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金彬章诞生120周年祭 (一) 2018年是我父亲金彬章先生诞生120周年。我家父生于十九世纪末,整个生活在巨变的二十世纪。他出身贫寒,一生中历经白手起家創业,为扩大事业他坚忍不拔 ,他作为民族资本家敢于同日本同业竞争,把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他的一生从贫穷到富裕,又历经几次大起大落,最后又归于平凡,是对财富对生命的大彻大悟。他一生尊循祖母的敎导,对母亲相濡以沫的爱恋,对子女循循诱导的教誨,对儿孙慈悲为怀的关爱。他宽于待人严于责己。助人为乐,怜悯穷人,不忘初心。家父虽是个平凡的人,但人性中闪烁着光辉,以他潜移默化的教悔,一直在影响我们下一代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不论荣华富贵,还是经历磨难或趺入低谷。我不願将这些故事被湮没,决定作为回忆录写出他的一生,作为楷模留给后人。
出身请贫骑兵之子
120年前的浙江省堇具(宁波市),我父亲诞生在一户清朝骑乒的家庭。祖母生育四男一女,我父亲是最小一个,年幼时我父亲还骑过祖父的马玩耍。祖父那时已在宁波定居,但我父亲后来对我们说,从姓氏的金来看,而祖父又是満清的骑兵,祖先从北方迁陡过来的可能很大。隨着大清王朝衰落和破败,靠王朝养着的清骑兵,家道也跟着衰败,以至最后沦落为城市贫民,父亲因此只有私塾二年文化水平。 父亲在回忆祖父母时大都祇提到祖母,较少提到祖父,想必祖母的一言一行对父亲日后的人生道路的影响有多么深远。父亲童年时生性好动,带着一大群孩子去坟山头上打仗,自然成为玩伴中的“头领”,小孩之间不免有打斗冲突,每每被祖母知道,把我父亲领回家后,首先是教训儿子不该这不该那,不说邻里的孩子,从来不护犊子。有时还对父亲吓唬说,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父亲在战战竞竞中等待祖母的“收拾”,很快就入睡了。 祖父母当时家境已相当贫困,但祖母仍然救济比她家更为穷苦的邻里,经常家里米缸快要见㡳,祇要那家向袓母借米,她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予。从小就耳染目懦,当父亲发家致富后,父亲一贯的同情弱势群体,或给予金钱邦助,或把许多家的孩子从宁波接到上海,资助他们接受教育,有些日后成为社会的精英。这些在本文后面还会提及。 十四岁去上海当学徒遇贵人 到1912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我袓父忍痛把父亲送到上海当学徒。那时宁波到上海是乘轮船,一夜之间轮船驶过杭州湾进人吴淞口扺达黄浦江边的十六舖码头。一上码头却遇上不良黄包车夫,把他们爺俩拉到一偏僻的小胡同里,搜刮了祖父的身上仅有的钱财后,扔下他们扬长而去,这爺俩坐在路边道牙子上痛哭,身无分文祖父连回宁波的盘缠都没有了。他们千方百计找到在上海我父亲的姑妈,好不容易借了给祖父回宁波的路费,又把父亲安排去当学徒,总算把事情摆平了。 当时年仅14岁的父亲就开始了独自谋生的艰难的生涯。三年的学徒生活是艰苦的,老闆很少教他商业方面的事,倒是象一个亷价的仆人,除了送货看店外,洗衣做饭刷马桶还邦着老闆娘看孩子。对家庭的思念,更是对孤苦零丁举目无亲的父亲一种煎熬。几年学徙生活结束时,父亲通过观察,通过自学,父亲打算盘已经非常娴熟,阅读和书写能力有了一定提高,这对一个只受二年书塾教育的父亲是难能可贵的。这为日后創业开厂设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学徒结束后就和其他两位在店当伙计,但老闆沉迷于赌博又好嫖,这店经不起折腾濒临倒闭,三伙计不仅要失业,连棲身居所都成问题,三伙计跟老闆商量,希望低价盘下小店,暂时好让大家能维持一个生计。父亲就去筹款,父亲的勤恳,办事的認真以及头脑中闪动着商机,早巳给一位贵人翁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亳无保留给父亲創业提供了无偿的资金,所说的无偿是不要借贷利息、不设定贷款归还的期限,甚至无须开借条。憑借这次贷款,我父亲在100年前就当起了小老闆。 父母亲成婚 到了1915年代学徒结束之后,成“先生”级别了,其后由于这次的机遇,又成三人合伙的老闆,这状态相当上世纪八十年代移民到美国的国人,其实手里也就多了几个大洋,在当时宁波贫民眼里也算是“精英”了。