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右派的出路

作者：平原書生

(一) 山雨欲來

    自1976年右派政變以來,中國的右派已掌權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間,他們打着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旗號,逐步控制了共和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和共產黨的領導層,把毛澤東創建的共和國變成了事實上的右派國家,把共產黨變成了事實上的右派政黨。他們了解"名不正,則言不順"的道理,不想就此止步,準備“殺開一條血路”,“清左拔毛”,“壯士斷腕”。他們計劃趁換屆之機,徹底改變共和國和共產黨的性質,以便名正言順地施行他們的復辟計劃。

    薄熙來事件就是他們策劃的顛覆共和國及改造共產黨計劃的第一步。溫家寶代表右派打響第一槍後,國內外右派和一切反共反華團體, 彈冠相慶,一致擁護中央決定。並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下一步的決戰。而左派陣營,在第一回合失利後,似乎愈挫愈勇,擺出了全面決戰的陣勢,準備對三十餘年的右派路線從理論到實踐作一徹底清算。

    在短短的三個月的時間裡,左右之爭使得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在內心深處作一抉擇:是繼續兩極分化把中國引向永劫不復的動亂深淵,還是回歸到毛澤東的共富的路線使中國走向穩定和中興?左袒還是右袒?這種逼迫國人作出選擇的詭異情勢,在中國近三千年有詳細記載的歷史中,只有一次,那就是發生在兩千二百多年前的誅滅諸呂事件。

    在推翻暴秦的鬥爭中,出身平民的劉邦知人善任,寬厚愛民,很快積聚了大批人材,組成了一支能與項羽抗衡的力量。秦亡以後,經過四年的內戰,終於正式建立了漢朝。也是由那時起,我們中華民族正式告別了幼兒期,有了一個學名,叫做"漢",開始成為一個翩翩少年。在建國的最初幾年裡,漢高祖在內平諸侯叛亂,外御匈奴入侵的間隙,創建了大漢的制度規章,掃除煩刻,與民生息。雖未盡善盡美,而大治之象隱然已成。但連年的征戰和國事的操勞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當新建的大漢和他的子民亟需他的領導時,英雄卻到了末路,不得不開始思索他身後的江山。

    當他高唱大風歌時,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守四方"的"猛士";但當他舉目四望時,卻加深了他內心的極大不安:一方面,他所希望的接班人不為呂后所容;而指定的太子卻懦弱不肖;他的其他子侄年齡尚幼。另一方面,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妻子呂后,”人才難得";而呂家子弟又正處虎狼之年,手握兵柄。他隱隱覺得, 他死後政權要落到呂后之手;但他還是希望呂后天良未泯,日後能把政權傳給他長大成人的兒孫,傳承他開創的大漢江山,造福百姓。於是他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頗 為神聖的事,召集全部文臣武將作證,並公告天下,刑白馬為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雖然他明知誓言和"永不翻案"的保證書一樣不可靠,但這是他 當時唯一能為後代和百姓所做的了。當他得知商山四誥加入呂氏集團後,他已明白呂氏掌權已不可逆轉,唱出了"羽翼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的悲歌。但他還是要與命運對抗,置後世”誅殺功臣”的譴責於不顧,為他的子民作最後一件事:在他臨死前不久,他命令陳平於”軍中即斬樊噲頭。” 

    漢高祖去世時,大概是瞑目的吧，因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息,他為他的子民除去了呂氏的一大強援。但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陳平對他的命令打了折扣。陳平不願手沾呂氏血腥,決定囚禁樊噲進京,由高祖親手斬殺。當陳平押解樊噲尚未到京時，高祖已去世。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讀史至此而掩卷長嘆！

    事情果如高祖所料，他死後呂后便掌握了大權，惠帝不過是個傀儡。她雖然仍打着漢的旗號，但大肆修正高祖的政策；貶斥高祖的舊臣，招降納叛，拉邦結夥,任人唯親；高祖子孫，斥逐邊地；呂姓宗盟，委以重任。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呂后也是一位真主，因為她確實參與了大漢的建立，更何況她仍打着漢的旗號，大臣和百 姓對她無可奈何。當惠帝死後，呂后大封昆弟諸呂為王時，朝中已布滿呂氏爪牙,雖有明誓在先,也不可阻攔;高祖舊臣中只有王陵表示了反對。就這樣，以呂后為核心的呂氏集團統治中國近十六年，中央和京城各要職，均為呂氏子侄擔任。

