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金彬章誕生120周年祭 (一)

2018年是我父親金彬章先生誕生120周年。我家父生於十九世紀末，整個生活在巨變的二十世紀。他出身貧寒，一生中歷經白手起家創業，為擴大事業他堅忍不拔 ，他作為民族資本家敢於同日本同業競爭，把產品出口到東南亞…。他的一生從貧窮到富裕，又歷經幾次大起大落，最後又歸於平凡，是對財富對生命的大徹大悟。他一生尊循祖母的敎導，對母親相濡以沫的愛戀，對子女循循誘導的教誨，對兒孫慈悲為懷的關愛。他寬於待人嚴於責己。助人為樂，憐憫窮人，不忘初心。家父雖是個平凡的人，但人性中閃爍着光輝，以他潛移默化的教悔，一直在影響我們下一代沿着正確的道路行進，不論榮華富貴，還是經歷磨難或趺入低谷。我不願將這些故事被湮沒，決定作為回憶錄寫出他的一生，作為楷模留給後人。

出身請貧騎兵之子

120年前的浙江省堇具（寧波市），我父親誕生在一戶清朝騎乒的家庭。祖母生育四男一女，我父親是最小一個，年幼時我父親還騎過祖父的馬玩耍。祖父那時已在寧波定居，但我父親後來對我們說，從姓氏的金來看，而祖父又是満清的騎兵，祖先從北方遷陡過來的可能很大。隨着大清王朝衰落和破敗，靠王朝養着的清騎兵，家道也跟着衰敗，以至最後淪落為城市貧民，父親因此只有私塾二年文化水平。

父親在回憶祖父母時大都祇提到祖母，較少提到祖父，想必祖母的一言一行對父親日後的人生道路的影響有多麼深遠。父親童年時生性好動，帶着一大群孩子去墳山頭上打仗，自然成為玩伴中的“頭領”，小孩之間不免有打鬥衝突，每每被祖母知道，把我父親領回家後，首先是教訓兒子不該這不該那，不說鄰里的孩子，從來不護犢子。有時還對父親嚇唬說，看我晚上怎麼收拾你，父親在戰戰競競中等待祖母的“收拾”，很快就入睡了。

祖父母當時家境已相當貧困，但祖母仍然救濟比她家更為窮苦的鄰里，經常家裡米缸快要見㡳，祇要那家向袓母借米，她總是毫不猶豫地給予。從小就耳染目懦，當父親發家致富後，父親一貫的同情弱勢群體，或給予金錢邦助，或把許多家的孩子從寧波接到上海，資助他們接受教育，有些日後成為社會的精英。這些在本文後面還會提及。

十四歲去上海當學徒遇貴人

到1912年家裡的經濟狀況實在支撐不下去了，我袓父忍痛把父親送到上海當學徒。那時寧波到上海是乘輪船，一夜之間輪船駛過杭州灣進人吳淞口扺達黃浦江邊的十六舖碼頭。一上碼頭卻遇上不良黃包車夫，把他們爺倆拉到一偏僻的小胡同里，搜刮了祖父的身上僅有的錢財後，扔下他們揚長而去，這爺倆坐在路邊道牙子上痛哭，身無分文祖父連回寧波的盤纏都沒有了。他們千方百計找到在上海我父親的姑媽，好不容易借了給祖父回寧波的路費，又把父親安排去當學徒，總算把事情擺平了。

當時年僅14歲的父親就開始了獨自謀生的艱難的生涯。三年的學徒生活是艱苦的，老闆很少教他商業方面的事，倒是象一個亷價的僕人，除了送貨看店外，洗衣做飯刷馬桶還邦着老闆娘看孩子。對家庭的思念，更是對孤苦零丁舉目無親的父親一種煎熬。幾年學徙生活結束時，父親通過觀察，通過自學，父親打算盤已經非常嫻熟，閱讀和書寫能力有了一定提高，這對一個只受二年書塾教育的父親是難能可貴的。這為日後創業開廠設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父親學徒結束後就和其他兩位在店當夥計，但老闆沉迷於賭博又好嫖，這店經不起折騰瀕臨倒閉，三夥計不僅要失業，連棲身居所都成問題，三夥計跟老闆商量，希望低價盤下小店，暫時好讓大家能維持一個生計。父親就去籌款，父親的勤懇，辦事的認真以及頭腦中閃動着商機，早巳給一位貴人翁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亳無保留給父親創業提供了無償的資金，所說的無償是不要借貸利息、不設定貸款歸還的期限，甚至無須開借條。憑借這次貸款，我父親在100年前就當起了小老闆。

