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金彬章诞生120周年祭 (三）

中共“利用、限制、攺造”下的民族资本家

公私合营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企业由企业家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最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后来国家对资本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不过，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一般工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一也出乎预料。之所以公私合营进展如此之顺利，不是资本家心甘情愿，而是经过“五反”，资本家已领教共产党的手段，已经不敢说不字

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在改造运动的高潮期公私合营的锣鼓震天响，但民族资本家们的心却是在流血，当时有人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定息赎买

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我父亲和大多数资本家一样，对我共产党的承诺是不相信的，当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时，各厂商须要清产核资，然后根据资产的价值，以后按每年资产的5％作为“定息”发放，资本家连“赎买”也不相信，所以清产核资的过程过也是马马虎虎，反正最后拿到拿不到所谓的“定息” ，不抱希望，整个清产也是抱着“三鈿不值二钿”进行核资，我父亲最后核定的资产为70，000元。实际上父亲的企业，包括厂房、机器设备以及门市部店面，按当时价值至少约在30万之多。

清产核资后一段时间仍不见有“定息”发放，直到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突然龙恩大开，才开始发放每年百分之五的“定息”，资本家个个欢天喜地，我家的经济状况也有了自解放以来头一次攺善。但是又扣回去一半，本应二十年的定息被扣克到了祇发十年。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说是“年限已满”，不再支付，实际上1958 - 1966年祗发了七年的定息，共产党又吞回去三年。

二十年后，“文革”中曾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鄧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憲法又承認私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家可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甚至可以参加“无产階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还是这个共产党，曾经三十年河东，又是变回三十年河西了。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抄家批斗的遭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一场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文革是由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发动的阶级斗争。在此期间以四大指导原则为借口，普遍的抄家、揭发、批斗、武斗行为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受害人数以千万计，亦有数不清的文物在1966年6月1日的破四旧中惨遭红卫兵的蹂躏。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的彭德怀和贺龙等领导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陈云等党内高层亦在此期间被下放。

上海资本家们的相对安稳的日子还没过几天，1966年具有四个“伟大”头䘖的毛主席，親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了。扫四旧把凡属于“地富反坏右”及资本家的家，由各地的“红衞兵”挨家挨户执行“抄家”，这批打着“造反有理”大旗的红衛兵，三五成群的狂热学生，单位里的不安分年輕人，还有来路不明“出身好”的地痞流氓小混混。这些人打家劫舍，残酷批斗所有他们認为的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階级敌人”。

第一次抄家

我父亲看当前形势，决定将母亲珍藏的少量金银首饰及一些銀行存款，悉数上缴我父亲退休的单位，並“请求”单位的革命群亲自光临我家，来执行抄家任务。为的是，要避免外来的红衛兵抄家造成更大的混乱。我父亲单位的到是没有来，可是因我父亲在这条马路上的老板也是很有名气的，不知哪几亇造反派，不由分说闯进我家，翻箱倒柜的找黄金，结果没黄金，把好的生活用品，衣服装进樟木箱，放进亭子间锁上貼上封条。我们的住房也给赶上二楼和三层阁楼。清点了的红木家具及值钱的衣物，把家具和值钱衣服都编号登记在册，放在原地等待拉走，所有权巳不是物主，祇给予临时使用权。1966年初我们在上海结婚时留下一皮箱的衣物，也被封存在亭子间。

認真的“劳动改造”者

“文革”开始不久，巳退休的父亲单位勒令他去厂里“劳动改造”。我父亲当年69岁了，早巳在几年前退休了，但他最不怕的是劳动，他还认为，大事小事都一样要做好。每晨挤公车到远处的工厂去上班。他本着对任何工作一贯的認真负责，並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是“革命群众”对他的羞辱对他的惩罚，把厕所和卫生扫得分外干浄。“革命群众”要他把全厂的废物废品用“黄鱼车”，即平扳三轮車，拉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了。在炎炎烈日下，我父亲把一车废品好不容易拉到收购站却遭到冷遇，我父亲就说了，我们国家还是穷，这些废品虽然不几个钱，但回收后再生产㞢产品，对国家还是有用的，回收站职工当然知道这大道理，但面对这衣衫褛乱，谈得如此有理的老伯，祇能哑口无言地收下整车废品。

