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交官同窗郑欣堡

      我和郑欣堡同学是在读徐汇中学高中认识的。他是1941年出生，家庭出身为小业主，家住黄浦江畔的董家渡路102号。是22路公交车的起点站，该路公交车穿过整个巿区到达终点徐家汇，走几步就到了徐汇中学。正因为在公交车的起点站上车，他总是坐在公交车的后排座，利用到校的45分钟车程，预习了当天所有的科目，他就是抓紧每段空闲时间用于学习上的。我家就在22路公交线大世界站附近，每天也要乘坐这路公交车到徐汇中学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大部分时间同郑欣堡同乘同辆公交车回家，所以很快我们便熟悉起来成了好朋友。

     在寒暑假里，我们用“密码”通信，密码由二部份组成，一部份用自己编制的有含意的符号，叧一部分是用俄语单词，这二部分符号和俄文单词写成的“密码信”，就成为双方的通信工具。我们还成立一个由二人组成的“航海俱乐部”，时常到上海郊区康健园（现改名桂林公园）去划船，算是航海俱乐部的活动，每次都有航海日志作记录。两人在暑假里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我那时已能在池的深水区游了，我就鼓励他到深水区试试，我说能保护他。他信了我在深水区扑腾开了，但力不从心还是往下沉去，被我用力把他推向池边，他呛着喝了几口水，挣扎地上了岸。1956年暑假，我们决定到上海高桥海滨浴场去野营，我的堂兄一起去玩，他还借来了一顶能容纳三四人的帆布帐篷。我们带了二天的食品，先乘二小时轮渡，从十六铺到高桥码头，再扛着帐篷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向五公里外海滨浴场前进。所谓“海滨浴场”，临近东海边，其实还在长江边，长江口宽得一眼望去竟望不见对岸，误认为是海滨了。我们在高高的江堤下边搭起了帐篷，然后搭柴生火，吃了一顿野餐。晚饭后大家为新鲜野营生活兴奋异常，吹牛聊天,望着星空，享受海滨浴场的夜景，周边亦有露营的野餐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不过彼此离得很远。在帐篷里入睡到半夜时分，先是听到雨滴打在帐篷顶，后来风雨骤起，逐渐转变成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堤岸上大量冲下的雨水，注入帐篷地面，我们三人不得不半蹲在帐篷里，幸好发现不远处有一顶大帐篷，大概海滨浴场工作帐篷晚上空着，于是三人飞奔了过去避雨，一直到天亮，暴风雨停了天空却还是阴沉，做早餐的柴火全湿，衣服也湿了，三人变成飢寒交迫的落汤鸡。我们悻悻然地抬着沉重的帐篷，露营败兴而归。

     郑欣堡有个哥哥郑欣名，比他大二岁，也在徐汇中学就读，我们上高中一年级时他哥哥巳在高三，郑欣堡入团时介绍人就是他哥哥。几十年后郑欣名教授在長沙国防科技大学因研制超级银河计算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是高二下学期入的团，之所以吸收了我，是因为那年有一段时间，我手术开刀，之后虽能复课但在校就安静了很久，团支部看我那段时间比较“老实”，于是吸收了我，入团介绍人便是郑欣堡。

     郑欣堡在高考中属于第一批高考提前录取的学生，提前一个多月这些考生进行考试，最后由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录取。这批学校包括各类艺朮及外语等特殊专业的院校，学生成绩都很好，家庭历史清白，在中学各方面表现优秀。郑欣堡是个平时很低调的优秀学生。

     我则以第一志愿气象专业考人南京大学，我自己也是懵懂为什么我爱气象。当时我对自己能否进大学校门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填报最后一个第六志愿是上海体育学院，我想上个体育学院至少也算是个大学生吧。

     1963年毕业大学生达20万人左右，招收研究生人数才1千余人，据估计报考人数在1万余人，录取比例在1/10左右。而欣堡说在“不经意”间报考北外的英语专业，研究生录取比例是80人报名取4名，居然被郑欣堡考中，可见他的实力确实不是一般。

