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道良治理論框架初步

在玄默網友的建議下，我初步決定把我的理論取名為中道良治論。發揮一點，就是“循中道，求良治”。中道是方法，良治是目標。我將混合使用中道良治和加權民主，直至大家記住這個新名稱。因為從理論結構而言，新的名稱比原先的準確得多。加權民主其實只是作為方法的中道之一，而良治則是真正的目標。只不過這個名稱新創，還太陌生。需要有一個過程讓大家慢慢熟悉。

現在我要開工初步建設中道良治理論的框架了。

一、我的已有理論的粗略中道轉述

玄默網友的建議一下子就撥動了我的心弦。因為我立馬感悟到，我的所有理論建議似乎都可以用中道來概括。

關於意識形態，我認為，人權是有的，但不是天賦，是人類社會發展所逐步賦予。根據趙汀陽理論的啟發，我認為人的權利必須與人的義務相稱。不能說是無條件和至高無上的。我的人權理念是中道。

關於社會的本體意識，從個體出發，還是從集體出發，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我也是推薦一種兩者折中的混合主義。這也是中道。

關於人民主權學說，我的批評較多。我只能接受一種加權後的人民主權。我認為盧梭走得太遠，太過理想主義，在實踐中造成很多的窒礙。這依然是中道。

關於社會結構，我當然欣賞橄欖形。但我的確發現，這個橄欖形的社會結構太難達至，就是已經勉強達至，也太難保持。我們設計政治制度，不能以此為基點。金字塔型才是社會的常態。因此，制度設計不能太過的理想化。這也是一種中道。

關於政治理論，我服膺並追隨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的中產階級-民主基礎/核心理論。中產階級就是社會階層的中道。亞氏的理論，又可概括為中產階級溫和民主論。這是政治制度理論的中道。

我認為西方的現代的普選民主已經越過了西方歷史上成功的中道民主的界限，走到了過度民主。才有了現在的一系列病症（不細說）。我認為解救之道，就是重歸溫和民主。這是又一個中道。不過這事做起來實在難。現在歷史條件還沒有成熟。西方還沒有準備好實質性的退卻。

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之路，或合理的政制現代化之路，關鍵在於探索出一條與金字塔型社會相配套的中等民主之路。大體和羅馬共和國、威尼斯城邦共和國、300年鼎盛期的大英帝國時代所施之政制相類的溫和民主，而不是二戰後的普選民主。這是最後一個中道，與我們當下的中國最有關的中道。

二、用良治概念對人類社會進行的初步解析

我要首先把世界分成發達的（富裕）的和發展中的兩個部分。

（關於分割的依據可參見我的《民主統計學初步》一文。)

發達還包括初步發達和（真正）發達兩個部分。初步發達的人均應當達到八千$以上。（真正）發達的人均收入則應當達到兩萬以上。

發展中世界(人均八千以下）裡面其實還包含一個極不發達的世界。其人均在一千以下。

我這裡是初步試建，為了不把架構搞得太複雜。就只把世界分成兩個部分。在這兩個部分內部，不再用人均收入劃分子序列。

富裕的世界，可以說基本上都有良治。如果沒有基本的良治，這些政體也不可能達到富裕。似乎可以說，良治是富裕的必要條件，足夠長期的良治必能導致富裕。只要是一個富裕而穩定（安定）的社會，我就承認它擁有良治。

我發現，民主並不是富裕的必要條件。無論多長期的民主都不能保證導致富裕。而富裕也就是有良治的政體，並不一定擁有民主體制。而足夠長期的良治則是可以達至富裕的充分條件，但卻不是達至民主的充分條件。因為：

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已經有至少三個類型。

第一型是西方型。他們既富裕又民主。這個類型還可以把東亞的日本、南韓和台灣三個政體包括進去，雖然後兩個政體只是初步富裕。我說過不再細分。

他們既然那樣富裕，我認可他們都有良治。這個良治可以包括社會安定、生活富裕、法制完備、思想自由+民間社會健全、政局運轉民主有序所有五項因素。

第二型我稱之為東方城邦型。只有兩個實例，就是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政體的共同點是擁有無可爭議的優質良治。但卻並沒有（充分）民主的政治體制。

第三型我稱之為中東石油富裕集權型。這些國家由於屁股下面的大量石油財富，和有限的人口，要良好地治理自己的國家實在相當的容易。因為良治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安定和富裕。二者互為半充分的條件。

對發展中的政體，判斷是否擁有良治的最可靠辦法是觀察它是否能較長時段地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能，就可以認為至少具有初步的良治。不能，一般就可以認定沒有良治。因為對一個發展中的政體而言，發展的確是它的第一要務。這個第一要務完不成，就不是一個及格的發展中政體，自然沒有資格擁有良治。