虽然居住条件和环境都较差，毕竟是在公私合营期间，我家居住从我父亲的厂子里交换到北海路，与我大姐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我父亲在1956年时家里尚有包括父母亲在内，三姐、我以及三个妹妹，加上一直跟着父亲过的亲姑妈，和我父亲收养的一个堂兄，一大邦人口。到了1966年，我和三姐上了大学並毕业工作，大妹妹护士学校毕业去了江西，五妹就业上钢三厂后支内也去了江西，最小妹妹被廹在黄山茶林场插队落户，我那位堂兄在1958年就去了江西共青城林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造反有理”的“红衛兵到处窜乱抄家的同时，还把巳属私产的住房又收去了两间，而当时各单位造反派头头乘机以种种革命的名义霸佔了去，家里拥挤程度可可想而知。

“变天赈”惹了祸

本来以为我家的家也来抄过了，首饰和银行存款也上缴了，住房也拿走了两间，可以消停片刻了。可是我大姐夫再三检查，发现牆内壁櫃里还留有以前厂子的账本，大姐夫是个胆小慎微的人，就想把账本烧了，偷偷关起二楼门窗，点火烧起账本，烟火很大，终于不得不打开窗户，扩散到窗外的烟火被散兵㳺勇的红卫兵发见，马上冲进来抓着说这是在烧毁“变天賬”。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是”反革命分子”偷偷记下历次运动中对自己的迫害，等蒋介石反攻大陆得逞后，照着这本变天账向革命派反攻倒算，偷藏“变天账”该是是何等恐怖的罪名。

于是我父母亲摊上大事了。我家那时居住在北海路，俗称“六马路”，上海商业中心南京路俗称“大马路”，六马路离大马路仅隔四条街之远，虽是条小街但是人口密度非常之大。当时父母亲已有68和65岁，对俩佬的批斗会就几个造反派在折腾，围观的群众到不少，他们把我父母亲俩，带到我家附近的“三江旅舘”门前批斗，他们年老体弱，不顾随时会跌落的危险，让他们站在很狹双人板登上，还历尽羞辱之能事。父亲母亲平时与邻里之间关係相当融冾，按上海习惯都親切地称他们为金家外公金家外婆。母亲一生勤劳善良，默默地操持着家，从来不以老板娘身份待人，不是刻意的低调，而是善良的本性。她从没有受过如此的羞辱和惊吓。三年之内，我和二姐由于莫须有的罪名，相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美国特务关进了”牛棚”，更使母亲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69年中风倒下，虽然经我姐妹奋力搶救，但从此之后生活𣎴能自理，又是在姐妹精心护理下，在我父亲爱的呵护下，又过了十六年，在1985年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截断生活来源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除了强盗般地抢夺了所有的私人财产外，更要命的把父亲工资減到了20多元，顿时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下去，而在銀行为数不多的存款已经上缴给“革命群众”，父亲主要依赖的“定息”也已停止发放。当时大哥也是资本家，家里拖儿带女一大邦，自身都难保，大姐和大姐夫是资本家代理人，与父亲一家住在一起共同起伙。二姐、三姐和我等三个姐弟就应急负担起父亲的日常开支。父亲减了工资开伙都难以为继的难事，很快在亲戚朋友间传开了，父亲一生慷慨救助的亲朋好友不计其数，有些已过去多年早被父亲忘记。父亲二十多年来把众多的姪子姪女接到上海，或资助其受教育，或在自己的厂子就业谋生。母亲这方面的亲戚也多有受益于我父亲的恩惠。那些天来许多亲朋好友，洛绎不断地送来錢物送来慰问。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已属另类，一般人是避之唯恐不远。

这里不得提我三姐夫的父亲，即父亲的众多亲家之一，王国桢先生在那次父亲经济情况告急时，让我三姐送来500元表示慰问，我父亲平时宁授于人，从不受之于人，而况是毕很大的数目。推来推去就是不肯收受，后经三姐再三劝说最后才收下。另一位是我認识才半年的同事，是位留学苏联的“海归”，“出身”相当好。当我谈到父亲“文革”的遭遇后，偷偷地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应该快点寄钱回去，他現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一个“出身”如此好的留苏“海归”，在当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情况下，说出如此明確建议和鼓励，从此我视他为挚友了。

第二次抄 - 强盗式的打家劫舎

1968年春天，毛主席给革命群众加倍打了鸡血针似的，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的新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伴随着“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没日没夜地敲锣鼓打鼓，庆祝毛主席没完没了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那怕是片言只语的胡言乱语，毛泽东已经被彻底神化。于是上海再次发动“抄家”运动。

二月的某天一大邦人，乘坐带着拖斗的大卡車，直奔我家，拉走贴了封条的红木家具，和封存在亭子间的贵重物品，装满了一大卡车和后面同样容量的拖车，扬仗而去。我正巧探亲假和我妻同在上海，目睹这强盗式的打家劫舎，但在我的要求下，要回前年在上海结婚后留下的皮箱。 我大姐撕心裂肺地大哭，这里面有她一生工作心血的积累，她不是资本家，她被资方代理人的姐夫株连了。