父母親成婚

到了1915年代學徒結束之後，成“先生”級別了，其後由於這次的機遇，又成三人合夥的老闆，這狀態相當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到美國的國人，其實手裡也就多了幾個大洋，在當時寧波貧民眼裡也算是“精英”了。祖父母就給我父親物色對象，選定了我後來的母親，她是一家糕點舗老闆的女兒，從經濟狀況看與當時的我父親也算班配。

父親的大婚的一切準備和實施均由我的大伯父一手操辦，這件事的主人翁我父親當起了甩手掌柜。舊時的婚姻，男女雙方沒等到洞房花燭夜，掀開新娘子的蓋頭布，彼此是不能見面的。父親一回到寧波就要求先見一下新娘，大伯認為傳統就是如此，不好公開違逆，就私下拉着我父親，偷偷地潛伏在一家糕餅店門前不遠處，等待父親的準新娘出來，好一睹芳容。等到姑娘出現在門前時，我大伯說她正是陸家的瑞娣，我父親放眼望去，這姑娘面容姣好，身材勻稱，有小家碧玉的韻味。父親看了十分滿意。後來我母親成為一家之主後，她勤勞善良，操持一大家人的家務，生養了十亇子女，十六名兒孫外孫，同我父親五十多年的婚姻，相懦以沫，直到1985年先我父親駕鶴西去。

1927-1937黃金十年

國民政府從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遷都重慶。1928年北伐結束後，國民政府統一中國，開啟中華民國一段罕有的短暫盛世，各方面建設發展被譽為“黃金十年”。上海成為對外貿易中心，大批金融機構包括四大銀行均將總部設立於上海，其全國經濟與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又因南京被確定為中華民國首都，原來大批聚集於北平、天津的政客紛紛南下，其中很多都選擇在上海租界中定居。上海無論租界還是華界在此後黃金十年內均得到飛速發展。1930年7月，改稱上海市。

上海浦東高橋鎮發展機遇

上海巿東北郊在黃浦江邊有座高橋鎮，早年出了一個聞名上海灘的青幫頭子，一代亂世梟雄杜月笙，足見高橋當時已很有名氣。根據《浦東方志》（史志辦）鎮志記載，高橋鎮在民國時期新辦新式教育，創建發展民族工業，疏浚河道，成立救火會，發起組織捐地募款建屋成立慈善會，築高橋汽船碼頭置兩艘輪船，往返高橋—上海，修築浦東第一條公路大同路。1915年，公興布廠開辦，為高橋鎮紡織業之始。同年高橋鎮最早的麗林花邊廠在小浜路開業。1917年創辦愈愚小學和作新小學。1925年高橋鎮小學又創立了幼稚園。

1928年7月1日新建高橋區，劃歸上海特別市。改稱後的發展更加快了勢頭，1929上海市衛生局高橋辦事處成立，後改名為高橋衛生事務所，此為鎮內首個專業醫療機構。1931年7月杜月笙在高橋公園辦時疫醫院，10月改名濟群醫院。同年，由杜月笙籌建“杜高路”(杜家祠堂—高橋)建成。1932年高橋鎮設立郵寄代辦所，隸上海郵政總局。同年父親的好友張梅亭在高橋鎮創辦現代化示範農場。1933年高橋地區安裝第一門電話，號碼為210。1932年7月高橋海濱浴場於高橋老海濱建成開放，為上海第一個海濱浴場。1934黃炎培等在高橋成立“農村改進會”，會址在今高橋中學內。同年高橋鎮聯社茶館開業，高橋業餘體育會創建…。

如前所述，當時父親在上海已有一家小店鋪，後來認識在郵局任高級職員的徐炳華，高橋是他老家，據他介紹高橋地區人傑地靈，其時各業均在從無到有地發展，高橋地區勞動力便宜，在高橋生活成本較上海低，綜合考慮我父親決定把家安頓在高橋，1920年代後期，除了在上海小店鋪外，父親開始了自己的創辦工廠，草創初期幾乎是白手起家，從一包棉紗（約合20磅），一架織機生產“耳帶”開始（高腰皮鞋後邦上的小拉手，邦助高腰皮鞋順利穿進），幾年的家庭作坊逐漸擴大了規模，為以後發展成較大規模的生產工廠，打下了基礎。