    公元前195年春，呂后病重。而此時以朱虛侯劉章為代表的二代已經長成，強烈希望回歸高祖路線，奪回失去的權力；陳平周勃等一幫舊臣也想在辭世之前,助二代一臂之力,報高祖知遇之恩。與此同時,呂氏集團想到失去權利後可能面臨的清算，便圖謀在呂后死時發難,代漢而有。當是時，劉呂兩派的矛盾已公開，勢成水火。各方勢力更公開活動，連絡外地諸侯，隨時準備決戰。而此時的百姓和三軍將士，也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擁劉還是擁呂？左袒還是右袒？這就是公元前195年春天的情勢；而到了當年秋七月，當呂后崩於未央宮時，大決戰就開始了！

    這是一場關乎民族命運的決戰；當我們的民族還處在學步階段，尚沒有獨特的文化、制度、風俗和習慣時，經不起改天換地的折騰，隨時可能夭折。如果呂氏獲勝，世界文明史上將不會有燦爛的漢文明；而我們將不會有文景盛世,不會有盪氣迴腸的漢賦,也將不會有英光四射的漢武！一個失去了這一切的民族，有何資格立於世 界民族之林！諸位已經知道，在那場決戰中，中華民族的先輩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而今，我們的民族又到了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對於當時擁劉一方如何準備和行動,史有明載;而對於呂氏集團一方在那場大決戰中如何應對,”史記"與"漢書"均語焉不詳,大概是因為當事者很快便伏法,史家已無從查考的緣故吧。我們只能從史書的隻言片語中,略窺蛛絲馬跡。高祖在位共十二年;如果自滅項那年算起,執政不足七年。而呂氏卻已掌權達十六年之久,朝廷內外,已為呂有。呂氏集團大概以為勝算在握,以致集團中主將酈商之子酈寄被策反也沒有察覺,照樣走馬行獵。當是時, 呂氏集團中只有呂后的妹妹呂嬃意識到事態的嚴重。當她得知她的子孫的所為時,勃然大怒,將"珠玉主器"全部散於堂下,沉痛地哭叫道,”勿為他人守也”。

    雖然我們已經不能知道當時呂氏兄弟及其走卒們是如何得意狂妄,但兩千二百年後,歷史卻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見證中國極右派的無恥,無知和瘋狂:故意拖延的記者招待會;午夜驚魂式的消息發布;不成章法的中央文件以及極右追隨者們在媒體上的狂歡。似乎在一夜之間,他們所深惡痛絕的中共已變成他們的黨;他們做夢也想顛覆的共和國已是他們的天下。他們或已備妥”家祭”,準備”告乃翁”;或已打點行李,準備大顯身手, 於”漫捲詩書”之暇,頻頻在網絡和各種媒體發表狂言,頗有點”喜欲狂”的意思。

    然而,和這些輕浮的右派及邪教門徒不同,有頭腦的右派卻嗅出了異樣的味道,表示了不太樂觀的看法, 在右派舉世狂歡的日子裡,發出了幾聲哀鳴。

(二) 最後瘋狂

    重慶事變之後,在右派的一片歡呼聲中,溫家寶的極右追隨者們不失時機的指出,”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與只看到眼前得失的淺薄的右派不同,這些略有頭腦的右派卻同時也看出了右派面臨的已為期”不遠”的危險和大禍。這倒是頗為難得的。

    為什麼溫家寶的追隨者們要提醒頭腦發昏的右派可能有大禍呢?這是因為溫家寶們比誰都清楚地知道,在右派掌權的三十餘年間,中國的右派在經濟上化公為私,巧取豪奪,把人民於建國後前三十年創造的國有資產吞為己有;在政治上,極力誣衊和醜化紅一代的領袖以及他們所領導的那場革命,為被打倒和推翻的黑一代塗脂抹粉,揚幡招魂;在文化上, 絞盡腦汁矮化中華五千年文明,把人民心目中的歷代英烈百般醜化,為漢奸買辦張目。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為人神所共憤,天地所不容。

