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萬世師表的疑惑

一段時間以來，孔夫子再度走紅。隨着於丹講《論語》，孔夫子的牌位越壘越高，有點搖搖欲墜了。以央視的影響力和其弘揚主旋律的一貫作風，孔夫子及其學說廣播人心。不僅如此，“孔家店”也追隨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潮流，“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在不同地區和國家開設了若干“孔子學院”，開始“連鎖經營”。就像被冷落多年的姨太太，一朝扶正，風光無限，儒家學說重新確立了自己在傳統中國的領導地位。

不過，在下看來，孔夫子及其“事業”如此紅火熱鬧，除了出版商大賺了一筆之外，只能再一次表明大多數中國人缺乏普遍的自省和對傳統文化的科學判斷。很多人依然相信“博大精深”，依然堅信“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甚至認為我們應該在世界人民中普及儒家文化，否則，地球就會變暖了。

果真如此嗎？否也。

在“批判”孔夫子之前，先說另一個被中國人普遍忽視的問題：規則。中國功夫“天下無敵”，可是，中國人沒有規則意識，都是“打亂拳”的，這一點，不如西方的拳擊。其實，不僅武林中人沒有遊戲規則，文人相輕，也都是“散打”的套路，“拳腳相加”，手裡有什麼傢伙就用什麼傢伙，完全沒有規矩可循，這就造成了中國人辯論中經常出現的情形：吵得很厲害，說的卻不是一回事兒，就像曾經流行的大專辯論會一樣，各執一詞，而不是針鋒相對。

孔夫子是“萬世師表”，既如此，我們就以一個好老師的標準來衡量衡量，看看孔夫子是否優秀，或者是否合格。什麼樣的老師算是好老師呢？在我看來，有這麼幾條：第一，科學態度——作為一個研究者，必須具有求實、創新的研究態度，這是教師的首要。第二，研究成果——是否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或者開闢了一個前瞻性的研究方向；第三，教學手段和方法——是否採用了先進的教學手段，並將探求真理的有效方法傳授給學生；第四，教學成果——是否培養出了傑出人才。

有了標準，評判就簡單了。

1. 孔夫子是不求實的。

    

   孔子是一個有遠大理想的人，而且，勇於實踐。他周遊列國，到處推銷他自己的治國方略以及理想政治，可沒有任何君王買他的帳，只落下一個“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名聲。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呢？我們雖然不能把所有的“罪責”都加到孔夫子一個人身上，但是，孔夫子不切實際、虛無縹緲的政治理想是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以上這段文字，今譯之為：

    

   “偉大啊，堯這樣的君主！崇高啊，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堯可以與天比。他的恩德多麼廣博啊，老百姓真不知道怎麼稱讚他。他的功績多麼崇高啊，他的禮儀制度多麼光輝燦爛。”

    

   有關堯舜，《論語》中還有多處。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子說：“多麼偉大啊，舜禹貴為天子，擁有天下，卻一點也不謀私利。”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說：“能夠使自己沒做什麼卻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麼呢？他只是恭敬、端正地坐在君王的位子上扒了。”言之鑿鑿，就想親眼所見一樣。

    

   在孔夫子的心目里，堯舜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極樂的時代，堯舜自然是最賢明的人主，那時的禮儀、典章、宮殿、車馬、服飾、飲食以及音樂，都是無可挑剔、至善至美的。可是，我們只想問一句，堯舜究竟是傳說？還是事實？有據可考的中國歷史，是從夏朝開始的。之前，不足為信，不足為憑。孔子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堯舜之存在，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堯舜時期是一個其樂融融的時代。既如此，孔子言必稱堯舜，怎麼能讓別人相信呢。

    

   也許有人說，堯舜距今遙遙無期，我們沒有機會瞻仰“偉大的古代文明”，而孔子當時，尚能看到堯舜之遺蹟。其實，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以孔子所在時代的技術手段而言，他們對上古時期的了解並不比21世紀的我們更多、更詳盡。

    

   有一個歷史懸案可為例證。

阿房宮是秦始皇修建的一座“形象工程”，據唐朝詩人杜牧《阿房宮賦》的描寫，阿房宮：“覆壓叄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鬥角。”這些詩意的描繪特別能喚起中國人對秦始皇豐功偉業的無限遐想，可惜，阿房宮被項羽一把火燒了，連一片瓦也沒有留下。

事實如此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先生率領的考古隊，從2002年10月至2004年12月，對阿房宮遺址進行地毯式全面發掘之後，在阿房宮遺址的夯土台基之上，沒有發現秦代遺物堆積層和秦代宮殿建築遺蹟，更沒有發現被大火焚燒的建築遺存。據此，劉慶柱先生斷言：阿房宮沒有建成，它只有一個夯土地基，或者說，阿房宮只是一個剛剛冒出地面的“半拉子”工程；“火燒”阿房宮也不屬實。