這個良治，至少包括社會秩序的安定、經濟發展正常、法制建設在發展、有相當的個人自由和公民社會、政制運轉正常（不要有政變，更不能有內戰，但不一定有票選民主）。

這些國家也有好幾類。

第一類主要包括。1978至今天的中國、更晚一些至今的越南、盧泰愚時期的南韓、蔣經國時期的台灣、進入發達之前的香港和新加坡……還有哪些國家在哪些時段符合這些條件。大家也可以自行加長這個單子。我給這種沒有民主，但發展良好的發展中政體，打3-4分的良治水平。

這種良治有一個明顯的過渡性質。因為它只要能持續數十年，這個發展中的政體就可以發展到首先初步發達，然後真正發達的階段。這時候，如果它們成功轉型為民主政體，根據經濟水平的初步發達還是真正發達，我給它們的良治打4-5分。如果依然沒有民主，那這個良治一般打4分。特別的也應當打5分或5-。比如新加坡、香港。

我把這條應當承認是成功的發展道路概括為“先在威權下發展，等發展成熟後政治民主轉型”。

第二條道路是以印度為代表的數量很少的發展程度很低（人均一千），但民主程度頗高的國家所走之路。若說它們有良治，最多也是3分。好在近年印度的發展也在加速。如果印度能夠持續發展直到初步發達，我就可以承認這條路也是走得通的。到今天，我覺得它們提供的範例，比東亞的威權發展然後成功民主轉型還更不具有可複製性。具體的這裡不細說。

第三類是拉美國家。大家都知道，拉美的共和國都有很長的歷史了，發展道路十分地坎坷。不過近年來，至少有一部分國家比如巴西已經漸入佳境。但拉美國家均為歐洲移民所建，人口以歐洲血統、天主教徒為主，與歐洲文化的淵源極深。因此他們的道路一方面難於模仿，另一方面也不一定值得模仿。

剩下的大量不發達和發展中的國家沒有發展、沒有良治，有沒有或多或少的民主我以為都價值有限。這也是它們的命運，因為地球上的資源（不是光指礦產資源，也泛指其它的比如人才、科技、市場……）就那麼多，是不可能供養所有的，或大部分國家都成功發展的。就看誰能在這個資源的爭奪中取得在西方之後的第二份先機了。

這個一定的發展速度，實在太重要。如果沒有發展，這些號稱的發展中政體，就會長期地滯留於發展中實際上是不發達，或半發達的階段，而永遠或太長時段內得不到成長為初步發達的機會。而沒有這個經濟的初步發達，任何政治方面的現代化都是不可靠或者不完全的。我斷言，一個貧窮落後，長期解決不了發展問題的政體（比如海地），絕不是一個成功的政體，當然也不可能是一個成功的民主政體。民主政體絕不可能在貧窮落後，長期的不發展中成功。遺憾的是我的確沒有觀察到發展中國家實施民主政體後有促進經濟發展的足夠數量（哪怕是兩三個）的確切案例。要說有一個，那會是華約解體後的波蘭。這個案例我沒有仔細研究。其餘的東歐國家，1990-2000年大都有一個因政制和經濟體制的休克療法導致的巨大跌落（最多達-65%）。以後8年，他們依據得到歐盟輸血的數量不同，有相當程度的復甦。中國沒有民主化，發展得極快。這幾乎是孤例。因為發展得很快的發展中國家，無論什麼政體，都很稀罕。但是中國這個例子體積太大，比波蘭大數十倍，而且就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無論如何必須給予它最高的關注。

很遺憾，中條山人君所說的“沒有民主，決不能達到良治”並不是事實。就富裕政體而言，比如香港、新加坡、中東產油富裕集權國家，你能說它們沒有良治嗎？進入民主以前的南韓、台灣，甚至包括二戰以前的日本，你能說它們沒有良治嗎？還有中國、越南等後起之秀。尤其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辨別，那些發展快速的發展中政體，其發展迅速的基本、首要原因，是不是民主，或民主化。比如，我們可以觀察，是民主化之前發展快，還是民主化之後發展快？當然這又會和富裕程度的影響相混淆，難以區隔分析比較。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看見，在民主化之前，他們可以在足夠長的時段內發展得很快，直至進入初步發達。

我當然承認民主制度有經濟以外的價值。只要它不妨礙不嚴重妨礙經濟的發展，我都支持採納它。問題是在越是落後的國家中，那些民主選舉導致的黨爭真的經常會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經濟的發展，甚至破壞起碼的社會秩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在那些最不發達的國家，乾乾淨淨，沒有爭議的選舉，真的如鳳毛麟角一般的稀罕。每一場選舉之後，都有爭議，經常是激烈的爭議，甚至大打出手，伏屍數百數千數萬都是常事。我們真的不能為那些太過落後的國家設計一些較少引起爭議的制度（比如間接選舉）嗎？

