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之二）

IV. 掩蓋實驗室泄漏的證據

除了前⽂討論的事件（病毒數據庫下線，世界軍⼈運動會期間道路封閉，等等），還有其它⼏起事件似乎表明，PRC、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和其他⼈積極努⼒地壓制和詆毀早期出現的⼀些議論，即病毒可能是⼈造的，或者它可能是從武漢病毒所的⼀處設施中泄漏的。 

2012年4⽉，有六名在 PRC 雲南省⼀座銅礦⼯作的礦⼯患病。這些年齡在30到63歲之間不等的⼯⼈在昆明⼀家醫院就診時“持續咳嗽、發燒、頭疼、胸痛、呼吸困難”  。六⼈中有三⼈最終死亡。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被要求調查和測試患病礦⼯⾝上的病毒樣本。他們也開始從礦井所在洞⽳中的蝙蝠⾝上收集樣本，並由此發現了⼏種新的冠狀病毒。結果，武漢病毒所就此開始了對該礦的長期研究，每年都會收集樣本。儘管如此，⽯正麗堅持認為這⼏名礦⼯是因⼀種⽣長在蝙蝠糞便上的真菌致死的140 。

RaTG13 與 ID4991：SARS-CoV-2“最接近的近親”

PRC 研究⼈員（當中⼤多數⼈⾪屬於武漢病毒所）2016 年發表的⼀篇論⽂把上述努⼒描述為研究⼈員“從2012年到2013年對雲南省墨江縣⼀處廢棄礦井中的蝙蝠進⾏冠狀病毒監測”  。⽯正麗和胡犇被列為該⽂的共同作者。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發現了兩種新的⼄型冠狀病毒——HiBtCoV/3740-2 和 RaBtCoV/4991。該研究做出結論說：“RaBtCoV/4991 與⼈類 SARSCoV 的差異⽐它與其它的蝙蝠 SL-CoV 差異更⼤，可以被認為是該病毒譜系的⼀個新毒株。 ”⽯正麗設計並協調了這項研究，起草了論⽂原稿，並被列為通訊作者。 

四年後，在武漢⾸次報道⼀種未知的類似 SARS 的冠狀病毒後，⽯正麗和其他28名 PRC 科學家於2020年1⽉20⽇向《⾃然》雜誌提交了⼀篇題為《肺炎爆發與⼀種可能起源於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的⽂章 。該⽂於 2 ⽉初發表。應該指出的是，提交這篇論⽂原稿的同⼀天，PRC 國家衛⽣健康委員會⾸次發布聲明確認病毒正在發⽣⼈際傳播，儘管地⽅衛⽣官員⼀個⽉前就已向中共發出了警告 。⽯和她的共同作者們極不可能是在提交論⽂的同⼀天才寫了這篇論⽂，這意味着他們⼏天甚⾄⼏周前就知道病毒正在通過⼈際傳播擴散，但沒有向世界發出警報。英國南安普頓⼤學研究⼈員的⼀項研究顯⽰，若在上述論⽂發表的⼀周前就開始實施針對⼈際傳播的恰當限制措施，武漢的病例數量本可以減少 66% 。這本可以對病毒的傳播產⽣重⼤影響，特別是2020年1⽉10⽇⾄1⽉23⽇正值春節客運⾼峰。武漢在1⽉23⽇開始封城。

⽯正麗被列為這篇⽂章的通訊作者，⽂章稱 COVID-19“現在已經發展到可以通過⼈與⼈之間的接觸傳播”。研究⼈員得出結論，據稱是在⾃然界產⽣的蝙蝠冠狀病毒 RaTG13 是與SARS-CoV-2 最接近的近親（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我們然後發現先前在雲南省的中華菊頭蝠標本中檢測到的蝙蝠冠狀病毒（BatCoV RaTG13）的 RNA 依賴性 RNA 聚合酶（RdRp）的一小段序列與 2019nCoV 有很⾼的序列同源性。我們對該樣本（GISAID 登錄號：EPI_ISL_402131）進⾏了全長測序。Simplot 軟件基因重組分析顯⽰，2019-nCoV 的整個基因組與 RaTG13 的基因組（圖 1c）⾼度相似，總基因組序列同源性為 96.2%。通過⽐對 2019-nCoV、RaTG13、SARS-CoV 和之前報告的蝙蝠 SARSr-CoVs 的基因組序列，2019-nCoV 的基因組中沒有檢測到重組事件的證據。通過對 RaTG13 的 RdRp 和其刺突蛋⽩的全長基因組和基因序列進⾏系統發育分析，發現相⽐其它病毒的基因組序列，RaTG13 是與 2019-nCoV 最接近的近親，這兩者組成了不同於其它 SARSr-CoVs 的譜系（圖 1d 和擴展數據圖表 2）… 與 RaTG13 密切的系統發育關係為 2019-nCoV 可能起源於蝙蝠提供了證據  。

對這篇論⽂的仔細審閱及論⽂作者⼏個⽉後發表的更正顯⽰了這些研究⼈員說法中的不⼀致之處。上⾯所引述中的說法當中，有⼏個完全是錯誤的。這項有關 RaTG13 的研究受到持續⼏個⽉的批評和質疑後，⽯和其他研究⼈員不得不在 2020年11⽉ 17 ⽇發表⼀份補充報告。這份補充報告顯示，RaTG13 實際上是 ID4991，這是在 2012 或2013年之前收集的樣本，其全長基因組序列則是在2018年獲得的，而不是像論文中最初說的那樣是在 2020年1月獲得的 。 

