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金彬章诞生120周年祭 (二）

創建规模更大的大中华皮带皮结制革厂

1947年，由于同行倾轧父亲愤然退出大中华鞋带厂的全部股份，着手大中华皮结皮带制革厂的創建，这拟议中的厂家是一个从生牛剝下的牛皮，加工成牛皮革，从牛皮革再加工成各类机器使用的传送带即皮帶，或再加工成纺织机弾回梭子用的皮结等皮革制品。这一条龙的皮革及制品生产，没有中间环节，所赚的利润全为厂家所有。这样的制革行业的工厂，要求很大的厂房面积和空间，设备是多样的、有些还是巨大的，在当时上海同行业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最后在延安西路34弄104号（江苏路口），即原大同制革厂的厂址找到了厂房。

厂房和设备庞大，要求资金也是巨大的，父亲从大中华鞋带厂撤出的主要资金及其它投资股份的资金仍有相当大的缺口，于是父亲作了一个惊人的决策，把刚新建成搬入不久的房产，三上三下的石庫门住宅卖了，独资完成这个规模更大的大中华厂的创建，并在市区北海路28号（六马路）开设一间门市部，形成产销一体化商业模式。为筹措资金，开一家更多大规模的工厂，而卖掉这新设的房产，屈居到简直与贫民窖一样的工厂环境内居住，这也就是我父亲，一个伟大的实业家才能作出的决策。

我们全家八口加保姆，以及大哥一家三口，还有在父親厂里任职的親戚及其家属，整整一大家子人，要搬到贫民窑来，与工人们同住，確实要巨大的勇气。在巨大厂房中间搭了一个木头小屋住我们一家，其他各家散住在厂房各处居住。大厂房顶上是一个几乎横贯厂房的大阁楼供工人们住。每天清晨工人穿著木屐踩得地板冬冬直响，更要命的是牛皮在制革的过程中散发的恶臭，24小时笼罩着，连附近居民都有抱怨。我的父亲就是这样胼手胝足地发展地发展事业的。

不久在厂址场地的一角，又建起万象鞋带厂，由我大哥经营，也是为了继承由我父亲开創的大中华鞋帶厂的传统不断。

金继钧我父亲的姪子，从1945至1953年前后，在厂里当学徒学习制革技术，他是这么描述父亲的：“我的叔父 金彬章，他是解放初皮革业的理事长，民族资本家。曾在抗日初期开设鞋带厂，生产鞋带和皮靴用的牛筋布，以国货取代当时的日本货，是爱国的资本家…。解放后他出资组织工程师成立皮革学会，并出过几期刊物。当时学会有王毓琦、马燮芳、魏庆元、石祥麟等知名的工程师。其中石祥麟是我学习制革技术的启蒙 老师。后来在大同大学开办补习班，又在大中华厂做试验。”金继钧初期由我父亲提供学习机会，日后靠个人的努力成为制革业的总工程师，《中国制革》的编委。

飞来横祸 - 火災吞噬了大半厂房设备及其全部私产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金日成悍然发动对南朝鲜突然袭击，妄图武力统一南北朝鲜，6月下旬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决议遣责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同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第84号决议，由16个国家的军队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共21个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韩内战。在苏联的鼓动和支持下，同年10月19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鴨绿江，中共正式加入，称作为“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7月27日，参战方三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就战俘遣返问题作出安排。随后，朝韩双方仍继续保持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中共统计数据：中共方阵亡183,108人、负伤220,218人、被俘21,378人、失踪4,247人；美方统计数据：美方阵亡36,574人、死亡总人数（战斗及非战斗死亡）54,246人、負伤103,284人、被俘7,245人、失踪8,176人。朝鲜战争对中共统治造成巨大的影响，经济上直接导致“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

1951年6月1日上午，我父亲的工厂突然发生火災，十分钟内就烧毁了大部分厂房，因我家在厂房内火災肆虐掠走了我家全部家产，据当时投保的保险公司缩小的估计（保險公司总是倾向缩小损失的估算），损失达十八万元（以新人民币计），上海解放才二年，是解放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火災。火災起因由于消防部门瞎指挥，厂里常用成卷电影废膠卷，与丙胴溶化后制作皮带接头膠水用。旧时电影膠片稍高于常温就会成为自燃的危险品。原先放在一口大井的水下绝无安全问题，消防部门非要把这批膠卷放在一个保险箱大小由1/4英吋厚钢板制成的箱子内，並通上烟囱。放在室内靠窗处。那天上午大阳正好晒在鉄箱温度骤升，膠卷自燃爆炸，火焰冲破鉄箱直上房顶，迅速在蔓延房顶下所有工厂设备及我家的财产，仅十来分钟就毁于一旦。

