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為什麼中國人不再熱心改革？

時間: 2013-12-05

一個×××全會，引得各路專家學者和媒體傾巢而動，從各個角度去闡釋它的微言大義。但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和網絡論壇上，比比皆是的卻是對會議的漠不關心、質疑甚至嘲諷；更有一些人對從虛無縹緲的字裡行間去“猜謎”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們看來，承諾靠不住，關鍵是行動。如果各次全會字面上的表態都做得了準的 話，中國今天已經不需要改革了，因為所有的改革目標早已經實現了。

確實，除了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之外，×××全會公報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態，無論是“改善收入分配”還是“讓市場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難說是什麼新東西，大多是從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動遠遠落後於言辭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馳，也難怪人們已經對改革厭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國人一聽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興奮感，會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類的詞聯繫起來的。事實上改革之初也確實有一種萬民擁戴的味道，因為在 經歷了文革十年的折騰之後，改革能讓絕大部分人受益，自然會得到絕大部分人的擁護。而且，文革中一輪的政治鬥爭，客觀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結構，社會上不存在像樣的既得利益集團，改革也就基本上沒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隨着改革的深入，價格雙軌制的實行使得一些有權者和親近權力者，有機會低價囤積國家計劃控制內的產品，再以高價在市場出售牟取暴利，人們稱之為“官倒”，而普遍民眾則承受着價格闖關帶來的嚴重通貨膨脹和搶購風潮，這些成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索。

1992年dxp南巡之後，市場化改革全面展開。先是國企改革，以企業負擔重、經營困難等名義，舉國上下“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造成幾千 萬國企職工失業下崗，很多年齡大、技能不足的下崗工人生活困難；與此同時，國企的領導卻基本不受企業經營狀況的影響，照樣“高官任做、駿馬任騎”，有的甚 至又高升他處；有部分廠長經理則通過企業改制，合法地低價買下了企業，搖身一變成為企業主。而在經歷了企業化改制的國有企業里，企業和管理層和職工的關系，已經從以往大體平等的同事關係，蛻變為僱傭和被僱傭關係，加上工會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職工的話語權被大幅壓縮，企業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則大幅向管理層 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學不再免費，大學裡的農家子弟數量不斷減少；醫療制度改革把公費醫療拿走了，看病難、看病貴開始出現；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後幾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場上去解決基本的住房需求，房價開始飆升……

可以看到，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剛開始幾年民眾得到一點實惠之外，在其餘的時間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犧牲大多數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實現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改革”已經成為小部分人對大多數人進行合法剝奪和斂財的同義詞。各類改革措施或建議，凡有助於當權者減輕甚至擺脫其責任和風險的，都能得到積極有力的貫徹和嘗試，而有可能削弱權力或縮小政府干預自由度的，則大多要麼被長期擱置，要麼在實行中走樣。這樣一來，擁有政治權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髮無損，反而通過權力尋租等方式變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眾因為缺乏對改革進程的話語權，而成了利益受損的一方，最終得到的只有新 三座大山：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改革當然要付出代價，只是這個代價如果總是由某一個群體來承擔的話，這樣的“改革”就很難說有什么正當性。

改革對普通民眾利益長期和堂而皇之的損害，造成的結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眾對改革的冷漠和恐懼。普通民眾本來應該是最擁護改革的，因為只有通過改革才 能除舊布新，保障他們的利益。但當一系列損害民眾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時，普遍民眾自然對“改革”興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對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對改革最積極的人，因為越“改革”，他們的利益就越大越鞏固。這正是中國改革最弔詭的地方。

問題的癥結在於，過去30多年的改革從來沒有把着力點放在對權力的制約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約的權力，一方面是社會財富的大量涌流，這等於是把狼放在了羊群 里，結果可想而知。面對腐敗的大規模蔓延，執政黨的應對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進性教育，有選擇地懲辦等幾個板斧，一直在內部監督上打轉轉，在最核心的社會和民眾監督方面，則寸功未進，腐敗因此成了無法治癒的頑疾；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綁架了改革進程，將只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改革措施，塗抹上“為人民服務”的色彩，以國家意志來強力保證這些措施的實現，並以此打壓所有質疑這種不公正“改革”的人。這種制度性、體制性的腐敗，其危害性是貪污受賄等通常意義上的腐敗無法比擬的。

1962年，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參觀莫斯科美協成立三十周年的畫展。在看到一些非現實主義的作品後，一向口無遮攔的赫魯曉夫大罵畫家吃的是人 民的血汗錢，拉出來的是狗屎；畫家則反駁赫魯曉夫，說他根本不懂藝術，是外行，是美學領域的文盲。這時，赫魯曉夫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以前當我是一個工 人的時候，你可以說我不懂；當我是車間主任的時候，你也可以說我不懂；但現在，我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我就懂！

赫魯曉夫的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橫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宮政治”的實質，也揭示了一切極權國家權力運行的奧秘。事實上，這也是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歷史和現實：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甚至是專制時代的政治倫理仍在大行其道，權力的恣意妄為和傲慢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無處不在。這種權力不受制約的狀 態，是中國當前社會矛盾尖銳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風險。為什麼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但社會卻大體穩定；而中國多年來 維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舉國上下卻總擔心發生革命？原因就在於此。

在此情況下，馴服權力就成了當下中國的當務之急。不在此處着手，而是迷信威權，試圖通過政治上進一步集權、經濟上適度開放的方式來渡過危機，這種換湯不換藥、近乎南轅北轍的改革，也難怪民眾不熱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