不幸的是，沒有其他實驗室可以確認 RaTG13 的基因組序列。在發表於《科學》雜誌的⼀次採訪中，⽯正麗說整個樣本已經在基因組測序中⽤完了 。外部研究⼈員⽆法去驗證RaTG13 的基因組序列，⽽武漢病毒所在何時收集並測序 RaTG13 的問題上刻意加以混淆，這引發了多個疑問： 

•為什麼在2020年2⽉的那篇論⽂中不提及病毒序列已被重新命名？ 

•為什麼要謊報獲得病毒全長序列的時間？ 

•為什麼要在論⽂發表近⼗個⽉後才發布內容更正？ 

•為什麼就只有這個樣本在測序中被銷毀了，⽽其它樣本則沒有？ 

2020年12⽉，BBC 新聞台的⼏名記者試圖探訪雲南那個收集到 RaTG13 蝙蝠病毒的洞⽳。他們發現⾃⼰被便⾐警察尾隨，並在⼀些檢查站被阻攔下來，他們在那⾥被告知不要進⼊那⼀地區 。法國電視節⽬“特派記者”（Envoye Special）製作了⼀段視頻，他們報道了與住在礦井附近的村民的對話。據其中⼀位村民說，這個礦井已被關閉，還有監控攝像頭。那個村民還聲稱有⼏個⼈因冒險太靠近礦井⽽被捕  。必須指出的是，2020年3⽉，美國、英國和澳⼤利亞的研究⼈員在《⾃然-醫學》（Nature Medicine）上發表了《SARS-CoV-2 的近端起源》。就 RaTG13 ⽽⾔，他們發現，“雖然從中華菊頭蝠中提取的 RaTG13 與 SARS-CoV-2 總體上有~96%的同源性，但其刺突蛋⽩在 RBD ⽅⾯出現偏離，這似乎表明它可能⽆法有效地與⼈ ACE2 受體蛋⽩結合”153。RBD 是受體結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的縮寫，是病毒刺突蛋⽩的⼀部分。這正是石正麗、胡犇和其他武漢病毒所研究人員早在2015年就進行基因改造和基因替換的同一部分病毒基因組。

如果 SARS-CoV-2 是經過基因改造的，這可能就是如何這樣做的⼀個可⾏的模式。RaTG13 的 RBD 或其整個刺突蛋⽩都可以⽤武漢病毒所內的反向遺傳學系統進⾏替換。如果對武漢病毒所擁有的多種尚未發表的冠狀病毒中的其中⼀種進⾏基因改造，然後讓改造後產⽣的嵌合病毒進⼊能表達⼈ ACE2 受體蛋⽩的⼩⿏或果⼦狸體內，由此產⽣的病毒可能會變得更適應於感染⼈類——就像 SARS-CoV-2 ⼀樣。 

根據科學家們的說法，包括那些在武漢病毒所⼯作的⼈，ID4991/RaTG13 與 SARS-CoV-2 的接近程度超過其它任何已被公開識別的病毒。現已很清楚的是，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早在2013年就已獲取這種病毒，這⽐該所開始對野外發現的其他冠狀病毒進⾏基因改造還要早⼏年。鑑於 RaTG13 和 SARS-CoV-2 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刺突蛋白——而這恰恰就是武漢病毒所多年來對各種冠狀病毒進行修改的部分——再加之研究人員對該病毒重新命名並謊報對之測序的時間，那麼，如果 SARS-CoV-2 確實是經過基因改造的，ID4991/RaTG13 可能就是其原始基因材料的來源。 

根據 Buzzfeed 新聞⽹獲取的電⼦郵件，看起來，上述論⽂的第⼀作者兼通訊作者克⾥斯蒂安·G·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最初認為這是⼀個有可能成⽴的理論。在2020年1⽉31⽇發給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Anthony Fauci）醫⽣的⼀封電⼦郵件中，安德森表⽰，這個病毒的某些部分可能經過改造，與病毒進化理論不符。  

  發件⼈：克⾥斯蒂安·G·安德森（該部分被遮掩處理） 

發件時間：2020年1⽉31⽇ 10:32 PM  收件⼈：安東尼·弗契（NIH/NIAID）【E】（該部分被遮掩處理）  抄送：傑瑞⽶·法拉爾（該部分被遮掩處理） 

主題：回覆：轉發：深挖新冠病毒基因組以尋找疫情爆發源頭 

你好托尼， 

謝謝分享。是的，今天早些時候我也看到這⽂章了，埃迪和我都在⽂中被引⽤了。這是⼀篇很棒的⽂章，但問題是，我們的系統發育分析⽆法回答這些序列在單個殘基上是否不尋常的問題，除⾮它們其實是完全不同。在系統發育樹上，該病毒看起來完全正常，與蝙蝠基因序列的緊密聚類似乎表明蝙蝠是病毒的宿主。該病毒的不尋常特徵只占基因組的⼀⼩部分（⼩於 0.1%），所以必須仔細觀察所有的序列才能發現其中⼀些特徵（可能）看起來像是經過⼈⼯設計的。 

 我們有⼀⽀優秀的團隊接下來會開始對此進⾏⾮常審慎的探究，所以我們在周末應該會知道得更多。值得⼀提的是，經過今天早些時候的討論，埃迪、鮑勃、邁克和我都發現基因組與病毒進化論的預期不符。但我們必須更仔細地研究這⼀點，還有更多的分析要做，所以這些觀點仍有可能改變。 

