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道县的红色恐怖 城头变换大王旗 随着一九六七年春夏各地武斗升级,零陵地区解放军“支左”支持了由江青点头的“湘江风雷”,并暗中供给武器,另一派就偷抢武器库,结果在零陵远郊的大山深处偷武器时,不慎引起炸药厍大爆炸,整个零陵地区都被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去偷枪的几十名“造反派”战士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各派之间武斗愈演愈烈,甚至动用达姆弹,一旦被达姆子弹击中后马上从体内爆炸,这在国际战争法中与化学战中介子气,和生物战中炭疽菌同样禁止的。就在一次山头的伏击战中,使用这种达姆弹,打得山下的造反派战士个个头部和身体开花死伤惨重。 过了不久,城头变换大王旗,你唱罢来我登场,刚才的在野派随着大形势转变,重新夺取了“政权”,把另一派赶出了气象局,具体说赶下了山。这派夺得“政权”后就加紧备战,防止山下的那派人马复辟,于是每人发手榴弹二枚,动员女性制造内放酼酸的安琣(玻璃)瓶,好在“敌人”来临进行“肉搏战”时使用。韵倩不得不拿了二枚手榴弹,并参加制作装硫酸的安琣瓶。没过多久,风云突变,山下那派又“光复”了气象局山头,于是这一派还没有等对方攻上山头,就这带着这一派“革命群众”抄近道逃下山到了长途汽车站,汽车站该时尚为这一派成员武装控制着,专门接应各处撤到这儿的队伍,再乘夺来的解放牌卡车向北逃窜,历时几天几夜到了自己的大本营长沙,韵倩也像难民似的跟着逃到湖南省气象局。 那一派造反重新夺取“政权”后,犹如还乡团回村,对逃走人员的房间逐个地搜查、破坏和偷抢。把所有房间内的棉被都抢走,把所有的暖水瓶全砸碎。韵倩有件的确凉衬衫,在五十年前还相当稀缺昂贵,也不翼而飞。韵倩的母亲曾给她一个银元,上鋳有袁世凯的头像称银元为袁大头,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称小头,币值略低于大头,韵倩丢了袁大头后也逐渐淡忘了,不料在二年后的一九六九年,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这袁大头又出现在造反派手中,把这袁大头按在了另一个他们要打击的地主子女的头上,说此人藏着袁世凯就是妄图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任凭韵倩说明这银元是她所有,造反派根本置之不理。韵倩有本照片簿,保存不少谈恋爱时我给她拍的并放大的照片,都散落一地还留有踩过的脚印,有几张被撕破,后又悉数贴在牆上公开展览(这大概是为我开的唯一的一次“人像摄影作品展”),大标题“看这资产阶级臭小姐”。“文革”后我花了好长时间象修䃼文物一样,把这些珍贵的照片修䃼起来,但终究达不到原版那样有神韵了。 “反革命分子”家属 韵倩说他们单位从“文革”起到目前,即到一九七零年初已经揪出“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坏分子”等有十六人之多,竟然佔小小的零陵地区气象局三十多职工的一半以上,有一半以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听起来是多么夸张。其中有一人是他们气象台台长,刚一解放就参军,转业后就任气象台台长,对我党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在“文革”前几年,一次雨天,在室内上民兵的训练课,讲解步枪如何三点一线对准目标,在大办公桌上比划着,一不留神就把目标指向桌子那一头玻璃板下的毛主席头象,事情过去了,人们根本没记着。“文革”开始后,对立派就抓住此事,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毕昌国揪了出来,又从搜查出的“反动曰记”中“发现”许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比如梦见毛主席游泳赤身裸体在岸上亲切与他交谈等等等等。结果被判了十八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平反出狱,当时已在牢里渡过了十二年铁窗生活。 韵倩在二派斗争中虽有倾向,但一直当着逍遥派,直到一九六八年春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所在单位造反派关于我被揪事发函零陵气象局,请气象局革命组织,强令韵倩交出我“藏匿”在她处的“反动日记”等“黑材料”。一时间韵倩由“革命群众”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革命群众就把大字报刷满了她房间外整面墙上,窗户都糊满了。与此同时,“革命群众”争论起要不要把韵倩也作为“阶级敌人”揪出来,结果还是不揪省得麻烦,揪出来对掌权那一派打击对立派没有意义,况且韵倩往日里与大家关系也还不错。既然已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哪一派都不能参加了,但那一派的命令都得听,祇能提浆糊桶帮着刷大字标语大字报了。 血染道县 殷红潇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全国武斗风越演越烈。韵倩在零陵地区的潇水水面看见从上游的道县漂浮下来三五人被捆绑一起的尸体,有的被卡在岸边的石头缝中,尸体己由于杀戳被弄得面目全非了,加上几天几夜的河水浸泡,腹中的五脏全被鱼掏空吃掉了,污染了的潇水一片一片殷红,一时间都不敢食用。后来消息传来,潇水上游的道县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由于公报私仇有上千个“贫下中农”也惨遭杀害。潇水沿岸所见成串尸体,都是惨遭杀害而推水中任其漂浮流向下游,更有甚者把活人缚成一串首绑上大石头推入水中让他们活活淹死。 八月十一日道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公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部署抢收抢种任务(简称“双抢”),并传达了“八·八”抢枪事件中县武装部、县公安局枪支弹药被抢情况。熊炳恩称:“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人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在八月十一日的这两个会议结束后,各区、公社即分别开始布置针对四类分子的镇压工作。在工作中,自杀害朱勉后,随着钟佩英一家三口被害,对四类分子的乱杀行为开始在全县蔓延。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八月十七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外地回乡或来本地工作人员遭迫害情况: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免于被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二十二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九四九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乡,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而韵倩和我都认识的一名女大学生李烈贞旁证了上述的描述。