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 ——美国教育平权运动40年 一场由政府社会精英共同发起的教育平权运动，使强势群体为弱者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并为未来的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在纪录片《等待超人》中，来自美国洛杉矶市的西班牙裔小女孩黛西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她梦想成为一个兽医，这个梦想要从学好8年级的数学开始——然而在她所在社区的史蒂文森初中，只有13%的毕业生数学是合格的；而在史蒂文森的直升高中罗斯福中学，只有3%的毕业生成绩可以达到申请四年制大学的最低标准，57%的学生甚至无法毕业。 类似的命运不只降临到黛西一个人身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拜耳凡斯将像罗斯福中学这样，有40%以上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的高中称为“辍学工厂”，这样的“工厂”在全美有2000所以上。
你所在的地区有100所公立中学，却只有1所“明星学校”。假如你不在那个社区，父母又没钱送你去私立学校，就只好困在自己社区的中学里。在这里，要与那些家庭背景良好、享受优越教育资源的白人孩子公平竞争上大学，几乎难于上青天——这就是美国“穷二代”被复制的逻辑，与世界任何地方并无二致。 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教育平权运动，正在使强势群体自觉地为弱势群体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并为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让落后者先起跑 刚刚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时常提起他的早年经历——1968年，他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考进了耶鲁大学。对他而言，这个转折有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好运降临在他要考大学的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骆家辉进入了耶鲁大学。 这样的“优先照顾”，甚至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1972年，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拒绝的白人学生艾伦·贝基发现在医学院当年录取的16个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医学院必备标准考试）成绩远远不如自己。他一怒把加州大学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判定加州大学必须录取贝基，却认为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更是在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要弥合这种差别，强势群体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 这个法案在而后的30年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1965－1995年间，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已经只略低于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把帮助的起点再提前 1985年，温迪·库普从得克萨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入学以后，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己觉得很简单的功课，她来自布鲁克斯地区（纽约著名的黑人区）一所公立中学的室友却觉得很难。 这个困惑成了她大四论文的题目，研究中她发现，是因为公立中学的低教学质量导致了这种差别，而公立中学恰恰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学生聚集的地方。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她面前：虽然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帮助的起点还要提前。 1989年，库普大学毕业，她创办并和未来的丈夫、哈佛毕业生理查德·巴斯发展了公民组织“美国援教”（Teach For America）。后来，巴斯用一句话解释他们最初的动力：“为什么在美国，出身还可以决定命运？” 在二十多年间，“美国援教”共有过14000多名成员，他们大多和巴斯夫妇一样，毕业自“常春藤”大学，在签订2年的服务合约之后，自愿到教育质量最差、最贫困、社会问题最多的社区任教。 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给信心低落的“辍学工厂”带来了希望。尽管2/3的人会在2年服务期满后离开，进入其他行业，但他们以其他方式继续贡献——现在，“美国援教”每年接受来自高盛、谷歌、盖普等众多公司以千万美元计的捐赠；还有1/3留了下来，成为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其中就包括后来创办了全美最成功的特许学校体系KIPP（knowledge is the power program知识就是力量项目）的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 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 如果说公立学校系统是“穷”孩子别无他选之下必须要吃的“大锅饭”，特许学校的设立就是给了他们选择“开小灶”的权利。这类学校虽由政府按人头拨给教育经费，却交给私人经营，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KIPP学校体系，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如果你走进位于KIPP在休斯顿大本营的KIPP学校，会觉得这里更像一座“军营”，而不是公立学校：学校里井然有序，安静得出奇；教学楼里的柱子上写着“没有捷径！”的标语；不同肤色的孩子穿着统一的T恤，上面写着“2024班”——那是他们将进入大学的年份，从进入KIPP小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告知自己一定可以进入大学。 1994年，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在休斯顿贫民区对50个失去信心的“穷孩子”开始了第一个KIPP班级的尝试，他们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理念转化为“军营”模式：从上午7：30到下午5：00的集中课程和活动，之后还有2个小时做作业；周末要补课，假期也有特别训练；老师手机全天开机，等待任何“求助”--KIPP的设计者相信，要扭转“穷孩子”的恶性循环，就要让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家庭的影响，通过KIPP得到更多资源。 “穷孩子”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根据KIPP2011年4月发布的报告，89%的KIPP学生进入了大学。这些孩子大多是自己家庭中几代里第一个上大学的——KIPP的学生有95%是黑人或拉丁裔，85%来自低收入家庭，而全国平均来看，这样孩子100个里只有7个可以从大学毕业。 目前KIPP在21个州和地区开设了109所分校，受惠的“穷孩子”超过32000个。而从1990年，特许学校在公立学校系统改革受阻的背景下兴起至今，已经有5000所在全美各地展开过尝试。 “美国援教”和KIPP带来的“鲶鱼效应”，已经冲击了陈旧的公立学校体系，并引起联邦政府的行动：布什在2002年签署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要求各州政府追踪每一个孩子的阅读、科学与数学成绩，确保在2014年之前达到熟练水平，“没有一个人掉队”；而奥巴马上任后，干脆将联邦政府对于特许学校的拨款增加了一倍。 在更大的背景里，“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的目标正应对了美国人在全球分工时代的远大预见——公立学校系统曾经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劳工阶层，而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早已被转移出国，未来美国年轻人的目标应该是政治、商业、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在奥巴马上任之后，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在向新总统的联名信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应该有打破成见的目标：在十年内让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上大学或获得职业教育，这将会给他们带来非比寻常的人生机会——在这样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