祝好，  克⾥斯蒂安

圖8：安德森在電郵中⽰意SARS-CoV-2是轉基因的 

武漢病毒所發表於 2020 年 2 ⽉的那篇關於 RaTG13 的有意誤導的論⽂在 1 ⽉ 23 ⽇就作為預印本上傳 。鑑於安德森及他的共同作者們在他們 2020 年 3 ⽉發表的論⽂中引⽤了那篇論⽂，⼏乎可以肯定的是，安德森、弗契醫⽣和其他⼈在安德森發送這封電⼦郵件之前就已看到過那篇論⽂。2020 年 2 ⽉ 1 ⽇，也就是安德森給弗契醫⽣發電⼦郵件的第⼆天，弗契醫⽣、安德森和其他⼈通過電話會議就上述問題進⾏了辯論。會議之前，他們都事先同意對這場辯論保密。在會議討論之後，安德森放棄了他有關病毒經過基因改造的說法 。⽬前尚不清楚那場電話會議上說了什麼導致安德森這樣做。 

武漢病毒所科學家們的更多掩蓋行為 

隨着武漢病毒所正進⾏的研究類型受到更多的調查，中共⽂字審查⼈員和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直在刪除與 COVID-19 ⼤流⾏病起源可能相關的冠狀病毒研究，或抹去對這類研究⽂獻的參考痕跡。如前所述，胡犇曾獲青年科學基⾦項⽬獎，從 2019 年開始測試兩種與 SARS 相近的冠狀病毒的致病性。在 PRC 的⼀些⾯向公眾的⽹站上，胡犇的名字現已經從科研基⾦獲獎名單中刪除。 

C010802               研究杆狀病毒 Ac34 蛋⽩抑制哺乳動物

CRM1 出核途徑的機制                穆敬芳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C010802               兩株新型蝙蝠 SARS 相關冠狀病毒對表達⼈ ACE2 的轉基因⼩⿏的致病性研究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H1904    腸道病毒 71 型 3A 蛋⽩拮抗 RNAi 抗病毒免疫機制的研究       邱洋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圖9：胡犇的名字在2019年的科研基⾦名單上被刪除157

在數據庫中列出的近80項武漢病毒所的科研基⾦中，授予胡犇的那⼀項是唯⼀⼀筆沒有指明項⽬負責⼈⾝份的基⾦。 

⼀篇2017年12⽉12⽇採訪胡犇的⽂章在推特上流傳開後被下線。在這篇⽂章中，胡犇談到了對雲南那個蝙蝠洞中蝙蝠病毒樣本的監測和採集⼯作，以及他使⽤反向遺傳學⽅法將刺突蛋⽩嵌⼊活體冠狀病毒的⼯作。耐⼈尋味的是，他還談到⽯正麗是如何“經常會親⾃帶隊採樣” 158。撤下這篇⽂章很可能是為避免引發⼈們對那個採集 RaTG13 的洞⽳的關注。 同樣，胡犇 2018 年發表在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站上的⼀篇⽂章也被移除159。儘管這篇

157         2019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Query and Analysis System.

https://journal.medsci.cn/m/nsfc.do?u=%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6 %AD%A6%E6%B1%89%E7%97%85%E6%AF%92%E7%A0%94%E7%A9%B6%E6%89%80 

158         “Hunting bat viruses, tracking the origin of SARS, an interview with Dr. Hu Ben,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irst Author, 12 Dec. 2017, https://archive.vn/sVHmq#selection-45.79-45.215  159 Hu, Ben.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s "Research on Chinese Bats Carrying Important Viruses"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2018 Hubei Provinci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Wuhan Bran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3 April 2018, archived: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07222832/http://whb.ac.cn/xw/kyjz/201811/t20181122_5191050.html 

⽂章⼴泛討論了⽯正麗和武漢病毒所其他研究⼈員的⼯作，但⽂中並沒給出任何獨特的見解或危險研究的證據。那為何要把這篇⽂章移除呢？ 

也許最令⼈懷疑其中必有隱情的還是⽯正麗有關武漢病毒所內部活動的反覆謊⾔。2020 年 8 ⽉，在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少數黨幕僚中期報告發表後，中國環球電視⽹就我們的這份報告採訪了⽯正麗。在隨後發表的採訪⽂章中，⽯正麗否認陳薇少將接管了武漢國家⽣物安全四級實驗室： 

劉欣：這份報告更進⼀步說，這個實驗室已被中國軍⽅接管了。報告稱陳薇少將已接替袁志明成為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陳薇是中國軍⽅的醫學專家。

⽯正麗：這是個謠⾔，沒有這回事。 

劉欣：你絕對否認中國軍⽅已接管武漢病毒研究所。 

⽯正麗：是的，這是個謠⾔。  

這是明顯錯誤的。就像之前所討論過的，在受中共管控的⼀些論壇上，那些宣布陳薇已抵達武漢的帖⼦承認了她對實驗室的接管。報道說：“陳薇少將已在武漢⼗多天。她接管 P4 實驗室猶如⼀枚‘定⼼丸’。”  

在同⼀採訪中，⽯正麗在回應委員會少數黨幕僚在報告中提出的有關可能的實驗室泄漏事件的問題時再次撒謊，聲稱武漢病毒所的所有研究都已經發表，⽽且他們的這些病毒樣本可供審議： 

我可以給你的另⼀個證據是，我們的實驗室已經做了15年的研究，我們所有的研究⼯作都已經發表了。我們也有⾃⼰的基因序列資料庫，我們有與病毒有關的所有⼯作的實驗記錄，這些都可供⼈們查閱。

這又是明顯錯誤的。武漢病毒所的病毒基因序列資源庫已於2019年9⽉被下線，並不能 “供⼈們查閱”。鑑於前⽂所述的那些未披露的冠狀病毒研究和武漢病毒所內的軍⽅活動，武漢病毒所並沒有發表“所有”研究⼯作是很明顯的。達薩克在接受《⾃然》雜誌採訪時證實了這⼀點：“我們擁有在中國⼯作15年多所收集的數據——其中有五年由 NIH 之前⼀項撥款資助——這些數據尚未發表。” 

