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們大多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1978年以後的事情，其實，改革開放的思想與實踐幾乎伴隨了毛澤東一生。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態，開放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必然表現，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立黨理論基礎的政黨，革命性和開放性是其主要特徵和先進性的根本依據與不竭動力。1921至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革命戰爭為中心獨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斷改革創新的30年。建國後，面對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的爛攤子，萬事都得以改革來開道。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條件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改革和建設的重大思想。1949至1978年，以政治建設為中心計劃經濟的3O年，為後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3O多年來，凡談論中國改革開放，幾乎都把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而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胡德平先生則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絕不是偶然”，說“‘文革’的結束決定了改革的開始”，“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①建設強大的人民共和國，為全中國人民謀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直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題，更是開國領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導者唯此為大的宏願。2007年l1月3日，新華網發表《毛澤東第一代領導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卓越貢獻》，②認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倦地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道路，“上承我們黨從建黨以來就具有的光榮傳統，又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創新實踐”。《人民論壇》2008年第18期， 發表李慎明的文章：《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理論的探索和貢獻》，認為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 路，《論十大關係》和黨的八大的指導思想，是要解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如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與鄧小平同志領導的改 革開放，把新中國成立後的前29年與後3O年完全割裂甚至對立起來是不可取的。《論十大關係》和黨的八大，以及八大後的先行探索，為改革開放30年來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9年9月9日，燕趙都市網發錶王亞楠的文章，認為“毛主席是改革開放的先驅”，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2011年，《科學社會主義》發表張乾元的文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探索與歷史性貢獻》，③認為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解放之先河；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新認識，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還有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研究”(10BKS006)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本文的創新之處在於，通過對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9O年風雨兼程歷史的全方位考察，以史實為依據對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對改革開放和中國未來藍圖的勾略作了全面的論述，認為改革開放的思想與實踐幾乎伴隨了毛澤東一生，為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新的歷程奠定了基礎。

一、革命戰爭為中心打天下的30年也是不斷改革創新的30年

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態，開放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必然表現。1921—1949年近3O年的歲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革命戰爭為中心打天下的3O年，也是不斷改革創新的3O年。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走“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本身既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又是對馬列主義的改造。這一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改革創新有二：一是“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建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古田會議”，確立“政治建軍”、“黨指揮槍”等根本原則，並做出決議強調“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要“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①二是在根據地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等等。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的重大改革創新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一是把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改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並具體規定在政府人員的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以爭取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中等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支持。②二是針對各抗日根據地困難日益嚴重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在陝甘邊區採納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的建議，於1942年實行精兵簡政，壓縮軍隊和政府人員的數量，提高質量，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鞏固了根據地。③三 是進行邊區的經濟改革，開展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四是在指揮打仗，抓經濟改革的同時，提出並領導了根據地的政治思想建設及文化改革，進行了反對主觀主義 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延安整風。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反對為地主 資產階級和漢奸服務的文藝；提倡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主張文藝工作者要正確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有力地推動了文藝改革，湧現出一大批好的音樂、戲劇、小說和詩歌，使根據地的文藝欣欣向榮。

在解放戰爭和建國後三年恢復時期，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發展農業生產。④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三億農民分得了土地，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由於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和努力生產，從而有力地保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建國初平叛、剿匪與政權建設等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建國了，面對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的局面，沒有改革創新的精神就邁不開步

新中國一誕生，擺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是千瘡百孑L、一窮二白的困頓局面，萬事都得從頭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條戰線上，每前進一步都是以改革來開道的。面對貧窮落後、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毛澤東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鬥。”⑤

1950年6月，毛澤東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⑥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從實際出發有步驟地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城市通過和平贖買、五反運動、收購統銷、公私合營等 辦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敲鑼打鼓地、自願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從個體經濟轉變到集體經濟，是一個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我國是通過互助組、初 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這樣一些不同階段的漸進式質變而完成的。這些作法，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見過，在列寧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 沒有經驗，在古今中外都稱得上是社會改革方面的偉大創舉和經典之作。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創新、發展、豐富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極大地促進了新中國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社會變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大改造”的 基本完成，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任務，使新中國具備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基礎，順利地實現了從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從新民主 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適時地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使新中國跨人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探索時期，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早期實踐與理論探索。也就是說，“三大改造”及“三大改造的完成”，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點。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是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一樣，是具有同樣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兩件大事。