祖父母就给我父亲物色对象,选定了我后来的母亲,她是一家糕点舗老板的女儿,从经济状况看与当时的我父亲也算班配。 父亲的大婚的一切准备和实施均由我的大伯父一手操办,这件事的主人翁我父亲当起了甩手掌柜。旧时的婚姻,男女双方没等到洞房花烛夜,掀开新娘子的盖头布,彼此是不能见面的。父亲一回到宁波就要求先见一下新娘,大伯認为传统就是如此,不好公开違逆,就私下拉着我父亲,偷偷地潜伏在一家糕餅店门前不远处,等待父亲的准新娘出来,好一睹芳容。等到姑娘出现在门前时,我大伯说她正是陆家的瑞娣,我父亲放眼望去,这姑娘面容姣好,身材匀称,有小家碧玉的韵味。父亲看了十分滿意。后来我母亲成为一家之主后,她勤劳善良,操持一大家人的家务,生养了十亇子女,十六名儿孫外孙,同我父亲五十多年的婚姻,相懦以沫,直到1985年先我父亲驾鹤西去。 1927-1937黃金十年 國民政府從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遷都重庆。1928年北伐結束後,國民政府統一中國,開啟中華民國一段罕有的短暫盛世,各方面建設發展被譽為“黃金十年”。上海成為對外貿易中心,大批金融機構包括四大銀行均將總部設立於上海,其全國經濟與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又因南京被確定為中華民國首都,原來大批聚集於北平、天津的政客紛紛南下,其中很多都選擇在上海租界中定居。上海無論租界還是華界在此後黃金十年內均得到飛速發展。1930年7月,改稱上海市。 上海浦东高桥镇发展机遇 上海巿东北郊在黄浦江边有座高桥镇,早年出了一个闻名上海滩的青帮头子,一代乱世枭雄杜月笙,足见高桥当时已很有名气。根据《浦东方志》(史志办)镇志记载,高桥镇在民国时期新办新式教育,創建发展民族工业,疏浚河道,成立救火会,发起组织捐地募款建屋成立慈善会,筑高桥汽船码头置两艘轮船,往返高桥—上海,修筑浦东第一条公路大同路。1915年,公兴布厂开办,为高桥镇纺织业之始。同年高桥镇最早的丽林花边厂在小浜路开业。1917年创办愈愚小学和作新小学。1925年高桥镇小学又创立了幼稚园。 1928年7月1日新建高桥区,划归上海特别市。改称后的发展更加快了势头,1929上海市卫生局高桥办事处成立,后改名为高桥卫生事务所,此为镇内首个专业医疗机构。1931年7月杜月笙在高桥公园办时疫医院,10月改名济群医院。同年,由杜月笙筹建“杜高路”(杜家祠堂—高桥)建成。1932年高桥镇设立邮寄代办所,隶上海邮政总局。同年父亲的好友张梅亭在高桥鎮创办现代化示范农场。1933年高桥地区安装第一门电话,号码为210。1932年7月高桥海滨浴场于高桥老海滨建成开放,为上海第一个海滨浴场。1934黄炎培等在高桥成立“农村改进会”,会址在今高桥中学内。同年高桥镇联社茶馆开业,高桥业余体育会创建…。 如前所述,当时父亲在上海已有一家小店铺,后来認识在邮局任高级职员的徐炳华,高桥是他老家,据他介绍高桥地区人杰地灵,其时各业均在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桥地区劳动力便宜,在高桥生活成本较上海低,综合考虑我父亲决定把家安顿在高桥,1920年代后期,除了在上海小店鋪外,父亲开始了自己的创办工厂,草創初期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一包棉纱(约合20磅),一架织机生产“耳带”开始(高腰皮鞋后邦上的小拉手,邦助高腰皮鞋顺利穿进),几年的家庭作坊逐渐扩大了规模,为以后发展成较大规模的生产工厂,打下了基础。 首創大中华鞋带厂打破日本龚断 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日舰炮轰吴淞炮台、海滨炮台及凌桥地区。淞沪战场硝烟还未散尽,9月18日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大中华鞋带厂在高桥镇正式开工。我父亲金彬章和徐炳华,成为创始人(《浦东方志,镇志》记载),响亮的大中华招牌树立了国威,創立蜜蜂牌作为鞋帶的品牌,中华 民族象蜜蜂一样勤劳。 着手研制的鞋带时,但是看简单,当时中国只有日货的鞋带並没做鞋带机器进口,机器是什么样, 从未見过。后来受织袜机启发, 我父亲和袜子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试验,终于造出做鞋带的机器。