在2021年6⽉的⼀次採訪中，⽯正麗告訴《紐約時報》，“我的實驗室從來沒有做過或合作做過讓病毒毒性增強的功能增益實驗。 ”  鑑於多年來發表的這些通常由⽯設計和牽頭的研究明確試圖讓冠狀病毒對⼈類更具傳染性，她這麼說很奇怪。在同⼀次採訪中，⽯就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在2019年秋天⽣病的事情說了謊——“武漢病毒所沒有發現上述情況。” ⽽美國國務院1⽉15⽇發布的事實清單並⾮如此，⽽且世衛組織調查⼩組的⼀名荷蘭病毒學家也證實曾有⼏名研究⼈員⽣病。

中國共產黨的掩蓋活動 

根據世衛組織 2020 年 8 ⽉的⼀份內部⽂件，PRC 在 2020 年 1 ⽉之後對 SARS-CoV-2 的溯源⼏乎沒有投⼊什麼努⼒：  在與中國同⾏進⾏⼴泛的討論並聽取他們的情況介紹後，看起來，⾃ 2020 年 1 ⽉以來，在武漢周圍的流⾏病學調查⽅⾯似乎沒有採取什麼⾏動。⼜頭介紹的數據⽐在 2020 年 1 ⽉突發事件委員會的會議上提交的數據提供了少許的更多細節。沒有做任何 PowerPoint 演⽰，也沒有共享任何⽂件 。

鑑於 PRC 在前⼏年投⼊了⼤量的財政資源來定位、採樣、識別和測試冠狀病毒，如果這次的病毒真是來源不明，⼏乎不投⼊多少努⼒來確定病毒來源是很奇怪的。 

2020年2⽉中旬，PRC 科學技術部發布了新的《關於加強新冠病毒⾼等級病毒微⽣物實驗室⽣物安全管理的指導意見》。PRC 的官⽅消息⼈⼠強調：科學技術部提到的實驗室的⽣物安全和某些⼈提出的冠狀病毒是從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出來的說法這兩者之間沒有關聯。

2020年2⽉接受《環球時報》採訪的專家們表⽰，PRC 的實驗室“對⽣物廢料處理的重視不夠” 。這包括將實驗室材料排放到污⽔處理系統中 。鑑於上述新的指導意見是在 PRC 停⽌尋找疫情源頭之後發布的，這就讓⼈產⽣疑問，是什麼促使 PRC 停⽌了溯源。 

此後不久的2020年2⽉25⽇，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發布了影響到 PRC 科學家如何從事 COVID-19 相關研究的《加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期間有關科技管理的補充規定》。這份補充規定禁⽌研究⼈員分享數據或樣本，並要求他們在進⾏研究或發布結果之前先獲得許可。

  圖10：中國疾控中⼼2⽉25⽇發布的《規定》節選  這份補充規定的完整⽂本已包含在本報告附錄中。 

2020 年2⽉27⽇，《健康時報》刊登了對宇傳華的採訪，他當中引⽤了2⽉25⽇的衛⽣數據。宇傳華是湖北省衛⽣統計與信息學會副會長及武漢⼤學流⾏病與衛⽣統計學教授，並在2020年初管理⼀個 COVID-19 確診病例數據庫。宇傳華在採訪中表⽰，他早在2019年9⽉就有了 COVID-19 病例的證據： 

宇傳華教授介紹，“⽐如有⼀個9⽉29⽇發病的患者數據，數據顯⽰患者沒有進⾏核酸檢測，臨床診斷（CT 診斷）為疑似病例，患者已死亡，這個數據沒有核實，也沒有死亡時間，也有可能是錯誤的數據。” 隨着對這個數據庫進⾏研究，宇傳華教授發現了越來越多12⽉8⽇之前的病例數據。11⽉有兩個患者病例，發病時間分別是 2019年11⽉14⽇和11⽉21⽇，12⽉8⽇之前，也有五六個病例。其中⼀位在11⽉底發病的患者12⽉2號住院並被臨床診斷為肺炎。

在這個採訪2⽉27⽇發表之前，宇傳華聯繫了記者，試圖撤回有關11⽉份那兩名患者的信息。這很可能是為了遵守中國疾控中⼼2⽉25⽇發布的補充條例中的封口令。 

九天后，也就是 2020年3⽉5⽇，中國國務院的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JPCM）發布了⼀份機密備忘錄，題為《關於規範新型冠狀病毒科研管理和出版⼯作的通知》，美聯社得到了這份⽂件 。該通知宣布，由該科研攻關組管控所有疫情相關的科研成果的發布⼯作，以便“統⼀部署”  。通知還要求發表研究成果的單位通知 JPCM 的宣傳組，宣傳組的任務是與⼀個輿論專班合作，結合輿情動態和“社會關切”統⼀協調科研成果的發布  。

圖11: 中國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的備忘錄節選

備忘錄末尾警告稱：“對未按規定程序報批，發布未經證實的虛假科研成果信息，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的，要追究責任。 ”該備忘錄的全⽂已包含在本報告附錄中。這些⽂件清楚地證明了中共努⼒限制 SARS-CoV-2 相關的研究，以便被發表的研究都⽀持有關 COVID-19 起源和出現的中共官⽅敘事。 