首創大中華鞋帶廠打破日本龔斷

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滬戰爭爆發，日艦炮轟吳淞炮台、海濱炮台及凌橋地區。淞滬戰場硝煙還未散盡，9月18日為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大中華鞋帶廠在高橋鎮正式開工。我父親金彬章和徐炳華，成為創始人（《浦東方志，鎮志》記載），響亮的大中華招牌樹立了國威，創立蜜蜂牌作為鞋帶的品牌，中華 民族象蜜蜂一樣勤勞。

着手研製的鞋帶時，但是看簡單，當時中國只有日貨的鞋帶並沒做鞋帶機器進口，機器是什麼樣, 從未見過。後來受織襪機啟發, 我父親和襪子廠的技術人員一起研究，試驗，終於造出做鞋帶的機器。接下來要解決鞋帶頭子，鞋帶一頭如沒有什麼材料把它裹着，那它就沒法在皮鞋邦上的孔穿進去，為此，父親和技術員再次攻克這難關。研究出一種是把小鐵皮軋在鞋帶頭上，（這種鞋帶頭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其後父親又與徐炳華合作開發中國首個塑料頭鞋帶製作工藝，並投入生產。

從此打破了從日本進口龔斷的鞋帶市場。經過幾年發展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同時建立股分制，吸收更多的民族資本進廠，工廠跳出了家庭工作坊的生產經營模式，成為當時現代化的中小型民族資本的企業。

當時在抵制日貨，愛國用國貨的情況下，鞋帶廠產量銷量猛增，生意火紅，並出口到東南亞一帶。但當時情況和現在一樣，馬上有山寨貸踴入市場，其價格做得很低，而山寨的鞋帶偷工減料，織出來的鞋帶很鬆，所以買得便宜，這樣一來影響了大中華鞋帶的生產和銷售利潤。但是父親做事一貫是以誠信為本，堅持質量第一，生產鞋帶用足好的棉紗，不怕不識貨，就怕客戶貨比貨，不久銷售利潤又都上來了。

六十年後一九九0年代，我已定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的一個小鎮，某天在逛 Yard sale 時，居然發現一個加拿大家庭有一付包裝為蜜蜂牌鞋帶在賣，由此可以想象，當年蜜蜂牌鞋帶溧洋過海幾乎達到世界各地了。

成家立業後的小康生活

我父親在成婚後的頭幾年間，因為自己的經濟實力有限，把母親及才出生的大哥和大姐，留在寧波。一旦有了能力，他就舉家遷到高橋鎮，甚至把我外婆及祖母也一起接來同住，當時外公和祖父已經過世。其後又陸續把我父親的三個哥哥的兒子和女兒，即我的堂兄及堂姐從寧波帶到上海，邦助他們在上海求學謀生。這個過程持續了近二十個年頭，直到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結朿。

這段時間我們家逐漸成了大家庭，我父親租了高橋鎮二里外的一處新落成的豪宅的大半，大房子的主人因為建這所房屋發生資金周轉困難，而被迫出租，而我父親打算最終還是要把家安在上海的，所以也是一亇臨時安頓的計劃。可是這一住就是十幾年，其間我的二姐、三姐及我相繼出生。父親後來總是回憶我二姐在高橋一段童年生活，她生性好動又活潑可愛，園園的小臉，就給她起個小名“南瓜”。她好扮成村姑，頭上扎着鄉下女人的毛巾，手挽着小籃頭，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浦東話，說要去採“馬蘭頭”(可口的野菜）。

這租住的半亇豪宅，也確實能容納得到下我們這亇大家庭，有四五個臥室，一客廳兼餐廳，及一個相應大的廚房，有半個蘭球場大小的天井，一個大四合院圍着天井。大宅後花園兩面環河，偌大的園子林木扶疏花草繁茂，父親引進一群稱“來杭雞”的洋白鳮，和二箱蜜蜂，這是他的好朋張梅亭，在高橋創辦現代化示範農場裡引進的。當收穫蜂蜜時，長方木框內分布密密碼碼的六角形的蜂窩，蜂蜜盈框，把框放在離心機上旋轉，蜂蜜象自來水一樣流出，用手舔着新產的蜂蜜都甜到心窩里去了。

