旧理论”，并透露⽯正丽就本报告接受了采访。这则视频还声称位于武汉病毒所的武汉国家⽣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从未被陈薇将军接管 。如前所述，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2021年6⽉，杰西·布鲁姆（Jesse Bloom）出版了题为《恢复删除的深度测序数据为 SARSCoV-2 在武汉的早期流⾏提供了更多信息》的论⽂预印本。布鲁姆是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基础科学和赫伯特计算⽣物学项⽬的实验室项⽬负责⼈和副教授。布鲁姆于2020年12⽉初恢复了从武汉患者⾝上收集的多个被删除的病毒序列。这些序列最初是由武汉的研究⼈员上传到 NIH 的“序列读取档案（”Sequence Read Archive，SRA）数据库，但后来又应他们的要求被删除了。奇怪的是，这些样本与 SARS-CoV-2 的祖先蝙蝠冠状病毒的差异更⼤——“最早的 SARSCoV-2 基因序列是去年 12 ⽉在武汉收集的，但这些基因序列相⽐今年 1 ⽉从中国其他地⽅甚⾄其他国家收集的病毒基因序列，与 RaTG13 相差更远。 ”布鲁姆总结道（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这个信息丰富的数据集被删除这一事实所暗示的含义超越了从被恢复的病毒基因序列中直接窥见的含义。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病毒传播的⼈来说，早期患病的武汉门诊患者⾝上的病毒样本是⼀座⾦矿。连我对 13 个部分基因序列的分析都很能说明问题，那么对全部 34 个样本进⾏完整测序显然⽐删除部分基因序列后的测序能提供更多的科学信息。数据集的删除没有明显的科学原因：这当中的病毒基因序列与汪明等⼈（2020a, b）所描述的病毒样本的基因序列是⼀致的，⽽这篇论⽂并没有任何更正，论⽂也称该研究被批准使⽤⼈类受试者，⽽且测序并没显⽰质粒污染或样本间污染的证据 … 尽管测序数据在⾕歌云端平台上（如上所述），⽽且突变信息列在了汪明等⼈发表在《Small》期刊上的同篇论⽂的表格中（2020b），从 SRA 数据库中删除数据的实际后果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些病毒基因序列的存在。尤其是考虑到那些让实验室销毁早期样本的指令（庄屏卉，2020）和 COVID-19 相关研究的出版需获批准的多条命令（中国疾控中⼼，2020；姜⼤翼等⼈，2020a），上述情况似乎表明，没有做出全心全意地努力来最大限度地获取武汉疫情早期有关病毒序列的信息 。

PRC 混淆 COVID-19 起源的努⼒并不限于销毁病毒样本和对医⽣进⾏封⼜，它还持续上演了⼀场虚假信息攻势。正如我们在上⼀份报告中谈到的，PRC 外交部官员赵⽴坚在推特上分享了⼀篇⽂章，当中声称病毒是由美军带到中国的 。这篇⽂章来⾃全球研究（globalresearch.ca）⽹站，这是⼀个推动亲普京宣传内容的⽹站，⽽且据报与俄罗斯国家媒体有关联 。他的推⽂还被中国驻南⾮⼤使馆转推以扩⼤影响。

  图12：PRC外交部发⾔⼈推特上暗⽰COVID-19通过世界军⼈运动会进⼊武汉赵⽴坚的推⽂译⽂：美国疾控中⼼主任被抓了个现⾏。零号病⼈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我们⼀个解释！ 

为进⼀步推动这⼀说法，中共控制的媒体称美国陆军预备役成员玛特捷·贝纳西（Maatje Benassi）是“零号病⼈”。贝纳西参加了世界军⼈运动会，但并没因此⽣病，然⽽她仍多次成为谎⾔骚扰的⽬标。宣扬上述说法的视频被上传到了微信、微博和西⽠视频这些位于 PRC 的⽹络平台上。在赵⽴坚发推称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的两周后，《环球时报》放⼤了这⼀说法，敦促美国政府公布运动员的健康信息，并重复了关于贝纳西的说法  。