在委員會少數黨幕僚中期報告發布後，PRC 國有媒體中國環球電視⽹發布了⼀段旨在破壞本項調查可信度的宣傳視頻。題為“澄清麥考爾新冠肺炎報告中的疑惑”，這段長約 45 分鐘的視頻給這份報告貼上了“錯誤信息”的標籤 。視頻中還談及他們所說的“病毒可能是從實驗室泄露這種陳腐的舊理論”，並透露⽯正麗就本報告接受了採訪。這則視頻還聲稱位於武漢病毒所的武漢國家⽣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從未被陳薇將軍接管 。如前所述，這種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2021年6⽉，傑西·布魯姆（Jesse Bloom）出版了題為《恢復刪除的深度測序數據為 SARSCoV-2 在武漢的早期流⾏提供了更多信息》的論⽂預印本。布魯姆是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基礎科學和赫伯特計算⽣物學項⽬的實驗室項⽬負責⼈和副教授。布魯姆於2020年12⽉初恢復了從武漢患者⾝上收集的多個被刪除的病毒序列。這些序列最初是由武漢的研究⼈員上傳到 NIH 的“序列讀取檔案（”Sequence Read Archive，SRA）數據庫，但後來又應他們的要求被刪除了。奇怪的是，這些樣本與 SARS-CoV-2 的祖先蝙蝠冠狀病毒的差異更⼤——“最早的 SARSCoV-2 基因序列是去年 12 ⽉在武漢收集的，但這些基因序列相⽐今年 1 ⽉從中國其他地⽅甚⾄其他國家收集的病毒基因序列，與 RaTG13 相差更遠。 ”布魯姆總結道（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這個信息豐富的數據集被刪除這一事實所暗示的含義超越了從被恢復的病毒基因序列中直接窺見的含義。對於任何想要了解病毒傳播的⼈來說，早期患病的武漢門診患者⾝上的病毒樣本是⼀座⾦礦。連我對 13 個部分基因序列的分析都很能說明問題，那麼對全部 34 個樣本進⾏完整測序顯然⽐刪除部分基因序列後的測序能提供更多的科學信息。數據集的刪除沒有明顯的科學原因：這當中的病毒基因序列與汪明等⼈（2020a, b）所描述的病毒樣本的基因序列是⼀致的，⽽這篇論⽂並沒有任何更正，論⽂也稱該研究被批准使⽤⼈類受試者，⽽且測序並沒顯⽰質粒污染或樣本間污染的證據 … 儘管測序數據在⾕歌雲端平台上（如上所述），⽽且突變信息列在了汪明等⼈發表在《Small》期刊上的同篇論⽂的表格中（2020b），從 SRA 數據庫中刪除數據的實際後果就是沒有人知道這些病毒基因序列的存在。尤其是考慮到那些讓實驗室銷毀早期樣本的指令（莊屏卉，2020）和 COVID-19 相關研究的出版需獲批準的多條命令（中國疾控中⼼，2020；姜⼤翼等⼈，2020a），上述情況似乎表明，沒有做出全心全意地努力來最大限度地獲取武漢疫情早期有關病毒序列的信息 。

PRC 混淆 COVID-19 起源的努⼒並不限於銷毀病毒樣本和對醫⽣進⾏封⼜，它還持續上演了⼀場虛假信息攻勢。正如我們在上⼀份報告中談到的，PRC 外交部官員趙⽴堅在推特上分享了⼀篇⽂章，當中聲稱病毒是由美軍帶到中國的 。這篇⽂章來⾃全球研究（globalresearch.ca）⽹站，這是⼀個推動親普京宣傳內容的⽹站，⽽且據報與俄羅斯國家媒體有關聯 。他的推⽂還被中國駐南⾮⼤使館轉推以擴⼤影響。

  圖12：PRC外交部發⾔⼈推特上暗⽰COVID-19通過世界軍⼈運動會進⼊武漢趙⽴堅的推⽂譯⽂：美國疾控中⼼主任被抓了個現⾏。零號病⼈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有多少⼈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我們⼀個解釋！ 

為進⼀步推動這⼀說法，中共控制的媒體稱美國陸軍預備役成員瑪特捷·貝納西（Maatje Benassi）是“零號病⼈”。貝納西參加了世界軍⼈運動會，但並沒因此⽣病，然⽽她仍多次成為謊⾔騷擾的⽬標。宣揚上述說法的視頻被上傳到了微信、微博和西⽠視頻這些位於 PRC 的⽹絡平台上。在趙⽴堅發推稱是美軍把病毒帶到武漢的兩周后，《環球時報》放⼤了這⼀說法，敦促美國政府公布運動員的健康信息，並重複了關於貝納西的說法  。

和本補充報告中所⽰意的⼀樣，趙⽴堅的另⼀條推⽂其實也⽰意⼤流⾏病確實是從 2019年 9 ⽉份開始的，只不過是始於美國  。

圖13：PRC外交部發⾔⼈在推特上表⽰，COVID-19⼤流⾏病始於2019年9⽉

趙⽴堅的推⽂譯⽂：美國疾控中⼼（CDC）承認，2019 年流感季期間，有 19 名患者被誤診為流感。3,400 萬⼈感染，20,000 ⼈死亡。如果新冠肺炎從去年 9 ⽉就已爆發，⽽美國⼀直缺乏檢測能⼒，有多少⼈會被感染？美國應該找出零號病⼈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條推⽂是在 2020 年 3 ⽉發送的——前⽂提到的暗⽰⼤流⾏病始於 2019 年 9 ⽉的那項哈佛⼤學的研究是在 2020 年下半年才發表的。趙⽴堅的上述指控是在他重複是美軍將 COVID-19 帶到武漢這⼀說法的 10 天之後發布的。如果中共那時意識到了調查將顯⽰出現類似 COVID-19 症狀的患者就診⼈數在 2019 年 9 ⽉、10 ⽉和 11 ⽉就已上升，這很可能是他們會為掩蓋這些疾病的源頭⽽採取的⾏動。   

