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進入一個不確定時期，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1.川普把中國定義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後，貿易關係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種只是做生意的關係。2.北韓核問題的解決或者不解決都會是需要一段時間，而中國的作用是最關鍵的。3.中國方面提出多進口2000億美元的產品，對川普政府內的經濟國際主義者是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也會是給川普具體的成果來取悅選民，4.中國政府恐怕不會接受知識產權偷竊的指控和改變2025計劃。 中美貿易的談判申明，沒有任何具體的實施措施，一來雙方需要時間消化，二來還是北韓問題阻擋着老川的節奏，我們不久就會看更多的好戲。習大最好不要在北韓核問題上耍聰明花招，但是我認為習大的中共肯定會用這段時間，每天二十四小時做沙盤，集中召集政治，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們，要他們加班，給他們比法定二倍還多的加班工資搞。習大的腦中和不時的嘀咕：NND,本大大憑跟我川哥的個人關係，給我們國家搞到了一點時間，你們丫丫一定得給我想出個比孫子兵法三十六計還要高明的花樣，最好從馬克思宇宙真理當中找出適合中國特色的那條高招，也可以去毛紀念堂，擺個虔誠的姿勢，請他老人家給個指示。 我敢百分之1000肯定，那些專家們都會獻上百分之1000certain肯定能行的計謀。說不定幾個外國專家和國內大拿們還聯合獻very certain的計呢。
本篇是想談談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現有的體制能不能有自身真正的創新能力。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有句名言：“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but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好多年前我在美國EMC工作，後來在IBM工作，差不多十年前去一家中美合資中方占51%的高科技公司，都做系統架構architect，平時的工作計劃和要求是設計系統軟硬件架構並原型化，然後幫助產品化。在美國公司我學到最多的是那些年對自己的設計能做出什麼結果總是戰戰兢兢，常常的懷疑，花大量的時間在原型機上試驗。上級們也從不干涉，從不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我的工作，完全自主。漸漸的養成了對人和事保有skeptical的習慣。後來在那家合資企業的經歷完全不一樣，給CEO和高級主管們匯報時，總是被要求要講清楚，要明確，要把產品長什麼樣清晰描述出來，多少接口，多大容量和性能等等。領導們對架構不懂，也不感興趣，但是要求要比較別人的產品好，要趕超和世界領先。因為如此具體的要求，匯報時自己慢慢被逼成以非常肯定的態度，用多接口，多容量，高性能這些大領導們聽得懂的指標來通過審批。架構上的不匹配，就用各種工程手段來實現，很多時候產品的架構不能支持，就硬幹，來匹配匯報時自己非常肯定的表達和決心。我相信這就是中國當前高科技行業從上到下人治命令式的現狀。國企就更不要說了。在我的這個行業，很多人認為工程手段也是創新的一種方法，但是在我看來那不是真正的創新，絕大部分結果只是跟別人的產品不同或者高規格，不匹配的架構最終是要害人的。
我為什麼要引用羅素的那句名言呢？因為中國文化薰陶下的體制是不懂得做人的skeptical的高貴的。我們看到和聽到的幾乎所有的都是那麼certain。房地產漲是certain的，投入幾千億搞芯片成功是certain的，中國趕超取代美國是certain的，還有包括大人教育孩子提出的很多都是certain的，等等。不容懷疑和質疑在政治，社會科學，包括我提到的大公司里的研發都是常態。這不，習大大現在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宇宙真理，多麼certain啊。按照羅素的觀察這些人是fools and fanatics。我們再來看川普，他的最著名的口頭禪是：we will see what happens.兩個國家的元首形成多鮮明的對比。
一個垂直匯報體系，做事比如搞科研和創新需要資源，這樣的連宇宙真理都是那麼certain的氛圍，具體做事的人會是怎麼應付來獲得機會和獲利呢？毫無疑問，匯報要資源的時候都是豪言，趕超，而且那麼certain，大領導們聽起來多爽？大領導們對付他們自己的上級要資源時同樣甚至更certain的。具體實施的時候就用工程手段拆補，拼裝，大躍進趕時間。這樣的工作氛圍和環境，這樣的體系，怎麼會有真正的創新呢？打個比方，習大大接見一位芯片大師，問中國芯片啥時能趕上美國？我能猜到這位大師會怎麼說：沒問題，習主席，五年我們肯定能趕上，然後遞上一堆膠片材料來展示這位大師的certainty，習大大龍心大悅，給他100個億。但是我相信羅素的睿智，fools和fanatics拿到再多的錢，也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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