酶室的何秉旺主任告诉，我来找他的时间正巧，酶室的院士张树政刚刚给她的学生金城申请到百人计划，新的研究组等人加入。我于是去见金城。那天北京的天气很热，我从玉泉路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再转公共汽车来到所里，已经是接近中午。我进了金城的办公室，看到金城和我年纪相仿的样子，脸色黝黑。他看见我进来带着一阵热风，赶紧打开了空调。和金城谈了几分钟，他就让我立刻开始工作。

金城的研究课题是蛋白质的多糖修饰，我开始工作以后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还没有展开。不久，我就被安排和博士后董志杨一起工作。董志杨是农大的博士，在我眼里他的业务很差，我接手做他的项目，克隆一个基因，基因很快就得到了。董志杨却不喜欢我独立工作的方式，他觉得他是博士后，要管着我，看着我，我虽然都做好了，他不高兴的是他没看见我是怎么做的，因为他还不会做呢。有一次他拉着我到楼顶上去蒸酚，害得我的隐形眼镜戴不住。谁那时候提质粒还酚抽提呢。董志杨对我的不满，还因为我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从农大来，他为了显摆自己的权力，叫我做一个酶切，我不好说不做，就问他怎么做，做多大体系，加多少酶。他说做10微升体系，1微升的酶。他的朋友立刻批评他不能这么做，酶的体积不能超过10%。1微升的酶取出来都要比1微升多很多，因为酶里面有甘油。董志杨丢了面子，不恨自己没本事，不恨自己瞎装蒜，自然要恨我明明知道却要问他，害得他丢了面子。不久之后的一次三人会，只有金城，杨寿钧，和董志杨参加，会上他坚决要求辞退我。

我进金城的组，金城一直对我很客气。我的办公桌在杨寿钧老师的对面，杨老师在所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跟着张先生，他是个很倔的人，急了就脸红，还骂人，董志杨比较怕杨老师。我和杨老师关系不错，杨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和我也很亲热。张树政先生已经年迈，一般不来所里，除非是有重要会议或者活动。张先生有两个博士生，一个叫王永吉，之前是山西大学的讲师，年纪偏大一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另一个叫尚杰，山东龙口人，她个子小小的，一般不说话，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王永吉很欣赏我的业务能力，很看不上董志杨的德行。王永吉当时恰好回山西的家过年，他回来我已经被辞退了。他很遗憾，说如果他在，是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他以为自己在张先生那里有话语权。其实他说得没道理，我跟董志杨一起工作，他不喜欢我，强扭的瓜儿怎么能甜。这事情金城也没办法。

我的办公桌和杨老师的桌子对面放，其间某一天有个人来找杨老师，恰好杨老师不在，这个人和我闲聊了几句，他是用了很诙谐的口气，我也就顺着他逗了一逗。之后知道这个人是前所长宋大康。在三人会议之后，金城通知我被辞退，杨老师通知我去找宋大康，他想要我。于是一场尴尬就顺利地度过了。我离开金城实验室之后，在96年暑假，王永吉和他在农科院的同学联合办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培训班，他们聘请我去培训班讲课，我因此还得到了一点讲课费。

在酶室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李丽，她住研究生院她父母的房子，每天和我一起做班车上下班。李丽大我几岁，是安徽大学毕业的，她的老板叫李青，是酶室的副研。听李丽说他们组的项目是一种生物材料，还带样品到飞船上做测试呢。她说这种生物材料也许有隐形功能。在九十年代中期，这个课题有公司出钱要做转化，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研究所系统恰好也正在找需求想和市场挂钩。不幸的是这个转化结果不好，公司方面开始生产不久就反悔，并且状告李青和微生物所欺骗，李青陷入困境。我认识李青他不认识我，在所里偶尔能遇见，那时候他走路的样子已经摇摇欲坠了，不管是谁遭遇这样的事情，都是很大的打击，毕竟是一辈子做科研的专家。幸好李丽的丈夫于雷在高法工作，李丽是李青组里的成员，于雷不可避免地给所里面提供法律建议。后来的结果我不知道了，希望李青没事吧。

我和李丽每天早晨7点到中关村，她不让我直接扎进实验室，我们两个在街边的早餐店吃早饭。然后才慢慢悠悠地去上班，那时候所里也没有几个人来，她说那样已经足够好的了。偶尔她还叫我在午休的时候和她一起去逛街，和她一起我买过一条真丝长裙，我妈妈见了那条裙子也非常喜欢，我出国之前就给了她，这条裙子一直在妈妈的衣柜里挂着。李丽有个朋友，也是酶室的，叫王晋芳（记不清了，大概吧）她加入了雅芳直销，但是只给她的朋友买。通过李丽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仅我开始买雅芳，我们实验室的女生都开始买雅芳。每期的宣传小册子经过李丽到我的手里，然后我们组会出一个大订单。大概是因为我们组的收入好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又没有家庭负担，真是个有趣的现象。李丽还经营回国人员的免税指标，据说能卖很多钱。我告诉她所里来了个新海归叫黄力，在一楼我们以前的旧实验室隔壁，不知道她去找黄力了没有。我出国之后，我先生孩子临走之前，李丽用掉了他们换美元的额度。那时候我先生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手里有一万多人民币，都给了他做教授的爸爸，他自己空手带孩子来美国，他以为我在美国赚金山银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