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所就读的徐汇中学 高中篇

我的高中

     高中三年还是在徐汇中学就读，主要原因是从那时起徐汇中学已改为市立，即公立中学。这一改学费从私立时的每一学期的130元，降低到16元，这一降就吸引大批学生前来报考，入学竞争率约为1/3。那时并不是所有私立学校100%的都能改市立的，优先考虑规模较大，各项设施和师资力量较雄厚的学校，先收归市立。徐汇中学1955年学年改的第二项是从此开始招收女生，这是徐汇中学105年以来首度男女同校，不过第一学年敢于报考的女生仅佔总学生数的5%，集中安排在一个班里。那年我的个头从166厘米长到176厘米，虽然已经是高中生，但情窦未开，对男子中学改为男女同校的变化没有一点兴趣。毕业后有传闻说，那一群花样少女中竟有一位成了电影明星，出演《苦菜花》的女二号，芳名却忘了。还有二位本班同学同电影有关，一位叫罗拯生，这同学家大概北方人，平时也是一口北京腔，成绩中等，高考时也没大注意他，结果发榜时他竟考上电影学院（或戲剧学院，不详），后来我发现他在“文革”后的一部科幻片中担任导演，这部电影叫《㻚瑚島上的死光》，后来再也没有看他有什么作品出现过。另一位叫李冰如，平时既说普通话也说地道的上海话，同学关係不错，田径项目特別是短跑成绩很棒，曾组织我们班同学练田径与外校同类班级搞田径对抗赛。高考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糸。直到二年级暑假结束时，他再也没回到北大上课。原来他父亲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知名导演，他把儿子放在上海读书，委托也是电影界的著名女演员舒繡文作为李冰如的监护人。大饥荒开始后大概忍受不了饥饿的大陆生话，放弃北大优良的学习环境，逃回香港，以后就销声匿跡了。

红衣主教龚品梅的反革命集团案

     同是1955年的某一天，中共上海市当局宣布，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天主教内称“九八教难”，即“上海教难”)，是中共政府在1950年代对时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的龚品梅等180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修道人员和教友，作为反革命集团进行镇压的政治案件。“首犯”龚品梅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79年6月秘密册封仍在狱中的龚品梅为司铎级枢机。1985年7月3日，龚品梅在被关押30年后，获得假释。1988年5月11日，龚品梅被批准去美国治病探亲。1989年赴罗马教廷与教宗会面。1991年6月29日，教宗在罗马接见了龚品梅主教，并授予枢机红冠。2000年龚品梅主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史坦佛市去世。徐汇中学紧邻是母心修道院亦有多名神职人员同日被捕，並將“首犯集团”全数逮捕。而当时罗马教廷认可的中国上海主教龚品梅是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主教，中共从此彻底断绝了同梵蒂冈教廷的外交关系，震惊了国际社会。同时无神论的中共成立了三自爱国教会，是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认可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国基督教教會。中国内地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三大教派三自爱国教会各有一套组织体系。中国大陆境内拒绝接受中国政府领导的基督新教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1955年，反對三自教會的宗教領袖陸續被捕入獄，剩下的基督徒有些加入三自教會，有些轉入地下。

中苏关係的蜜月及裂痕

     五十年代直到我国“高举三面伟大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前，中国和苏联进入蜜月期，上海在哈同花园的旧址上兴建了中苏友好大厦，苏联军艦访问上海，上海市民上艦参观，水兵足球队与上诲市队举行了友谊赛。苏联国家芭蕾舞剧团来上海，我还看了“吉赛尔”一剧，苏联马戯团队在上海演出我还观看演出，对其中小丑的演岀十分痴迷，还学了许多动作以后在家人前耍宝。有一个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短波中文节目我经常收听，我参加了广播電台举办的有关中苏关系的智力测验，还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並把答案寄给莫斯科电台，寄出的地址用的是学校的地址，结果传达室里有莫斯科给我寄来的信，一个大大信封内有一张A4大小的画，算我参加智力竞赛的奖品。1956年苏联全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到中国访问，他来上海时由刘少奇付主席陪同乘敞篷汽车接受群众欢迎，我和徐汇中学同学也在欢迎队伍之中。