     读了二年研究生郑欣堡提前一年借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因此1965年成了开始外交生涯的第一年。经常有一些非洲小国来朝圣红色中国，其目的是弄点美元，好回去点燃革命的火种，郑欣堡作翻译陪同，亲手交给某国组织领导人美元现金。

     1966年5月中共发表了“5·16通知”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毛随即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检阅数以几十万计的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上也出现所谓某某国的（马列）共产党，以及某些国家激进的武装革命者，因此郑欣堡作为翻译人员多次陪同上了城楼。有一次郑欣堡居然被毛握了一次手，在给我写信时兴奋地说，我的那双被毛主席握过的手，保留好几天没有洗，可见崇拜毛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

     当一阵阵红卫兵的狂热过去了之后，毛就让大批知识青年去“广阔天地”的农村“大有作为地斗天斗地”去了。同时1966年后历届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律参加军事训练，郑欣堡是66届毕业的研究生，被分配到福建的海边牛田洋受训，却在1970年遭遇强台风，正在抢修海堤的军训学生，差点在一段段相继坍塌的海堤下葬身大海。这一天杨韵倩在上海生下了女儿若蕾，在黑龙江北大荒研制遥控地雷的我，因误触了开关爆炸，差点酿成人命事故，我将成为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

     军训结束后郑欣堡又被直接送往外交部江西上高的五七干校，那些年倚着毛作为后台，外交部由两个年轻女人王海容和唐闻生把持着，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他老婆章含之在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大大地秀了一把。而在五七干校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没有尽头的生活。

     1973年后郑欣堡调回北京，分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室任助理研究员，同时分配了一小间住房，厨房和厕所与另一家合用。我因红外探火仪在天津海军302所常驻，时常利用周末去北京与郑欣堡会面闲聊，就住在那小屋外的过道边，晚飯就到楼外附近的小飯店搓一顿，无正经事，边吃边聊，大多是聊些“文化大革命”各人的遭遇，以及许多外交部的趣事和丑闻。

     比如说王海容唐闻生二人的霸道，外交部以他们划线任人唯亲路线。章含之怎么背着前夫出轨后，一付泼妇的样子。毛在延安与一个英语女翻译一段情被贺子珍发现大闹后，把女翻译往苏联一送了事。有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我是听不到的，他是外交部的人才知道。那时候哈尔滨有个稍有知名度的焊接研究所，有一个国际焊接研究学术会议在荷兰召开，焊接研究所派了一个焊接专家前往开会，不料这位专家暗中却策划叛逃事，不知用什么方法在开会第一天与中情局的人接好头，决定当晩由中国驻荷兰代办处逃出，由中情局人在门外接应。是夜，他从外牆的下水管向前下滑行，不想没有滑到地面就掉下摔伤，他忍痛爬到门外被中情局人接走。叛逃者虽然已逃脱了控制，却因摔得不轻被送医院抢救，这时中共使出绝招，派了四名彪形大汉，找到叛逃者救治的医院，硬是从手术台上抢回到代办处内，次日就宣布此人死亡，非常离奇的死亡发生被绑架之后。此事件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遭到各国严励谴责，荷兰政府宣布该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因迫于外交人员有豁免权，变相地被逐逐出境了。另有一件叛逃者的故事，哪一年忘记了。他作为年轻的外交官一个人去驻非洲喀麦隆使馆赴任，但飞机到埃及开罗首都，那叛逃者离开开罗机㘯直奔美国驻埃及大使馆，进入后要求政治避难，使舘工作人员马上请来中情局的人把他接运到美国，而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没见人来报到好几天，才意识到人已跑得无影踪。