和本补充报告中所⽰意的⼀样，赵⽴坚的另⼀条推⽂其实也⽰意⼤流⾏病确实是从 2019年 9 ⽉份开始的，只不过是始于美国  。

图13：PRC外交部发⾔⼈在推特上表⽰，COVID-19⼤流⾏病始于2019年9⽉

赵⽴坚的推⽂译⽂：美国疾控中⼼（CDC）承认，2019 年流感季期间，有 19 名患者被误诊为流感。3,400 万⼈感染，20,000 ⼈死亡。如果新冠肺炎从去年 9 ⽉就已爆发，⽽美国⼀直缺乏检测能⼒，有多少⼈会被感染？美国应该找出零号病⼈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条推⽂是在 2020 年 3 ⽉发送的——前⽂提到的暗⽰⼤流⾏病始于 2019 年 9 ⽉的那项哈佛⼤学的研究是在 2020 年下半年才发表的。赵⽴坚的上述指控是在他重复是美军将 COVID-19 带到武汉这⼀说法的 10 天之后发布的。如果中共那时意识到了调查将显⽰出现类似 COVID-19 症状的患者就诊⼈数在 2019 年 9 ⽉、10 ⽉和 11 ⽉就已上升，这很可能是他们会为掩盖这些疾病的源头⽽采取的⾏动。   

牵涉彼得·达萨克的武汉病毒所虚假信息攻势  

如我们前⽂所解释的，彼得·达萨克深度参与了在武汉病毒所进⾏的功能增益研究，其中包括在美国宣布暂停资助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下以⼆级⽣物安全⽔平进⾏的研究。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强有⼒的证据，似乎表明彼得·达萨克是中共虚假信息攻势的公开⾯孔，该虚假信息攻势旨在压制有关潜在实验室泄漏事故的公开讨论。⼀家第三⽅组织获得的电⼦邮件显⽰，达萨克曾组织发表⼀份于2020年2⽉19⽇刊登在《柳叶⼑》（The Lancet）上的声明，“谴责暗⽰ COVID-19 没有⾃然来源的阴谋论”。声明接着表⽰，“阴谋论只会制造恐慌、谣⾔和偏见，破坏我们在对抗这个病毒时的全球合作。” 这些电⼦邮件显⽰了达萨克为组织⼀⼤批科学家在他亲⾃起草的⼀份声明上签名所做的努⼒。达萨克在其中⼀封电⼦邮件的结尾宣称，“请注意，这份声明上不会有⽣态健康联盟的标志，也不会被识别为来⾃任何⼀个组织或个⼈，声明的⽤意是让⼤家作为⼀个社区来⽀持我们的同事们。” 

这些从达萨克的⽣态健康联盟电邮账户发出的电⼦邮件还显⽰，这份声明是达萨克应之前曾与他共事过的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的请求⽽起草的（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你应当知道，阴谋论者⾮常活跃，⽤⼀些令⼈极其不愉快的⽹页攻击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者，⼀些⼈现在甚⾄收到了对他们和他们家⼈的死亡威胁。他们请求我们给予他们任何我们能够给予的支持 。

在另⼀封电⼦邮件中，达萨克表⽰，王林发（王没有签署声明）敦促达萨克和巴⾥克不要签署声明，实际上是掩盖他们的参与。如前所述，王林发与达萨克、⽯正丽和胡犇合著多篇论⽂，其他⼏封关于这份声明的电⼦邮件中也都抄送了他。王现为新加坡杜克-新加坡国⽴⼤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项⽬主任兼教授。他是中国公民，在 PRC 的上海华东师范⼤学获得⽣物化学学⼠学位 ，之后在美国加州⼤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分⼦⽣物学博⼠学位。2020 年 1 ⽉，王在武汉的武汉病毒所拜访与他共事的研究⼈员。鉴于他之前发表的那些论⽂，他拜访的⼈当中很可能包括胡犇和⽯正丽，王和他俩⼀起合著了⼏⼗篇论⽂。他于 1 ⽉ 18 ⽇离开武汉，不到三个星期后，达萨克就对外传阅了他投稿给《柳叶⼑》的声明的草稿。王林发被包括在达萨克征集共同签名者的电⼦邮件收件⼈中。

在电⼦邮件中，达萨克说（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我昨晚和林发谈了我们发的那个声明。他认为，我也同意，你、我和他不应该签署这个声明，这样这个声明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因此不会起反作⽤…然后，我们会以一种不会将它与我们的合作联系起来的方式发布它，这样我们可以让独立的声音最大化 。