牽涉彼得·達薩克的武漢病毒所虛假信息攻勢  

如我們前⽂所解釋的，彼得·達薩克深度參與了在武漢病毒所進⾏的功能增益研究，其中包括在美國宣布暫停資助功能增益研究的情況下以⼆級⽣物安全⽔平進⾏的研究。此外，我們還發現了強有⼒的證據，似乎表明彼得·達薩克是中共虛假信息攻勢的公開⾯孔，該虛假信息攻勢旨在壓制有關潛在實驗室泄漏事故的公開討論。⼀家第三⽅組織獲得的電⼦郵件顯⽰，達薩克曾組織發表⼀份於2020年2⽉19⽇刊登在《柳葉⼑》（The Lancet）上的聲明，“譴責暗⽰ COVID-19 沒有⾃然來源的陰謀論”。聲明接着表⽰，“陰謀論只會製造恐慌、謠⾔和偏見，破壞我們在對抗這個病毒時的全球合作。” 這些電⼦郵件顯⽰了達薩克為組織⼀⼤批科學家在他親⾃起草的⼀份聲明上簽名所做的努⼒。達薩克在其中⼀封電⼦郵件的結尾宣稱，“請注意，這份聲明上不會有⽣態健康聯盟的標誌，也不會被識別為來⾃任何⼀個組織或個⼈，聲明的⽤意是讓⼤家作為⼀個社區來⽀持我們的同事們。” 

這些從達薩克的⽣態健康聯盟電郵賬戶發出的電⼦郵件還顯⽰，這份聲明是達薩克應之前曾與他共事過的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的請求⽽起草的（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你應當知道，陰謀論者⾮常活躍，⽤⼀些令⼈極其不愉快的⽹頁攻擊我們在中國的合作者，⼀些⼈現在甚⾄收到了對他們和他們家⼈的死亡威脅。他們請求我們給予他們任何我們能夠給予的支持 。

在另⼀封電⼦郵件中，達薩克表⽰，王林發（王沒有簽署聲明）敦促達薩克和巴⾥克不要簽署聲明，實際上是掩蓋他們的參與。如前所述，王林發與達薩克、⽯正麗和胡犇合著多篇論⽂，其他⼏封關於這份聲明的電⼦郵件中也都抄送了他。王現為新加坡杜克-新加坡國⽴⼤學醫學院新發傳染病項⽬主任兼教授。他是中國公民，在 PRC 的上海華東師範⼤學獲得⽣物化學學⼠學位 ，之後在美國加州⼤學戴維斯分校獲得分⼦⽣物學博⼠學位。2020 年 1 ⽉，王在武漢的武漢病毒所拜訪與他共事的研究⼈員。鑑於他之前發表的那些論⽂，他拜訪的⼈當中很可能包括胡犇和⽯正麗，王和他倆⼀起合著了⼏⼗篇論⽂。他於 1 ⽉ 18 ⽇離開武漢，不到三個星期後，達薩克就對外傳閱了他投稿給《柳葉⼑》的聲明的草稿。王林發被包括在達薩克徵集共同簽名者的電⼦郵件收件⼈中。

在電⼦郵件中，達薩克說（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我昨晚和林發談了我們發的那個聲明。他認為，我也同意，你、我和他不應該簽署這個聲明，這樣這個聲明和我們保持一定距離，因此不會起反作⽤…然後，我們會以一種不會將它與我們的合作聯繫起來的方式發布它，這樣我們可以讓獨立的聲音最大化 。

這些電⼦郵件的副本已包含在本報告附錄中。 

推動達薩克和巴里克這兩名武漢病毒所最重要的美國合作者掩藏他們為組織這份聲明所做努力的同時，王林發當時還擔任着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中心科學顧問委員會主任一職，石正麗是該中心的負責人。

巴⾥克表⽰同意，並選擇不簽字。⽬前尚不清楚為什麼達薩克最終改變了主意，簽署了這份聲明。雖然達薩克是《柳葉⼑》這份聲明的組織者，但被列為通訊作者的卻是查爾斯·卡利舍（Charles Calisher）。奇怪的是，所列出來的聯繫卡利舍的電⼦郵件地址是個通⽤地址（COVID19Statement@gmail.com ），該郵件地址看上去像是專為這⼀聲明所創建的，這不是發表科學⽂章的尋常做法。

2020年2⽉發表在《柳葉⼑》上的聲明宣稱，作者們“沒有利益衝突”，儘管代表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組織發表這份聲明的達薩克也資助並參與了與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的項⽬合作。 2020年6⽉，在公眾對達薩克與武漢病毒所之間的聯繫表⽰關注的背景下，“《柳葉⼑》邀請該聲明的27名作者重新評估他們間的利益衝突”。達薩克提交了一份經過修改的披露聲明，儘管他在這份披露聲明中對自己與 PRC 研究人員的合作予以透明披露，但他沒有提到武漢病毒所，也沒有披露他是應 PRC 研究人員的要求而起草了這份聲明 。這些電⼦郵件還顯⽰，達薩克幫助編輯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程院、國家醫學院三名院長於2020年2⽉6⽇發給⽩宮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的⼀封有關 COVID-19 起源的信 。儘管未被包括在這封信的最終成稿中，但達薩克與其他被諮詢的專家們所編輯的最後⼀版草稿中有⼀句話說，“專家們的初步觀點是，現有的基因組數據與⾃然進化⼀致，⽬前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被經過設計以便在⼈群中能更快速地傳播”。達薩克當時其實還推動使⽤更⼴義的措辭，因為他認為“這個有點太具體了，因為還有其他陰謀論存在199 。⽬前尚不清楚為什麼美國三院的院長們在這封信遞給⽩宮之前移除了上⾯這句話。達薩克特地尋求在這封信發布之後再發表他的《柳葉⼑》聲明，這樣他在聲明中就引⽤這封信作為病毒⾃然起源的證據，但他沒有在聲明中透露他本⼈幫助編輯了這封信。包括弗契醫⽣在內的政府⾼級官員當時極有可能看到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程院和國家醫學院的這封信以及發表在《柳葉⼑》上的聲明，從⽽形成了他們的觀點，並扼殺了美國聯邦政府內部關於 COVID-19 起源的辯論。 