接下来要解决鞋带头子,鞋带一头如沒有什么材料把它裹着,那它就没法在皮鞋邦上的孔穿进去,为此,父亲和技术员再次攻克这难关。研究出一种是把小铁皮轧在鞋带头上,(这种鞋带头現在已经看不到了)。其后父亲又与徐炳华合作开发中国首个塑料头鞋带制作工艺,并投入生产。 从此打破了从日本进口龚断的鞋带市场。经过几年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建立股分制,吸收更多的民族资本进厂,工厂跳出了家庭工作坊的生产经营模式,成为当时现代化的中小型民族资本的企业。 当时在抵制日货,爱国用国货的情况下,鞋带厂产量销量猛增,生意火红,并出口到东南亚一带。但当时情况和現在一样,马上有山寨贷踴入市场,其价格做得很低,而山寨的鞋带偷工減料,织出来的鞋带很松,所以买得便宜,这样一来影响了大中华鞋带的生产和销售利润。但是父亲做事一贯是以诚信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生产鞋带用足好的棉纱,不怕不识货,就怕客户货比货,不久销售利润又都上来了。 六十年后一九九0年代,我已定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的一个小镇,某天在逛 Yard sale 时,居然发现一个加拿大家庭有一付包装为蜜蜂牌鞋带在卖,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蜜蜂牌鞋带溧洋过海几乎达到世界各地了。 成家立业后的小康生活 我父亲在成婚后的头几年间,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有限,把母亲及才出生的大哥和大姐,留在宁波。一旦有了能力,他就举家迁到高桥镇,甚至把我外婆及祖母也一起接来同住,当时外公和祖父已经过世。其后又陆续把我父亲的三个哥哥的儿子和女儿,即我的堂兄及堂姐从宁波带到上海,邦助他们在上海求学谋生。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二十个年头,直到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结朿。 这段时间我们家逐渐成了大家庭,我父亲租了高桥镇二里外的一处新落成的豪宅的大半,大房子的主人因为建这所房屋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而被迫出租,而我父亲打算最终还是要把家安在上海的,所以也是一亇临时安顿的计划。可是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其间我的二姐、三姐及我相继出生。父亲后来总是回忆我二姐在高桥一段童年生活,她生性好动又活泼可爱,园园的小脸,就给她起个小名“南瓜”。她好扮成村姑,头上扎着乡下女人的毛巾,手挽着小篮头,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浦东话,说要去採“马兰头”(可口的野菜)。 这租住的半亇豪宅,也确实能容纳得到下我们这亇大家庭,有四五个卧室,一客厅兼餐厅,及一个相应大的厨房,有半个兰球场大小的天井,一个大四合院围着天井。大宅后花园两面环河,偌大的园子林木扶疏花草繁茂,父亲引进一群称“来杭鸡”的洋白鳮,和二箱蜜蜂,这是他的好朋張梅亭,在高桥创办现代化示范农场里引进的。当收获蜂蜜时,长方木框内分布密密码码的六角形的蜂窝,蜂蜜盈框,把框放在离心机上旋转,蜂蜜象自来水一样流出,用手舔着新产的蜂蜜都甜到心窩里去了。 从1928年到1943年间,我父亲从一名家庭作坊的经营者转身为民族资本家,在高桥镇已成为一方土豪。每次从上海办事回高桥,下船一上码头,总有黄包车夫蜂湧而上,搶着要拉金先生,因为我父亲见穷苦的黄包车夫总是出手大方。旧时农村缺医少药,我父亲不是医生,在家却常备许多药品,免费供应周围邻里。听家里人后来回忆,夏天最常施舍的药品是中暑的药水,一年中最受贫苦农民欢迎的两种药膏,一种是治疗头上疥癬即瘌痢头油膏,另一种是治疗脚部㿉痬即烂脚药,这些现在几乎绝迹,在当时即成了顽疾。有些农民治好后,就送来新鲜的蔬菜魚类来表示感谢,如蠢豆、芋头,有时还有螃蠏、草鱼和黄膳之类,整年吃不完。 母亲捨身救子