这些电⼦邮件的副本已包含在本报告附录中。 

推动达萨克和巴里克这两名武汉病毒所最重要的美国合作者掩藏他们为组织这份声明所做努力的同时，王林发当时还担任着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学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石正丽是该中心的负责人。

巴⾥克表⽰同意，并选择不签字。⽬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达萨克最终改变了主意，签署了这份声明。虽然达萨克是《柳叶⼑》这份声明的组织者，但被列为通讯作者的却是查尔斯·卡利舍（Charles Calisher）。奇怪的是，所列出来的联系卡利舍的电⼦邮件地址是个通⽤地址（COVID19Statement@gmail.com ），该邮件地址看上去像是专为这⼀声明所创建的，这不是发表科学⽂章的寻常做法。

2020年2⽉发表在《柳叶⼑》上的声明宣称，作者们“没有利益冲突”，尽管代表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组织发表这份声明的达萨克也资助并参与了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的项⽬合作。 2020年6⽉，在公众对达萨克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联系表⽰关注的背景下，“《柳叶⼑》邀请该声明的27名作者重新评估他们间的利益冲突”。达萨克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披露声明，尽管他在这份披露声明中对自己与 PRC 研究人员的合作予以透明披露，但他没有提到武汉病毒所，也没有披露他是应 PRC 研究人员的要求而起草了这份声明 。这些电⼦邮件还显⽰，达萨克帮助编辑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程院、国家医学院三名院长于2020年2⽉6⽇发给⽩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封有关 COVID-19 起源的信 。尽管未被包括在这封信的最终成稿中，但达萨克与其他被咨询的专家们所编辑的最后⼀版草稿中有⼀句话说，“专家们的初步观点是，现有的基因组数据与⾃然进化⼀致，⽬前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被经过设计以便在⼈群中能更快速地传播”。达萨克当时其实还推动使⽤更⼴义的措辞，因为他认为“这个有点太具体了，因为还有其他阴谋论存在199 。⽬前尚不清楚为什么美国三院的院长们在这封信递给⽩宫之前移除了上⾯这句话。达萨克特地寻求在这封信发布之后再发表他的《柳叶⼑》声明，这样他在声明中就引⽤这封信作为病毒⾃然起源的证据，但他没有在声明中透露他本⼈帮助编辑了这封信。包括弗契医⽣在内的政府⾼级官员当时极有可能看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程院和国家医学院的这封信以及发表在《柳叶⼑》上的声明，从⽽形成了他们的观点，并扼杀了美国联邦政府内部关于 COVID-19 起源的辩论。 

在发出最初这封信的16个⽉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程院和国家医学院的院长们于2021年6⽉15⽇发表了⼀份最新声明，题为《美国三院院长敦促，让科学证据来确定 SARSCoV-2 的起源》 。这份经过更新的声明承认，⼤流⾏病的源头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实验室泄漏造成的。声明说： 然⽽，围绕病毒起源的不同理论，错误信息、未经证实的宣称和对科学家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这正在公众间散播困惑，并有可能破坏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包括那些仍在引领控制⼤流⾏病相关努⼒的科学家们…就 SARSCoV-2 ⽽⾔，根据我们⽬前的理解，有多种可信度各不相同的设想能从原则上解释其起源。这些各种各样的设想从人畜共患病毒的自然溢出（即病毒从非人类动物传播到人类）到与实验室工作相关的情况，不一而足 。

与致⽩宫的那封信不同，这份声明没有说明，在起草过程中如果咨询了任何外部专家，这些专家都是谁。

耐⼈寻味的是，三个星期后，在2021年7⽉，达萨克和他的同事们发布了2020年2⽉声明的更新版本，标题⾮常相似：《科学⽽⾮猜测对确定 SARS-CoV-2 如何感染⼈类⾄关重要》。最初那份声明的27名作者中有24⼈签署了这份第⼆版声明，声明内容相⽐这些作者的最初⽴场作出了重⼤退让（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我们最初那份声明的第二个目的是表达我们的工作观点，即 SARS-CoV-2 最有可能起源于自然界而非实验室，这是基于对新病毒的早期基因分析和从以往的新兴传染病——包括导致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以及最初的 SARS-CoV 和 MERS-CoV——中得到的确凿证据。然而，观点既非数据也非结论。必须通过以科学⽅法获得的证据来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信息，并作为解读现有信息的基础。