我不得不描绘遭此劫难后的劫后现场，所有的红木家具被搶运走了，包括两家的大立櫃，五斗㕑、床头櫃，红木方桌，椅子，甚至把床架都拆去，剩下还不至于睡地上的棕棚。留下不是红木家具的八仙桌和几个方木凳，吃饭时还不至于席地而座。亭子间被封存的樟木箱子、皮箱和内装的贵重衣物也全数抄走。

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儿子父亲再次被批斗

1968年春节探亲假经历，这二次抄家后，我和我妻又不得不南北分离，回到各自的单位。不料我返回北大荒的单位，即遭诬陷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並且通知父亲的单位，反动资本家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于是又把父亲揪去批斗。自从我六三年大学毕业去东北工作后，就回过二次家，一次就是结婚另一次是探親家，二次回上海时间很短，共享天伦之乐都不夠，几乎没有时间和父母亲细谈家長里短事情。在批斗会上关于我的"罪行"对年近七十岁的父親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批"和"斗" 的。有亇造反派突然向他发难，你必须交待他们(指我和我妻)二口子在亱里说了哪些黑话，我父親斗胆反问道，他们两口子黑亱里头说的黑话，我哪儿去知道？那厮被嗆得很没面子，就手操起一根拖把，朝我父亲抡将过来，父亲愤怒了，挺着头皮准备拼了。幸亏被会议主持人制止，此人是原是我父亲私营期间厂里的职工，那时父亲待工人们都不薄，于是此人佯装以严励的口吻斥责父亲下去好好反省，并宣布今天的批斗会开得很好，就此草草收场了。

时至1971年春，在江西上饒地区气象台工作的我二姐，刚被莫须有的罪名美国特务关押后释放，其时正逢怀孕待产，我二姐夫是海军军官，此时正下放在湖北的“五七”干校，而上饒家中仅留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和十二岁的女儿，我二姐想回上海生产，好让自己这孕产妇得到家人的照顾。可是气象台的军代表不允许我二姐回上海，说是应和资本家家庭划清界綫。我二姐迫于压力竟在二亇十几岁孩照顾下，既无二姐夫在场，在上饒生了女儿。我父亲知道后，气得火冒三丈，怒斥这是什么世道！要我三姐马上而且一定把二姐接回来，我们又一次看到父亲年轻时对着强权的反抗精神，终于三姐把还在月子中的二姐接回充满爱的家庭。

“秦皇一世”皇朝的复灭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付统帅”，乘三叉㦸飞机企图北上去投靠苏联，过蒙古国时飞机墮毁于温都尔罕，消息轰动整个世界，毛泽东受到有生以来最致命的打击，尽管以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对周恩来借批宋江投降主义进行最后的打击，红色帝国的毁灭成了命运的终结。

1976年一月8日“人民的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上海西藏路工人文化宫举行悼念活动，父亲得知后想进去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敬意。他那时認为，中共领导階层的兇残和谎言已再也不能相信，唯有周总理他認为是可信赖的心目中的好总理。工人文化宫是工人階级的“宫殿”，在前几年退休时，单位给了他一张门卡，但“文革”开始后，他受了抄家和几次批斗后，他再也没有进过“宫”。这次他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他硬着脸皮去试试，不想真被他混了进去，看门人根本不管你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都可以进。父亲排着队到周总理遗像前恭敬地躹了三个躬，就回家了。他期望着民族资本家与大家一起平等了，直到思想解放后的十年，才成为可能。

1976年隨着毛泽东的死亡，以及继之而来的宫庭政变，把“四人邦”及其爪牙抓捕判刑，“秦皇一世”就彻底垮台了。政权逐渐过渡到新一代的共产党人统治，改革开放，平反文革期间海量的冤假错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我父亲以“落实政策”的名下“退赔”了一万元，这一万元退赔包括全部抄家的财物，因为被抄走的物品或被变卖，或者干脆不知去向，祇赔了财物实际价值的很少一部分。运动初期“自願”上缴的存款，十二年后退还时不计利息，金手飾还按抄家时价格毎两100元人民币计，而1970年代末期国际上黄金价格巳达到每司500美元，一两等于1.1司，1元人民币等于0.50美元。父亲劫后余生，認为“文化大革命”虽然历尽磨难，但比起家破人亡的家庭，我们是幸运的，父母亲自己和下面八个子女的家庭，还沒有一人遇难，就这点就差感激共产党了。父亲从来视金钱为身外物，当下决定每个子女分1000元，自己留2000元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