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金彬章誕生120周年祭 (三）

中共“利用、限制、攺造”下的民族資本家

公私合營大體上經過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兩個階段。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是在私營企業中增加公股，國家派駐幹部（公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首先，企業由企業家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其次，企業家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最後，企業盈利按“四馬分肥“原則分配。

後來國家對資本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不過，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論企業盈利狀況如何，也不考慮私股股東的意願。實際上，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遠低於一般工廠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

1956年初，全國范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20日，上海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宣布全市205個行業、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隨後，全國各大中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消滅私營經濟的進展如此之順利，速度如此之快，連毛澤東本人一也出乎預料。之所以公私合營進展如此之順利，不是資本家心甘情願，而是經過“五反”，資本家已領教共產黨的手段，已經不敢說不字

毛澤東說：“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裡，而在我們手裡。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干淨，沒有剝奪干淨的還要剝。”

在改造運動的高潮期公私合營的鑼鼓震天響，但民族資本家們的心卻是在流血，當時有人說：多年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

定息贖買

定息贖買——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它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我父親和大多數資本家一樣，對我共產黨的承諾是不相信的，當1956年全面公私合營時，各廠商須要清產核資，然後根據資產的價值，以後按每年資產的5％作為“定息”發放，資本家連“贖買”也不相信，所以清產核資的過程過也是馬馬虎虎，反正最後拿到拿不到所謂的“定息” ，不抱希望，整個清產也是抱着“三鈿不值二鈿”進行核資，我父親最後核定的資產為70，000元。實際上父親的企業，包括廠房、機器設備以及門市部店面，按當時價值至少約在30萬之多。

清產核資後一段時間仍不見有“定息”發放，直到1958年“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突然龍恩大開，才開始發放每年百分之五的“定息”，資本家個個歡天喜地，我家的經濟狀況也有了自解放以來頭一次攺善。但是又扣回去一半，本應二十年的定息被扣克到了祇發十年。自1966年9月之後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資本家支付定息說是“年限已滿”，不再支付，實際上1958 - 1966年祗發了七年的定息，共產黨又吞回去三年。

二十年後，“文革”中曾被作為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憲法又承認私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資本家可以作為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甚至可以參加“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還是這個共產黨，曾經三十年河東，又是變回三十年河西了。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被抄家批鬥的遭遇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一場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文革是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發動的階級鬥爭。在此期間以四大指導原則為藉口，普遍的抄家、揭發、批鬥、武鬥行為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整體經濟受嚴重影響，受害人數以千萬計，亦有數不清的文物在1966年6月1日的破四舊中慘遭紅衛兵的蹂躪。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的彭德懷和賀龍等領導人被迫害致死，鄧小平、陳雲等黨內高層亦在此期間被下放。

上海資本家們的相對安穩的日子還沒過幾天，1966年具有四個“偉大”頭䘖的毛主席，親自領導、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展開了。掃四舊把凡屬於“地富反壞右”及資本家的家，由各地的“紅衞兵”挨家挨戶執行“抄家”，這批打着“造反有理”大旗的紅衛兵，三五成群的狂熱學生，單位里的不安分年輕人，還有來路不明“出身好”的地痞流氓小混混。這些人打家劫舍，殘酷批鬥所有他們認為的一切“反對”毛主席的“階級敵人”。

第一次抄家

我父親看當前形勢，決定將母親珍藏的少量金銀首飾及一些銀行存款，悉數上繳我父親退休的單位，並“請求”單位的革命群親自光臨我家，來執行抄家任務。為的是，要避免外來的紅衛兵抄家造成更大的混亂。我父親單位的到是沒有來，可是因我父親在這條馬路上的老闆也是很有名氣的，不知哪幾亇造反派，不由分說闖進我家，翻箱倒櫃的找黃金，結果沒黃金，把好的生活用品，衣服裝進樟木箱，放進亭子間鎖上貼上封條。我們的住房也給趕上二樓和三層閣樓。清點了的紅木家具及值錢的衣物，把家具和值錢衣服都編號登記在冊，放在原地等待拉走，所有權巳不是物主，祇給予臨時使用權。1966年初我們在上海結婚時留下一皮箱的衣物，也被封存在亭子間。

認真的“勞動改造”者

“文革”開始不久，巳退休的父親單位勒令他去廠里“勞動改造”。我父親當年69歲了，早巳在幾年前退休了，但他最不怕的是勞動，他還認為，大事小事都一樣要做好。每晨擠公車到遠處的工廠去上班。他本着對任何工作一貫的認真負責，並不在乎在這種時候是“革命群眾”對他的羞辱對他的懲罰，把廁所和衛生掃得分外干浄。“革命群眾”要他把全廠的廢物廢品用“黃魚車”，即平扳三輪車，拉到廢品收購站去賣了。在炎炎烈日下，我父親把一車廢品好不容易拉到收購站卻遭到冷遇，我父親就說了，我們國家還是窮，這些廢品雖然不幾個錢，但回收後再生產㞢產品，對國家還是有用的，回收站職工當然知道這大道理，但面對這衣衫褸亂，談得如此有理的老伯，祇能啞口無言地收下整車廢品。