1959年，在西藏地區開始進行民主改革，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參加叛亂的和最反動的奴隸主，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徹底消滅了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基本上建立起來之後，還要不要繼續前進呢?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這個問題。《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都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條件下，進行經濟、政治、文化改革和建設的重大理論建樹。它創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理論。

毛澤東第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完整地提出並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概念與問題。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 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 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 義意識形態，18

這 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 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 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①

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是為了推翻舊制度、解放生產力，改革是為了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957年，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解決供 求的矛盾。當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作用。當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阻礙着經濟基礎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 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性的東西了。這為社會主義時期不斷推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1958年，當“共產風”在許多地方猛刮的時候，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②時過近3O年，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上又重新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以及後來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在企業管理制度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和前蘇聯都是實行一長制。毛澤東認為：“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幹部的。幹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③因 而他提出，要使中國的公有企業管理具有中國特點，領導人員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 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1960年3月11日，毛澤東對鞍山市委關於鞍鋼企業管理經驗作了批示，把這個經驗稱之為“鞍鋼憲法”，以與蘇聯實行一長制的“馬鋼憲法”相區別。鞍鋼憲法主張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政治掛帥，發動群眾大搞合理化建議，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實現“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

毛澤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他認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無 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 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①因此，要大力提倡宣傳和學習馬列主義，引導知識分子掌握正確的世界觀。毛澤東很重視運用實際例子開展對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1951年開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4年支持兩位青年對《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進行批判，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毛澤東認為：改革就是適應事物發展規律的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運動。它將普遍存在於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運動的全過程，永遠也不會停止，即使“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還是要革命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係，人民就要改革它”。②

三、新中國從一誕生就重視開放門戶

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

則 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 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並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 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開放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兩廂情願”的事，一廂情願是不行的。我們要開放，敵人要封鎖，就開放不成。比如上海，“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③

新中國一成立，毛澤東就說：“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這既是開放思想的通俗解說，又明確表達了“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堅決態度。

在美國實行“對華貿易制裁”，蔣介石的海軍封鎖大陸港口，禁止向中國輸出各種戰略物資(僅I949年到1955年就先後有16個國家的200多艘商船遭到蔣介石海軍的攔截)的情況下，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是面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蘇聯就決定與中國建交。I949年12月，毛澤東親赴蘇聯與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還簽訂了蘇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的協議。後來，蘇聯又援建中國156個大項目，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毛澤東說：“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十分寶貴的。”④“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⑤

“三大改造”完成後，毛澤東總結建國後幾年的實踐經驗和蘇東1956年前後發生變化的教訓，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⑥並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①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突出地強調了要走有中國特色的道路。這也是毛澤東思想一貫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優秀品質的又一體現。

毛澤東主張區別對待世界上不同類型的國家，他說：“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同時也要鞏固和發展同亞非國家和人民的團結。“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裡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②要“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⑧

毛澤東以偉大革命家的戰略眼光，主張無私地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僅1971—1973年，中國對越南的援助金額就達近90億元人民幣。對朝鮮、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中國都提供了大量的無償援助。這些援助，促進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貿易關係的發展，在國際事務中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1971年1O月，在主要由亞、非、拉友好國家的支持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權利。在建國初期，中國同蘇聯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等23個國家建交；1956年到1965年，又與亞、非、拉國家以及法國和南斯拉夫等24個國家建交；1966年至1976年，又與包括日本和美國在內的64個國家建交。從新中國建立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達111個，這無疑是打破封鎖、擴大開放的豐碩成果。

毛澤東重視全面發展對外貿易關係，早在1958年他就提出了發展經濟“對外貿易只能起輔助作用，主要靠國內市場”④的指導思想。2008年以後，面對國際經濟危機困局，中國一再強調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以投資、出口為主的發展模式為擴大內需、內涵式發展的模式，從而驗證了毛澤東先見的英明。

毛澤東說：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⑤“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20