    三十年來,中國的右派利用一切機會在經濟上壓榨,在政治上欺騙和在文化上誣衊工農以及普通百姓,視百姓為芻狗,他們為自己樹立了億萬仇敵。如果說華爾街的99%是有點虛張聲勢的話,那麼,在現在的中國,中國的右派要面臨95%以上的人們對他們的清算確實是不爭的事實。右派們深知,朱鎔基溫家寶出賣國企的政策,雖然製造了千萬貪官作為他們的同盟,但同時也製造了下崗工人，為他們在城市中樹立了億萬天然的敵人。雖然早期的"包產到戶"的政策贏得了農民一時的支持,但貪官極右掌控的私企對農民工的盤剝和歧視,使廣大的農民很快認識到右派的本質。三十多年來,在當權右派的默許,縱容和支持下,右派分子對毛主席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誣衊和醜化。但令右派們驚悚的是,他們非但沒有把主席拉下神壇,反而把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抬得更高。失去話語權的中國廣大的工人農民,把主席的畫像掛在家中和出租車裡,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主席的懷念和敬仰。沒能把主席的影響從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消除,是右派三十年間的最大失敗。而這也是他們惶惶終日寢食難安的真正原因。

    右派中的極右奸邪自然熟知右派在過去三十餘年間的所為,正如兩千多年前的呂祿呂產一樣,想到可能面臨的清算,不寒而慄。如果說五十五年前的那場反右過後,中國的右派還能得到百姓的同情和幫助的話,那麼,在他們倒行逆施三十年後, 百姓已徹底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對他們已只有仇恨;即使將來有人對他們施以”過正”的”矯枉”,也已不會得到一絲的同情。如果說當年紅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時,尚”琵芭半掩”,尚需對百姓進行反覆的動員,宣傳和鼓勵的話,那麼在現在的中國,如果有人舉起”還我國有資產”的大旗,將貪官極右劫掠的國有資財重新收歸國有的話,人民將聞風景從,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解釋和動員。因為奪還本因屬於他們的政治經濟權力,列的將是堂堂之陣;舉的將是正正之旗。極右派中的清醒者深知他們當前的處境,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發出了”死路一條”和”其禍不遠”的哀鳴。

    面對可能的清算,中國的極右派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溫家寶及其追隨者指出的”政治改革”和”再跨一步”。溫家寶對他的"政治改革"語焉不詳,而他的追隨者們的路線圖卻極為清晰,並毫不隱瞞地在港台及海外媒體上公之於眾:“趁拿下薄熙來之機，再跨一步，跨出黨內，跨到民間,推行政改，清剿毛左，除惡務盡”。“一如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毀滅中共,肢解中國。

    這確實是一條右派避免清算好路徑。當共和國不復存在,誰還會去追查國有資產的下落?當共產黨已經滅亡,誰還會理會黨內的是非曲直?在新的國家裡,他們的資產將受到法律保護;利用手中的資產,他們可以重新結黨,並將資產傳給子孫萬代,直至無窮。

    極右狂徒雖對中共和共和國有刻骨的仇恨,但仇恨並不能增加他們的智慧。他們發現了一條通向成功的路,但畢竟學淺識短,對此路能否走通,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把握。除能在網絡媒體上快意一番之外,似乎在通向他們的新黨新國的路上,並沒有向前進一步。溫家寶代表的極右派的下場到底如何,他們的計劃能否成功,我們尚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中國有句"始作俑者,豈有後乎"的格言;我們也知道,如果呂氏集團當時沒有做最後的瘋狂,他們大概不會被滅種。

(三) 劉郎遺恨

    薄熙來事件之後,右派中不同派別的代表人物都跳了出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希望能改變歷史的進程,左右事態的走向。在這些文章和談話中,也有不少真知爍見。其中以年逾八旬的真誠右派，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談話最為精彩。在<中共政權轉移困難>的訪談中,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指出:

