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北外演讲：近三十年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怪”现状2016-06-25 来源：四月传媒 作者：李北方（节选） 同学们，晚上好。我到高校讲座好多次了，北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来过两次的。前一次也是知行学社邀请的，在一个小一点的教室，谈了一个小一点的话题。咱们现场写的讲座题目是“近三十年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现状”，但我一直以为定的题目是“近三十年来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怪’现状”，我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准备的，想讲得散一点，讲得怪一点，题目里虽然没有这个怪字，但还是往怪里谈吧。 
以前我做讲座，总想把问题讲得有逻辑一点，从一说到二，从二讲到三，最后得出结论，就像写文章一样。但这个方式不是很好，因为大家听的时候会走神，一走神就跟不上了，就觉得没意思了。我就曾经把小朋友讲睡着过，我自己也在反省，干脆今天就讲得散一些试试，大家记住多少算多少，如果其中有一个半个你感兴趣的点，自己回去看书。我自己有一个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我的文字会表达得更完整一些。当然还要读更多的书，讲座只是一个补充，重要的还是读书。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吧? 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然对，不过这不是我们90后的语言，我们90后说，“人丑就要多读书”。我建议大家每天要“三省吾身”，早晨、中午、晚上，都要照照镜子，盯着看一会儿，然后呢，哇，吐了。怎么办呢? 赶紧滚去好好读书，那么丑还不好好读书，这孩子就没法要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谈谈三十年来思想文化领域的群魔乱舞。我做了一个归纳，把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潮归纳为几个“邪教教派”。我不是个学者，所以不求严谨，如果有点启发性，就不错了。当然了，说“三十年来”就不严谨，三十年前我还小，从那时候就开始观察是不可能的。
金钱教 近三十年社会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思想教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金钱教”。就是拜金，已经到了很畸形的地步，也可以叫“资本教”。二者意思相近，但也有区别。 我们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直很重利的，而且自古以来商品经济一直比较发达，明朝的时候有十大商帮。大家看过《乔家大院》的话，就会对山西土财主做生意的厉害程度有些印象，都能把武夷山的茶叶贩到恰克图去。中国人一向是很爱钱的，大学时我们系有个魏老师，很能侃。我记得他说过，你去看希腊神话，那个奥林匹斯山上，哎呀，乌央乌央地坐着一大堆神仙，但数来数去，就是没有财神。财神大概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能说明中国人多看重财富。但是，在传统文化里边，还存在着一个对财富崇拜的制约机制，最明显的就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它把商放到最低的位置。在某些特定的朝代，还对商人的权利做出限制，比如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有钱也不行，穿了是犯法的。但这只能起到一个制约作用，有钱的商人会不会通过财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尊重以及别人的羡慕? 肯定会的。社会等级中地位最高的是读书人，有些读书人可以做官，但也有些读书人一辈子都做不了官，当一个穷秀才，活得挺辛苦的。这种社会分层说对他们是一种补偿。读书人掌握笔杆子，对商人是有贬低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白居易的诗，这里面大概也有羡慕嫉妒恨吧。穷读书人还可以YY一下，编点故事，说什么男人只要有才华，哪怕穷，也会有漂亮姑娘看上你。如果现实实在太残酷，还可以让妖魔鬼怪看上你。出去苦哈哈地奔生活，回来一看，哎呦，桌上怎么有饭菜，原来是画上的姑娘下来了，要么就是狐狸精、蛇精什么的。大家不要轻看这个，商人有钱，有经济资本，肯定会获得相应比较高的社会地位，那文化资本就得给读书人，不能赢家通吃。我觉得，传统社会的财富观是比较辩证的。 新中国时期头三十年不用多说了，那个时代是非常注重搞经济建设的，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但同时也讲集体主义，倡导生产性的文化，对财富的追逐不以我们惯常的那种膜拜金钱的方式表达。为了批判个人私心，还说过一些“越穷越光荣”之类的过头话。这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在社会主义的脉络里去理解，不是公知曲解的那么简单。 从改革开放开始，对金钱的看法有了改变，张维迎还写过“为钱正名”之类的文章。80年代开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那个时候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主要还是通过勤劳致富的，除了少部分权贵、太子党;典型代表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大家对这样的致富没什么意见。而对那些通过关系发财的，社会抱以强烈的抵制，这是80年代社会运动持续不断的原因。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小平南巡之前的三年，整个社会是非常压抑、非常沉闷的。这段时间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社会上的理想主义氛围消失了。有个知识分子说过，自从被当头打了一棒后，我觉得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就到头了。这里说的当头被打了一棒不是比喻，是真被打了一棒子。但社会的能量不会消失，被压抑后只会寻找新的突破口。邓小平把盖子揭开了，告诉人们可以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和活力了。释放到哪里去呢?政治上不行，大家也没兴趣了，得释放到挣钱上面去，搞经济。 