從1928年到1943年間，我父親從一名家庭作坊的經營者轉身為民族資本家，在高橋鎮已成為一方土豪。每次從上海辦事回高橋，下船一上碼頭，總有黃包車夫蜂湧而上，搶着要拉金先生，因為我父親見窮苦的黃包車夫總是出手大方。舊時農村缺醫少藥，我父親不是醫生，在家卻常備許多藥品，免費供應周圍鄰里。聽家裡人後來回憶，夏天最常施捨的藥品是中暑的藥水，一年中最受貧苦農民歡迎的兩種藥膏，一種是治療頭上疥癬即瘌痢頭油膏，另一種是治療腳部㿉痬即爛腳藥，這些現在幾乎絕跡，在當時即成了頑疾。有些農民治好後，就送來新鮮的蔬菜魚類來表示感謝，如蠢豆、芋頭，有時還有螃蠏、草魚和黃膳之類，整年吃不完。

母親捨身救子

整個大宅西北兩面由一條不大的河流環繞，大宅的西側，修了一條通向河面的水榭，我們家就在水榭下洗衣服和其他洗涮用水。水榭是鋼筋水泥結構，向下走去到了水面以下部位，表面長満苔。我母親時常帶我下水榭的台階上洗腳，滑溜溜的苔蘚很好玩。終於在我二歲多的時候，一個人摸到水榭盡頭，用小腳試着滑溜的水下苔蘚，撲鼕一下滑入水中，記得（可能幾十年來的錯覺）當時在水中臉向上看到明亮的水層…。幸虧我母親及時發現了我，毫不憂豫奮身跳河救我，但她根本不會㳺泳。這麼大的動情驚動了屋裡所有人，後來在家的堂兄金兆豐跳入水中，把我母子倆救起。偉大的母愛，不僅生育給我生命，又不顧個人安危捨身救子，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堂兄兆豐是我父親在寧波把他從貧窮中領到上海許多個孩子中的一個，無意中證實了我父親做好事定有好報的結果。而兆豐救了我們母子的性命，則報了父親從貧窮的寧波把他帶到上海的恩情。

發生在上海北郊的第二次淞滬會戰，爆發於1937年8月13日，是抗日戰爭後第一場大型會戰。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改變為由東向西，以利於長期作戰，同時也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而在上海採取主動反擊戰役。對中國而言，標誌著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之間不宣而戰，由地區衝突真正升級為全面戰爭。

戰鬥在當時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市區和郊區展開。上海是中國當時首都南京門戶，又是中國經濟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上海為中國第一大商港，每年對外貿易額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只有上海法租界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實行武裝中立，分別劃為法、英、美、意四國軍隊的防區。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築路地區屬於日軍防區，是日軍在上海的作戰基地。中日雙方共有約100萬軍隊投入戰鬥。戰役本身持續三個月。第二次淞吳戰役結束上海淪陷，隨即日軍進犯南京，1938年12月南京淪陷，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父親為了躲避戰禍就從上海的高橋逃難到寧波遠郊奉華一帶，全家“安居”了三個月，等松瀘戰役停止後才回到了高橋，但此時侵華日軍巳全線占領了上海。由於戰亂和動蕩的逃難生活，我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相繼夭折。父親原有遷移到上海發展的打算也暫時擱置。繼1938年7月28日我三姐金文英出生後，我於1940年10月20日也呱呱落地了。

在上海淪陷期間，父親經營的高橋的鞋帶廠和在上海開設的門市部，小心翼翼地躱避着戰亂和日寇的騷擾。一天在上海門市部，來了一亇兇神惡煞般的鬼子兵，對店員吼叫着日本話，似對商品不滿意，店員不懂其意祗是一個勁的倍笑，那個東洋赤佬突然對着店員左右開弓打了二個大耳光。父親聽到”八格牙魯”東洋國罵不絕於耳，趕緊從樓上下來勸架，三說二說不但沒有勸停，那個瘋狂的日本赤佬又打了父親二個耳光，事情被這赤佬鬧大了。父親深知這就是亡國奴的遭遇，祗能忍氣吞聲，於是給這強盜多幾倍的商品，才把這瘟神請走。

遷居上海, 父親戰略重點轉移

1944年我父親下決心把事業的重點轉移到上海，因此在上海貝勒南路恆慶里買了一幢樓房，樓房是全新的，三上三下還有一個天井，是上海典型的石庫門房子。上海的達官貴人、洋行買辦，以及大資本家，都住帶花園的洋房，或寬大的里弄內的洋房，父親當時的身價還屬於中產階級，一般就居住在石庫門式房子的里弄里。

自從遷居上海後，除了高橋鞋帶廠外，遂漸在上海投資涉及多個行業。具體何種行業我就不得而知了，但一次他去一家味精開股東會，帶我去玩，後來猜想他有投資。還有一個大同皮革廠，當時也有股份，後來千方百計的湊滿全部資金買下了大同廠全部股權，獨資成立了大中華皮帶皮結製革廠，這是後話。

