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被揪出

“文革”中正常人的性格发生了极大异化。不少所谓“出生好”的人，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这些人毫无道德底线可言，对于“牛鬼蛇神”可任意训斥和打骂污辱。而另一批人无论是出生，比如“剥削阶级”，或是社会地位，比如知识分子，“臭老九”，在“文革”中很识相地自动萎缩到社会的角落,但是总有一部分不识相唐·吉柯德式的人物，要为“真理”而斗争，终将撞得头破血流，我就是其中一员。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我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现行的反革命罪行是，我正在看《诗刊》，有个叫韩树庭的打掉我手中的《诗刊》并说，不看毛主席著作看这玩意儿干吗，我恼其打落手中《诗刊》，就脱口而出“毛个屁”。三个月后那人成了我的对立派，把“毛个屁”作为我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揭发出来，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两次挨打耳光

第一批针对我“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的大字报出笼，随即召开首场批斗会，记得在航空护林局的大食堂里开的。现在首场批斗会已过了五十多年，很难记清当时的“盛况”，第一次当众挨打耳光，打人者是个工人，平日里游手好闲，张口闭口满嘴都是下流话。我挨打的理由是，在批斗中列数我许多“罪行”中，有一条是“打击贫下中农”，于是那厮冲上前台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二个响亮的耳光，我平生成年以来，第一次遭到毒打，我祇是喃喃地说你怎么打人呢！那厮恶狠狠地说打的就是你这王八羔子。

说起“贫下中农”我非但没有打击过任何贫下中农，反而还帮助过他们。仅举一例说明，一九六四年我在沈阳因病住院，一天有人在走廊里哭泣，模样像是一位农村来的中年男子，过去细问之下才知道因为农村里没有粮票可发，到城市里如要住院之类事只好饿肚子，一九六四年当时粮食定量还比较紧张，但是在城市里比起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期间改善多了，我当即把手头上仅有的十几斤粮票给了他，他以为我是贩卖粮票的，挣扎着要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钱给我，被我婉绝。之后他回农村由生产大队给我写了感谢信，我认为小事一桩没告诉领导，也就过去了。

第二次遭殴打是在一个深夜，那时发电厂发电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一到夜里就停电，“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就利用黑灯瞎火的来审讯我，以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口供。三人在一间小屋内审讯我一人，这之中一人叫张君寿，虽是造反派头头，他象床舖底下拖出的黎元洪（北洋军阀的临时总统），当头头完全是历史的误会，心里虽然反对我们一派，但是做法上还是留有余地；另一个是北大毕业叫胡民臣的，对业务是少有的无知，同他结怨是在“四清”运动后，我很被动地被领导提拔为课题组长，我毕业才二年余从没争过当头，而他比我早毕业一年，年龄比我大四五岁，却没有提上，就迁怒于我，“文革”就有了报复的机会。另一位外号为“跳蚤”的叫宋惠祥，他是咬了别人而被咬人还找不出是谁咬的，此人过去因乱搞男女关系而受过处分，在单位里也就当个小管理员的差使，此人一贯维护领导，有几次在会上我揭了他丑恶老底，从此便有了过节。

这次审讯目的是要我“咬出”另一个我的朋友，并要我指称说他是我的后台。该朋友叫王贤祥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毕业，有家庭历史问题，他父亲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被处决。象这样岀身的人平时谨小慎微，生怕哪儿说错一句或做错一点，被人抓辫子给个人带来麻烦，轻则遭批判重则把“帽子”给你戴上。平时他对人话不多，却时常对社会问题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毎件事脑子转得比谁都勤快。我同他是很谈得来，文革期间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干，于是我们就天南地北的什么都聊，他也是被对立派所讨厌的人，比我更甚，因为他们认为他躱在后面出馊主意，我祇是跳梁小丑。那一睌就逼我“招出”我的一切“罪行”，都是他在后台出招，我在前台表演的。我坚持说我的行为是我的思想造成，不是他的主意。这样反反复复逼我好几次，他们就不耐烦了，胡民臣就首先动手，搧了我二个耳光，那个被我们称他为跳蚤宋惠祥随后就操起拖布把，正要向我后脑勺横扫过来，被张君寿制止。我当时就喊了一声“你们怎么打人了呢”。此情景正好被关在另一间的局里业务处处长周尔正听到，以后周的证词就成了他们打人暴行的证据。

县城批斗游街“坐飞机”