在那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就变了一个样子，大家前仆后继、你追我赶地挣钱，财富也迅速地冒了出来。就中国人的财富观而言，可以说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奇怪、非常病态的阶段，金钱成了一种价值观，而且是最高的一个价值观。禹作敏写了一首打油诗，“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一个精辟的总结。中国人喜欢钱，但金钱成为价值观本身，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一个人的价值实现得怎么样，就看你有多少钱，心灵美不顶用，不能折现就不顶用。大家去看，今天的英雄人物都是所谓的财富英雄。王思聪号称“国民老公”，马云号称“国民干爹”，官方树立的郭明义等典型，谁会拿他们真正当回事呢?也有人追捧那些小鲜肉的明星，但为什么追捧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家能吸金，不是因为他思想有多深刻。 伴随着民间对金钱的狂热，文化界也兴起了对金钱的崇拜。知识分子最没有品格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了。你总要承认“赢家通吃”的社会是不好的，总会有一些穷人，你总要给他们一些活着的盼头。头三十年，我们看那个时期的文艺作品里面的底层人物，都是高大上的，虽然他们很穷。那个时候谁受贬低的呢? 是资本家、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的，被骂几句又不会少块肉，人家还是得实惠的。老百姓呢，苦归苦，至少觉得自己是受尊重的。但92年以后，情况变了，大家不但追求金钱，而且崇拜金钱。那些无良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搞出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崇拜的文化。我觉得最典型的，是头些年常用的一个房地产楼盘的广告语，某个小区是“高尚住宅区”，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说法。高尚跟高档不一样，高档用来形容一个商品贵啊、质量好啊，高尚是形容人的道德品质的。某个小区大不了是个高档楼盘，怎么还成了高尚小区、高尚住宅区了呢?住在高尚住宅区里的人就高尚吗?我不知道这个广告词是谁创造出来的，说不定就是80年代的诗人。在80年代诗人是很时髦的，你哪怕很穷，穿得脏兮兮的，只要会写诗，就吃香。孔庆东的文章里写过，经常有些目的单纯的或者目的不那么单纯的女同学来敲诗人的门。92年以后，诗人不行了，他们都干嘛去啦? 改行写广告词做文案去了。这些人能把诗写好，也能把广告词写得还不错，吹捧资本家是有一套的。所以说啊，知识分子一旦不要脸起来，那是真不要脸，对资本家的服务叫一个贴心。“高尚小区”这个说法传达出了一种宗教化的情怀，告诉你要好好挣钱，有钱了，不但能活着住洋房，死了还能上天堂。为什么能上天堂?因为你是高尚的啊。 
民间有这样的文化也就罢了，麻烦的是它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成了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把金钱写在旗帜上，这好像是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事情。国家要不要关注经济发展?肯定是要的，但旗帜上应该写着自己的价值观。 就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如美国，不信你去留意一下，美国总统每次发表演讲，都喜欢吹，对吧? 但你看人家怎么吹? 从来没有吹过美国GDP全球第一，也没有吹过美国人均GDP全球第一。吹经济繁荣的时候，也会归纳成价值观的语言，为什么会繁荣? 因为自由市场。 大众文化里鼓吹金钱崇拜的东西就多了去了。我觉得最典型的样本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系列，这个东西土，表达的也直接，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叫《赵本山的两个图腾》。两个图腾是两个“长”，董事长和村长、乡长或者别的什么长，一个代表权力一个代表金钱。在生活中，人基本上是不会称呼公司的董事长为董事长的，一般叫某总，比如见到王大拿，叫王总就好了嘛，但在赵本山的电视剧里面，他手下人见到他一定叫董事长。更夸张的是，他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会说，“喂，我是董事长啊……”正常人都不这样说话的，他这么干，是刻意强化这个东西，因为董事长是资本的化身，是一种象征。相应地，在文艺作品里边，对底层人民的表述完全是反过来的。我上一次来北外讲座，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以几个电影为例，讲了今天的文艺作品是怎么塑造穷人形象的，就是穷人不但穷，道德上也是低下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意识的行为。 对财富的崇拜真地像邪教一样，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那些无良文人还觉得不满意，觉得不够，所以老批评说中国人仇富。仇富是一个伪命题，但你批驳了他们，他们也假装听不见，然后接着胡说八道。忽悠中国人有仇富心理的，最起劲的大概要数茅于轼了。一晃十来年前了，茅于轼写了一篇谈仇富的文章，在网上被骂惨了，于是博客中国召集了一个会讨论这个事，我去参加了。我当着茅于轼的面，说，你所谓的老百姓仇富的话是不成立的。我举了当时在NBA正如日中天的姚明为例。姚明一年的工资是一千七八百万美元，加上一些广告代言，他的年收入是以亿计的。姚明是不是富人?肯定是啊，但老百姓仇恨姚明吗? 老百姓不仇恨姚明，老百姓都爱死他了，他是我们的光荣啊。老百姓仇的是什么东西? 仇的是为富不仁，仇的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仇的是权钱交易等等。我说，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你不会不懂，你写这样的文章是懂装不懂，是故意的。网友骂你茅于轼，我觉得骂得挺好的，应该骂，网友骂你证明网友还不糊涂。如果哪天没有人骂你了，老百姓都觉得你说得对，那我们国家就彻底完了。最后我说，我引用鲁迅先生在《论雷锋塔的倒掉》里的最后两个字送给你：活该。这是我当着茅于轼的面讲过的，讲得不清楚吗? 难道他是个笨人吗? 他不笨，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还在讲中国人仇富。你有什么办法呢? 资本崇拜是金钱崇拜这枚硬币的另一面，相似，又有所不同。