     苏共领导集团内斗那时闻所未闻即使知道也不明理由，1956年苏共20大时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肅反时槍决许多共产党员一事，到1957年才作有限度的披露，斯大林的光辉形象直到很多年后才转変过来看法。

《达尔文主义》课程

     在高中二年级时，开了一门全新的课程《达尔文主义》，课本从苏联引进和翻译的，这个课程长达一个学年，可见此课程的重要性。讲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而且看得出她也是第一次教这门课，甚至第一次接触课程的内容，而她的授课採用开放式，经常採用课堂讨论，使我们有深刻的记忆，并对达尔文主义这门难懂的课有比较深刻的理介。

     当时上大学入学考试分三类，数理化及工程一类，农林生物一类，以及文史法经济一类，我是报考理工类，达尔文主义课程对考大学没有帮助，但以后对形成我的宗教观，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即我一直相信科学的进化论，而不相信万物皆由神造的创造论，尽管我尊敬基督徒，传播福音，把爱传遍人类。

     现将现代进化(演化)论的发展和要点介绍如下：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国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其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天择演化，解释了适应的来源，并指出他认为所有物种都是从少数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到了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的理论成为对演化机制的主要诠释，并成为现代演化思想的基础，在科学上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一致且合理的解释，是现今生物学的基石。

     在爱丁堡大学研读医学期间，达尔文对自然史逐渐产生兴趣。而他后来又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达尔文在参与小猎犬号的五年航行后，成为一位地质学家。他进行观察并提出理论来支持查理斯·莱尔的均变思想。由于在航行期间对所见生物与化石的地理分佈感到困惑，达尔文开始对物种转变进行研究，并且在1838年得出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由于这类思想在当时被视为异端，因此达尔文刚开始只对亲近的朋友透露这些想法，并持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应付可能遭遇的反对。到了1858年，华莱士寄给他一篇含有相似理论的论文，促使达尔文决定与其共同发表这项理论。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使起源于共同祖先的演化，成为对自然界多样性的一项重要科学解释。之后达尔文《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以及《人类由来与性择》中，阐释人类的演化与性择演化的作用。他也针对植物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书籍，在最后一本著作中，达尔文讨论了蚯蚓对土壤的影响。

     目前达尔文的演化论已经获得压倒性的事实做支持，而演化的真实性，及其作为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解释的科学性，也成了学界共识，目前对于演化论的真确性，存在有强烈的科学共识，演化以外任何关于物种起源或人类起源的学说，目前都不获支持。绝大多数的科学社群和学术团体，都认为演化论是唯一能完全满足在生物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及其他各领域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一项在1991年所作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大约5%的科学家（包括生物学领域以外的其他科学家）认为自己是创造论者。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反对演化论且经过科学方面同行审查的论文，名列科学与医学期刊搜寻引擎PubMed当中，尽管演化在学术界中获得了强烈的支持，作为现代演化论开山鼻祖的达尔文，经常受到反对演化论的团体及宗教人士的攻击。

五十年代在徐汇中学的“素质教育”

     五十年代那个时候，还不象现在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通常被视为一种以提升学生应试能力为主要目的且十分看重于考试成绩，背诵与解题的教育制度。我们在当时接受的教育成年后逐渐体验，就是一种所谓“素质教育”，这是在遵循人的自身发展、客观规律，和人与社会需求之间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展开的教育活动。它是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现在回想起当年虽然还不是全面的素质教育，整个的课程设计和道德教育还是向素质教育靠近的。例如到初三以内的三年，仍设有音乐课，水平不低，如老师用钢琴弾一个曲子，要求同学用五线谱记录曲子全部的音符。中学六年都有体育课，许多老师毕业于的体育学院，越往高年级体育教的内容就越复杂，如教百米跑的前中后段的不同身体倾斜姿势，以及呼吸。有教击劍课，用藤条做的剑身，小皮球套住剑尖以防止伤及学生。学校可借到拳击手套自己练西洋拳。体育课还教疊球，我们班就有一伙同学常年练疊球。我当年撑桿跳高达到2.28米，就是在体育课上学会的。校际足球赛在大操场进行，足球场外围满观球的同学。校篮球队每年都进入全市决赛圏，许多同学晚上就到上海市体育舘去加油助威。高中二年级的暑假我被派去黄浦江畔一个俱乐部学习海军舢舨，这是海上救生的小船，六位划船的水手，一位指挥协调的船长。所有上述活动都是长年设制的，任何人都可参加的。