後來隔壁搬來一家，戶主是做保險業的，也是多子女家庭，其中幾個孩與我們兄弟姐妹都找到年齡相仿的對子，有個陳震來就與我相同年齡，經常一塊上下學。有一個哥哥，是交通大學學生，在內戰期間経常發動反內戰反飢餓的學潮，有一次居然學生們自己開了火車頭到南京，向蔣介石政府請願。直到解放後聽說陳姓鄰居當了上海市某一區的區長，才知道原來是中共地下黨。

在新居居住的短短三年時間，我大哥迎娶了新娘，一位心氣很高的高中畢業生。父親當時正處在事業發展頂峰，又是第一次為長子聚親，自然要把婚禮辦得紅紅火火。婚前去一家豪華的命舘，對準新郎新娘的時辰八字是否班配，當然是非常班配，否則命舘不說幾句對新人好話怎麼賺你錢？去拍婚紗照，我大哥後來逢人就說，汽車到大世界上海最大的十字路口，警察一聲警喵警棍朝天一舉所有車輛停開，唯獨我哥嫂的汽車通過，這段太過誇張經肯定是吹牛，因為我是小儐相就坐汽車裡。婚禮慶典在上海大鴻運酒樓進行，可以容納數百貴賓的上下二層全都包了，請來數批京劇、越劇和滬劇名角唱堂會…，這次金家在婚慶上實實在在地風光了一陣。我大嫂一生為大哥生育有二男三女，心氣很高卻拒絕外出工作，解放後，僅靠我大哥一人掙錢養家糊口，生活過得十分拮据。q

抗日戰爭勝利舉國上下歡騰

1945年八年抗戰勝利了，舉國上下都沉浸在無比歡樂的海洋中。我當時已經五歲，在日本投降一年前，家裡把我送到惠中中小學的幼稚園班裡，而操場上卻有成隊的日本兵每天都在操練。大人都說日本人壞兇，在我幼小心靈里就種下仇恨的種子。日本投降時，我記得在我家後門外的水池子裡不斷地跳躍，跟着大人們歡呼。

抗日戰爭勝利後，原先逃離淪淊的上海，躱到大後方的重慶以及昆明的一些資本家，紛紛回到上海開店設廠，恢復上海作為遠東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我父親也在這種形勢下發展自己的事業。

美軍親善形象

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大批美軍，在二戰結束後臨時駐紮在上海，他們都很友善，似乎沒有象1950年代後共產黨發動的仇美反美運動中，描寫的亇個象兇神惡煞的樣子，與日冦形成鮮明對照。但美軍很快就撤回國了，留下大批軍用物資，無償送給上海的老百姓，當局將奶粉和巧克力向學校免費放發，我當時是小學一年級，用盛器分得散裝的奶粉和巧克力，這是我人生第一塊巧克力。大批的美軍裝備被一些商販得到，一時間美軍軍服、軍用匕首、軍用挎包、刀叉餐具、奶粉巧克力，各種食品罐頭等等等等，一律以USA 或US Army標誌印在或刻在上面。美軍物資充斥上海各舊貨市場，其中以中央商場賣美軍物資最有名氣，甚至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還有美軍剩餘物資在中央商場售賣。當時小青年以穿上一件美軍茄克（Field Combat Jacket)為榮。我家也不能免俗，使用刻有USA字樣的餐具，軍用毛毯，一些罐頭食品，質量非常不錯。

樂極生悲留德博士救我一命

樂極生悲了，1946年我腸子岀了毛病，肚子劇痛，家裡將我送進美資開辦的中美醫院，就座落在上海著名的國際飯店北邊。可是這醫院似是徒有虛名，我入院後始終沒有診斷出我得的什麼病，肚子卻越來越疼。這可急壞了家裡所有人 ，尤其是我的母親，二亇哥哥和姐姐由於戰亂動蕩的生活，相繼夭折還記憶尤新，𧦠運又將降臨。我父親就去求助於一位留徳的兒科醫生范正華，也是我們的家庭醫生，把他請到中美醫院，既無任何化驗單和X光片，對我徒手診斷，結論是我得了腸套疊。這種外科病在目前醫療水平很易確診，並且用向腸子吹氣就能治癒的。范醫生並非中美醫院醫生，到醫院給我看病也是私下的，他建議我父親向醫院提出去做腸子的X光拍片，以確定是什麼疾病造成我肚子劇痛，自己不好出面。