钱不等同于资本，钱只有投入到生产，起到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功能时，才是资本。无良知识分子们在鼓吹金钱崇拜的同时，也鼓吹资本崇拜，最起劲的也要数茅于轼了。他经常讲什么劳动未必创造财富，资本才创造财富;什么有了企业家，财富就冒出来了;什么资本家创造了多少就业，养活了多少工人，等等。其实， 到底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一百年前就讨论清楚了，形成共识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是响彻中国大地的。但他们想把这个公理给翻过来。 这些无良知识分子啊，也不知道他们对资本家的跪舔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问题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脏话就要骂出来了。 市场教 接下来谈谈“市场教”。要挣钱，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奇妙的演变。邓小平在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在理论问题上做了一些新的界定。一个重要的论断是，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意思是，计划和市场都能用。邓小平的话还在那儿，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和执政党的指导方针也还在那儿，但是现在还有人听吗? 没有人听。市场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它已经不再像邓小平说的是搞经济的一个手段了，市场就是目的，市场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市场和市场经济，我给大家简单地讲讲，做个解释。市场跟市场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什么是市场?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合，大家到了毕业的时候，摆个摊儿把旧书、旧衣服、CD什么的大甩卖，那就叫市场。在传统经济里，这个意义上的市场是从来不缺的。这样的市场不但是经济交换的一个场所，还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人与人交往的一个场所。我刚才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很发达，其实就是说这个意义上的市场，这种市场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但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呢? 市场经济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市场，市场经济是一整套规则，是基于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真的像哈耶克说的是一种自发秩序吗? 不是。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去看波兰尼的《大转型》，里面有很精到的论述。市场经济从来都是计划出来的，是国家强力推动的结果，要靠立法强制，把市场这套逻辑贯彻下去，让它的边界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前，我们很多领域是没有市场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前全国修了八万个水库，但大部分是以义务劳动的形式完成的，要是放到现在，就要花好多钱，产生好多的GDP。教育、医疗等领域也是不搞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了，要强推市场经济，啥叫搞市场经济?就是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出市场来。怎么创造呢? 杀出一条血路。多么阴森恐怖的口号。 市场邪教，就是新自由主义，也叫TINA教，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这是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名言，(除了私有化市场化)别无选择的意思。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自由主义，但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涵比较丰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一些看法。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呢? 它认为获得自由和保障自由只有一个途径：市场。 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邪教的话，那经济学家就是这个邪教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播市场邪教不惜任何手段，包括睁着眼睛说瞎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个道理他们是明白的。有经济学家曾经公开讲，我们要搞改革，有一些话不能明说，明说了老百姓会反对。比如我们要去天津，但我们不说去天津，说去廊坊，到了廊坊不去天津也不行了。他们还发明了“冰棍论”，好的国有企业现在不卖掉、送掉，就会像冰棍一样化了，到时送都送不出去。但为什么过去搞得好好的国有企业成了要化的冰棍儿呢?是因为他们先把国有企业给搞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定要跟政治民主结合起来，管理才能搞得好，要实行“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要参加管理，干部要参加劳动”，这样国有企业的气氛才是融洽的、民主的，大家才有干劲儿。到了改革开放，先把这个精髓拿掉，搞什么承包，什么厂长负责制，一个人说了算，那职工们肯定就不满意，就不好好干了。于是，国有企业就变成要化的冰棍儿了，然后这又成为把冰棍赶紧卖掉送掉的理由了。“国师”厉以宁鼓吹的“靓女先嫁”也是这个意思。还有说得更赤裸的叫“吐痰论”，是张维迎发明的。国有企业好比一锅饭，你想独占，咋办? 往里边吐口痰，就没人吃了，你就端回去自己吃。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说的话，这样的人就算住上了高尚社区，死了就能上天堂吗?