     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具体是那一年忘了，郑欣堡要到黑龙江省大庆开会。毛头那时还不满十岁，把毛头一人放在北京不放心，就把毛头帶着路过哈尔滨时把毛头放在我家，跟我女儿玩几天，等郑欣堡开完会，过哈尔滨时再接毛头回北京。一切安计划，开完会的郑欣堡在哈尔滨多留一天，聊聊天逛逛街放松一下。我们带了两个小孩，小蕾和毛头上街玩，到了哈尔滨最大的秋林百货公司，在里面走着逛着到了四楼，就有人守着不让我们进，我们问为什么不让进，说是为外宾开放的，其他人不可以进。我们硬是要进他们硬是不让进，这样就起了争执，我们说我们目睹解放前在上海的公园大门口，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侮辱国人的牌子，难道你哈尔滨还要走回解放前吗？那人请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决不进去，哈尔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看再吵下去也没意思，转身回去，他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郑欣堡随口说外交部的，那人一听外交部的，肯定不是善茬，也就认怂了。

我陪郑欣堡和毛头游松花江(略)

郑欣堡和我在哈尔滨(略)

     1984年外交部终于放他出国了，说来令人不解，外交部的人员居然一直因为出身“问题”而祗能在国内工作。郑欣堡是受福特基金会赞助去美国访问的。据郑欣堡说，福特基金会小瞧了中国外交人员的素质，用些常识性的问题，来测试初来基金会的访问者。而郑欣堡此时已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研究室的主任了。但此后他出国就像在国内出差一样再也无障碍了。

     1986年秋我因去加拿大做访问研究一年，出囯在即，就把我岳母从上海接到哈尓滨帮助照顾我家。由于怕坐40小时火车，受不了晕车，决定先在北京休息几天再北上哈尔滨，郑欣堡欢迎老太太把自己一间宿舍让出来给杨韵倩和她妈住，直到适应后才把老太送走，老太太从此始终念道郑欣堡。

     1989年“六.四”前，他写信告诉我说，巳被派遣到驻英国使舘任一等秘书，他的太太也奉调到驻英使舘工作，她保留在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学讲师一职。直到“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发生，在加拿大我们和八千多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起，以人道和同情原因，原则批准获得了加拿大居住权，但是一直设有联系上，郑欣堡还一直以为我们仍在国内。

     在“8964"以后，我怕我当时的状况会影响他作为外交人员的身份，有很长时间彼此无任何联系。我们已由特殊原因定居加拿大了，自己觉得若此时与一位中共外交部的官员进行接触，与彼此都没有好处。又过了几年，稍微运离那血腥的1989年，我试着小心翼翼地在加拿大给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他写了一封信，出人意料地他很快给我回了信，信中表示恢复通信他很高兴外，对“8964”都只字不提，而以往无论国内外大事在信中都要花很大篇幅评论一番的。

     1997年年㡳我因心脏不适，我三姐要我到上海去试试用中医治疗一段时间，当我到上海与他联系时，却由他太太告诉我，他已被奉调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当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舘的总领事，我听了十分高兴，同在加拿大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命，加拿大华裔人口177万，佔加拿大总人口的5.1%，而多伦多，华裔人口却佔多伦多总人口582万的12%，达70万，这是2016年最新数据。假定在1998年，至少在多伦多生话也有40万到50万华人，而且在19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迅速地増加。

     说来巧合，1998年9月，我在渥太华加拿大遥感中心找到工作，于是在赴任之前我从苏圣玛利去渥太华绕道到了多伦多，居然在他官邸住了二天，后来他告��我外交部规定驻外机构人员是不允许同外人发展私人关係，更谈不上邀请客人在官邸宴请或住宿。官邸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座豪华的公寓楼的顶层（Penthouse)，顶层还有私人㳺泳池，当时他的月工资才每月700美元，而这套房的租金怕7、8千美元一月。郑欣堡工作特别繁忙，多伦多和世界各大城市的华人一样，各种华人的社团特别多，可以比喻多如牛毛，大多数华人社团都想同中国大陆派驻的大使总领事拉关係，所以宴请特多，多到每天有三四拨，所以郑总（领事），就象当地黑老大似的，一场一场赴宴请一场一场地拜码头。一般使节平均三年换一地，每个社团平均三年至少开一个欢迎宴会和送别宴会，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饭局等着郑总。总领舘的总领事上任初主动宴请侨社领袖，以及离任前必须的告别宴会，每年的囯庆招待会，和新年的招待会又要花去大量的心血。如果适逢当时有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主席和付主席、总理和付总理、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付主任）来访多伦多，迎来送往，按级别高低，定出接待规格，以及相应的安全保障，外交事再小不能有半点差错，都会忙得使领舘上下累个半死。