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也一樣有大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自1960年代以後，西方的普選民主製發展到成熟階段。但西方的經濟自1971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後，就開始走入困境。這個困境的步入，首要原因並不是因為西方的普選民主化，而是因為非殖民化。但是西方的制度不能約束民眾的過分福利化要求，則是在這普選制普及之後出現的。可以說，很長時期以來，西方一直有良治，同時他們一直發展得較快，直到1970年代以後，良治依然有，但發展則變慢了。發達以後發展要變慢也正常，但變得發展太慢，甚至太過經常地陷於衰退，陷於天額負債，那就不正常了。

如果把民主定義為普選，假設中條山人說的有理，那二戰以前，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沒有良治，包括日不落三百年的英國和打贏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美國。

如果把民主定義為不是普選的共和也算，那我們討論的餘地就會大大增加。包括中國當今的政體，當然不夠民主，但共和(至少在9常委內部）還是有的了吧？但是就是說“沒有共和就沒有良治”，或“專制之下，絕無良治”，也無法解釋比如科威特有沒有良治。我認為那裡當然有良治，但是一種另類的良治。

我這裡來設計一個初步的給良治打分的標準。這些都是一些意向性的、試探性東西，不要太過當真。我們先只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意思，新的道理。然後歡迎大家一起來批評或補充完善。

我們用中國人習用的5分制。5分之中，安定、富裕或發展、法治、個人自由+公民社會、政制民主五項，各占1分。

如此算來。比如中東產油富國，就可以得3分或再多一點。因為他們至少有安定、富裕，部分的法治和個人自由。1+1+0.5+0.5+0=3。說句實話，把君主集權政體打為0分，並不公允。為了讓熱愛民主的人士們看着更舒心，我們姑且這樣。

比如香港：有安定、富裕、法治、個人自由+公民社會，但民主有限。可以得4.2分。

比如新加坡：有安定、富裕、法治、個人自由+公民社會，民主也有，但還不規範。可以得4.8分。

比如台灣：安定0.8，富裕0.7，法治0.8，個人自由+公民社會1分，政制民主0.7。加起來4分吧。

大家應當看到，政制民主在一個良治政體的構成中，只能占到五分之一左右的比重。我前面舉到的四項，你說哪一樣比政制民主更次要？

我的第二個給良治打分的方案要藉助外力了。我是一個個體思想者。我不可能組織大規模的調查統計。如真要數據化，我只可能去利用一些現成的資料庫。我現在想到的是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已經統計公布了多年的人類發展指數。它由人均期望壽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按物價加權後的人均收入三項指數的綜合構成。發達國家不用談，他們的這個指標都很高，而且既然高，自然發展很慢。發展中國家則只有少部分相對高，只有少部分相對發展快。這個聯合國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的排名打分，至少比單純的比GDP增長速度會公允客觀全面且權威得多是吧？我把這少部分長時段發展快的發展中政體，稱之為擁有良治的發展中政體。不知各位認為是否公允客觀？過一段時間我一定把這個發展中政體的良治發展榜做出來。不過我要提前告訴你，這個榜與比如《經濟學人》編製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分數榜貼合得肯定不好。

我不希望有人看見上面這句話就馬上從立場出發說，劉先生又在收羅證據攻擊民主。我希望的是大家一起來觀察分析：首先，這是不是事實？其次，為什麼會這樣？這樣才是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探尋真理所必須的態度。如果僅從立場出發，一切不合既定立場的論述、證據，一概拒絕聞問的話，你能找到真理嗎？如果你手中高舉的並不是真理，那麼在實踐中，能不碰釘子嗎？

三、發達政體的四等良治

現在我們來進一步研究發達國家的良治水平問題。

我已經說過，既然發達（人均超過兩萬），我就承認有至少起碼的良治。前面也已經說過，發達國家的良治，其實也有懸殊的水平差異。而造成這個懸殊水平差異的原因，顯然不是他們各自民主程度的高低（可以參看《經濟學人》公布的民主分數榜）。比如病豬6國公民享有的公民權利顯然與北歐國家並無實質性差異。造成良治水平差異的原因另有。比如國民性格的嚴謹程度、勤懇程度、節儉程度，比如外族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還可以說比如氣候、宗教、地域。總之不是民主。如果要說是民主出了問題，也可以，這個問題就是過度民主化。

為了進一步分析，我想把發達國家的良治水平分為四等。

第一等叫優等良治，包括德國、瑞士、北歐的挪威、瑞典、芬蘭和丹麥。若還有類似政體的大家可以自行延長這個單子。按中國習慣的五分制，這是5分。

第二等叫中等良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等沒有出太大問題的其它發達國家。這是4分。