雖然居住條件和環境都較差，畢竟是在公私合營期間，我家居住從我父親的廠子裡交換到北海路，與我大姐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我父親在1956年時家裡尚有包括父母親在內，三姐、我以及三個妹妹，加上一直跟着父親過的親姑媽，和我父親收養的一個堂兄，一大邦人口。到了1966年，我和三姐上了大學並畢業工作，大妹妹護士學校畢業去了江西，五妹就業上鋼三廠後支內也去了江西，最小妹妹被廹在黃山茶林場插隊落戶，我那位堂兄在1958年就去了江西共青城林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到處竄亂抄家的同時，還把巳屬私產的住房又收去了兩間，而當時各單位造反派頭頭乘機以種種革命的名義霸佔了去，家裡擁擠程度可可想而知。

“變天賑”惹了禍

本來以為我家的家也來抄過了，首飾和銀行存款也上繳了，住房也拿走了兩間，可以消停片刻了。可是我大姐夫再三檢查，發現牆內壁櫃里還留有以前廠子的賬本，大姐夫是個膽小慎微的人，就想把賬本燒了，偷偷關起二樓門窗，點火燒起賬本，煙火很大，終於不得不打開窗戶，擴散到窗外的煙火被散兵㳺勇的紅衛兵發見，馬上沖進來抓着說這是在燒毀“變天賬”。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時期，說是”反革命分子”偷偷記下歷次運動中對自己的迫害，等蔣介石反攻大陸得逞後，照着這本變天賬向革命派反攻倒算，偷藏“變天賬”該是是何等恐怖的罪名。

於是我父母親攤上大事了。我家那時居住在北海路，俗稱“六馬路”，上海商業中心南京路俗稱“大馬路”，六馬路離大馬路僅隔四條街之遠，雖是條小街但是人口密度非常之大。當時父母親已有68和65歲，對倆佬的批鬥會就幾個造反派在折騰，圍觀的群眾到不少，他們把我父母親倆，帶到我家附近的“三江旅舘”門前批鬥，他們年老體弱，不顧隨時會跌落的危險，讓他們站在很狹雙人板登上，還歷盡羞辱之能事。父親母親平時與鄰里之間關係相當融冾，按上海習慣都親切地稱他們為金家外公金家外婆。母親一生勤勞善良，默默地操持着家，從來不以老闆娘身份待人，不是刻意的低調，而是善良的本性。她從沒有受過如此的羞辱和驚嚇。三年之內，我和二姐由於莫須有的罪名，相繼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美國特務關進了”牛棚”，更使母親惶惶不可終日，終於在1969年中風倒下，雖然經我姐妹奮力搶救，但從此之後生活𣎴能自理，又是在姐妹精心護理下，在我父親愛的呵護下，又過了十六年，在1985年安靜地離開了人間。

截斷生活來源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除了強盜般地搶奪了所有的私人財產外，更要命的把父親工資減到了20多元，頓時連基本生活都維持不下去，而在銀行為數不多的存款已經上繳給“革命群眾”，父親主要依賴的“定息”也已停止發放。當時大哥也是資本家，家裡拖兒帶女一大邦，自身都難保，大姐和大姐夫是資本家代理人，與父親一家住在一起共同起伙。二姐、三姐和我等三個姐弟就應急負擔起父親的日常開支。父親減了工資開伙都難以為繼的難事，很快在親戚朋友間傳開了，父親一生慷慨救助的親朋好友不計其數，有些已過去多年早被父親忘記。父親二十多年來把眾多的姪子姪女接到上海，或資助其受教育，或在自己的廠子就業謀生。母親這方面的親戚也多有受益於我父親的恩惠。那些天來許多親朋好友，洛繹不斷地送來錢物送來慰問。要知道那時我父親已屬另類，一般人是避之唯恐不遠。

這里不得提我三姐夫的父親，即父親的眾多親家之一，王國楨先生在那次父親經濟情況告急時，讓我三姐送來500元表示慰問，我父親平時寧授於人，從不受之於人，而況是畢很大的數目。推來推去就是不肯收受，後經三姐再三勸說最後才收下。另一位是我認識才半年的同事，是位留學蘇聯的“海歸”，“出身”相當好。當我談到父親“文革”的遭遇後，偷偷地把我拉到一旁說，你應該快點寄錢回去，他現在最需要錢的時候。一個“出身”如此好的留蘇“海歸”，在當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情況下，說出如此明確建議和鼓勵，從此我視他為摯友了。

第二次抄 - 強盜式的打家劫舎

1968年春天，毛主席給革命群眾加倍打了雞血針似的，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的新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伴隨着“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像章熱”、“忠字舞”。沒日沒夜地敲鑼鼓打鼓，慶祝毛主席沒完沒了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那怕是片言只語的胡言亂語，毛澤東已經被徹底神化。於是上海再次發動“抄家”運動。