接着调查火災起因，火災现场的发掘清理，火災损先的评估，保险公司理赔的谈判，这过程非常漫长，此时工厂生几乎停顿，而抗美援朝正在甜战之中，工业用皮件制品需求旺盛，所有厂家都在加班生产，唯独父亲的厂子，却因火灾而停产。

三反五反资本家呃运开始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所谓“五反”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2年3月25日　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上，宣布上海市“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市“五反”第一批检查队进驻74家重点户，上海轻工业工商户被列入的有梅林罐头食品厂、大明眼镜厂等。

按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斗争以及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反”统一战线。运动主要是采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职工自下而上的揭发和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运动似乎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进行的。

1952年6月五反”运动基本结束。中共宣布全国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打成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祇占总的工商户数的百分之五（？），谁又能相信中共又一次謊言！

但是，中共和历次政治运动如出一辙，每个运动一开始，他们首先用卑劣的流氓手段，大造舆论，将要整治加害的对象抹黑，把他们描绘得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然后发动群众批斗，暗室逼供，甚至严刑拷打等手法，达到榨取钱财或取得口供，或打倒成为另类分子，或判刑投入监狱，然后宣布运动取得伟胜利。五反”是对付资本家，以勒索钱财为主要目的，这些不义之财，就是挥霍在“抗美援朝”战争。这种卑劣的手法在其后的“反对右派分子”运动、“反对右倾分子”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成了惯用手段，已为老百姓熟知了。

那时才刚解放初期，那些工商业者从来也没有経历过那种阵势，架不住恐赫，大㘯面的群众批斗，相当一批人被逼自杀，其中跳楼的居多。据民间统计上海市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有跳楼的，有跳黄浦江的，有上吊的，有服毒的，有单独的，有夫妻双双的，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在上班时会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其冷血可见一斑！共产党居然把这些苦命惨死的人定性为“以自杀来对抗运动”。当时因为突然大批人死亡，棺材都卖光了。政府竟然规定不许再做棺材，一律进行火葬。（摘自 《万维读者网》，董胜今的博克《我参加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中國航运大盧作孚被"运动"后,2月8日吞服安眠藥自殺。冠生园創始人冼冠生於1952年4月被工人圍困在辦公室里兩天後，於4月21日跳樓自殺。自杀人数如此之多，我个人时有听闻外，自己熟悉人也有父母的自杀，我一高中同学，父母在五反运动时双双自杀身亡，该同学学习成绩很好，完全有可能考上清华北大，1958年却因父母自杀任何大学都没有录取他。

资本家在“五反”期间，本厂本店职工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要资本家“坦白交待”违法“罪行”，对资本家家属也不放过，我当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十二岁少年，有个年轻的工人，是我父亲一个在宁波远亲的儿子，来厂子也是因上海无亲无故来我父亲厂子讨生活，他居然成了同资本家斗争的积极分子，拉着我在一旁，动员我揭发我父亲的“五反”中历数的罪行，我当时根本不懂也没把揭发这事告诉我父亲，后来那人也没再找过我，“五反”运动结束不久，他离开了厂子，很可能作为积极分子他提升了。

在这里我要把“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轰动一时的王康年无辜遭槍决的案子，揭露中共黑社会肆意亡法的行徑。

王康年（1924—1953），浙江杭州人，自幼聪颖好学，17岁进考上海大亚电台任播音员。不久辞职，开办了“大康商行”，经营毛巾、袜子、雪花膏、万金油等小百货，以后又在北京西路开设了“大康行西药部”。由于其为人正派，注重信誉，赢得了顾客良好的口碑，以后生意渐渐做大，抗战胜利后，他又在汉口路456号开办了“大康药房”，自任经理，经营西药买卖，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一间药房。

1951年，朝鲜战场硝烟正酣，由于前线作战部队急需各类药品，导致全国药品供应十分紧张。1951年8月，志愿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订购价值3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而且要求赊账，王康年向军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且在此之前，军方已先后2次提走药品，欠下5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药款至今没付，“大康药房”已经实在无力承受“赊账”了。