第三等叫起碼良治。包括病豬6國中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四國。這是3分。

第四等則是不及格良治，或稱惡治。至少包括希臘和冰島兩國。它們已經破產或瀕臨破產，當然只能評為惡治，2分不及格。它們的高收入，靠的是過去的成功，可惜現在已經不再。

西方與中國一樣，有好多的政治忌諱，稱作政治正確，是不能討論的。比如種族歧視、宗教歧視。這些我都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對民主政治、對人民主權概念的任何深刻反思，也在忌諱之列。這種嚴重忌諱，在西方的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古希臘城邦制度的晚期。亞里士多德寫了一本長達500頁的巨著《政治學》，但他沒有一個字討論亞歷山大成功東征以後帶來的制度變化，也沒有一字討論希臘人以外的政治制度。他也很少討論希臘公民下面還有外邦人和奴隸在為希臘的繁榮做貢獻。他看到了中產階級是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礎，知道這個基礎的衰敗是古希臘城邦制度衰敗的根本原因。但他卻絕不能設想，如果放棄城邦希臘公民不分貧富賢愚一律平權的思維定勢-教條，其實他們那種類型的文明還是有救。這就是滅掉古希臘城邦的古羅馬人後來完成的事業。須知古羅馬共和國強大的時代，公民權其實一直都不平等，元老院一直十分地專權。但是羅馬共和國的事業顯然比那數百個古希臘城邦加在一起還大。羅馬共和國末年，類似的故事又重演過一次，結局是羅馬帝國取代了共和國，同時成就了一個更大的事業。現在會不會是第三次類似的故事開始重演？我們拭目以待。

四、發展中政體的另種良治

這裡我還想給大家回顧一下我在《民主統計學》一文中收集到的2008年最整體的資料：

一、世界總人口66億1225萬。世界總GDP是57兆9050億$。世界總人均是8757$。

二、30個成熟民主政體占全世界人口15%，卻擁有67%的GDP。兩者一除，這15%的世界高端人口擁有世界人均4.5倍的40137$的人均收入。

三、50個中級民主政體占全世界36%的人口，卻只擁有全世界14%的GDP。以世界人均38%的水平的3359$，僅及成熟民主政體平均收入8.3%的比率。這12倍的懸殊比例，似乎不能用6-7.9和7.9-9.88之間的平均30%的民主指數的差距來解釋。這是本文章的第一個意外。（其實這個意外是由人口基數龐大的印度的高民主指數7.8和低人均1031$所致。）

四、初級民主共計36個政體占據全球13%的人口和5.62%的GDP。人均達3709$。我的第二個意外是初級民主的人均收入居然比中級民主還高出10%！

五、缺乏民主政體共51個單位，占全球人口25%，全球GDP的13.16%。人均3229$。我的第三個意外是最缺乏民主的人民的人均收入居然和中級民主人民的人均收入可以等量齊觀！（這又是由人口基數更龐大的中國的低民主指數3.04和較高的人均3678$所致。）

六、最讓我感到困惑並窩火的是，敢情這85%的非西方嫡系的地球人民無論學來的民主是多是少，人均收入都只能是高級民主國家的十分之一以下呀？成熟民主國家那麼賣力地推銷他們的民主的同時，為何不把它們的賺錢技能也一併推銷呢 ?他們的錢是從哪裡賺來的呢？

我特別想搞清楚，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建立普選多黨民主的國家那麼多，為什麼除了在長期磨難之後的少數拉美國家，在廣大的亞洲和非洲，只有極少的幾個國家能夠達至良治，能夠發展，能夠最後步入發達？而且這幾個國家基本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的主要發展階段，在已經初步發達以後，才成功政治轉型。

換句話說，西方人認定他們的制度有普世價值，但卻絕不保障這個制度的優勢也有普世價值。後起的（民主）發達國家，為什麼那麼少？誰能給我回答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全球共同富裕，就如同在一國之內也不可能真共同富裕一樣。富國永遠是少數。一國建成橄欖形都那麼難，整個地球要建成橄欖形，那真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對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真的是永遠也不要想發展到發達，無論他們採納何種社會制度。而那少數可以突破藩籬，從落後走入先進的國家，真的是僥天之幸。至於發展的途中，有沒有民主，有多少民主，真的不是那麼重要。只要我們能發展上去，一切都會有的，自然包括民主而且可能是新型號的更科學的民主。中國一國就有13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比現在全世界發達國家的總人口還多。中國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衝破藩籬，走出貧困的荒漠，走到發達的門口，那水草豐茂之地已經近在眼前。那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成就，我夢裡都要笑醒無數次。

我初步擬定的判斷良治與否的五個條件，對發展中國家，至少第二條（富裕）天生就必須修改。因為某政體如果已經足夠富裕，它就不再是發展中政體。仔細想想，發達政體雖然富裕，但因其已經富裕，天然地就很難再繼續快速發展。而發展中政體雖然不可能很富裕，但因其不夠富裕，自然就有大把機會快速發展。我就把較長時段（比如10年）內能維持高速發展（比如7%以上）作為發展中政體擁有良治的必要條件。