二月的某天一大邦人，乘坐帶着拖斗的大卡車，直奔我家，拉走貼了封條的紅木家具，和封存在亭子間的貴重物品，裝滿了一大卡車和後面同樣容量的拖車，揚仗而去。我正巧探親假和我妻同在上海，目睹這強盜式的打家劫舎，但在我的要求下，要回前年在上海結婚後留下的皮箱。 我大姐撕心裂肺地大哭，這裡面有她一生工作心血的積累，她不是資本家，她被資方代理人的姐夫株連了。

我不得不描繪遭此劫難後的劫後現場，所有的紅木家具被搶運走了，包括兩家的大立櫃，五斗㕑、床頭櫃，紅木方桌，椅子，甚至把床架都拆去，剩下還不至於睡地上的棕棚。留下不是紅木家具的八仙桌和幾個方木凳，吃飯時還不至於席地而座。亭子間被封存的樟木箱子、皮箱和內裝的貴重衣物也全數抄走。

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的兒子父親再次被批鬥

1968年春節探親假經歷，這二次抄家後，我和我妻又不得不南北分離，回到各自的單位。不料我返回北大荒的單位，即遭誣陷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並且通知父親的單位，反動資本家有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於是又把父親揪去批鬥。自從我六三年大學畢業去東北工作後，就回過二次家，一次就是結婚另一次是探親家，二次回上海時間很短，共享天倫之樂都不夠，幾乎沒有時間和父母親細談家長里短事情。在批鬥會上關於我的"罪行"對年近七十歲的父親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批"和"斗" 的。有亇造反派突然向他發難，你必須交待他們(指我和我妻)二口子在亱里說了哪些黑話，我父親斗膽反問道，他們兩口子黑亱里頭說的黑話，我哪兒去知道？那廝被嗆得很沒面子，就手操起一根拖把，朝我父親掄將過來，父親憤怒了，挺着頭皮准備拼了。幸虧被會議主持人制止，此人是原是我父親私營期間廠里的職工，那時父親待工人們都不薄，於是此人佯裝以嚴勵的口吻斥責父親下去好好反省，並宣布今天的批鬥會開得很好，就此草草收場了。

時至1971年春，在江西上饒地區氣象台工作的我二姐，剛被莫須有的罪名美國特務關押後釋放，其時正逢懷孕待產，我二姐夫是海軍軍官，此時正下放在湖北的“五七”幹校，而上饒家中僅留一個十四歲的兒子和十二歲的女兒，我二姐想回上海生產，好讓自己這孕產婦得到家人的照顧。可是氣象台的軍代表不允許我二姐回上海，說是應和資本家家庭劃清界綫。我二姐迫於壓力竟在二亇十幾歲孩照顧下，既無二姐夫在場，在上饒生了女兒。我父親知道後，氣得火冒三丈，怒斥這是什麼世道！要我三姐馬上而且一定把二姐接回來，我們又一次看到父親年輕時對着強權的反抗精神，終於三姐把還在月子中的二姐接回充滿愛的家庭。

“秦皇一世”皇朝的復滅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付統帥”，乘三叉㦸飛機企圖北上去投靠蘇聯，過蒙古國時飛機墮毀於溫都爾罕，消息轟動整個世界，毛澤東受到有生以來最致命的打擊，儘管以後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以及對周恩來借批宋江投降主義進行最後的打擊，紅色帝國的毀滅成了命運的終結。

1976年一月8日“人民的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上海西藏路工人文化宮舉行悼念活動，父親得知後想進去表達對周恩來總理的敬意。他那時認為，中共領導階層的兇殘和謊言已再也不能相信，唯有周總理他認為是可信賴的心目中的好總理。工人文化宮是工人階級的“宮殿”，在前幾年退休時，單位給了他一張門卡，但“文革”開始後，他受了抄家和幾次批鬥後，他再也沒有進過“宮”。這次他為了悼念周恩來總理，他硬着臉皮去試試，不想真被他混了進去，看門人根本不管你是張三李四還是王二麻子，都可以進。父親排着隊到周總理遺像前恭敬地躹了三個躬，就回家了。他期望着民族資本家與大家一起平等了，直到思想解放後的十年，才成為可能。

1976年隨着毛澤東的死亡，以及繼之而來的宮庭政變，把“四人邦”及其爪牙抓捕判刑，“秦皇一世”就徹底垮台了。政權逐漸過渡到新一代的共產黨人統治，改革開放，平反文革期間海量的冤假錯案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我父親以“落實政策”的名下“退賠”了一萬元，這一萬元退賠包括全部抄家的財物，因為被抄走的物品或被變賣，或者乾脆不知去向，祇賠了財物實際價值的很少一部分。運動初期“自願”上繳的存款，十二年後退還時不計利息，金手飾還按抄家時價格毎兩100元人民幣計，而1970年代末期國際上黃金價格巳達到每司500美元，一兩等於1.1司，1元人民幣等於0.50美元。父親劫後餘生，認為“文化大革命”雖然歷盡磨難，但比起家破人亡的家庭，我們是幸運的，父母親自己和下面八個子女的家庭，還沒有一人遇難，就這點就差感激共產黨了。父親從來視金錢為身外物，當下決定每個子女分1000元，自己留2000元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