     我买了一本如何练习足球守门员的书，本来我在中学六年以足球为主要爱好，而且由于我反应特快，作守门员特别适合，有了这本书就照猫画虎的练起鱼跃扑救等较高难度的动作，不但当时很管用，也无意中为将来成为南京大学校队守门员打下了技术基础。

     进入高中后，我逐渐对天气予报感起兴趣来，我发现一刮东南风就会下雨，这就促使我做一个风向标。用一根立桿找正北方向，利用12时找立桿在地上的影子即为北方（后来才明白过来，12时的正北是在径度120度的地方才是正北，上海市大约在121.5度，按12时找正北有误差的）。我们家里有一只英制气圧表并带华氏温度计和相对湿度计，是我父亲从拍卖行里拍来的，我发现气压变化有向下趋势时天气会有雨。后来又买了一本气象科普书，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稀里糊涂似懂非懂看了二遍，认为自己对气象产生了兴趣，这就造成以后报考气象作为第一志愿的原因。            

春假期间部分同学去无锡春游(略)

反右派斗争

     1957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阳谋”的兴起，全国成千上万的社会精英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敌人。徐汇中学有二勤杂工我们称为校工，在1956年时他们的儿子分别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此消息一时在徐汇中学学生中传为美谈，校工的儿子祗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翻身作主人才能进北大和清华，两人也有来信，表示一定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党的培养。1957年“反对右派斗争”首先在北京开始，马上在全国大张旗鼓开展，一个震动不小的消息在徐汇中学传开，这两位工人阶级的儿子，不知触犯了共产党哪一条天条，在北京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很多人都难以置信，二位工友更是觉得无脸见人，好象是他们培养出这二个“阶级敌人”似的。这件事对我影响也不小，但是懵懵懂懂地还是认为共产党也许是对的。

     徐汇中学里也有相当比例的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复旦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解放前在法院里做了一年的法官，不幸就当了右派。有一位教世界历史老师，讲起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神采飞扬，原来是留法海归，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看来毫无关系的体育教师陆老师，也成了右派分子之列。

大鸣大放辩论

     1958年初为了给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实际上虽然中学生里不抓右派上海市各中学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大辩论，辩论题目由各校或各班级自定，我们班级有三个题目进行辩论，一是作为老大哥的苏联有没有大国沙文主义？二是美苏两国都有了原子弹氢弹，都放了人造卫星，究竟谁的科技领先？三是班级里团支部领导下开展活动，那么是否认为班里是“团天下”呢？

     大辩论激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有几天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这些第一次当“辩论家”的高中生个个感覚良好，在慷慨激昂的激辩中，全然不知灾祸就可能会临头。我与另一同学金滔负责出黑板报，平日里每周最多出两期，大辩论期间，有太多五花八门的观点和意见，黑板报一天出一期甚至二期，我们也学着新闻自由的样子去“办报”了。

     临毕业时，看到班里的团支部委员，有几天聚在一起，似是开会在决定什么似的，后来传出消息，就是团支部委员这帮人，给每个同学做着可能决定命运的政治鉴定呢。徐汇中学毕业后的十年，1968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我中学里的一派言论，被翻了出来批判，才知道那时向党的交心材料被放进个人档案袋。所有一切都是团支部做的。而那些由于团支部所作的不宜录取的结论，决定了这些人一生的命运。

高中班上共青团员毕业时留影(略)

     1958年夏秋季节，进入高考和发榜程序。出乎意外的是录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班里有些学霸没有进清华北大，甚至最后没有入选普通大学，这些同学中出身极其不好，三反五反父母双双自杀的，或在大辩论“站错了队”被当时班团支部定为不宜录取的。有些成绩一般的同学，但出身“纯”产业工人，都进了象医学院这样的好学校。像我这样芸芸众生学生，才按考分和投考志愿分配录取。1958年也是大学入学人数的大跃进年代，真正招收人数都超出了毕业准备入大学的人数，在招生最后阶段，没有招满人数的大学，衹好在没有招进的学生里拣漏，差学校反而捞到好学生。这些“大学”往往是大跃进中由原来的中专跳进大学龙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