不可能的，这帮王八蛋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这是《圣经》里边的话。 市场一旦从一种经济手段蜕化成目的，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咱们以最近被集中讨论魏则西事件——魏则西事件被雷洋事件给救了——为例来分析一下市场邪教。如果我们细看一下这件事，就得承认按照既定的政策方针、指导思想，没有谁是过错方，除了某些细节的地方有人有可能违法。武警医院把科室承包给莆田系，这个事情哪儿不对吗?没有不对啊，我们从80年代就喊“一包就灵”，这是灵丹妙药啊，为什么武警医院的科室就不能承包出去呢? 百度是一家公司，经济学家们说，公司的最大责任是获取利润，那搞搜索竞价排名哪里不对了? 况且竞价排名到底是不是广告在政策上也没个说法。既然“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你说李彦宏是不是好猫?是啊，不但是好猫，简直就是个小老虎啊。莆田系有什么错吗? 也没错啊。魏则西事件出来后，有一条朋友圈截图被传得特广，说的是一个莆田人发家的经历，这个人一开始打小广告治性病，苦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怎么办?要创造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出市场。这个地方没性病，就把性病引进来，找几个淋病患者到这边来先把小姐传染了，小姐再传染给嫖客，生意慢慢就来了。后来这个不好干了，开始干打胎，就上学校发免费的避孕套，发之前先扎个窟窿，怀孕的就多起来了，生意就来了。这挺好的呀，很有生意头脑，克强总理怎么教导我们的?要无中生有，这就是无中生有啊。你可以说这在道德上是低下的，但犯法吗?很难讲。而且，莆田系是在最早发迹的时候干过些这种龌龊事，人家现在都变成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了，洗手上岸了。我大学同宿舍的一个哥们现在就在某莆田系企业当高管。要追溯的话，也只能说它的第一桶金比较肮脏，但他妈的哪个资本家的第一桶金不肮脏啊?为什么有钱人那么焦虑?老是念叨宪政、改革、民主，做生意的人关心这么宏大的事干嘛?因为他有罪。他的罪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基督教意义上的罪，那个罪叫sin，原罪，为什么会有原罪?因为人类偷吃了一个苹果。偷吃个苹果能有多大的罪过呢?他们的罪不是sin，而是crime，是实打实的罪行。从法律上讲，他们的罪可能过了追诉期，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是没有追诉期失效这一说的，他们的焦虑就来源于这里，才老想着要彻底变天。 
如果我们要去反思魏则西事件，应该反思什么? 是百度错了，莆田系错了，还是武警医院错了? 如果以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的话，不能说他们错了。甚至莆田系的虚假宣传也不能算错，比如这个病我可能百分之十的把握都没有，但我说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治愈，这都很难算欺骗，因为医学上的事跟其他事不一样。大家可以去问问搞医学的朋友，哪怕是洋博士或者三甲医院的著名医生，他会实话告诉你，医学对人身体的了解其实很有限。病啊，真正被大夫治好的，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自愈的，还有一部分是心理作用。毛主席就说过，巫医有巫医的好，他给你一些草药，这东西可能不治病，但它给你心理上的安慰，有助于康复。所以大夫的骗人啊，很难说是骗人。魏则西得的是很难治的病，大夫跟他说有很大希望，这会对他的信心有很大帮助，让他获得求生的希望，如果心理作用足够强大，说不定会发生奇迹。大夫在这个时候说真话未必是美德，很多病人是被吓死的。所以，在魏则西事件中，如果要说有错，那么必须说，是医疗产业化这个方向的错，如果不否定这个方向，不彻底地否定、批判、清除医疗产业化这一趋势及其影响，那就谁都没有错，如何反思都是白搭。 关于医疗问题，我写过文章(点击阅读《从市场的手中拯救医生》)。这里只谈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医疗领域在根本上是反市场的。市场经济假设有对等的交易主体、买卖双方，能够平等博弈，信息大概公开透明，如果信息不透明会造成垄断之类的。在医疗领域，这些假设永远是不成立的，谁见过跑去跟大夫砍价的病人? 所有的病人都有成功人士的消费心理，不求最好，只求最贵。市场化在哪里成立呢? 在药厂和医院、医生之间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在产业链的一部分是成立，他们之间是可以搞市场的。但医患之间是永远不会存在市场邪教传教士们所假想的那种市场关系，因为医患在权力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大家没看过病，也应该体检过，大夫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按照市场的规矩，消费者是上帝啊，应该是病人让大夫干什么大夫就得干什么。可是，你碰上这样的大夫，你敢用他吗? 你不敢用他。所以说医疗领域本来就不该搞市场化的。这个方向就是完全彻底错误的。 要否定，只能否定医疗市场化的取向。可是，大家去看讨论中那些邪教传教士写的文章，他们只反思细枝末节，绝对不触碰市场化的大方向。有人调侃地说，市场虐你千百遍，你待市场如初恋，真的有这样的贱人。他们说医疗市场化没有错，错在哪儿呢? 监管缺位，国家加强监管就行了。可是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市场化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是去监管，国家要退出。用克强总理的话说，对市场主体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吧? 这还怎么加强监管，我们说了，没有哪一方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情。现在正在搞的政府改革的方向还是去监管，取消审批，把权力还给市场什么的。不可能一边要市场化，一边加强监管，这个是个要揪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逻辑。市场邪教徒们为了捍卫市场这个“初恋”，已经不讲最基本的逻辑了。 “金钱教”和“市场教”这两个东西的杂糅融合，就催生了市场市侩主义当道的社会。这是我们时代的风气，市侩主义充斥了每一个角落。这样一个充斥着市侩主义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时代，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你自己可以不崇高，但你不可以轻薄崇高。比如你选择当小人，但你不能不敬君子，你可以敬而远之。打个比方，我上中学时，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学生瞎闹，但会故意离认真学习的、学习好的同学远点，说咱们不好好学习但不要影响人家学习。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在小孩身上还保存着。可是这个社会的大人们是什么样的呢? 市侩主义的顶峰应该是范跑跑事件。 