     我住了两天就赶赴渥大华去履新了，那二天晚饭就是在他那里吃的，仿佛在国内时在他家吃饭情景，他的拿手的川肉圆子汤，是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在江西学的。边喝酒边聊天，聊“8964”在英国与一英国家庭友好往来，以及“6.4”后又如何不再无往来。我也谈到“6.4”也没有迴避，谈到我和杨韵倩被加拿大政府一纸命令而取得居留权的。我和杨韵倩第二次在他官邸过夜是1999年年末，他的妻子柳姗莉已经调来领舘工作，实际工作是安排各项外事活动，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一直坚持她不是一位夫唱妇随的女人，而是一位有头衔的独立的女外交官。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官邸，图右为郑欣堡和柳姗莉夫妇(略)

     1999年末我同韵倩到多伦多去访问郑欣堡，表面上郑欣堡和柳姗莉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天应敷侨界没完没了的饭局，同时针对台湾驻多伦多经济联络处的种种招数，努力加强“统战”，想出对策促进两岸统一。

     外交部将郑欣堡调离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总领事一职，郑欣堡后来才告诉我告��他将离任，但没有说什么原因。通常象总领事职务，一次在职至少三年时间。我知道柳姗莉有个女儿，当她和郑欣堡同时来多伦多领舘工作时，把女儿留在北京她不放心，此时女儿已经高二。柳姗莉千方百计找了许多借口把女儿弄到多伦多读书，在当时是违背外交部规定的，而况到了多伦多后又住在官邸，这也是不被允许的。我不知道内部有没有互相监督机制，还是有人想把郑总拉下马，告密到部里，还算客气不指明原因把郑总提前一年调离了。

     外交部当时的规定，其后自然巳取诮了，因为各国的外交机构驻外供职的成员，其未成年的子女自然必须跟着父母在一起生活，不管父母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后来柳姗莉告诉我，郑欣堡为此事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很难想象他如此坚强的意志会轻易地流泪，这其中的悔恨和怨屈祗有他自己知道。

     说说他是如何奉公亷洁的。自从“8964”以后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錧加紧了对当地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统战工作，帮助各地成立学生学者联谊会，每年都对这些组织提供有关信息分发经费，毎年招集到使领舘开会。我们在苏圣玛利也有学生学者联谊会，同领舘保持联系领取经费。我们几次邀请郑欣堡总领事来视察工作，我个人也邀请他借机来这里旅游，都被他谢绝了，苏圣玛利地方太小，还不值得做一次公务访问，会花许多公款。即使象我这样老朋友邀请都不给个“面子”。我在他官邸住过二次，每天晚上同我聊天已经很晚了，等我去睡了之后，他就批阅文件，尤其要把本地的报纸文章看完，为的是更多地掌握重要事件发展的动态。我们那次去看他是开车去的，他不用公家的奔驰汽车，而请我把他女儿东西都搬到学校去。

     有些当地富商，或者称作郑总为“朋友”的人，愿意为郑总夫妇的女儿提供在加拿大学习和住宿的费用，被郑总婉言谢绝了。在他二年的任期中，许多豪富纷纷邀请他到自家豪宅访问，甚至到豪华游艇饮酒作乐，他去了作为礼节应敷从来没有进一步的特殊关系。

     2000年春天的时候，我特地从渥太华过来为郑欣堡送行，我们以为在此一别以后很少有机会再碰头，世界是太大了。又一次见面后的分手，是在多伦多灰狗(Greyhound)长途汽车站，我和郑欣堡握手拥抱，在汽车开动的一瞬间，我感动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的友谊始终长存。