在我单独禁闭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期间，有天早晨还没让我们这帮牛鬼蛇神吃上早饭，就由三个“牛鬼蛇神”乘一辆卡车，毎人由二位革命群众押着，共约五六辆大卡车（时称解放牌卡车），向着十四公里外的嫩讧县城驶去。给“牛鬼蛇神”们预备好毎人一块大木牌，约六十乘四十厘米见方，上面写着各个“牛鬼蛇神”的罪名，如对老干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一块牌子则写上“资本家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有其它五花八门的称谓，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巨大创造性，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

车队开到嫩江，就在仅二层楼的百货大楼的对面，县文化舘前的空地上摆开阵势，由二辆大卡车尾尾对接搭了一个舞台，“牛鬼蛇神”在台上被迫挂着沉重的木牌低头弯着腰等待批斗。轮到批斗时还进一步把腰弯到极限，再把双臂反剪到最高，这在当时流行说法是坐（喷气式）飞机。轮到我时，上来一位北京大学新分配来的二楞子（虽然他年纪比我大三岁），说你这个小爬虫，我什么人没见过？聂元梓、蒯大富什么的！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我左臂从后背向上高高拉起，并用力把手腕再转一个九十度，口中并恶狠狠地说，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感谢我的爹妈生就我一付好身骨，使我手腕経过如此酷刑后还不被折断，但是足足有二年时间一直在恢复中。

批斗大会完了之后，车队带着十几个“牛鬼蛇神”，在嫩江县大街小巷游街。事后我想如果游街结束，再马上拉到刑场就地正法，这十多条性命就此终结了。这在草菅人命的“文革”是十分平常的事，全国有多少城镇，就是这么杀戮无辜的，幸而这样的事那天没有发生。

      连回来照样是卡车仍有二人押着，这时经过几小时批斗，又是连早饭都没有吃，几小时滴水未进，实在是精疲力尽了，加上一块木牌挂在脖子上越来越沉重。幸好二人之一（后来成了我的铁哥们）赵荣弟和廉明啓，用他们的腿部支撑着我快要倒下的身躯，终于使我坚持回到了局里。

      廉明啓后来成为我红外探火研究室的一员，其本质是好的虽然当时在我的对立一派，并担承所有批斗和罪行材料核实会的记录，因为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赵荣弟一九六六年从沈阳空司下属瓦房店机场地勤转业，文革后成为党委委员，很快成为我的无所不谈的铁哥，二家关系也很密切，他前任夫人杨春红说得一口大连话，高挑的身材人也长得十分漂亮，可惜一九七九年十月，红颜薄命，不幸过早离开人间，逝世时才四十多岁。

有人自杀了

开始被揪出的一个多月我是单独关在一个单间，属软禁可以自由出入小屋如厕或上食堂吃饭等，在夜里则有专人锁住房门，到早上才由专人开锁，白天必须耽在屋内写交待材料和反省。有一天全所开会核实我的“罪行材料”，一般要持续进行三个多小时，往往长时间垂手站立，弄得混身麻木，尤其手部充血，直到指尖麻木。可那一次核实材料才进行到一半，突然喝令，你下去好好反省你的罪行，今天就到这儿。又喊了几声口号什么“金继忠对抗革命群众，死路一条”。下去后再也不让我回到原来关我的小屋，关我的新小屋窗户用木板完全钉死，二十四小时专人看管，小屋关押升级了，于是吃喝拉撒睡全要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进行。

      后来对我看守稍有松动，才听说那天航空护林局出了大事了，一位十四级业务处长马超（已被揪斗）在自家三米深的菜窖里用跳伞的伞绳上吊自杀了，此人生性刚烈，受不了平时是下级的广大空降兵战士的羞辱，扔下爱人和二男一女未成年的孩子，做了革命的“叛徒”（当时对自杀者通行的称谓）。这名处长也有传奇般的经历，曾跟随老红军将领何长工作为警卫员走过长征，相传有一个笑谈，说是何长工的随军老婆在路上生孩子，为了及时晒干，内裤内衣都挂在行军路上的小马超身上。

      “文革”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就以远离北京的黑龙江西北的北大荒，东北航空护林局仅三百多人的单位，就多达三十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佔10%还多，自杀者三人佔总数的百分之一。一位卡车司机自杀可能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被迫在局里大汽车库上吊自尽。另一位忘了姓名的工人，也用自杀结朿了自己的性命。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局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不几天，他不满十岁的儿子也被揪岀，因为怀疑在子弟学校的厕所内书写反动标语。那时我和韵倩仍然两地生活，她所在的湖南零陵地区气象局三十多人的小单位，竟有十四人被当成阶级敌人给揪出来，“文化大革命”已经把全国人民搞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