她毕业于沈阳的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的林业土壤学院,一九六四年被分配到远离自己家乡内蒙的道县气象站工作,长年过着夫妻分居二地的生活。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及周围地区杀人风潮开始之际,他们单位造反派头头偷偷地告诉她,叫她尽快逃离道县,因为他不能保证出身地主家庭的她生命安全,于是当日就逃到零陵气象局。因为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间我在沈阳林业土壤所森林气象室工作过,学森林气象专业的她与我有过交流。自然分到道县与同属气象系统的韵倩认识了。她就向韵倩叙述了道县红色恐怖的情形,过一天惊恐未定的她继续北上逃亡,到内蒙爱人那里去了。 道县大屠杀期间不少逃出虎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纷纷到县公安局要求把自己逮捕,以避免在狱牢之外遭杀戳。但是公安局以政策没有这条为由,拒收这批没有犯法的无辜百姓,却放任同样政策没有这一条(任意杀人)大屠杀狂潮席卷整个道县地区。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历时六十六天,共死亡四千五百十九人,其中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有一家九口人全部被杀。受道县杀人影响,全零陵地区(含道县)非正常死亡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杀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迫自杀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凶手多达一万五千零五十人。有大队居然还敲锣打鼓向公社“报喜”,说本大队杀了多少多少“四类分子”。 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十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和婴儿) 本文部分选自“人民公射”的博客,原题为《1967年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青年妇女集体轮奸后杀害》。此文在2015年千4月在万维网上曾刊登过,为了读者查阅方便,作为本文的附录再次收录在本人博客上。有部分选自《维基百科》的《道县事件》条目中,该条目详细而客观地记述了大屠杀的发生的起因、组织领导(包括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人任务与指标、杀人现场会)、杀人酬劳、杀人范围、主要杀人手段、杀人实例、其他罪行、结束、处理。 事件发生后由零陵军分区上报到湖南省军区,再由省军区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下达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原本就是全国范围夺权武斗的始作俑者,假惺惺的派人调渣,后就不了了之。 杀人凶手无人赏命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曾先后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处理,但处理不力。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赴北京呜冤。 一九七八年冬,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了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地区听取道县杀人情况的汇报,并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其堂弟在杀人事件中被杀)回故乡时,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一九八四年五月起,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两级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两年,做了大量调查处理、安置抚恤工作。 最后处理情况如下: 1.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无人为杀人赏命,一张党票可以抵命,就是依法治囯的谎言! 2.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3.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一九八五年九月中旬,道县一百零二个遗属到北京上访,先后去过国办信访局、中办信访局,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试图进去新华门时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十月上旬,八十四个遗属进京上访,通过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道县籍政府工作人员得知了胡耀邦的住所地址,聚集在胡耀邦住地附近堵塞交通达四个小时。十月下旬,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杀人遗留问题,当负责人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XXX,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 日本侵略者在二战时屠杀了大量中国国民,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之民族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人对纳粹分子的追踪至今还未停止过,不管逃到南美还是天涯海角,不管纳粹分子屠杀成百万犹太人已经过了七十多年。而在“文化大革命”犯下涛天罪行,屠杀了无数无辜百姓的凶手和他们的幕后领导者,今日何在? 当韵倩给我讲述发生在周边的一场屠杀事件时,这远非“鼓盒而歌”那种哲学意义上的悲歌,我真正地震惊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内斗不止,我们的民族是个活该遭到杀戳的民族,“无产階级文化大革命”仅仅是暴露其劣根性最彻底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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