八年前的5.12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正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当天下午还没觉得有啥不对，到了当天晚上，看到报道说确定遇难的人数已经达到一万了，我才意识到地震的严重，转头赶往四川，在震区采访了两个星期。那个时候的很多事至今还记忆深刻。都江堰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地震发生时，他们的老师撑着坍塌中的门框，让学生快跑，最后自己被砸死在里面了。这样用生命保护学生的老师不止一个。所以，当范跑跑跳出来的时候，我是震惊的。范跑跑叫范美忠，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他也是一个教师，地震发生时正在上课，刚开始晃的时候，他跟学生说大家别慌，等到再剧烈摇晃，他转身就跑了，把学生扔到身后。好在他所在的学校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学生都跑出来了。几天之后，范跑跑写了一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他说他跑是应该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再发生地震，他只会救他女儿，连他妈他都不会管，总之是引用了一大堆自由主义的漂亮词汇给他自己辩护。他跳出来的时候，还处在抗震救灾的禁止时期。他自己不要脸就算了，竟然有很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支持他，说他说得有道理。范跑跑之所以跳出来，可能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也可能被媒体报道的那些英雄教师的事迹给刺激到了，联系他之前的文章看，这是个心理很敏感的人，由自卑导致的自尊心极强的那种。可是，如果觉得不安，应该怎么办呢?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日本男人，在沉船的时候，假扮成女的上了救生艇，活了下来，后来事情暴露了，在一片指责声中自杀了。其实，当时也没有人指责范跑跑，大家只是褒扬那些献出自己的生命去救学生的老师，没人说要把不顾学生临阵逃跑的老师揪出来什么的。他啥都不说，没人会注意到他;如果真有自尊心，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也可以搬家，换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呆着;再刚烈点，就学日本人，切腹自杀。这都是选择，但他竟然理直气壮地编出了那样一套东西来，这就有点过分了，更过分的是还有一大堆知识分子出来挺他。这种市侩主义真的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思想状况之堕落的一个极致表达了。在那之后，自由主义、公知的名声就更加臭了，这么看，也算是好事。  市侩主义在社会上随处可见，一个更加危险的倾向是，这种市侩主义对国家形成了渗透，典型的是彭宇案。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一个叫彭宇的人在公交车站撞倒了一老太太，他把老太太送医院了，还垫付了医药费。老太太说是彭宇把她撞倒的，彭宇说不是他撞倒的，只是做好事。后来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再后来，彭宇承认是他撞倒了老太太，怕承担责任就撒了个谎，然后和解了。事实本身是一回事，要命的是法院对彭宇案的判决，判决书给出的论证逻辑是，“根据常理”，如果这个老太太不是彭宇撞倒的，彭宇不会把她送到医院去，更不会垫付医药费，故而肯定是彭宇的责任，应该赔偿。虽然我们国家不实行判例法制度，但法院判决至少是有象征意义的，国家专政机关的判决中竟然使用的是这样的逻辑，它假定人是不可能做好事的，如果做了好事，一定是心里有愧。有些人这么想就算了，大不了我们离他远点，不跟他做朋友，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里竟然用这样的逻辑，大家觉得可怕吗? 非常地可怕。 普世教 接下来讲第三个，“普世教”。普世教就是普世主义教，关于普世主义，我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和介绍，那些枯燥的道理今天就不重复了，咱闲聊。(点击阅读《普世主义：强权的说辞》) 在普世教徒眼中，中国的开放和与之接轨的世界都是有限定的，仅仅等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对普世教教徒来说，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大家要是不信，可以去微博上做个实验，说两句美国的坏话看看，是不是会有一大堆人来骂你。对普世教徒来说，美爹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能说美国不好，美国也垮不得。我分析过他们的心理结构，美国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点，美国垮了，他们就得垮。对基督教徒来说，教堂毁了，一定要重建起来，对普世教徒来讲也是这样，没有美爹怎么行呢? 那岂不是成孤儿了，所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我们要给美国输血，所以才出台了那么一个经济政策，大规模印钱，美国人买不起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就搞出口补贴，让美国人买得起。结果把美国救活了，可我们成啥样了? 我们的经济已经畸形得极度严重了，房价飞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经济结构也不知会发展成怎么样。 普世教徒是想要搞全盘西化的，但成色上有区别，在怎么西化、西化到什么程度上有不同主张。给大家讲一个奇葩。彻底的全盘西化派觉得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行，从人种开始就不行。 中国政法大学以前有个叫萧翰的老师，他就觉得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于是以身作则，为了减少这个劣种人种的繁衍，结扎了。