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进入一个不确定时期，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1.川普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后，贸易关系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只是做生意的关系。2.北韩核问题的解决或者不解决都会是需要一段时间，而中国的作用是最关键的。3.中国方面提出多进口2000亿美元的产品，对川普政府内的经济国际主义者是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也会是给川普具体的成果来取悦选民，4.中国政府恐怕不会接受知识产权偷窃的指控和改变2025计划。 中美贸易的谈判申明，没有任何具体的实施措施，一来双方需要时间消化，二来还是北韩问题阻挡着老川的节奏，我们不久就会看更多的好戏。习大最好不要在北韩核问题上耍聪明花招，但是我认为习大的中共肯定会用这段时间，每天二十四小时做沙盘，集中召集政治，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们，要他们加班，给他们比法定二倍还多的加班工资搞。习大的脑中和不时的嘀咕：NND,本大大凭跟我川哥的个人关系，给我们国家搞到了一点时间，你们丫丫一定得给我想出个比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还要高明的花样，最好从马克思宇宙真理当中找出适合中国特色的那条高招，也可以去毛纪念堂，摆个虔诚的姿势，请他老人家给个指示。 我敢百分之1000肯定，那些专家们都会献上百分之1000certain肯定能行的计谋。说不定几个外国专家和国内大拿们还联合献very certain的计呢。
本篇是想谈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现有的体制能不能有自身真正的创新能力。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有句名言：“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but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好多年前我在美国EMC工作，后来在IBM工作，差不多十年前去一家中美合资中方占51%的高科技公司，都做系统架构architect，平时的工作计划和要求是设计系统软硬件架构并原型化，然后帮助产品化。在美国公司我学到最多的是那些年对自己的设计能做出什么结果总是战战兢兢，常常的怀疑，花大量的时间在原型机上试验。上级们也从不干涉，从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的工作，完全自主。渐渐的养成了对人和事保有skeptical的习惯。后来在那家合资企业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给CEO和高级主管们汇报时，总是被要求要讲清楚，要明确，要把产品长什么样清晰描述出来，多少接口，多大容量和性能等等。领导们对架构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是要求要比较别人的产品好，要赶超和世界领先。因为如此具体的要求，汇报时自己慢慢被逼成以非常肯定的态度，用多接口，多容量，高性能这些大领导们听得懂的指标来通过审批。架构上的不匹配，就用各种工程手段来实现，很多时候产品的架构不能支持，就硬干，来匹配汇报时自己非常肯定的表达和决心。我相信这就是中国当前高科技行业从上到下人治命令式的现状。国企就更不要说了。在我的这个行业，很多人认为工程手段也是创新的一种方法，但是在我看来那不是真正的创新，绝大部分结果只是跟别人的产品不同或者高规格，不匹配的架构最终是要害人的。
我为什么要引用罗素的那句名言呢？因为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体制是不懂得做人的skeptical的高贵的。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几乎所有的都是那么certain。房地产涨是certain的，投入几千亿搞芯片成功是certain的，中国赶超取代美国是certain的，还有包括大人教育孩子提出的很多都是certain的，等等。不容怀疑和质疑在政治，社会科学，包括我提到的大公司里的研发都是常态。这不，习大大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宇宙真理，多么certain啊。按照罗素的观察这些人是fools and fanatics。我们再来看川普，他的最著名的口头禅是：we will see what happens.两个国家的元首形成多鲜明的对比。
一个垂直汇报体系，做事比如搞科研和创新需要资源，这样的连宇宙真理都是那么certain的氛围，具体做事的人会是怎么应付来获得机会和获利呢？毫无疑问，汇报要资源的时候都是豪言，赶超，而且那么certain，大领导们听起来多爽？大领导们对付他们自己的上级要资源时同样甚至更certain的。具体实施的时候就用工程手段拆补，拼装，大跃进赶时间。这样的工作氛围和环境，这样的体系，怎么会有真正的创新呢？打个比方，习大大接见一位芯片大师，问中国芯片啥时能赶上美国？我能猜到这位大师会怎么说：没问题，习主席，五年我们肯定能赶上，然后递上一堆胶片材料来展示这位大师的certainty，习大大龙心大悦，给他100个亿。但是我相信罗素的睿智，fools和fanatics拿到再多的钱，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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