我在《民主統計學初步》一文中，已經進行過詳細的統計分析。發現發展的標兵們非常難於歸類。只能大體這樣說：第一、發展速度實在難於與民主程度掛鈎，哪怕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第二、但可以與收入水平掛鈎，發展速度標兵前10名沒有發達國家，前50名中，只有捷克12愛爾蘭16盧森堡50三個發達國家。但收入水平不高可只是高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絕不充分。因為有太多的不發達國家和最發達的國家一道，為這個發展速度榜墊底。

我的結論是，根據統計學的規則，排除那幾個例外離群值，經濟的長期發展速度與民主程度，沒有明顯相關性。既無明顯正相關，也無明顯負相關。還是我已經說過的那句話，“發展速度快的國家，各有機緣，似都與民主無關。”

這裡又遇到了我的基本的、最大的邏輯困惑之一：既然對當今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民主制度並無加速發展的效應，何以現在世界上那30來個發達國家，15%的人口，可以擁有比其餘所有國家，85%的人口多出十餘倍的人均收入？它們在當年肯定是長期地可靠地擁有比其餘的世界高得多的發展速度或稱良治才可能導致這樣的懸殊結果。那麼它們當年的速度來源於何處？為什麼現在的仿效者不能重複它們當年在經濟發展上的制度優勢了？

這個問題我當然已經思索良久。我的結論有三個：

第一：當初歐洲人擁有壓倒性的科技優勢，尤其在軍火方面。而現在的不同制度的發展中國家之間根本沒有這種懸殊不同的科技水平。

第二：憑籍技術尤其是軍事優勢，當年的西方對整個世界有極其野蠻瘋狂的掠奪。而現在的發展中民主國家根本沒有這種優勢，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這種掠奪。

第三：當年的歐洲人擁有的政治制度與今天是不同的。簡單地說，那是一種與它們的發展階段相適宜的發展中的受到限制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是現在它們向世界推銷的對他們自己都已經過度成熟的，對發展中國家則很可能是超前的普選民主制度。

發展中國家哪些有良治，顯然光看哪怕是長期的增長率也不夠。還是等我把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研究好後再補充這個榜吧。

五、發展中國家要用怎樣的中道，去求良治？

發展中國家，一定要有一些夠得上良治，哪怕是比較低標準的良治。判斷發展中政體有沒有良治，首先是看前兩個標準。用鄧小平的話：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然後是中間兩項。在我看，民主真還不是當務之急。如果要搞，那就要搞折中民主，加權民主。搞西式多黨普選民主，越窮的國家，成功的幾率越小，困難越大，走樣的風險越大。

這五個標準，分四個層次。真的有了第一個，才能有第二個。有了前兩個，才能有第三個和第四個的發展。當然第三第四也是第二個發展的一部分條件。而前面四者有了足夠的發展以後。第五項才能有真正成功的機會。

說去說來，發展確實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這裡說的發展，首先是經濟發展，但並不只限於經濟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時，就有各項社會發展（比如教育水平、醫療水平）、法治發展、公民社會發展……對這一切發展，我都提出一個中道、中庸、無過無不及概念。

我們先講社會秩序。我當然絕不贊成高壓的警察社會，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只能老老實實服服帖帖的專制社會。但我也不贊成那種太過自由的社會。我這裡說的自由還不是索馬里那樣的無政府的自由。而是比如菲律賓那樣政府失去對社會有效管轄的社會，和部分西方國家公民擁有太多的所謂人權而沒有相應的人義（作為人應盡的義務）去約束的現象。限於篇幅，這裡也不發揮。

我們再講經濟發展。我一再強調了經濟發展對發展中國家的絕對重要意義。但我絕不主張唯GDP主義。因為哪怕你想唯GDP，你也該想到這不能僅僅是今年的GDP吧。就是說我們追求的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只要講到可持續，就會有許多的附加條件了。比如必須考慮環境、資源，國內的資源、世界的資源。若要出口導向，還得考慮世界市場的承受力，考慮購買方的購買力的可持續性。太多的事情不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不可以只考慮己方的利益。必須兼顧許多個方面的眼前的、長遠的利益。這裡當然只有中道可行。

再講社會發展。當下的中國，大概最有共識，也最有條件搞的就是儘快建立全覆蓋的中等水平的社會福利體系。這能給政府帶來最多的合法性而比發展選舉少太多的風險。它也能給公眾帶來最大的利益，讓社會情緒大大平和。這裡當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度的問題。必須無過無不及，而且要給未來的發展留有足夠的餘地，千萬切記不要闖進西方現在深陷的過度福利的泥潭。