     2001年11月初我当时巳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工作，突然不知原因造成的中风，幸好没往严重方面发展，但是脑子已不允许做用脑的工作，2002年1月底辞去工作，又回到苏圣玛利的家里休养。这是一年正是我和韵倩求读的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我决定回国。韵倩还在工作，于5月10日单独回上海，我则绕道香港再回上海。

     郑欣堡夫妇自从多伦多离职回北京不久，柳姗莉就被派往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在领事部工作，郑欣堡作为外交部司局级干部却迟迟没有再分配工作，祗能作为驻外人员的家属随柳姗莉在香港整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后据柳姗莉对我说，她在领事部也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发发签证、港澳同胞证及台胞证。就连这份低级别的前台工作，还是靠个人关係向外交部人事部弄来的，目的就是赚点外汇供女儿在加拿大求学所需。公署有关管理部门，对那些随同的家属又有严格规定，有一条最有意思，即如该家属过去在驻外机构任职期间所接触过的外人，在作为家属时就不能与过去认得的外人相认和发展关系，作进一步交往。象郑欣堡曾在多伦多做过总领事一职，认识不少华人和侨领，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常因公私事会来香港，如知道曾经的郑总正在香港，也必须六亲不认。

     在港一星期，我去了几次驻港公署的宿舍楼，见到郑欣堡后就一道下山，在湾仔区一带几个大型购物中心漫步，天南地北的闲聊，也聊到公署领事部对工作人员家属的Stupid(愚蠢)管理。我们仿佛又回到五十年代高中时，在上海衡山路上闲逛的自由时光。

     我在加拿大来不及去办大陆签证，我就在驻港公署领事部办了加快签证，具体就由柳姗莉亲自经手的。我定居香港的三姐因我平时经常提起郑欣堡，虽然未曾谋面，但也是较熟悉的，特别是郑欣堡在多伦多作总领事的经历十分感兴趣，于是和我三姐夫一起请郑欣堡一起饮茶，见面后相谈甚欢。

     郑欣堡在香港当了二三年外交人员“家属”后，部里正式任命他为“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这头衔听起来名声很大，实际是个虚职，这个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也就各国已退休的外交家，不定期开开会，是一个亚太清谈俱乐部。郑欣堡却和任何事情一样，各国之间飞来飞去不说，每次“清谈”完毕，他必定要写一份完整报告上报外交部，到后来身患多种疾病逐年加重，几个小时飞行逐渐变得异常困难，他还是坚持着开会和写报告。这几年我每年发一些电邮，除了表示圣诞和新年的祝福外，有时还会有几次长途电话聊天，谈谈彼此家庭和子女情况。

     2005年柳姗莉女儿从McMaster大学毕业，又经过几年拼搏取得了加拿大永久居住权并在皇家银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后来又嫁了一个同样留学生的丈夫，家里有较好的经济基础，2012年为他们添了一个外孙，一切都是柳姗莉为女儿设计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光明的起点。

     柳姗莉在2000年前也在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从付教授晋升为世界经济教授，她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工农兵学员，到辽宁大学第一批“文革”后的硕士研究生，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遇见了郑欣堡，一起奉调驻英使馆任职，后又作为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第一夫人，辅佐郑欣堡总领事，又进入外交部国际关学院任教，当终身教授，达到完美人生的终极目标。

     从2012年起郑欣堡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上正式退休，用柳姗莉的话说：“He is now just an ordinary elderly man in neighborhood（他现在袛是邻家大院的一位普通的老大爷）。” 在同一封电邮信里柳姗莉说，郑欣堡在9月份因尿血住院20天，出院后因为感到虚弱，就不经常外出了。2012年年末我们向他们发圣誔新年贺词时说，希望欣堡的病已经康复，并期望在2013年同你们见面。

     从此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信息，莫非他…，我真不敢去证实他还在不在人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