要交換。”⑥對外貿易的方針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平等互利，互通有無”。⑦在毛澤東對外貿易理論和方針的指導下，中國的外貿工作逐步衝破了西方敵對勢力的封鎖，到1973年底，中國同15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在25個國家舉辦了貿易展覽會，與世界550個港口開展了貿易往來，並參加了國際博覽會。在對外貿易中，我們十分重視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填補國內空白，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從1950年到1976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口總額中生產資料的進口占80多。1972年前後，經毛澤東批准，從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引進26套成套設備，其中包括大軋機、大化肥、石油化工、大電站以及汽輪機、燃氣輪機和電訊、綜合採煤機組等項目設備，總計43億美元。從1970年到1975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由45．9億美元增加到1475億美元，五年問增加32倍。

四、建國後以政治建設為中心計劃經濟的30年為後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49年至1978年，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政治建設為中心計劃經濟的30年，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準備與起步期，它為後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加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鋼鐵產量為15．8萬噸，煤炭0．32億噸，糧食1．132億噸，棉花44．4萬擔，石油12萬噸，生產技術方面也很落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⑧建國後，以政治建設為中心的3O年，不是只講政治，不要或不重視發展生產和經濟建設，而是以政治建設促進生產發展和經濟建設，並取得了偉大成就。“1949年至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從466億元增長到3624．1億元，增長6．77倍”，比1965年的171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年均遞增率達6．8。①從1952年到1976年的25年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O倍；中國的工業產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長，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是4．6；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年均增長率達到18；“文革”1O年間，工業生產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長；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速是8．59／6。②在這個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1952年到1976年，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3178萬噸，煤炭從6600萬噸增長到61800萬噸，水泥從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木材從1100萬噸增長到5100萬噸，電力從7O億度增長到2500億度，原油從12萬噸增長到10400萬噸，化肥從3．9萬噸增長到869．3萬噸；中國已經能成批地生產噴氣式飛機、拖拉機、火車機車和遠洋海船；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1970年人造衛星上天，1976年氫彈試驗成功；中國還成功地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成為繼美、蘇之後獨立自主地掌握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國家。在農業發展方面，農業合作化運動快速發展並不斷完善，農業“八字憲法”③等生產經驗得以總結和推廣，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11318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30477萬噸，增長1．69倍；棉花產量從1952年的130．4萬擔增加到1978年的216．7萬擔，年均增長1．97。馬克•塞爾頓說：“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O，而且是把糧食用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O％的人口手中。”④

1952年，工業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o，農業占64；到1975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2，農業則只占28，產業結構大為改善。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為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這些經濟建設成果的取得，還有兩個重要的背景和情況：其一，在20世紀5O年代後期中蘇關係破裂後，基本上是在沒有任何外援和借貸的情況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獨立進行建設的，並且在1968年就全部還清了公債，成為世界上少有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其二，當時的經濟發展儘管一度有“大躍進”、“浮誇風”的影響，但時間很短，並且，在國家的統計指標中是沒有泡沫和虛假現象的，更沒有後來幾十年改革開放中與GDP增長百分之八、九相伴而生的百分之三十、四十的銀行不良資產，以及大量的資源浪費、豆腐渣工程、腐敗成本等。

在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和對貧困人員的生活保障方面，美國人莫里斯•邁 斯納評價毛澤東時代：在所有這些領域都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在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 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也要強；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 育，而且在城鄉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基本的社會保障措施得到了貫徹：禁止童工，還在農村實施了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的食品、衣 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促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增長到2O世紀7O年代中期的平均65歲。⑤

從1949年到1978年，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不畏強權、奮發圖強，和世界人民一道為消滅壓迫和剝削而鬥爭，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 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堅持沿着社會主義道路，通過艱苦奮鬥和改革開放，走向繁榮富強；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向高科技進軍，跨人世界航天與核大國行 列，階段性地實現了“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後一定要美國服從我們”的壯志，在世界上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和地位。

台灣學者李敖認為，新中國建立後，經過毛澤東時代的不足3o年， 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 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地上有汽車、火車和輪船，天上有噴氣式飛機，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在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快陷入困境後，中國卻仍在高速前進，因為中國有自己的製造業，幾乎什麼都能夠製造。而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正是在毛澤東時代奠定的。毛澤東及其戰友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和實行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