整个大宅西北两面由一条不大的河流环繞,大宅的西侧,修了一条通向河面的水榭,我们家就在水榭下洗衣服和其他洗涮用水。水榭是钢筋水泥结构,向下走去到了水面以下部位,表面长満苔。我母亲时常带我下水榭的台階上洗脚,滑溜溜的苔藓很好玩。终于在我二岁多的时候,一个人摸到水榭尽头,用小脚试着滑溜的水下苔藓,扑咚一下滑入水中,记得(可能几十年来的错觉)当时在水中臉向上看到明亮的水层…。幸亏我母亲及时发现了我,毫不忧豫奋身跳河救我,但她根本不会㳺泳。这么大的动情惊动了屋里所有人,后来在家的堂兄金兆丰跳入水中,把我母子俩救起。伟大的母爱,不仅生育给我生命,又不顾个人安危捨身救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堂兄兆丰是我父亲在宁波把他从贫穷中领到上海许多个孩子中的一个,无意中证实了我父亲做好事定有好报的结果。而兆丰救了我们母子的性命,则报了父亲从贫穷的宁波把他带到上海的恩情。
发生在上海北郊的第二次淞滬會戰,爆发於1937年8月13日,是抗日战争后第一场大型會戰。七七事变后,蔣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同时也为了引起國际社会的注意,而在上海採取主動反擊战役。對中國而言,标志著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之间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 战斗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区和郊区展开。上海是中國當時首都南京門戶,又是中國經濟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上海為中國第一大商港,每年對外貿易額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只有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实行武装中立,分别劃为法、英、美、意四国军队的防区。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地区属于日军防区,是日军在上海的作战基地。中日雙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三个月。第二次淞吴战役结束上海沦陷,隨即日軍进犯南京,1938年12月南京沦陷,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父亲为了躲避战祸就从上海的高桥逃难到宁波远郊奉华一带,全家“安居”了三个月,等松泸战役停止后才回到了高桥,但此时侵华日军巳全线占领了上海。由于战乱和动蕩的逃难生活,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相继夭折。父亲原有迁移到上海发展的打算也暂时搁置。继1938年7月28日我三姐金文英出生后,我于1940年10月20日也呱呱落地了。 在上海沦陷期间,父亲经营的高桥的鞋带厂和在上海开设的门市部,小心翼翼地躱避着战乱和日寇的骚扰。一天在上海门市部,来了一亇兇神恶煞般的鬼子兵,对店员吼叫着日本话,似对商品不满意,店员不懂其意祗是一个劲的倍笑,那个东洋赤佬突然对着店员左右开弓打了二个大耳光。父亲听到”八格牙鲁”东洋国骂不绝于耳,赶紧从楼上下来劝架,三说二说不但没有劝停,那个疯狂的日本赤佬又打了父亲二个耳光,事情被这赤佬闹大了。父亲深知这就是亡国奴的遭遇,祗能忍气吞声,于是给这强盗多几倍的商品,才把这瘟神请走。 迁居上海, 父亲战略重点转移 1944年我父亲下决心把事业的重点转移到上海,因此在上海贝勒南路恒庆里买了一幢楼房,楼房是全新的,三上三下还有一个天井,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房子。上海的达官贵人、洋行买辦,以及大资本家,都住带花园的洋房,或宽大的里弄内的洋房,父亲当时的身价还属于中产階级,一般就居住在石库门式房子的里弄里。 自从迁居上海后,除了高桥鞋带厂外,遂渐在上海投资涉及多个行业。具体何种行业我就不得而知了,但一次他去一家味精开股东会,带我去玩,后来猜想他有投资。还有一个大同皮革厂,当时也有股份,后来千方百计的凑滿全部资金买下了大同厂全部股权,独资成立了大中华皮带皮结制革厂,这是后话。 