    “薄熙來案子不是那麼簡單。因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紅二代，也有他的焦慮，這個焦慮就是江山要不保，因為貧富的不均，所以他們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義。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我們外面所傳說，或者認為溫家寶所代表的一種政治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線，也不能三權分立，那等於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話，不能動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這就是困難的所在。如果這個事情不能解決，薄熙來的案子就不容易下一個很清楚明確的結論”。

    在這裡,深通中外古今歷史的余先生指出, “西方式的改革”在中國“行不通”;中共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蘇共,共和國也不會被肢解。僅此一點,余先生這位六十年一以貫之的反共右派就要比輕狂的新右派高明許多。他同時斷言, “薄熙來案子不是那麼簡單”,並指出”薄熙來的案子”不會有一個”清楚明確的結論”。這無疑也是正確的。在同一篇訪談中, 和所有的當今清醒右派一樣,他又有”劉郎已恨蓬山遠”的無奈,擔憂右派的”蓬山”永遠不會到達。他預言, "如果薄熙來再能回首再能出來的話, 那就不但是胡溫本身，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等等,都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話雖不無挑撥離間之嫌,但在右派的哀鳴曲中,余先生的預言平添了幾分歷史色彩。

    余先生是位知名的歷史學家,著作等身。搞歷史的人可分為三等:若只能敘述史實,此為歷史教師; 若能成一家之言,自然是歷史學家了;但最上乘的史家是"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六十年來,每當中國有事,余先生總要發表觀點,看來是希望成為最上乘的史家的。但遺憾的是,和美國的所有中國通一樣,總是誤判中國局勢,給兩國人民帶來災難。六十七年前,即使鄉間沒文化的農民也知道共產黨必定戰勝腐敗不堪的蔣介石政權;而美國政府卻聽信心性邪惡的中國通的謊言,在內戰中站在了國民黨一方,這才有了中美二十年的對抗,兩國人民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如今的中國貧富差距和貪污腐敗都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一個小小的火花,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把一切焚為灰燼。這一切都是自鄧小平以降所執行的右派路線造成的。余先生不反省右派在這三十年間的所作所為,卻用一句”民粹主義”把責任推給了紅二代,誤導輿論。莫非余先生希望再一次誤導美國政府,導致中美再次對抗? 余先生桃李半天下,在海峽兩岸都有親朋故交,本當以過來人身份主持公道,以歷史學家身份"垂鑑戒於後世”。而今卻隨波逐流,附和右派,這不但大大地丟失了身分,也永遠失去了成為上乘史家的資格。

    在同一訪談中,余先生還表示了對“毛澤東的路線”,“文革”,”紅衛兵"以及"抄沒一生的財產"的耿耿於懷。文革期間,余先生身在美國和台灣,”紅衛兵抄家"之事何由得知?想來一定是來自國民黨以及右派的宣傳。而真實的歷史是,文革最初的一個月間,確實有抄家之事,但僅限於抄沒"封資修"的宣傳品和有關的書畫,絕沒有”抄沒一生的財產”之說。我一直相信"謠言止於智者"的格言,更相信謠言止於歷史學家。如果一個歷史學家竟以道聽途說的謠言為據而書寫歷史,那他寫的東西豈不成了地地道道的穢史!

    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下,”抄沒一生的財產"之事是有的,但那是在中共建國的初期。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中共建黨之初,就公告了‘耕者有其田’的宗旨，並未諱言日後的‘土地改革’。更何況中外古往今來，朝代更替之際，失敗的一方豈可再妄想保有家財？美國獨立戰爭中站在英國一方的‘保皇黨’如今安在？他們的財產是否被抄沒？世人怎可以此事獨責中共！想來令余先生真正念念不忘的是這時的"抄家"而並非在文革期間。從余先生的簡歷看,余家那時一定是被全部抄沒了的,與毛澤東和當時的共產黨有毀家之恨。但一個真正的史家不應被個人恩怨迷了雙眼而信口雌黃。如果司馬遷也象余先生一樣對個人的遭遇耿耿於懷,這世界將不會有那部"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 "。