有点奇怪，既然想做贡献，为啥不再彻底点呢? 结扎多不过瘾，干脆一刀切了不是更痛快吗? 说不定还能练成葵花宝典呢。上吊、切腹其实也是选择嘛。 “普世教”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我简单地谈一下，算是这个教派的分支吧。“普世教”的第一种表现是“反革命”，过去刑法里有反革命罪，但现在已经取消了，现在也不搞政治运动了，不存在扣个反革命的帽子把人怎么样的问题。咱们就谈问题，反革命就是反对革命，只是个立场和态度。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多了去了，这没啥可避讳的。反革命有不同的反法，大家要仔细捉摸。有一些人反文革，反毛主席领导的那段革命，但支持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反毛不反邓”;还有的是“毛邓一块儿反，吹捧胡乱邦”，就是胡耀邦了，说他才是中共最英明伟大的领导人。当然这部分人不大有说服力，因为捧胡乱邦最厉害的是他的儿子胡德平，前几年他在微博上很活跃。有一回我转发评论他的微博，讽刺他，说“你爹最牛逼，天不生你爹，万古无长夜”。前段时间中央开了宗教工作会议，规格非常高，往年的会议只是宗教局局长主持，这次习总书记亲自主持讲话，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公安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全部参加。为啥啊? 因为民族、宗教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出这么大问题，根就在胡乱邦当年瞎搞，捧这样一个小丑简直是笑话。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多讲了。 还有一种反革命，是“反毛不反共”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本书叫《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高华写的，是这个流派的典型代表。以前啊，不停地有人跟我说这个书得看，右派写的，揭你们左派老底儿的，这个书都不看还好意思当左派吗?我就找来看了看，一看，简直是扯淡，该书的问题不仅在政治立场，也在智商。高华的“反毛不反共”的立场是预设出来的，然后围绕这个立场组织材料。先预设毛泽东是坏人，只有跟毛泽东有矛盾的人，他就支持; 无论跟谁有矛盾，错都是毛泽东的。比如说毛泽东反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跟斯大林对着干，这是主体性的表现，是好的，但在高华那里，也是不对的，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不听张闻天的，不听王明的，跟张国焘闹矛盾，都是错误。高华虽然用了大量的注释，确实在材料上下了功夫，但这本书也不能算是正经的学术著作，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和臆测，动不动就讲老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谁有不同意见了，于是心里就不爽了，就要整人。《红太阳》本质上是一本披着学术著作外衣的地摊文学。我翻完这书不禁感慨，右派真他妈没出息啊! 把地摊文学捧得跟他们的圣经一样。胡说八道是有报应的，高华去世在哪一天大家知道吗? 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巧吧，这事不能多说，说多了跟宣传封建迷信似的。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他很惊讶，说真的假的啊，怎么这么巧，他就不能争点气多挺一天吗?! 可惜他实在不争气，就是没挺住。估计是毛主席不爽，把叫他去谈话了。高华死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 “反共不反蒋”也是一种反革命的表现形式。国民党曾经也是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但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反共不反蒋”的就太多了，所谓“民国范儿”，说老蒋怎么怎么好，那时候知识分子待遇怎么高，怎么有言论自由，等等。还有更彻底的反革命，就是从康梁乱党开始都要一棍子全部打倒，近代以来所有搞革命的都是坏人，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于慈禧老佛爷的君主立宪，可惜被各种乱党给破坏了。 “普世教”的另一个表现是鼓吹“汉奸哲学”，这个倾向从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有一个思维的定式：把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说什么西方文明是蓝色文明，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蓝色是有出路的，黄色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要全盘西化。这是《河殇》的调调。《河殇》还带着激情澎湃的劲头儿，是以为中国负责任的口吻鼓吹走西化道路的，后来就发展得越来越过分，比如刘晓波就说中国要是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就好了。有的人是给外国侵略者正名，最典型的是袁伟时。2006年，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是为外国侵略翻案的汉奸哲学的典型代表。我有一个讲座谈到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贺卫方最近还在说，中国之所以被外国侵略，是因为在侵略战争前的中西交往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有给外国侵略者正名的，还有给汉奸正名的，茅于轼说汪精卫可能才是真正的英雄。但也有人说，茅于轼可能是汪精卫的儿子，真的长得挺像，让人不得不怀疑。鼓吹汉奸哲学的文艺作品，典型的是《色戒》，大家感兴趣的话，百度一下李北方 色戒，可以了解到我的看法。 “普世教”的另一个分支是法律党，这个问题我有专门的讲座谈论，这里不展开了。 “普世教”还应该包括儒家宪政主义。前面说过，极端的西化派觉得我们从人种上就不行，这些人应该是比较绝望的，这个改不了嘛;有人觉得文化不行，要改造，得从基督教化，所以信上帝去了。但也有一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普世派，他们觉得这些都不靠谱，从头把西方的路走一遍也是不可能的，简便的办法是把那套逻辑搬过来，然后从传统资源里找一个基督教的替代物。