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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报告：民众十问（A)	2012-12-31 22:58:29

十八大报告：民众十问 (A)

张勤德

http://www.chinausanews.com/bbs/viewthread.php?tid=32172&extra=page%3D1

对于党的十八大，一方面要看到，就西化派提出的在十八大之前和我们进行“三年决战”这一场特定时期的战斗而言，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这场斗争中，挫败了十八大所说的“走改旗易帜邪路”者中的西化卖国集团打着扫除“封建残余”、“文革遗毒”的旗号，在十八大之前搞乱大局，阻止“红二代”接班并使西化路线随之取得主导地位的图谋，从而保证了习近平等同志的顺利接班，同时对一些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把“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都写进了十八大报告。

[二]在唱红打黑，联系群众，民生为本，共同富裕模式和依赖外需，私有为主，以资为本，两极分化模式的斗争中，虽然从战术上来看共同富裕模式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是从战略上来看，就十八大报告对它的基本内容吸收较多，尤其是就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反映了以民为本执政理念，并突出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言，这个模式已略占上风。

[三]在按照普世价值搞西方国家多党制式民主还是根据国情搞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斗争中，从十八大报告强调“决不搞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并且提出了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来看，西化卖国集团在现阶段使中国不仅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而且成为政治附庸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尽管促成这一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是由世界和中国发展“左转”的大势所决定的，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内健康力量顺应这一大势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这当中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就是因日本侵占钓鱼岛引发的“九月爱国运动”，特别是数百万游行队伍中毛主席像的海洋所产生的震撼力。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同志说得好：“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在民族崛起或毁灭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红色事业。我们没有任何时候会象今天这样，如此深深体会到习近平主席施政宣言中那句话的伟大意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耳边再次响起了历史伟人那句响彻宇宙的伟大口号：‘人民万岁！’”我们在此时此刻看到这一点，是为了增强信心，提高勇气，更好地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邪路派特别是其中的西化卖国集团仍然不仅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有洋老板的撑腰壮胆，他们必然会进行疯狂的反扑；“补课式改革有利论”、“普世价值合理论”和它们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如“实用主义”、“英雄史观”、“人性自私论”等等，对部分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还相当广泛，迫切需要肃清；怎样在新形势下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社会主义救中国，急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相当多。我们在此时此刻看到这一点，才能做好应对更复杂甚至更激烈斗争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各种准备，因势利导，稳操胜劵。

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更好地紧密联系实际，尽力讲清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突出特点，讲清两种改革观的区别尤其是䃼课、西化改革观的危害性，讲清西化卖国集团及其后台老板的战略图谋，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和对党内健康力量的支持、促进，推动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以特将我们了解到的人民群众联系建国6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研读十八大报告时提出的疑难问题列举出来，请求各有关方面的人士给予解答，以利于把大是大非搞清楚，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第一，当前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国际上，必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内，应当继续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不难看出，这是认为当前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突出特点是“和平发展”。

但是有些同志则认为，现阶段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前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突出特点是在激烈斗争中“初步左转”。江西省的王清臣同志和知名度相当高的秋石客网友所说的我们现在正处于“触底反弹”时期，也是这个意思。他们指出，就世界来说，这种“左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一是当前这场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导致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日趋衰落。当前帝国主义已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国霸权主义已发展到具有金融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四位一体”的全面霸权阶段。新帝国主义时代的这一特征既表明它发展到了顶点，也表明它处于大衰落的起点。因为物极必反。当前的总危机，就是它一定会在一二十年内逐步衰落下去的标志。这场总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大，并且会长期化。对这一点，许多人已看得很清楚。例如，著名经济学家韩德强同志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说：“世界经济正步入较长时期的衰退期。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私有化浪潮正将世界经济引入绝境。美国上层1%的人每年拿走近1/4的国民收入。全球穷人更多更穷、富人更少更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根本标志是各国主权债务和财政赤字都在急剧增多。……更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后头。”[乌有之乡书店网，2012年9月20日] 英国《金融时报》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报告说：“全球经济复苏正面临崩溃。”[参考消息报，2012年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大量事实证明，今后的10年必将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整体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大危机冲击了“市场经济万能论”，大动荡冲击了“西方价值普世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念。更根本的是他们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找不着北了”。

    二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正从低潮逐步走向高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半个世纪后第一个将资本主义整体作为批判核心对象的群众运动。”[参考消息报，2012年3月16日]法新社报道，约七万名“反资本主义战士”参加了今年1月23日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大会。其中，不仅有美国的“占领者”组织成员，而且有西班牙的“愤怒”运动和阿拉伯地区一些组织的成员以及智利的青年学生。他们呼喊：“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界，现在必须铺设道路”。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干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美英等国的机构对剧变后的苏东国家调查显示，“89％的人对资本主义不满，6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坏事”[马也，东方红网，2012年 1月9日]。“俄罗斯将近一半的民众正面评价十月革命”[参考消息报，2012年11月8日]。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随后美英等国爆发的街头革命；学生领袖卡米拉带领智利百万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近日希腊由共产党发动的十万人大游行等等，都表明更大的革命运动会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而不断出现。