在發出最初這封信的16個⽉後，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程院和國家醫學院的院長們於2021年6⽉15⽇發表了⼀份最新聲明，題為《美國三院院長敦促，讓科學證據來確定 SARSCoV-2 的起源》 。這份經過更新的聲明承認，⼤流⾏病的源頭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是實驗室泄漏造成的。聲明說： 然⽽，圍繞病毒起源的不同理論，錯誤信息、未經證實的宣稱和對科學家的⼈⾝攻擊是不可接受的，這正在公眾間散播困惑，並有可能破壞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包括那些仍在引領控制⼤流⾏病相關努⼒的科學家們…就 SARSCoV-2 ⽽⾔，根據我們⽬前的理解，有多種可信度各不相同的設想能從原則上解釋其起源。這些各種各樣的設想從人畜共患病毒的自然溢出（即病毒從非人類動物傳播到人類）到與實驗室工作相關的情況，不一而足 。

與致⽩宮的那封信不同，這份聲明沒有說明，在起草過程中如果諮詢了任何外部專家，這些專家都是誰。

耐⼈尋味的是，三個星期後，在2021年7⽉，達薩克和他的同事們發布了2020年2⽉聲明的更新版本，標題⾮常相似：《科學⽽⾮猜測對確定 SARS-CoV-2 如何感染⼈類⾄關重要》。最初那份聲明的27名作者中有24⼈簽署了這份第⼆版聲明，聲明內容相⽐這些作者的最初⽴場作出了重⼤退讓（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我們最初那份聲明的第二個目的是表達我們的工作觀點，即 SARS-CoV-2 最有可能起源於自然界而非實驗室，這是基於對新病毒的早期基因分析和從以往的新興傳染病——包括導致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以及最初的 SARS-CoV 和 MERS-CoV——中得到的確鑿證據。然而，觀點既非數據也非結論。必須通過以科學⽅法獲得的證據來為我們的理解提供信息，並作為解讀現有信息的基礎。

這與達薩克在其第⼀份⼏乎像是宣傳材料的聲明所說的話⾮常不同，當初是“譴責暗⽰ COVID-19 沒有⾃然來源的陰謀論”。儘管態度有所軟化，但這些作者繼續指責那些尋求調查實驗室泄漏假說的⼈，稱這些⼈是 PRC 不願配合國際調查的根源：

指控和猜測⽆濟於事，因為它們不利於獲取信息和客觀評估從蝙蝠病毒到⼈類病原體的演變途徑，⽽這些信息可能有助於防範未來的⼤流⾏病。相互指責沒有、也不會⿎勵國際合作與協作 。

他們的第⼀份聲明引⽤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程院和國家醫學院院長們的信（達薩克幫助編輯了該信），第⼆份聲明則引⽤了他們發聲明的⼏周前剛發布的美國三院院長聲明。這就引出了⼀個問題：達薩克或聲明的任何⼀位作者是否協助起草或編輯了美國三院院長們在6⽉15⽇發布的這封信。

還應該指出的是，達薩克是2021早期派遣的世衛組織-中國聯合考察團中唯⼀的美國代表。美國提出了⼀份供考慮的專家名單，但沒有⼀⼈被選中。達薩克不在這份名單上，但仍被中共選中並批准 。世衛組織於2021年3⽉發布的 COVID-19 起源報告的附件中，有數條被達薩克重複過的中共虛假信息。這當中包括⼀項對“陰謀論”的討論 ， “陰謀論”包括實驗室泄漏假說和 SARS-CoV-2 可能具有轉基因屬性的相關疑問。討論中還把武漢病毒所病毒數據庫的下線說成是“有關數據丟失的謠⾔”  ——達薩克在接受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採訪時也使⽤了類似的措辭——儘管該數據庫仍處於離線狀態 。委員會少數黨幕僚⽆法確定達薩克是否協助起草或編輯了世衛組織的這份報告。

在 COVID-19 的起源問題上，彼得·達薩克還採取了更多令⼈關切的⾏動，其中包括莫名其妙地謊報⽣態健康聯盟在 SARS-CoV-2 出現後的⼏個⽉⾥所做的⼯作。在 NIH 暫停了他⽤於資助武漢病毒所研究的撥款後，達薩克在2020年8⽉21⽇接受《⾃然》雜誌的採訪，他聲稱“這筆撥款沒有被⽤來資助 SARS-CoV-2 研究。我們的組織還沒有實際上發表任何 SARS-CoV-2 相關的數據”。但四天后，《⾃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就發表了《蝙蝠冠狀病毒在中國的起源和跨物種傳播》。達薩克、⽯正麗、胡犇和王林發全部被列為作者，⽯正麗和達薩克都被列為通訊作者。這篇論⽂的預印本是在2020年5⽉31⽇上傳的，⽐達薩克接受《⾃然》採訪早了近三個⽉。這篇論⽂中包括了⼀項“似乎表明 SARS-CoV-2 很可能起源於菊頭蝠屬蝙蝠”的系統發育分析 。達薩克、⽯正麗、三名與⽣態健康聯盟有關的研究⼈員與王林發被列出的貢獻是設計研究、展開實地考察以及建⽴樣本收集和測試規程。