这与达萨克在其第⼀份⼏乎像是宣传材料的声明所说的话⾮常不同，当初是“谴责暗⽰ COVID-19 没有⾃然来源的阴谋论”。尽管态度有所软化，但这些作者继续指责那些寻求调查实验室泄漏假说的⼈，称这些⼈是 PRC 不愿配合国际调查的根源：

指控和猜测⽆济于事，因为它们不利于获取信息和客观评估从蝙蝠病毒到⼈类病原体的演变途径，⽽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防范未来的⼤流⾏病。相互指责没有、也不会⿎励国际合作与协作 。

他们的第⼀份声明引⽤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程院和国家医学院院长们的信（达萨克帮助编辑了该信），第⼆份声明则引⽤了他们发声明的⼏周前刚发布的美国三院院长声明。这就引出了⼀个问题：达萨克或声明的任何⼀位作者是否协助起草或编辑了美国三院院长们在6⽉15⽇发布的这封信。

还应该指出的是，达萨克是2021早期派遣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团中唯⼀的美国代表。美国提出了⼀份供考虑的专家名单，但没有⼀⼈被选中。达萨克不在这份名单上，但仍被中共选中并批准 。世卫组织于2021年3⽉发布的 COVID-19 起源报告的附件中，有数条被达萨克重复过的中共虚假信息。这当中包括⼀项对“阴谋论”的讨论 ， “阴谋论”包括实验室泄漏假说和 SARS-CoV-2 可能具有转基因属性的相关疑问。讨论中还把武汉病毒所病毒数据库的下线说成是“有关数据丢失的谣⾔”  ——达萨克在接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采访时也使⽤了类似的措辞——尽管该数据库仍处于离线状态 。委员会少数党幕僚⽆法确定达萨克是否协助起草或编辑了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

在 COVID-19 的起源问题上，彼得·达萨克还采取了更多令⼈关切的⾏动，其中包括莫名其妙地谎报⽣态健康联盟在 SARS-CoV-2 出现后的⼏个⽉⾥所做的⼯作。在 NIH 暂停了他⽤于资助武汉病毒所研究的拨款后，达萨克在2020年8⽉21⽇接受《⾃然》杂志的采访，他声称“这笔拨款没有被⽤来资助 SARS-CoV-2 研究。我们的组织还没有实际上发表任何 SARS-CoV-2 相关的数据”。但四天后，《⾃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就发表了《蝙蝠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起源和跨物种传播》。达萨克、⽯正丽、胡犇和王林发全部被列为作者，⽯正丽和达萨克都被列为通讯作者。这篇论⽂的预印本是在2020年5⽉31⽇上传的，⽐达萨克接受《⾃然》采访早了近三个⽉。这篇论⽂中包括了⼀项“似乎表明 SARS-CoV-2 很可能起源于菊头蝠属蝙蝠”的系统发育分析 。达萨克、⽯正丽、三名与⽣态健康联盟有关的研究⼈员与王林发被列出的贡献是设计研究、展开实地考察以及建⽴样本收集和测试规程。

这项研究的经费来⾃ NIH（拨款项⽬编号：R01AI110964）、USAID“预测”项⽬（合作协议号 GUN-A-OO-09-00010-00）以及⽯正丽负责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编号： XDB29010101）。该研究还获得了中国国家⾃然科学基⾦（项⽬编号：31770175 和 31830096）的资助。论⽂中指出：

⽣态健康联盟的员⼯在2020年4⽉24⽇之后开展的所有⼯作都得到了塞缪尔·弗⾥曼慈善信托基⾦（Samuel Freeman Charitable Trust）、帕梅拉·泰（Pamela Thye）、华莱⼠基⾦会（Wallace Fund）和⼀匿名捐赠者转交施⽡布慈善基⾦（Schwab Charitable）的慷慨资助。

NIH 是在4⽉24⽇终⽌了“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风险”项⽬，该项⽬由编号为R01AI110964 的科研基⾦资助 ，论⽂中也将该笔基⾦列为项⽬资助 。也就是说，这笔达萨克告诉《⾃然》杂志并没被⽤于资助 SARS-CoV-2 相关研究⼯作的科研基⾦在⼀篇介绍 SARSCoV-2 相关研究的论⽂中被列为资助来源。