五、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為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奠定了理論與策略基礎

2O世紀的最後幾個年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一雪百年恥辱，相繼實現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一國兩制”是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解決台灣問題和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項重大國策。這一設計，是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國家統一原 則基礎上集中全黨智慧，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科學結晶。它無可爭辯地顯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無比創 造力。早在2O世紀5O年代，毛澤東就針對台灣問題的穩定與解決，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台灣那裡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也好，部分也好，集體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同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外國朋友時，進一步闡述了我黨對台的方針政策：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說好了可以簽個協議公布。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的記載，針對炮擊金門等有關問題，1958年1O月13日， 毛澤東會見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報》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等。毛澤東告訴他們：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 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 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如果美援斷絕，“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裡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22

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台灣人“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①1963年，周恩來將毛澤東的有關思想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都可由蔣介石當局決定；台灣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之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破壞對方之團結。②再向前追溯，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初期提出的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思想，建國初宣布的“凡願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新中國成立公告，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之間的經濟和文化關係”的協定，與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20世紀末實施的“一國兩制”基 本政治制度等聯繫起來，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或是在政治建設、和平建國時 期，以及在處理國際、國內事務上，中國共產黨都堅持不懈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道路上的重大問題，並不斷地 發展馬克思主義政黨和國家學說，把它運用於處理政黨和國際事務關係的重大社會實踐，開拓了在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並使之長期 並存的新路子。它既為我們順利實現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鋪平了道路，又為解決國際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範例，同時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做 出了重大貢獻。

六、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藍圖的勾畫

革 命和現代化並不是對立的，革命的目標是實現中國人民的幸福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現代化是實現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但現代化需要革命來為它掃清 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毛澤東比任何一位領導者都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大、做強。毛澤東提出抓革命、促生產，抓革命的目的還是在於生產。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要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發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號召。

1970年，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是年過七十的老人。毛澤東在駕馭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繼續前行中，更多地把目光移向遼闊的遠方。1970年7月，以安德烈•貝當古為團長的法國政府代表團來華訪問。7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安德烈•貝當古一行時說：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要由國內人民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①這是毛澤東關於超級大國和三個世界劃分思想理論的萌芽，也是毛澤東要只爭朝夕，加快和加強中國與國際對話，特別是與超級大國對話的思考。

當時，毛澤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現代化在做兩件事：一是選擇“榜樣”，二是選擇時機。毛澤東選擇的“榜樣”，就是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時的談話，就集中表達了他不僅要開啟與美國的對話，而且還加緊布局，利用美蘇矛盾，開闢中國對外交往和開放的新局面。在斯諾談到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時，毛澤東借題發揮說：“你要完全平等，現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這兩國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於美國人民。”“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如果蘇聯不行，我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的產業高於世界各個國家，文化普及。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麼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實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啊!他對于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來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做自我批評。你說中國有很大的進步，我說不然，有所進步”。“我對中國的進步不滿意，歷來不滿意。當然，不是說沒有進步。”②在 這一段談話中，毛澤東明確表達了兩個意思：一是中國要開放大門，歡迎包括尼克松這樣的壟斷資本家的代表在內的美國右派來華；二是與美國比，中國的生產水平 有差距，他期盼中國經濟的大發展，但社會制度比美國強。兩個意思，一個目標，就是中國的發展，尤其是要向美國學習先進的技術，發展經濟。

在談話中，毛澤東分析了尼克松為了使美軍早日從越戰中脫身，並要尋求自己的連任，必來中國的情勢，進一步表達了對尼克松來華以及與美交往的歡迎態度和具體意見：“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一九七二年美國要大選，我看，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當斯諾談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認為“尼克松是毛澤東的一位好的代理人”時，毛澤東幽默地說：“我喜歡這種人，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麼社會民主黨，什麼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它欺騙的一面”。“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談得來，不會吵架。”斯諾問，如果他見到尼克松，是否可以把毛澤東的話告訴尼克松。毛澤東說：“你只說”，尼克松“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這個勃列日涅夫不好”。當斯諾問到中美兩國會不會建交時，毛澤東確切地回答：“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③毛澤東通過與斯諾的談話，以積極的態度回應了尼克松的做法，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幾個月後(1971年3月19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代表團一離開北京，毛澤東就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天都要把各通訊社對於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映逐條地對他講，並說：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

