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知道爷爷奶奶离开山东的时候算什么身份，估计应该是有土地的农民。但是我依稀记得爸爸早年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过他不是山东人，他是山西洪洞县人。这个大概就是元末的大移民，当时肯定是农民了。我的爷爷奶奶来到东北就是卖肉的了，是我奶奶家先有人来东北，做卖肉的生意，他们也跟着学习了。据我爸爸讲，我爷爷冬天的时候去“沟里”收猪，一冬天可以买下近两百头猪，拉回来储藏在一个房子里，一直卖到天气暖和，生肉放不住，那时候没有冷藏设备。爷爷卖的是熟肉，据爸爸说猪肺是不卖的，专门给穷人白吃。爸爸是最会吃的，他说他去他舅舅家，看大人不留神，叼一个猪舌头就跑。后来他在纽约我家住的时候，每星期都买两根大肠，他有家传的做法，用面碱处理过夜，煮熟之后切段，炒尖椒，我老公也喜欢吃这个，我从来不吃，总觉得臭，他们吃得可香呢。 我爸爸在读高中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因为他们八个孩子在还没有高中毕业的时候偷偷报考大学，被录取之后中学认为违法校规，开除了他们八个，大学因为中学不给出档案材料而不能录取他们。我在《林叔叔》一文中有些描述。后来爸爸读了一些城市大学的课程，在市政工程处工作，好像叫做道（路）桥（梁）处。有个故事是秋天江水上涨，他们到江边防汛，看到一条大鱼困在了浅水，爸爸下水把这条大鱼捉了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好多高级客人，开着轿车来我们家吃这条大鱼。妈妈说那个大鱼并不好吃，只是稀罕罢了。 后来我妈妈不愿意爸爸继续在道桥处工作，原因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变得她很不接受。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越来越小，不少居民就自己家的原住房加建，扩建，改建。这些都是违法的建筑，他们道桥处不去修路架桥，专门去拆老百姓的小茅屋，每天和老百姓拼死搏斗，我妈妈觉得这样的工作不做也罢。几番调动，爸爸从干部变成了工人，因为工人的工资和粮票都多一些。 爸爸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在运输公司。八十年代末期，他们单位就已经没有足够的业务了，他经常在家睡觉。他五十岁退休，退休工资好像是一百多块钱。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我妈妈的单位更差，她也五十岁就早早退休，根本没有退休工资。这是只有东北才有的事情。好在我妈妈是个朋友多的人，她是做财务的，她退休之后一直给几个朋友的生意管理账务，所以她一直有收入。东北的情况不是我所能描述的，很多很多人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人们被迫找事情做，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当时我的哥哥嫂子也在东北，两个建筑工程专业的人员也是收入菲薄。 我爸爸决定重操祖业，买了个三轮车，凌晨去上货，白天在市场卖肉。这不是个轻松的工作，我妈妈经常说，东北的冬天，凌晨三点钟，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几十度，我爸爸骑着三轮车去上货，回来的时候，车上有上百斤的货，顶风冒雪地回到家，我妈妈一定给他煮碗热乎面条吃。爸爸的买卖开张不久，我的小姑姑要求参加。小姑姑就是那个学了小提琴的艺术家，接班去食品厂工作的。食品厂也和很多东北的其他企业一样，街头话叫做开不出支来，看看大哥的买卖能赚钱，也愿意加入。我爸爸从骨子里是疼爱他的弟弟妹妹们的，所以他和他妹妹就分工合作，他早晨去上货，小姑姑白天看摊卖货。我的小姑姑人长得甜美，在市场上卖货，学会一嘴甜言蜜语，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她，就是竞争者也都愿意让她几分，真的看出来到哪里都要拼颜值啊。我爸爸也乐得清闲，白天说是在摊上，其实他早溜出去打麻将去了。 我爸爸的这个买卖有多好做，其实也没有多好做。因为市里绝大多数单位都已经开不出支了，人们走投无路去市场挣口饭吃的人很多很多。卖肉赚钱的事情很快就不是个秘密，一条街上就出现几个肉摊。一口好饭几家分吃，每家也就是半饥半饱。我们家情况本来不很差，我妈妈工作，我哥嫂也都还在工作，所以对市场的期望值不高。 爸爸和小姑姑的合伙生意持续了几年，终于难免决裂的下场。我爸爸没有告诉我妈妈为什么，他不再卖肉了，是我哥哥的孩子看到我小姑姑来家里，和我爸又哭又闹。孩子小，看了害怕，奶奶回家悄悄告诉奶奶。我妈妈猜想是我小姑姑每天卖完肉，私藏了卖肉的钱，我爸爸进了多少斤货，应该卖出去多少钱是一直心里有数的。小姑姑经手这些钱，她克扣了，我爸爸应该得的利润就少了，时间久了，他也不愿意白忙活。我爸爸宣布退出之后，我小姑姑自己是做不了这个买卖的，就只因为每天早晨去上货的那份辛苦。 停止了卖肉没有多长时间，我哥哥嫂子在烟台找了工作，我父母和他们一起搬走了。到了烟台，我妈妈自己给自己在审计局找到了工作，她一直做到六十七岁。我爸爸一甩手，再也什么都不干了，每天出去打麻将，当然还管家里的买菜做饭。 五十年的轮回，从我的爷爷奶奶闯关东，以卖熟肉为生，到我爸爸推起三轮车去卖肉，东北的人民到底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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