此前，彼得·达萨克和另两名与⽣态健康联盟有关的研究⼈员在 2020 年 3 ⽉发表了《预防类似 2019-nCoV 的未来流⾏病的策略》 。虽然这篇论⽂中没有进⾏实验室实验，但它仍讨论了 SARS-CoV-2，并声称“野⽣动物贸易显然在（该病毒的）出现中起了作⽤”。这篇论⽂也由同⼀笔 NIH 科研基⾦（编号：R01AI110964）和与美国国际发展署“预测”项⽬的合作协议资助。

2020年12⽉，达萨克在推特上表⽰，上述的 NIH 科研基⾦的暂停直接阻⽌了他从武汉病毒所获取样本。如果这笔拨款并⾮⽤来资助⽣态健康联盟在 SARS-CoV-2 ⽅⾯的⼯作，那这笔拨款的暂停与他们⽆法获取 SARS-CoV-2 样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达萨克在声称 NIH 这笔科研资⾦“没有被⽤来资助 SARS-CoV-2 研究 ”的同时，他⾃⼰发表的研究和⾃⼰这些说法都表明，这笔钱就是⽤来资助 SARS-CoV-2 研究的？

达萨克的⾏为中另⼀个令⼈关切的例⼦来⾃于2021年3⽉10⽇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次讨论。对于武汉病毒所关闭病毒基因序列和病毒样本数据库以及世卫组织调查⼩组是否提了要求查看那些数据的问题，彼得·达萨克回应说（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当我们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候，我在双⽅都在场的整个团队⾯前问了有关所谓的失踪数据库的问题。⽯正丽告诉我们，当时数据库⼀直遭⿊客的攻击尝试，约有 3000 次，于是他们关闭了这个基于 EXCEL 电⼦表格的数据库。绝对合理。我们没有要求查看数据，如你所知，这当中的很多⼯作是与⽣态健康联盟⼀起做的⼯作，我也是那些数据的⼀部分，我们基本上知道那些数据库里有什么。我分享了，我向双方做了一次演讲，介绍我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起所做的工作，并解释了其中的内容。在那些数据库中，没有证据表明有比 RaTG13 更接近 SARS-CoV-2 的病毒。就这么简单 。

这是⼀个令⼈震惊的说法，因为那个数据库包含有2.2万多个样本，⽽且在2019年9 ⽉之后，武汉病毒所外的任何⼈都⽆法访问。SARS-CoV-2 的基因组序列在 2020年 1⽉公布后，就物理⼿段⽽⾔，达萨克不可能通过远程访问数据库将 SARS-CoV-2 的基因组序列与数据库中的所以样本进⾏⽐较。如果做不到，鉴于在2020年2月发表论文前武汉病毒所以外的人都不知道 RaTG13 与 SARS-CoV-2 密切相关，那达萨克怎么能在无法获取数据的情况下声称自己知道在2.2万多个病毒样本中没有一个更接近的匹配呢？这就产生了有关他是否拥有数据库副本的疑问。

在武汉病毒所如何交出 RaTG13 的问题上，达萨克往最好⾥说也是不正确的。在2020年4⽉21⽇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时，他表⽰（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2013年，我们在中国的⼀只蝙蝠⾝上发现了与⽬前 SARS-CoV-2 最接近的近亲。我们对病毒的一小部分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之后就将其放入了冷冻柜；因为它看起来不像 SARS，我们就以为它成为新发疾病的风险较低。有全球病毒组项⽬的存在，我们本可以对这个病毒的整个基因组进⾏测序，然后发现它能与⼈类细胞结合，从⽽对之提⾼风险等级。也许我们当时为 SARS 设计疫苗的时候，本可以也让那些疫苗能够针对这个病毒，那么⼀旦它成了新发疾病，我们本可以在冷冻柜⾥就有现成的东西可⽤ 。

这当然不对——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在2018年就对RaTG13的基因组进⾏完全测序219。要么就是达萨克知道这不是真的，并对《纽约时报》撒了谎，要么就是他被蒙在⿎⾥，不知道武汉病毒所正在进⾏的⼯作。如果是后⾯这种情况，那么达萨克在 2021 年 3 ⽉声称⾃⼰知道武汉病毒所那个被下线的数据库中的⼀切，就更令⼈⽣疑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