那就只能从儒家文化里面找了。这大概是我理解的儒家宪政主义者的基本逻辑。 普世教徒一般被认为是很右的，但我想大胆地把一批左派也归到“普世教”里边来。有一些左派左到连我都不能理解的状况，这帮家伙看谁都是反动派，动不动就要把人开除出革命队伍，我都左成这样了，他们还嫌我不够左，你想想看他们得有多左。这些人算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叫他们托派合不合适，我没文化，读书少，没看过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这帮家伙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迷信跟教条了，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像一个程序那样，你只要双击，它就会自动展开、运行，世界就会进入共产主义。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对矛盾，就是资本跟劳动的矛盾，其他的都不存在，或者说都不重要，根本不是事儿。信奉的理念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那些西化派普世教徒特别像，整天掐架比谁更革命，盼世界革命早日到来，不懂得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懂得盖楼房要从打地基做起，空想着直接在空中盖最顶上一层，站着说话不腰疼，觉得毛主席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革命得不彻底。这样的人其实是左派姿势分子，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何谓“人民的知识分子”》(点击阅读)，挤兑的就是这群缺心眼儿。 国家教 接下来讲最后一部分，怎么命名我还没有想好，姑且先叫“国家教”吧，指的是一系列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潮。我刚才批评那些特别左的人没有国家观念，我是主张大国家、强国家的，因为国家独立自主是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守住的。(点击阅读《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在这个前提下，国家才会有发展，社会才会有民主，人民才会有自由。但问题要辩证地看，国家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我们应该讲国家的阶级属性，不能说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行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要消亡的。我对国家消亡的前景不大相信，但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看法。我觉得这才是左翼应有的正确健康的国家观。 在这一部分，存在着几种不大好的倾向。 一种叫五毛党。什么是五毛呢? 据一个朋友说，也不知道是真假哈，五毛起源于仇和。仇和是个市场邪教徒，他早年在江苏宿迁搞医疗市场化，把公立医院都卖掉的，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当初几个亿卖的，现在宿迁要从公共财政中投80多亿重建公立医院。这是个祸国殃民的王八蛋，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很好，应该的。据说呢，他在宿迁卖医院、卖小学、卖幼儿园的时候，老百姓不高兴，就在网上里骂他，骂他这些政策，他就组织了一批网评员，做一些舆论引导，说他干的是对的，一条五毛钱。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拿了仇和的钱，就得说宿迁市委市政府干得好。后来呢，五毛就演变成了对一类思潮的代称，指无原则为官方辩护的声音。推而广之，五毛论调其实是指为改革开放辩护的理论。 中国不只有改革开放这一段，还有悠久的传统文化，有毛泽东时代，但五毛观点只看到改革开放，只说改革开放好，把甘阳提出的“通三统”简化为一统了，就是邓小平的传统。五毛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反正改革开放就是好，中国非常牛。 大家不要小看了五毛论，随着公知话语的没落，五毛话语正在成长为新的主流。代表人物有周小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他是比较低端的，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是张维为。张维为可以说就是中国模式派的创立人，在海内外影响都非常大，他的理论是官方很喜欢的，也很倚重，大概是想通过他的理论来解决挨骂问题。前些天王毅外长对加拿大记者的挑衅性问题做了直截了当的回应，我当时评论说，反击是对的，但道理讲的还不够好。其实，王毅用的论述就是张维为的。党希望通过张维为的东西解决挨骂问题，希望不大，属于有病乱投医。张维为著书写文章发表演讲，核心意旨是论述中国这些年来在经济上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注意，不是中国为什么取得成功，而是中国在经济上为什么取得成功。任何一种思潮你都不能简单地说它都错，也不能说它全对，五毛论调也一样，它有有道理的地方，也有很多致命的问题。我总结，五毛论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格调比较低，前面我说过，旗帜上不能写钱，为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体的成功做辩护，眼里也不能只有钱，格调不可以这么低。张维为的问题是，不但格调低，而且低得太明显，简直就是周立波的高度。比如我听过他几次演讲，有现场也有网上看的视频，几乎每次都要说，他去过一百多个国家，对照比较了怎么怎么样，言下之意是你们没去过那么多国家，说话的分量就不如他。要么就说，哥们儿当年给邓小平当翻译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也是一副很牛的样子。可是，这有什么好牛的呢? 再牛你也是个翻译嘛，对吧? 咱们前面不是说到了日本鬼子的小翻译，你们是同行嘛。在座的北外同学说不定有学语言的，将来很可能做翻译，我要补充一句，我对翻译这个职业没歧视，只是对张维为老拿给邓小平当过翻译说事比较反感。五毛论第二个特点呢，是去价值化，前面我们讲过的“普世教”，叫它公知话语也行，最大的特点是极端价值化，特别喜欢讲政治价值，什么都上纲上线，但五毛理论恰恰相反，是极端去价值化的，丝毫不讲价值观。如果有一个价值观的话，那就还是钱，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金钱教”上面去。 