后来隔壁搬来一家,户主是做保险业的,也是多子女家庭,其中几个孩与我们兄弟姐妹都找到年龄相仿的对子,有个陈震来就与我相同年龄,经常一块上下学。有一个哥哥,是交通大学学生,在内战期间経常发动反内战反飢餓的学潮,有一次居然学生们自己开了火车头到南京,向蒋介石政府請願。直到解放后听说陈姓邻居当了上海市某一区的区长,才知道原来是中共地下党。 在新居居住的短短三年时间,我大哥迎娶了新娘,一位心气很高的高中毕业生。父亲当时正处在事业发展顶峰,又是第一次为长子聚親,自然要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婚前去一家豪华的命舘,对准新郎新娘的时辰八字是否班配,当然是非常班配,否则命舘不说几句对新人好话怎么赚你钱?去拍婚纱照,我大哥后来逢人就说,汽车到大世界上海最大的十字路口,警察一声警喵警棍朝天一举所有车辆停开,唯獨我哥嫂的汽车通过,这段太过誇张经肯定是吹牛,因为我是小傧相就坐汽车里。婚礼庆典在上海大鸿运酒樓进行,可以容纳数百贵宾的上下二层全都包了,请来数批京剧、越剧和滬剧名角唱堂会…,这次金家在婚庆上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阵。我大嫂一生为大哥生育有二男三女,心气很高却拒绝外出工作,解放后,仅靠我大哥一人挣钱養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拮据。q 抗日战争胜利举国上下欢腾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了,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海洋中。我当时已经五岁,在日本投降一年前,家里把我送到惠中中小学的幼稚园班里,而操场上却有成队的日本兵每天都在操练。大人都说日本人坏兇,在我幼小心灵里就种下仇恨的种子。日本投降时,我记得在我家后门外的水池子里不断地跳跃,跟着大人们欢呼。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先逃离沦淊的上海,躱到大后方的重庆以及昆明的一些资本家,纷纷回到上海开店设厂,恢复上海作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父亲也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自己的事业。
美军亲善形象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大批美军,在二战结束后临时驻扎在上海,他们都很友善,似乎没有象1950年代后共产党发动的仇美反美运动中,描写的亇个象兇神恶煞的样子,与日冦形成鲜明对照。但美军很快就撤回国了,留下大批军用物资,无偿送给上海的老百姓,当局将奶粉和巧克力向学校免费放发,我当时是小学一年级,用盛器分得散装的奶粉和巧克力,这是我人生第一块巧克力。大批的美军装备被一些商贩得到,一时间美军军服、军用匕首、军用挎包、刀叉餐具、奶粉巧克力,各种食品罐头等等等等,一律以USA 或US Army标志印在或刻在上面。美軍物资充斥上海各旧货市场,其中以中央商场卖美军物资最有名气,甚至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还有美軍剩余物资在中央商场售卖。当时小青年以穿上一件美军茄克(Field Combat Jacket)为荣。我家也不能免俗,使用刻有USA字样的餐具,軍用毛毯,一些罐头食品,质量非常不错。 乐极生悲留德博士救我一命 乐极生悲了,1946年我腸子岀了毛病,肚子剧痛,家里将我送进美资开办的中美医院,就座落在上海著名的国际飯店北边。可是这医院似是徒有虚名,我入院后始终没有诊断出我得的什么病,肚子却越来越疼。这可急坏了家里所有人 ,尤其是我的母亲,二亇哥哥和姐姐由于战乱动蕩的生活,相继夭折还记忆尤新,𧦠运又将降临。我父亲就去求助于一位留徳的儿科医生范正华,也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把他请到中美医院,既无任何化验单和X光片,对我徒手诊断,结论是我得了腸套叠。这种外科病在目前医疗水平很易确诊,並且用向腸子吹气就能治愈的。范医生並非中美医院医生,到医院给我看病也是私下的,他建议我父亲向医院提出去做腸子的X光拍片,以確定是什么疾病造成我肚子剧痛,自己不好出面。 