再講中國的個人自由和公民社會。三十年來，在這個方面中國當然也有無可否認的長足進步。但缺陷也是相當的明顯。我能提出的基本意見也是力爭無過無不及，要逐步地進一步開放，但也不可一下子全放開。以整體氣氛活躍但不動盪為原則。

想特別講一下官員的選拔制度。西方的制度是以選舉為核心。大家都不知道，比如在美國，在選舉之外，他們還有沒有什麼類似黨校的機構來培養未來的幹部。其實法國倒是有一個極為著名的國立行政學院（ENA）。但這種學校在西方似乎並不普遍。單純的選舉實在有相當大的任意性，經常會出人意表地把一些毫無或明顯缺乏行政經驗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比如美國的現任總統奧巴馬，以前的最高職務是相當於中國人大常委的參議員。比如把政務搞得一團糟的加利福尼亞前任州長著名電影演員施瓦辛格。當然也有同樣是演員出身的里根總統任內真是頗有建樹。也有成功州長升任上來的小布什把國政搞得一團糟。

中國的高層官員都必須從基層一層層數十年曆練上來。沒有當過市長（市委書記），絕不會有機會當省長（省委書記），沒有當過省長（省委書記）自然不會有機會當中央首長。這樣做大概比較保守，但自然不會有太多的風險。我的意思還是中道而行，把中國的自上而下的選拔制度和西方的自下而上的選舉制度，如何有機地綜合起來。比如由上級推選多名候選人，但讓這幾位候選人真正競選。比如由下級推選出若干候選人，再由上級從中指派。比如可以限制候選人的範圍。省長必須從省級副職和下屬的現任和前任市長中選出。還有逐級遞選，普評制都是可以試驗的選項。一定要避免的是兩個極端，一個是完全屈從上意的虛假選舉。二個是完全不加控制的大規模普選。

最後講中國的政治制度發展。這個題目我以前已經有太多的探討，不想重複。只抄引一個結論。我們要探索的新的路徑，如果概括成一段話，似乎應當是：這個政體始終有一個強大的，並不輪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須受到足夠的監督，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足夠的參與，必須是足夠的透明，足夠的流動，足夠地法制化……總之，這個核心主導力量必須做出一切足夠的讓步，以交換他的不被輪替，這樣才能符合這個政體的整體長遠利益，才能長治久安，才能三個代表，或者是我今天才有的新提法，確保良治。我假設的這個終極目標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個詞組應當是受到有效監督的行政主導。這是至少東亞新加坡和香港兩個政體成功的共同特徵。東方的和西方的兩類制度的恰到好處的嵌合則是我推薦的制度創新的核心路向。

六、換一個方式講意識形態

《博聯社》的博友Frankk跟我說：“現代民主國家都有福利主義的問題，自然跟選舉制度產生的社會治理體制的不足有關，但解決還是要靠選舉制度的完善和通過選舉方式進行的立法來完善。想用改變‘平等’這一基本‘元’規則來改善，是不可能的，博主在這方面太天真了，也缺乏邏輯。希望利用中國還‘不平等’的原生態來另闢蹊徑，用心是好的，但還是缺乏邏輯的前瞻性。這種不平等最後要收斂到哪裡？不是還是平等嗎？所以，民主制度的跟本問題在於其本身的改進而不是倒退到否定其出於人性的根本原則。”

Frankk先生的確點到了我的計劃的根本之處。我當然有以答覆。

第一、都知道有一個已經徹底失敗了的共產主義運動吧？這個運動的宗旨就是經濟平等。現在人們已經不再要求這個平等。這不過是20年以來才有的事。就是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只是在1989年前蘇聯集團崩潰以後才成為普世價值。

那麼政治的完全平等，我認為與經濟的完全平等類似，根本就是做不到的，理想主義的。而現在已經打了折扣的做到的這一部分政治平等，就已經給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政治治理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困難。我們且看，如果政制不倒退，他們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我們且看拯救歐元的已經開了N次的高峰會還要開N次。歐元和歐盟大體都不會倒。但絕難運行良好。如果西方恢復了青春（年增率穩定保持5%左右或更高），我就認輸。

我當然知道政制要退行，非常之困難。非到大禍臨頭的那一天，難以做到。但到那一天才回頭是不是太晚？這正是我對西式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復能力不看好，對西方能順利脫困不看好的原因。比如在法國，現在看，法國人明年還是會選左派的那個木人奧朗德上台。然而左派能比右派更好地應對福利債務危機嗎？我實在難以看好。如果再搞砸，那就要再等五年，等右派重新上台後再去吃更苦的藥。這樣制度依然沒有退行。要退行，還得等更嚴峻的局面來臨。