中美醫院還沒有大型X光機，讓我乘救護車叮呤打冷的開到不遠的仁濟醫院，吃了鋇餐拍了14x12吋的X光片子，結果顯示不但范醫生的診斷正確, 而且有一段腸子已腫大，再不手朮腸子就要穿孔。次日就進行全身麻醉的剖腹手術，手術前後住院24天，多虧大姐和二姐輪流在病床邊日夜倍護，全家的關愛下，第二次從死亡邊緣搶回我年輕的生命。

𧦠運連連，家裡出了人命

二姐來接我和大姐出院時，一見到大姐就大哭起來，原來家裡出了大事了，我家的保姆阿秀昨晚上不慎在一人高的小閣樓上摔下身亡了。

家裡出了人命的大事，是我父親有生以來最大的危機。警察局的“包打聽（即探員）”，調查這起命案是屬於兇殺還是意外死亡，排除兇殺是需要銭去擺平的，“包打聽和警局方面因此敲了一大筆竹檟，就像模像樣地結案了。接着面對保姆的丈夫，我的父親承擔全部責任，出於對窮苦人的同情心，給予阿秀以厚葬，阿秀丈夫來自寧波鄉下，看到我父親如此仁慈，非但沒有指責，反而帶着感激的心情回去了。

周㳺港台

父親在1947年前後與一批同行好友去香港和台灣㳺歷了一圏，都是乘飛機往返。雖然香港當時不及上海繁華，但由於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社會形態與上海還是有很大差別，後來很多知名文人學士和政客，不喜歡獨裁統治的蔣介石政府，在蔣氏退居台灣前後都偶居在香港而不是去台灣。父親受香港的開放、文明甚至服飾很大影響，回上海後由長衫改穿中山庒，經常與朋友一起去中山公園Picnic 聚會。時常光顧西歺舘，對於 咖啡、Apple pie 和土豆色拉情有獨鐘。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碩果僅剩的三四家變了味的西餐廳，他還是要去買個 Pie 回家過過“西餐”的癮。中共1949年5月佔領上海前，曾有朋友勸他走避香港，終因為父親很大的一邦子家屬拖累，而放棄去港的打算。

去台灣㳺覽了日月潭景區，他的台灣行我印象比較深的事是，他與一年輕高山族公主搭肩合影，家裡引起小小的轟動（我當時還小不懂事），我相信父親絕對沒有除了合影以外的任何事情發生，我父親拿了“出格”的相片向大家顯示，完全是他性格中喜歡玩笑的一面，而我母親也很淡然，微微一笑就過去了。

為慶祝五十壽辰舉家杭州

1947年秋為慶祝父親五十歲（虛歲）的生日，決定出㳺抗州，父親當時正處於事業上的一亇頂峰，是他一生最高興的一次，攜我母親及三個姐和我舉家㳺。當年大哥已結婚成家，我下面三個妹妹有二個還年幼，老妹直到1948年才出生。

七十多年前的杭州各景區可以稱作“人煙稀少”。𣸯靈隱寺時，就我們一家，由寺院的僧人作嚮導，給我們講在靈隱寺建廟宇時，濟公如何在井下運送作楝樑的大園木，運到最後多了一根園木，就決定在留在井中，那僧人為證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還用蠟燭點亮了放下井中讓我們觀看。到九溪十八澗玩時，也祗有我們一家，我和三姐盡興地淌水過澗玩着，她一不小心整個身子都跌迸了水中，我是男孩子就把我的上衣給她穿上。去觀看錢塘江大橋，大橋由茅以升主持設計、組織修建了一座全長1453米，基礎深達47.8米的雙層公路鐵路兩用大橋，於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車，是中國橋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1937年12月23日，為了阻止日軍攻打杭州，茅以升親自參與了炸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茅以升又受命組織修復大橋，1948年3月，大橋修復通車。當時我這個頑皮小孩，居然在橋上向下撤尿，看看尿結束時尿頭是否到達到了錢塘江的水面。在西湖中三潭印月島上有一陳列紅木家具的客廳，我們請專業攝影師拍了一張我父母親有生以來第一張全家福合影。

後續《父親金彬章誕生120周年祭(二）》提要：

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父親的事業經歷了天災和人禍，盛極而衰，廠子遭遇解放後上海市最大火災，又經過抗美援朝戰爭和三反五反運動，對民族資本家的盤剝，父親的企業和上海所有民營企業一樣，走到了歷史的盡頭，1956年資本家們“歡心鼓舞”地把自己的企業拱手交給“公私合營”經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