中美医院还没有大型X光机,让我乘救护车叮呤打冷的开到不远的仁济医院,吃了钡餐拍了14x12吋的X光片子,结果显示不但范医生的诊断正确, 而且有一段腸子已肿大,再不手朮腸子就要穿孔。次日就进行全身麻醉的剖腹手术,手术前后住院24天,多亏大姐和二姐轮流在病床边日夜倍护,全家的关爱下,第二次从死亡边缘搶回我年轻的生命。 𧦠运连连,家里出了人命 二姐来接我和大姐出院时,一见到大姐就大哭起来,原来家里出了大事了,我家的保姆阿秀昨晚上不慎在一人高的小阁楼上摔下身亡了。 家里出了人命的大事,是我父亲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警察局的“包打听(即探员)”,调查这起命案是属于兇杀还是意外死亡,排除兇杀是需要銭去摆平的,“包打听和警局方面因此敲了一大筆竹檟,就像模像样地结案了。接着面对保姆的丈夫,我的父亲承担全部责任,出于对穷苦人的同情心,给予阿秀以厚葬,阿秀丈夫来自宁波乡下,看到我父亲如此仁慈,非但没有指责,反而带着感激的心情回去了。 周㳺港台 父亲在1947年前后与一批同行好友去香港和台湾㳺历了一圏,都是乘飞机往返。虽然香港当时不及上海繁华,但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社会形态与上海还是有很大差别,后来很多知名文人学士和政客,不喜欢獨裁统治的蒋介石政府,在蒋氏退居台湾前后都偶居在香港而不是去台湾。父亲受香港的开放、文明甚至服飾很大影响,回上海后由长衫改穿中山庒,经常与朋友一起去中山公园Picnic 聚会。时常光顾西歺舘,对于 咖啡、Apple pie 和土豆色拉情有獨鐘。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硕果仅剩的三四家变了味的西餐厅,他还是要去买个 Pie 回家过过“西餐”的瘾。中共1949年5月佔领上海前,曾有朋友劝他走避香港,终因为父亲很大的一邦子家属拖累,而放弃去港的打算。 去台湾㳺览了日月潭景区,他的台湾行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是,他与一年轻高山族公主搭肩合影,家里引起小小的轰动(我当时还小不懂事),我相信父亲绝对没有除了合影以外的任何事情发生,我父亲拿了“出格”的相片向大家显示,完全是他性格中喜欢玩笑的一面,而我母亲也很淡然,微微一笑就过去了。 为庆祝五十寿辰举家杭州 1947年秋为庆祝父亲五十岁(虚岁)的生日,决定出㳺抗州,父亲当时正处于事业上的一亇顶峰,是他一生最高兴的一次,携我母亲及三个姐和我举家㳺。当年大哥已结婚成家,我下面三个妹妹有二个还年幼,老妹直到1948年才出生。 七十多年前的杭州各景区可以称作“人烟稀少”。𣸯灵隐寺时,就我们一家,由寺院的僧人作向导,给我们讲在灵隐寺建廟宇时,济公如何在井下运送作楝樑的大园木,运到最后多了一根园木,就决定在留在井中,那僧人为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用蜡烛点亮了放下井中让我们观看。到九溪十八涧玩时,也祗有我们一家,我和三姐尽兴地淌水过涧玩着,她一不小心整个身子都跌迸了水中,我是男孩子就把我的上衣给她穿上。去观看钱塘江大桥,大桥由茅以升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当时我这个顽皮小孩,居然在桥上向下撤尿,看看尿结束时尿头是否到达到了钱塘江的水面。在西湖中三潭印月島上有一陈列红木家具的客厅,我们请专业摄影师拍了一張我父母亲有生以来第一張全家福合影。 后续《父亲金彬章诞生120周年祭(二)》提要: 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父亲的事业经历了天災和人祸,盛极而衰,厂子遭遇解放后上海市最大火災,又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三反五反运动,对民族资本家的盘剝,父亲的企业和上海所有民营企业一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56年资本家们“欢心鼓舞”地把自己的企业拱手交给“公私合营”經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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