在這個疑案中，杜牧比我們早，司馬遷更比我們靠前，可是，限於當時粗糙的技術手段，司馬遷和杜牧被“美麗的傳說”徹底蒙蔽了。而我們雖然站得更遠，卻能夠藉助先進的科技手段穿越歷史的雲煙，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孔子所說的堯舜不過是他的空想，除去他內心對遠古時代的嚮往之外，關於堯舜，他一無所有、一無所知。對此，《論語》中也有記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夏朝的禮，我能說出來，但它的後代杞國不足以作證明；殷朝的禮，我能說出來，但它的後代宋國不足一座證明。這是杞國、宋國的典籍資料和熟悉歷史的賢人不夠的原因。如果他們資料充足，那麼，我就可以用來做證明了。”

可見，孔夫子所掌握的信史，和現代人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一致的——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夏朝開始的——夏之前，是傳說流行的歲月。堯舜等孔夫子所推崇的古代聖人，都生活在神話傳說當中。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神話，可是，如果一個民族拿神話當真，非要現實世界模擬和仿照神話中的人物和事跡，是不是非常幼稚啊。“萬世師表”的孔子，開口閉口談什麼“堯舜盛世”，是不是既有自欺的滑稽，也有欺人的可恥啊。退一步說，以“不足征”的史料示人，即使撇開欺騙這種惡意的揣測，其不求真、不求實的治學態度卻是洗刷不掉的。

2，孔夫子是復古的，而復古與創新是天然對抗的。

一個人的思想及其行為特徵，總是特殊環境影響的結果。生在亂世的孔子，也不例外。不過，孔子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即：向後看，從歷史遺脈中尋找拯救亂世的良方。這種和世界潮流完全背反的歷史觀，經由孟子的發揚光大，成為主導中國人精神的“歷史退化觀”，使中國人始終無法從“傳統主導型”社會邁進現代社會的門檻——迄今，中國也不是現代社會，而是游離在現代社會之外的“世外田園”，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中國最大的幸事和驕傲，那麼，孔子自然應該彪炳千秋；反之，如果這是中國人需要儘快修正的痼疾，那麼，擔負最大責任的孔子及其學說自然難辭其咎。

孔子想做的，主要是重整周朝的禮制，把“禮崩樂壞”的社會復歸到“君臣父子”的序列中。他的這些思想和作為，也在《論語》中多次出現。

子曰：“殷因與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說：殷朝沿襲夏朝的禮儀制度，廢除和增加了哪些，現在可以通過考察而知道；周朝繼承殷朝的禮儀制度，廢除和增加了什麼，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後繼承周朝的，即使一百代以後，它的禮儀制度也是可以推知的。

孔子的話，沒有錯。今天，我們這個國家的禮儀制度，整體上依然是“殷商遺風”，等級制的根基和核心未變。前一陣，北京市公布了領導幹部出差報銷標準，局級幹部一天300元，處級幹部150元；這種思路，沿襲的正是禮制的衣缽。還有住房、坐車、看病等等，都有非常明顯的等下之別。此外，城市和鄉村，幹部和工人，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明顯的對抗和分裂，不都是孔夫子埋下的“禍根”嗎？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在孔子看來，大勢已去的周王朝才是他的理想國，才是他要努力實現的人生目標。這一堅韌的信念，並沒有因為孔子一生的顛沛流離、四處奔波而有所減退，這是孔子令人感動的一面，可是，如果我們因此就將孔子樹立為中國文化的象徵，那麼，這種象徵的真正含義就是復古，就是“我們祖上闊多了”的無奈嘆息，所以，魯迅筆下的阿Q不過是孔夫子的漫畫，阿Q所感所嘆和2000年前的孔子別無二致。

為了給周朝禮制增加可信度和神秘感，孔子費盡了心機，不惜杜撰了唐堯虞舜和夏禹三個聖人，以證明：禮制不僅曾維繫了周代的統一和治平，且是有史以來帝王治平的依據。這麼做讓人想起五糧液的廣告詞：“國窖1573”——借古作勢，以勢壓人，孔夫子之影響，不可謂不深遠啊。酒是陳的香，可制度和文化如果不能與時俱新的話，豈不是固步自封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該感謝孔子還是該清理孔子的思想雜碎呢？讀者三思。

3，孔夫子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禮”，而“禮”的內在精神是維持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這是儒學體系的致命傷。

“禮”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概念，不過，正像儒家體系的龐雜無序一樣，“禮”的內涵也從來沒有確切的定義。一般來說，“禮”有兩種含義。第一，“禮制”，是指社會關係中每一個人應當遵守的行為規範，君臣父子，衣食住行，各有體例；第二，“禮治”，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也可以認為是“禮制”的成效。即“制”為手段，“治”為結果。

在孔夫子及其信徒看來，要想構建一個彬彬有禮的“和諧”社會，必須預先給不同階級的人進行“行為設定”，“禮制”的用意就在於此。在所有儒家經典中，有關“禮制”的論述是最詳盡的。禮制體系是一個周密的社會組織計劃，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禮規則，宴飲騎射的規則，男女老少的行為，對老年人的尊敬和照顧，宮殿車馬的配置等等，應有盡有，無所不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言一行，一笑一顰，都是有規矩的。整個社會就像一個龐大的棋盤，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就是棋子，前行後退，循規蹈矩，任何一個人不能有所逾越。