在国际层面，指望这样的理论解决挨骂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国际上软实力的竞争是价值观的竞争，光讲GDP增长、基础设施水平什么的怎么可以呢?要解决挨骂问题，得旗帜鲜明地谈社会主义、讲平等、讲民主，可惜这些东西张维为及其同道们并不关心，大概也不懂。在国内，这套理论也是没有统合力和说服力的。我很想知道，如果让张维为面对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群做场演讲，让他把那套道理讲给尘肺病患者听、讲给失地农民听、讲给下岗工人听、讲给打工却拿不到工钱的人听、讲给在工厂打工造成肢体残缺却得不到赔偿的人听，反响会怎么样，是获得掌声，还是被扔臭鸡蛋。 还有国家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概念，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确切的意思，只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也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就流行起来。前段时间我还问过黄纪苏老师，头些年自由派总是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咋忽然不讲民族主义开始讲国家主义了呢? 据说，国家主义最早是何新提出来的，他觉得不要老吵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吵不清楚，吵到最后社会会分裂，最好的办法是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就塑造和神化国家，把国家打造成价值本身，把大家的认同集中到国家上来，大家都爱国就完了，国家性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重要。这种东西我是不同意的。针对现实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按照国家主义的逻辑去讲，就变成维稳了。 咱们再用雷洋事件为例来说说。前面我批评了那些枉顾事实以胡搅蛮缠的方式对警察、对政府的批评，但反过来，另一种声音也是有问题的。很多人说警察软弱了，秩序是第一位的，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不管什么地方发生警民冲突，就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说这是袭警，这要放到美国，早就就地正法了。这么说也有道理，雷洋反抗那么激烈，正常人都会想，是不是逮着条大鱼，这不会是个杀人在逃犯吧，肯定不能让他就那么跑掉了。如果按美国警察的做派，在激烈反抗之际掏出枪把人打死了也可能的。但是中国警察应该像美国警察学吗? 那还是不是人民警察了? 警民冲突频发是现实，但不能通过让警察更多地使用暴力来解决，因为警民冲突多发既有普世邪教徒忽悠的因素，也有警察自身的原因，比如执法的利益化，警察喜欢抓嫖娼，因为比较好罚钱，抓小偷没什么油水，就不那么积极。还有钓鱼执法、警匪一家等问题，都导致了老百姓对警察的反感和不信任。网上有很多五毛，不去具体分析这些问题，只强调执法要加大力度，要保持秩序，这是要不得的。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不少这样的人不是拿钱发帖的那种五毛，他们真是这样认为，那这就要视为一种思潮了。雷洋毕竟死了，这是个悲剧，也应该好好讨论和反思，但要实事求是，脑子要清楚，不能一味挑刺找茬，也不能一味地搞维稳思维。重要的是脑子要清楚，要辩证分析，问题要解决也要综合地解决。现在脑子不清醒的人越来越多，蠢还不谦虚，这样的人太讨厌了。 能归到“国家教”这个谱系下面，还有中修帝国主义派、工业党等。所谓中修帝国主义是指主张中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自成一系，把周边国家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来，让人民币流通到这些国家，向他们收“铸币税”。这和国际主义是有巨大差别的。工业党，顾名思义，关注中国工业水平的发展，同时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怀，希望国家强大。这些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关注效率胜过关注公平，关注整体甚于关注个体，但他们至少比右派好，不卖国，不当汉奸买办。 这部分思潮论寿命的话比前面说到的那几类要短，是最近这几年才兴起并且流行起来的，形成了替代公知话语的趋势。这一变化的背景2008年西方遇到了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了下来，现在论经济总量成世界老二了。在那之前，流行的是中国崩溃论，中国人自己也不自信，也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机制能真正融合并长期稳定。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样的制度组合是能够成功的。这种思潮也有它的合理性，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后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都给中国人提了醒，不能盲目相信世界天下太平了。一直到今天，美国的航空母舰还在我们南海转来转去。维护国家独立完整主权，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急迫的任务。 国家主义有缺陷，但也比“普世教”好，普世教徒是盼着中国赶紧倒掉的，有外敌入侵，他们要当带路党的。 尾声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简单地讲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怪现状，因为按照我的思路来组织，所以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一些东西。我的态度从论述的过程中叶体现出来了，我是不满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成分太少了。有思想文化上混乱，就会有混乱的社会，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简直是病入膏肓，问题太多了。 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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