中國代表隊莊則棟等遵照周恩來再三提出要執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的要求，和《人民日報》報道的毛澤東對斯諾“寄大的希望於美國人民”的談話精神，與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等友好交往，引起日本媒體的關注和報道。美國隊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動登門求見中國代表團，並提出了驚人的要求：你們在世乒賽後邀請了我們北邊的加拿大訪問中國，也邀請了我們南面的哥倫比亞，能不能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啊?

據原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海容、毛澤東護士長吳旭君的回憶：報告與消息傳回國內，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認為“目前邀請美國隊的機會尚不成熟”，聯合提出“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上報周恩來。同年4月4日，周恩來在報告上批註“擬同意”後呈報毛澤東。4月6日，毛澤東圈閱了報告。當天，毛澤東得知莊則棟與科恩交往的消息後，誇獎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是日深夜，毛澤東作出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並囑“趕快辦。來不及了!”因為世乒賽賽程已完，閉幕在即。老人家對於開放國門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抵達北京，成為自1949年以來第一批獲准進入中國境內的美國人。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說：“你們在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上打開了一個新篇章。我相信，我們友誼的這一新開端必將受到我們兩國多數人民的支持。”同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華盛頓發表了有助於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5項具體措施。正如毛澤東在1970年12月和斯諾談話時所預料的那樣，尼克松於1972年2月21日訪華。小球彈開了中美彼此緊閉了2O多年的國門，震動了地球，中美關係終於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已是暮年的毛澤東通過“乒乓外交”，了結了一個心願，為中國敞開了走向世界的大門，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開拓了對外開放的新道路。

二戰後的日本，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19世紀7O年代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蘇的經濟大國。在推動實現與美關係正常化的同時，毛澤東着力推動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於反對美蘇兩霸特別是反對蘇修的鬥爭，有利於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有利於我國解放台灣的鬥爭，有利於緩和亞洲緊張局勢”。①與美國相比，日本和中國是近鄰，對中國有欠賬。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高瞻遠矚，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廣大人民同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嚴格區別開來，要“把政府決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員區別開來”，廣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在當時複雜困難的情況下，既同日本24

當局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又更積極地做爭取日本民間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在這個基礎上，由政界有識之士、友好人士帶動，形成了民間友好的洪流，並最終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同年9月29日在北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聲明》)。《聲明》宣告：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布結束。雙方決定：從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儘快互換大使；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及政府間的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決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中日之間戰爭狀態的結束，邦交正常化的實現，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的新篇章。 選准“榜樣”，抓住時機，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澤東又根據國內的情況，為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對以政治建設為中心、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的“庫存”進行再次的盤點和清理。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提出關於釋放戰犯的建議，並具體指示：“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現在“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對於釋放方案中每人發放十五元補貼的做法，毛澤東認為：“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並要求：“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②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於1975年3月17日向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提請審定，3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決定。對毛澤東這一舉措，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解讀：昔日革命戰爭年代的那些與我們明火執仗的對手，已經放下武器25年，都被改造成為共和國的公民了，在中國還有什麼不能和沒有成為公民的對手嗎?一個以政治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已經可以成為過去，一個早就盼望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應當可以開始了。

至此，毛澤東在建國以後近30年 里，排除了可能顛覆紅色江山、改變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的各種隱患，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確立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 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不可動搖的原則和方向，掃清了發展經濟、發展文化道路上的種種障礙，奠定了加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和 社會基礎，清理了長期革命戰爭遺留的舊賬，打開了中國走向世界、走向未來，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加速發展的大門。

沒有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領導的幾代人在兩個3O年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堅持不懈的卓絕奮鬥，便沒有中國的今天。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領導幾代人在兩個3O年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豐功偉績，全面正確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並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遺產，將會使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飛得更高、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