第二、平等作為元規則，並不是第一的。在它之前，還有自由。在自由之前，還有公正。（以下的思考受趙汀陽觀點啟發。）平等就是說大家都一樣。顯而可見，這個規則不能通行的地方太多。我都不想細說了。自由的意思就是人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別人的同等權利。但這個自由一經行使，就會造成無計其數的不平等。這還需要我進一步論證嗎？公正的意思是，你付出多少，就應當取回多少。比如你在市場上付出100元錢，你就應當可以取回價值100元的商品或服務。這好像也是平等。但和Frankk先生心目中的平等其實完全不同。比如依那個平等，大家都應當有相差不多的收入，不能因能力的大小等有過大的懸殊。而依據公正的原則，我的勞動的價值完全應當由市場決定。有人願意支付的價格就是它的合理價值。因此一些演藝明星就可以收入百萬千萬，而票務人員只能拿千元低薪。現實生活當然是一種妥協。拿高薪的人必須繳重稅，然後通過福利制度轉移到低收入人群。但是平心想一想，這個公正原則和平等原則，哪一個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有不有可能把這個主導地位掉過來？掉過來之後這個社會還能不能運轉？如果只能選一個，那麼毫無疑義，公正必須是第一元規則。

還可以講一個的哲學就是，就方法論而言，西方人崇尚的是鬥爭哲學，是一分為二。落實到政治上就是要至少有兩個黨的對立、競爭、互相監督與輪替。社會上也是到處充滿了鬥爭。比如資方與勞方的對立，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東方社會自古以來就不是這樣。崇尚的是和諧統一，是合二而一。有什麼矛盾都是力圖在內部協商妥協解決。公開的大規模的黨爭那都是亂世之兆。我知道現代社會比起古代已經複雜太多。多黨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進行競爭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這種黨爭，是否可以儘可能地溫和，比如用一個執政黨內的派別合法共存競爭取代（類似日本自民黨）？是否可能用完善後的多黨合作製取代？這些應當還是可以考慮的。

七、初步結論

我覺得西方人犯了一個巨大無比的錯誤，就是把人權和人民主權這類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抬到了一個實在是過高的位置上。然後把向世界推銷民主制度也放置到了一個不合理的過高的位置上。這種意識形態至上的路線，為西方賺到了巨大的合法性和道義高度，但他們也為之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

第一個代價是非殖民化（人權國權平等），二戰以後，至少也是部分在前蘇聯集團的道義壓力下，他們被迫把已經吞下去的大片殖民土地吐出來。而這些被吐出的土地上的新建政權很快地把他們自己的利益理所當然地放到了西方前宗主國的利益之前。這在殖民時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於是Opec和以後一系列的於西方不利的國際關係的變動就發生了。

第二個代價就是發達國家內部普羅大眾通過普選權爭取越來越多的利益，直到系統不能承受。這種發展他們事前沒有預計到，主要是沒有預計到經濟的發展會陷入如此嚴重並長期的困境。等到看清楚狀況已經是無力回天。

以下還有三個大錯與人權和人民主權應當並無直接關係，但其惡果依然沉重無比：

第一個大錯與這個體制在實質上的金錢操控有本質聯繫，即從西方整體利益的角度看過去愚蠢無比的，只有利於西方的跨國公司的經濟全球化。不過這個過程對發展中國家可是大大的有利，至少是利大於弊。

第二個大錯也是制度無力控制資本所致，就是華爾街的虛擬經濟遊戲。這件事的非正當性就更明顯了。因為得利的僅是占人數極少的金融利益集團，而且是通過詐騙的手段。

第三個大錯是9.11以後西方全力反恐耗費了太多的資源。這件事的禍源是小小以色列，是以巴衝突，是美國和美國人對以色列的長期過分偏袒。對此錯誤，民主體制的短視盲目有重大責任。我有專文論此（《9.11十周年祭》），這裡不贅。

這兩個大背景和三個大錯一疊加，於是全球攻守的大勢就這樣我看是無可挽回地逆轉了。

這個逆轉，從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角度看過去，價值完全不同。這裡也不細述。

西方人推出的全球民主化，也給全世界的極大數量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困擾。太多的國家把政治民主化這種似乎可以一蹴而就的制度建設放到了漫長艱難得多的經濟社會發展之前，從而收穫了社會長期混亂、經濟長期不能順利發展的惡果。我不否認也有一些相對成功的案例。但成功的與不成功的相比，比率真的太小（遠遠不及一半）。如果沒有意識形態正確的光環，這樣的制度是不能普遍推行的。本來西方人還有一個在進入發達之前成功地施行了數百年的沒有普選的有限民主的共和制度，在西方人進入現代以後已被禁用。這也是這個制度不能良好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發展中國家，我們中國後起，其最大的優勢就是除了可以吸取西方先行者的一切成功經驗尤其是科學技術之外，還可以看見所有的前車傾覆之鑑，可以力爭避免重蹈覆轍。