積極地看，這是聖人為眾生描繪的理想藍圖；理性地看，這種事先安排的制度無異於一個巨大的枷鎖。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有效運行，都需要外在的維持力量並因此而產生巨大的維持成本，“禮制”也不例外。孔夫子及其信徒忽視了這一點，僅僅設計了周詳的“禮制”，卻沒有設計維持“禮制”運轉的保障力量，致使禮制“看上去很美”，卻難以實施。

有一次，魯哀公宴請大臣，孔夫子也在被邀之列。宴會開始，魯哀公給大臣每人發了一個鮮桃，眾大臣謝賞之後，就吃了。只有孔子一個人沒吃。宴會過後，孔子自己卻吃開了桃，大家哄然大笑。孔子站起來說：“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六下，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意思是說，糧食、蔬菜、水果也是有等差的，宴會要先吃飯，後吃水果，才符合禮儀，否則，就不合規矩。

這個故事，既顯示了孔子的“天真可愛”，也說明“禮制”的範圍實在是太大了，什麼都管，真累。而且，費力不討好。如果，孔夫子親自監督都不能保證“禮制”有效運行的話，聖人之後，怎麼能保證一個無所不包、繁雜無序的“禮制”能囊括全體人民的行為呢？善意的說，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天真”，而認真地說，只能是一種以“計劃思維”主導人民自由意志的不自量力的狂妄和無知。

再則，“禮”的內在精神是維持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這是儒學的致命傷。比較基督教和佛教的平等理念，孔子的思想的確是“中國特色”。顯然，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國際的；因為，追求自由、平等乃人類共同的志向和與生俱來的願望。而孔子的“禮”卻僅僅屬於一個“禮崩樂壞”的特殊時期，因為，“禮”所蘊含的內在精神是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

此外，孔夫子的“問題”還表現在：

4，孔夫子開闢的儒學研究方向，逐步走入了死胡同——當下，如果一個老師給學生選擇了一個沒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學生表面上不說，背後不定怎麼罵老師“有眼無珠”呢？可是，看看孔夫子開闢的儒學迄今取得了什麼卓越成效呢？一則以空，越來越多的研究流於空泛，除去增加紙張消耗和變成新的“典籍”之外，別無他用。一則以繁瑣，《四書五經》的集注和今譯層出不窮，卻缺乏自始至終的邏輯。儒學開始是一團亂麻，今天，更亂了，而且因為其混亂反倒使缺乏思考的中國人認為其“博大精深”並心生敬意——因為，對於自己搞不明白的東西，人們總是敬畏的。

5，孔夫子的教學方法是陳舊的，就是“一言堂”，而不是蘇格拉底式的辯論——《論語》是孔夫子的言行匯編，翻開一看，是一個對話集。學生們有了問題，孔夫子給出答案。這種關係，和現在的新聞發言制度非常相像。孔夫子就是“新聞發言人”，有問必答，無所不知。真理越辨越明，顯然，孔子的教學方法既不先進也不科學，這並不是以現代的眼光苛責孔子，而是和孔子同時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就是這麼做的。孔子的“一言堂”，蘇格拉底的辯論，哪一個更好呢？自有分曉。

6，孔夫子的學生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後，水平越差——孔夫子三千弟子，卻沒有一個超過他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時代在進步，人的認知能力也在進步，學生超過老師是一個歷史的鐵律。當然，我們不是說孔子的下一代弟子一定要超過它，而是說，在儒學誕生2500年的歷史之中，始終沒有一個學生能夠達到或者超過孔子，孟子、荀子、程朱理學，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後，水平越差。這種現象，或許說明孔子不是一個好老師，也可以證明儒學沒什麼可研究的，否則，不會這麼多代人，都出不了像樣的成果，都不能超越他們的祖師爺。

最後，以孔子和蘇格拉底的比較結束本文——這樣做，是要說明，本人並不是用現代的尺子去度量孔子，而是用同一個尺度去看待和孔子同時代的西方賢哲。兩者比較，即可展現孔夫子的“中國本色”和“偉大之處”。

孔子對舊有文化是站在美化、保守的立場，蘇格拉底則採取懷疑批評的態度；

孔子是一位救世型的人物，企圖以“禮”拯救世界和大眾；蘇格拉底則是一位智者，它教給人們如何以個人的理性思考分辨是非並找到各自追求幸福的道路；

孔子重內省，以求生活的合理性，其儒學體繫着重實際而與科學的思辨無關；蘇格拉底重定義，以求思想或知識的確定性；

孔子是“在朝”的，蘇格拉底是“在野”的；

孔子迷戀官位和權勢，蘇格拉底則保持學者的獨立性；

孔子壽終正寢，蘇格拉底則殉道而死。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