    ‘斬草除根’是中國的一句極其血腥的格言，被歷代王朝的政治家們奉為玉律。在王朝更替之初，對前朝男性遺孽無論長幼，斬盡殺絕，不留後患；而將其女性成員 象獵物一樣賞賜給有功的將士，肆其淫慾。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野蠻和殘忍的惡性循環，就連史稱明君的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中國的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 王朝覆滅於後來者的事屢屢發生，但覆滅於前朝遺孽的王朝絕無僅有。這是因為前朝的男性或早已不在世間；即使僥倖存留者，也早已喪膽。他們已不能對新朝組織 有效的輿論攻擊，更不能組織有效的對抗。

    是毛澤東第一個打破了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循環。儘管蔣介石殺害了他的兄弟妻兒，他掌權後的溪口，松柏不剪，陵墓依然。對追隨國民黨反共者，除民憤極大如溫世仁之流被正以國法外，毛澤東則一直強調‘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的政策，注重教育改造。右派掌權後，對主席進行了令人髮指誣衊，將他描繪成‘殺人魔王’和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如果他真是無惡不做的暴君，反共的黑一代的男性成員早被屠戮，而女性成員則早被‘共匪’蹂躪糟蹋。現在瘋狂攻擊毛澤東的黑二代們也不認真地思索一下：當你們的父兄及你們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員被殺掉，你們上一輩的女性成員被‘共匪’占為己有之後，你們又是如何來到的這個世間？ 

    在信息不通的五十年代,余先生只能憑藉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來猜測大陸的狀況。如果此時對紅一代的錯誤判斷是可以原諒的話,那麼,在掌握了所有的資料之後仍誣衊紅二代,則只能說明余英時先生心胸的偏狹。

    但余先生畢竟是歷史學家,深明大勢,知道一個人的榮辱生死並不能改變歷史的走向。他雖然無奈的指出” 如果薄熙來再能回首再能出來的話”, 但他畢竟沒有說出要除掉薄熙來,因為他以歷史家的直覺預感到,右派的路線在中國已到了窮途末路,無論有沒有薄熙來,大變革的時代已經來臨。

(四)歧路無為

    當年追隨趙紫陽的右派,由於誤判鄧小平的兇殘,六四後被迫留亡海外。雖然國內執政的極右在繼續着他們的事業,但一想到被他們看不起的右派小丑竟成了中共的文膽,無賴竟作了權貴的幕僚,心有不甘。他們或許與極右不同,希望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但由於站在了錯誤的立場,走向歧路,總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站在大多數民眾的對立面。

    在右派倒薄的喧囂聲中,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學者語驚四座,指出"如果不做掉薄熙來,他仍可東山再起",既給淺薄的右派潑了盆冷水,也使左派聞之膽寒。和余英時先生一樣,這位政治學者也看出了薄熙來翻盤的可能;和余先生不同的是,這學者指出了制止薄復出的辦法:做掉薄熙來,向溫家寶獻上了海外一策。而這計策余 先生是不屑出口的。

    凡熟知中外政治,文化和科學史的人都知道,當歷史的大勢已成時,個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即使沒有了達芬奇,也一定會有歐洲的文藝復興;既使沒有了愛因斯坦, 也一定會有二十世紀的科技革命;即使沒有了孫中山,滿清也一定會滅亡;即使沒有魯迅胡適的推波助瀾,中國也會有新文化運動。國共內戰前夕,當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奮鬥二十五年後,大勢已成。此時的毛澤東之所以毅然決定親赴重慶談判,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黨內的個人的作用已不再象初期那樣重要;即使國民黨暗殺了他,他所開創的事業也一定會勝利。