我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我們應當用良治來取代民主，作為研判世界政治治理成敗的核心觀念，作為世界政治治理的核心追求。民主的價值已經被過分鼓吹。應當將其地位下調。我們應當尋找各種中庸之道作為發展的手段去追尋良治。對一切類似休克療法的手段或任何號稱的革命都必須報以極端的警惕。社會大背景的進步（比如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居住面積的擴大、城市化的比重、教育的普及、人均壽命的延長）比政治舞台上的任何演出甚至整個制度的改變都重要太多。

對發達國家而言，大家都早已完成民主化，現在的成敗都與民主無關。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良治與否比起民主多寡，實在重要至少10倍以上。

而要達至良治，必須多方面下工夫。民主化並不是最急需也不是最重要的一項。

尤其是西式的多黨普選輪替民主，對發展中國家充滿風險，對越落後的國家風險越大。

我們應當去努力研製一些中等的、初步的、減量的民主制度，像推廣任何一種新技術一樣，先小規模試驗，有成功，再慢慢擴大試驗範圍，最後才能考慮全面推廣。但是我們應當可以開始廣泛地試驗了。

我們應當找到一種適合發展中國家金字塔型社會體質的，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的依然富有監督和制衡機制的，以中產階級為社會核心的，以行政為主導的政體形式。

現實似乎是，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普選的過度民主之不可行，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證實。人類似乎還決心在這條走不通的路上再栽幾個大跟斗之後，才肯改弦易轍。像我們這類叫得太早的公雞，似乎還是難逃被冷落的命運。

我真的覺得，那套天賦人權、人民主權的理論太能忽悠人，真的比趙本山忽悠人的本事大出數十億倍。可是它還是有太多的實際問題解決不了。當然我並不主張獨裁專制。我主張的是共和，是無過無不及的，中庸的，中道而行的階級共和。是類似羅馬共和國、威尼斯共和國、三百年日不落時英國那樣的溫和民主，總之是實踐證明成功的制度，而不是依邏輯走到底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無法回頭的過度民主制。

時時記住，中道而行，無過無不及，各方面的經驗都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綜合綜合再綜合，試驗試驗再試驗，這樣我們就能找到一條最穩妥的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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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的中道良治理論的第一次初步全面陳述就算完成。我不指望很多的掌聲，尤其在民主派（以前稱自由派，從今起改稱民主派。）的大本營《選舉網》，因為我的理論對普選民主在當代西方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都有很多的批評。我只希望大家看見我是在用心尋找真理。我從未想過要做當局的應聲蟲以換取俸祿。事實上我掙下的錢已經足夠我這輩子化的了。我對當局是有條件的支持，對西方的制度也是有限度的批評。我對當局的批評我想不用舉例了吧。我也從未把西方的制度罵得一無是處。我始終主張要學習他們的憲政、法制和分權制衡。我相當孤獨地在罵聲中探尋真理，所作的就是我的良知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很感激《選舉網》上初陽先生的一段留言：“劉學偉網友不要在意贊成票多少還是‘文不再理’多少。只要您的良知告訴您您是在說自己的真知和思考就足夠了。選網畢竟快速提供了您自由表達的平台；這也就足夠了。” 當然我也不是沒有熱情的支持者。事實上，我在《選舉網》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得到更多的支持。比如《博聯社》有位訪客老柏就這樣留言：“劉先生自嘲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這是一種錯誤。我可以告訴你，你是得到國內最多擁護的人。因為你是愛國派。而愛國的人是最多的，俗話說愛國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這派那派，具有愛國之心的人是多數派。”我很感謝他，因為他看見了我真的在愛這個國家。

先賢屈原有兩句著名的詩句：“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我也有類似的座右銘。你們相不相信，1972年，我年方21歲，在鄉下當知青，曾寫下過這樣的詩句：“於家無意徒溫飽，為國有心捐肺肝。一握芳馨無處獻，江流東逝恨難還。”讓我萬分遺憾的是，我時年已經花甲，還有博士學位在身，這個報國無門的感慨依然宛在。

我當然歡迎大家給我提意見，最歡迎的是那種有建設性的意見。比如玄默君提出的“中道派”，我不是立馬就採納了嗎？我還要感謝趙汀陽先生的許多思考對我的啟發。我一直太忙，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吸取其他當代和歷代思考者對相關問題的真知灼見。我真的是在閉門造車。好在我很快就要退休，以後會有比現在多得多的時間去補這些課。我也會有多得多的機會回到祖國去親身體會那裡的進步與不足。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得到一個更合適的身份去參加學術活動。但沒有成的事情，現在還不能說太多。

最後我還要抱歉把文章再一次寫得太長。衷心感謝那些撥冗把這長文看完的朋友。我以後一定要努力把文章寫短，最多不要超過一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