這項研究的經費來⾃ NIH（撥款項⽬編號：R01AI110964）、USAID“預測”項⽬（合作協議號 GUN-A-OO-09-00010-00）以及⽯正麗負責的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項⽬編號： XDB29010101）。該研究還獲得了中國國家⾃然科學基⾦（項⽬編號：31770175 和 31830096）的資助。論⽂中指出：

⽣態健康聯盟的員⼯在2020年4⽉24⽇之後開展的所有⼯作都得到了塞繆爾·弗⾥曼慈善信託基⾦（Samuel Freeman Charitable Trust）、帕梅拉·泰（Pamela Thye）、華萊⼠基⾦會（Wallace Fund）和⼀匿名捐贈者轉交施⽡布慈善基⾦（Schwab Charitable）的慷慨資助。

NIH 是在4⽉24⽇終⽌了“了解蝙蝠冠狀病毒出現風險”項⽬，該項⽬由編號為R01AI110964 的科研基⾦資助 ，論⽂中也將該筆基⾦列為項⽬資助 。也就是說，這筆達薩克告訴《⾃然》雜誌並沒被⽤於資助 SARS-CoV-2 相關研究⼯作的科研基⾦在⼀篇介紹 SARSCoV-2 相關研究的論⽂中被列為資助來源。

此前，彼得·達薩克和另兩名與⽣態健康聯盟有關的研究⼈員在 2020 年 3 ⽉發表了《預防類似 2019-nCoV 的未來流⾏病的策略》 。雖然這篇論⽂中沒有進⾏實驗室實驗，但它仍討論了 SARS-CoV-2，並聲稱“野⽣動物貿易顯然在（該病毒的）出現中起了作⽤”。這篇論⽂也由同⼀筆 NIH 科研基⾦（編號：R01AI110964）和與美國國際發展署“預測”項⽬的合作協議資助。

2020年12⽉，達薩克在推特上表⽰，上述的 NIH 科研基⾦的暫停直接阻⽌了他從武漢病毒所獲取樣本。如果這筆撥款並⾮⽤來資助⽣態健康聯盟在 SARS-CoV-2 ⽅⾯的⼯作，那這筆撥款的暫停與他們⽆法獲取 SARS-CoV-2 樣本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達薩克在聲稱 NIH 這筆科研資⾦“沒有被⽤來資助 SARS-CoV-2 研究 ”的同時，他⾃⼰發表的研究和⾃⼰這些說法都表明，這筆錢就是⽤來資助 SARS-CoV-2 研究的？

達薩克的⾏為中另⼀個令⼈關切的例⼦來⾃於2021年3⽉10⽇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次討論。對於武漢病毒所關閉病毒基因序列和病毒樣本數據庫以及世衛組織調查⼩組是否提了要求查看那些數據的問題，彼得·達薩克回應說（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當我們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時候，我在雙⽅都在場的整個團隊⾯前問了有關所謂的失蹤數據庫的問題。⽯正麗告訴我們，當時數據庫⼀直遭⿊客的攻擊嘗試，約有 3000 次，於是他們關閉了這個基於 EXCEL 電⼦表格的數據庫。絕對合理。我們沒有要求查看數據，如你所知，這當中的很多⼯作是與⽣態健康聯盟⼀起做的⼯作，我也是那些數據的⼀部分，我們基本上知道那些數據庫里有什麼。我分享了，我向雙方做了一次演講，介紹我們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起所做的工作，並解釋了其中的內容。在那些數據庫中，沒有證據表明有比 RaTG13 更接近 SARS-CoV-2 的病毒。就這麼簡單 。

這是⼀個令⼈震驚的說法，因為那個數據庫包含有2.2萬多個樣本，⽽且在2019年9 ⽉之後，武漢病毒所外的任何⼈都⽆法訪問。SARS-CoV-2 的基因組序列在 2020年 1⽉公布後，就物理⼿段⽽⾔，達薩克不可能通過遠程訪問數據庫將 SARS-CoV-2 的基因組序列與數據庫中的所以樣本進⾏⽐較。如果做不到，鑑於在2020年2月發表論文前武漢病毒所以外的人都不知道 RaTG13 與 SARS-CoV-2 密切相關，那達薩克怎麼能在無法獲取數據的情況下聲稱自己知道在2.2萬多個病毒樣本中沒有一個更接近的匹配呢？這就產生了有關他是否擁有數據庫副本的疑問。

在武漢病毒所如何交出 RaTG13 的問題上，達薩克往最好⾥說也是不正確的。在2020年4⽉21⽇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採訪時，他表⽰（強調為報告作者所加）：

2013年，我們在中國的⼀只蝙蝠⾝上發現了與⽬前 SARS-CoV-2 最接近的近親。我們對病毒的一小部分基因組進行了測序，之後就將其放入了冷凍櫃；因為它看起來不像 SARS，我們就以為它成為新發疾病的風險較低。有全球病毒組項⽬的存在，我們本可以對這個病毒的整個基因組進⾏測序，然後發現它能與⼈類細胞結合，從⽽對之提⾼風險等級。也許我們當時為 SARS 設計疫苗的時候，本可以也讓那些疫苗能夠針對這個病毒，那麼⼀旦它成了新發疾病，我們本可以在冷凍櫃⾥就有現成的東西可⽤ 。

這當然不對——武漢病毒所的研究⼈員在2018年就對RaTG13的基因組進⾏完全測序219。要麼就是達薩克知道這不是真的，並對《紐約時報》撒了謊，要麼就是他被蒙在⿎⾥，不知道武漢病毒所正在進⾏的⼯作。如果是後⾯這種情況，那麼達薩克在 2021 年 3 ⽉聲稱⾃⼰知道武漢病毒所那個被下線的數據庫中的⼀切，就更令⼈⽣疑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