    “做掉某某人"的說法和做法,是黑社會的用語和行徑,在黑社會和小規模團體中司空見慣並行之有效。梁山泊里王倫被做掉之後,換來了梁山的興旺發達便是一例。但這種鼠竊狗偷的勾當為正人君子所不齒,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當國民黨中有人向蔣介石獻策在重慶"做掉"毛澤東時,據說蔣先生毫不猶豫地拒絕和制止了這一企圖。蔣介石先生不愧為一位政治家,因為他知道,在兩個階級或兩股勢力的鬥爭中,殺掉或暗殺掉對方的領袖或代表人物與事無補,徒增雙方仇恨,而永遠 失去了轉圜的餘地。諸位試想,如果主席當時被暗殺而中共又取得了政權,那將是一幅什麼樣的情景:手執生殺大權的紅一代一定會為主席復仇,中華大地一定會遍地血腥,和國民黨有關係的黑一代及其子孫,恐怕已無遺類。僅此一事,現在的黑二代們應感謝蔣先生的陰德。如果主張暗殺主席的陰謀得逞,你們將不會來到這個世間。余英時先生自然深知這其中的利害,做為歷史學家,自然熟知李淳風對李世民的建言,因此沒有建議做掉薄熙來。看來,美國大學確實培養不出中國的政治家。

    在野的右派如果真誠地希望中國走向民主,繁榮和富強的話,你們應該清楚你們宣傳的右派路線在中國已推行了三十年,現在已走到了絕路,是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候了。你們或許有其他的方案,但百姓已不再給你們試驗的機會。五七年右派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做"輪流坐莊"。右派路線在中國已"坐"了三十餘年,把中國搞得兩極分化,貪腐橫行,道德淪喪,天怒人怨。薄熙來事件之後,全國絕大多數百姓支持薄熙來。這雖然並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同意薄熙來的理念和舉措,但至少說明百姓的求變之心。

    中國在野的新老右派不得不承認，他們曾熱烈擁護和支持的鄧小平的私有化道路已走到盡頭。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明明是在美國和歐洲行之有效近二百年的 理論和政策,為什麼偏偏在當代的中國行不通，反而惹的人神共憤?為什麼馬克思理論預見的革命沒有發生在歐美,而在眼下的中國卻隨時都可能發生？ 

    回答右派的這些問題，首先要弄清當前的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中葉,那同時也是雨果和狄更斯生活和寫作的年代。我們不是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者,不能敘述馬克思如何得出共產主義和革命的結論。但我們可以在雨果和狄更斯的著作里,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仁人志士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對解決貧富差距的苦苦探索。馬克思的理論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在以後的許多年中,資本主義一次又一次地驗證了他的預言。當代的中國，決不是中國執政的右派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恰恰相反，經過右派的三十年的折騰，現在的中國已到了貨真價實的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的階段——‘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正如在宏觀世界牛頓定律仍然適用一樣，繼續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走下去的中國，一定難逃馬克思所預言的革命的命運。到那時，毛澤東帶領人民所創造的成果連同這些年的盆盆罐罐一起，被革命打得粉碎，中國的一切再一次推倒重來，完成又一次循環。

    中國的右派或許納悶：為什麼現在的歐洲和美國政治穩定而不發生革命和大的社會動亂？這是因為現在的歐美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不再是雨果和狄更斯筆下的資本主義。其中的一些變化是生活在十九世紀的人不可能預料到的。正如雨果若生活在現在的歐洲,他一定不會寫出那名垂千古的"悲慘世界"一樣,馬克思也會改寫他的某些預言。

    資本主義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二次大戰之後。 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戰後的重建,極大的刺激了製造業的發展。據熟知那個時期的人稱,一個高中生若能在製造業謀得一職,即可有和教師同等的工資,躍升為中產階級。雖然他們仍是工人,但他們已不把自己視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他們已購置家產,政治態度也隨之發生改變。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或更早,美國的中產階級已占社會的絕大多數,而無產階級卻越來越少,工會組織每況愈下。他們左右着政局,穩定着社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美國社會的多事之秋:黑人運動,反戰抗議,嬉皮士風潮,三K黨猖獗，古巴危機，暗殺總統，水門事件，總統辭職。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的穩定，上述任何一事件都足以引起社會的動盪，乃至革命。而這些都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所能預料到的。但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理仍然適用於歐美。正如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一樣，資產階級為分化無產階 級而製造了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正在歐美充當着資產階級的掘墓人。資本主義正在社會主義化。把歐洲的某些國家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似乎更貼切些。