然而王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军官的同情，反而遭来一顿训斥。以后该军官两次登门，要求“大康药房”发货，均遭经理王康年的拒绝，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1951年底，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刀锋直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1952年1月31日，大康药房的工会主席董渊带着4名职工来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中，勒令其交代“五反问题”。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渊按照“党组织”的统一口径训斥王康年：“职工自有职工责任，材料不能给你，你应该自己彻底坦白交代。”

第二天，大康药房举行了职工大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董渊、马维善、滕仲年等人纷纷上台，“义愤填膺”地对王康年进行了“揭发”，“揭露”他偷漏国家税收，用欺诈手法骗取和拖欠国家银行大量贷款，私套外汇，先后共计盗窃资财26.1亿元（旧人民币），使国家遭受极其严重损失。王康年听了这些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犹如晴天霹雳，脸色变得煞白，王对天发誓，甚至不惜以自杀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职工“检举”的“材料”，将王康年逮捕。由于没有真凭实据，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泽东对“三反、五反”运动发出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上海市人民法院才于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证据确凿、罪行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而中共是如何轻描淡写地谈到，运动中严重违反基本人权甚至草菅人命的呢？“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全市“清算”出资本家违法所得高达人民币10亿元（新币）。竟比全市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还要多。

我父親的大中华皮带皮结制革厂被评为“严重违法户”，退赔（款）数因当时年幼没有记得，但肯定是很重的，要不然怎能定为“严重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必须是“五毒”俱全，这五毒是，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前三还按得到上，这后二项“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完全是慾加之罪，叫你認罪你就要認罪。中共对“五反”后处理的理的政策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父亲的厂子因1951年6月1日火災就停产，五个月功夫袛有疯狂犯法才能成为“严重违法户”的，而根据“五反”运动的结果祗有4%很小很小部分的商户才被判定为“严重违法户”，而且实际情况象 我父亲的同行中比比皆是“严重违法户”。

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即五星红旗，规定了什么？其左上角镶有五颗黄色五角星的红色旗帜，旗帜图案中的四颗小五角星环绕在一颗大五角星右侧呈半环形，红色的旗面象征革命，大五角星代表共产党，其余4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象征着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五星红𣄃在这天安门广场上飘扬了不到三年，“民族资产阶级”就给中共弄得破大财逢凶災，要么乖乖承认有罪甘願向中共交出赎金，要么被逼自杀一了百了，更有不堪者还受牢獄之災，甚至象王康年引来杀身之祸。

《<中国民生60年>试读：1952 三反、五反》一书中共是如何宣传“三反、五反”运动取得的政治成果, “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提高了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的觉悟，增强了他们抵抗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通过运动，打击了违法资本家，团结和教育了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培养了一批进步分子;健全了工会组织，建立了强有力的对私营企业的工人监督;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和改革，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该一书中共是如何宣传“三反、五反”运动取得的经济成果,“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在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部门放松了对正常经济工作的领导，一度出现了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城乡交流停滞的现象。运动结束后，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扩大加工订货、增加产品收购、合理调整加工订货的工缴费、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范围、调整地区差价、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及时扭转了经济形势，使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

名为“合营”实归公，毕生心血转空头 

事实是经过“三反”“五反”之后，大部分资本家都噤若寒蝉，不敢再发声，由于中共搜刮的所谓“五反”的“退赔”款，都大得超过厂商的支付能力，並且还要求现金支付，造成大批厂商频临破产，而中共控制的各厂商工人成立的工会，又不许老板关店关厂，首先要保证工人吃飯。于是资本家们被迫将产品血本大拍卖，大大削減自己工资，有些还変卖自己私产，如金银手首飾房屋地产。更有甚者老板为了明天的工人的伙食，满街跑去“轧头寸”。我父新维持不了大家庭，就化整为零（有遭受火災的原因），辞退跟隨我家多年如同家庭一员的保姆。最困难时我们全家晚餐就喝稀粥，我读高中时午飯就带咸菜。

资本家在中共对其“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下，商家又苦苦的支撑了四年，到1956年在資本家近似“苦苦哀求”下，承中共的“恩赐”，资本家们“欢天喜地”的迎来了“公私合营”。中共提前十年完成了对民族资产階的社会主义改造。

后续《父亲金彬章诞生120周年祭(三）》提要：

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剝夺了生产资料之后，1966年“无产階级 文化大革命”，又历经了红卫兵抄家，最后剥夺了生活资料，又回归到从家乡宁波来上海时的赤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