    當今世界的潮流是社會主義化。而中國的右派卻逆潮流而動，這是他們面臨絕路和崩潰的原因。三十年來，他們製造了權貴，製造了貪官，製造了貧富差距，製造了動亂之源。由於他們的自私和貪婪，由於他們的資產是來自對國有資產的劫掠，他們從沒有想過共富和製造一個中產階級。在現在的中國，企圖維持現狀的不到5%，超過95%的人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而對現狀不滿，希望改變甚至希望革命。

    真誠的右派或許會說，如果假以時日，他們也會象歐美一樣製造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不再有社會動盪的憂慮。但問題是：需要多久？需要鄧小平所說的‘再搞一百年’？我們都知道‘一百年’之說是他本人也不相信的糊弄人的鬼話！試問：有誰願意再等待一百年？ 

    在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能在中國起穩定作用的力量依然是工農和勞動大眾。只有當他們雖然不太富足但感到前途光明時，中國才不會有主席所擔憂的政權周期性循環。而穩定工農的唯一辦法是主席倡導的共富路線，而決不會是私有化道路。

    中國的真誠的新老右派們也許會說，如果實行他們所宣稱的‘普世價值’以及選舉和輿論監督，中國照樣可以穩定而避免動亂和革命。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是中國幾代志士的願望,很多人為此而獻出了他們的寶貴生命。是誰在如此頑固而激烈的反對民主制度呢?其實正是中國的幾代右派!從1927年412的槍聲到1976 年的政變；從鄧小平的89屠城到溫家寶們的違憲封網，這些反人民，反憲法，反民主的事件無一不是中國的歷代右派參與策劃的。中國的右派在民主問題上劣跡斑斑,早已失去了談論民主的資格。

    為使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也享有出版和言論的自由，毛澤東苦心設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並唐而皇之的載入了憲法。他清楚的知道，中國的工農和普通大眾，在未來的很長的時間裡，將會一直是弱勢群體。由於歷史原因，他們缺少文化；而提高工農文化任務，沒有三代四代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當他想到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世界，還有誰能代表他們發言？即使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仍在，但有哪家電台或電視台願意請一個普通的工農作訪談？如果一個工人或農民 的文章寫得顛三倒四，又有哪家出版社報社願發表他文不對題的文章？他們的自由有誰保證？正是基於這些考慮，主席發明了‘四大’。他希望在他身後，工農大眾 可以用這種方式保護自己。如果失去了在媒體上的話語權，勞動大眾可以把自己的看法發表在‘大字報’上。街頭巷尾，即可發表；隻言片語，宛然文章。雖不為編 輯記者專家所認同，但他的讀者特別是身邊的讀者卻理解他的意思和觀點。但在鄧小平掌權後，悍然剝奪了他們這種權力。歷史將會永遠記住：當‘四大’權力被從憲法中清除時，中國全體右派作了鄧小平的幫凶。但天不滅民。如今，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的‘四大’雖然被禁止了，但互聯網的出現使‘四大’得以復生，人民又奪回了說話的權利。

    很多年來,”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古語被人們誤讀和曲解了。如果用於一般民眾,那一定是教人作望風轉舵的無恥市儈,這無疑應視作貶義,為正人君子所不齒的。但古人造此語的原意是專門針對"俊傑",即從政者的。如果一個政治家或準備從政的人不知人心向背,不明大勢所趨,不識時務,固執於空洞理論不知變通,則永遠成不了"俊傑"。現在是在野的右派朋友們轉變立場的時候了,和左派一起粉碎溫家寶一夥禍亂中華的陰謀。人生苦短,余時無多；如果繼續眷戀窮誠，徘徊歧路，則一定會被歷史所拋棄，成為一堆行屍走肉。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世是毛澤東主席一生的夢想。在那個世界裡，百花爭芳鬥豔，左右並生並存。如能在未來的歲月中為我們共同的祖國，為主席所希望的盛世作點事,也不枉在塵世一行。許多年後,當我們的子孫談論這一代人時,他們會自豪地宣稱,在二十一世紀初,當中華民族第二次面臨抉擇的時候,他們的祖先又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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