    三是马克思热、毛泽东热持续升温，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进一步显现。现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面对经济危机，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很多人在学习《资本论》，连西方国家的学者甚至政界人士也在读这本“工人阶级的圣经”。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流行”。“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国家领袖奉为在国际战略中突围的利器”。例如，最近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就说他是凭借对毛泽东理念的崇拜第三次成功地连任了总统。在今年竞选时他公开宣布：“将在新的任期内实行更加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摒弃资本主义民主，建设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多维网，2012年10年9日]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拉瑞斯近来在回顾历史时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的最强大军事同盟，这样的奇迹除了敢于创造奇迹的毛泽东，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转引自中国毛泽东报，2012年9月特刊]。在美国各地畅销《毛主席语录》的革命书店不断增加，读者也越来越多。从加勒比岛国移民美国的搬运工卡尔在纽约一家革命书店里说：“毛泽东号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平等的文章特别鼓舞人。”[同上]

    这些同志还认为，就中国来说，这种“左转”的主要表现也有三点：

    一是在共同富裕模式和两极分化模式的抉择中，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选择了共同富裕模式。由于共同富裕模式使平民百姓得到了实惠，较好地解决了黑恶势力猖狂、党群关系恶化、资本精英骄横、两极分化严重等等群众最不满意的“老大难”问题，同时对如何走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因而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力丑化、攻击、陷害、围剿。例如网上报道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甚至在别人提出在中央文献里应写上共同富裕时竟然斥之为“亡国之道”。但是，经历过各种风雨考验的党员和群众，并没有被吓住、被迷惑，反而从两种模式的对比中，看出了优劣，辩明了是非，决心选择共同富裕模式，抛弃两极分化模式。真正深入底层，了解党心民意，就必定会看到这一点。

二是在做西方国家的附庸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两条道路的抉择中，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放军现役军人张召忠将军说：“独立自主，就是不仰人鼻息，不奴颜婢膝，不泥古媚外，不“韬光养晦”，不见风使舵。在六十年代初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威胁逼债又天灾横行之际，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决不向帝国强权让步半分，决不向大难大灾低头一寸，……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战胜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在九死一生的包围中，不但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带领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众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并留下来成千上万“国有企业”，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华论坛，2011年1月23 日] 著名学者胡鞍钢同志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红旗文稿，2012年第19期]中国国资委网站2012年10月12日发表文章强调：“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存续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不仅曾提出要坚持“五不搞”，既反对西化派的政改，又反对补课派搞的私有化，而且在人大常委会今年10月26日的会议上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直气壮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人民群众日益增多地进行反汉奸、反卖国的斗争，特别是先后发生在80多个城市、有数百万人参加的“9月爱国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在对毛泽东和诸“瘟神”的抉择中，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选择了毛泽东。当前这场资本主义总危机及其给各国造成的危害，打破了“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神话；两极分化、腐败增多、社会不稳等等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30多年来一直拿不出或不愿拿出有效解决办法的所作所为，打破了“只有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即“一改就灵”的神话，再加上对新中国前30年和近30多年的鲜明对比，从而使毛泽东热在神州大地持续升温。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强调，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还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理论概括。”[新华网，2012年11月9日] 刘少奇之子、解放军上将刘源公开讲：“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帜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罗援将军说：“某些高层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提倡光荣传统没兴趣，支持搞所谓西式民主化改革的人，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它最终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红歌会网，2012年9月 28日]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今年6月3日的文章强调：“真学马克思主义，就要下功夫研读原著。”台湾著名人士李敖说：“从20世纪 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对瘟神们的批判相当尖锐：“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地产中国网，2011年5月26日]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则向中国人揭下了西方经济不可一世的神秘面纱”[多维新闻，2012年10月5日]。全国各地涌动的红歌潮，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组，都是有力证明。

    这些同志的上述看法有没有道理，符不符合实际呢？这显然需要有关方面的人士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第二，这样评价建国的前30年和近30多年是否公平？

    十八大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表态很好。但“封闭僵化的老路”是否带有把建国的前30年说成“封闭僵化”的意思呢？这虽然比西化派所一直大讲的“停滞时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等等要强得多，但那一套一直讲了30多年，对40岁以上的人影响不小，对40岁以下的人影响更大，必须肃清。亊实胜于雄辩。在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有失误；近30多年，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奋斗也取得重大成就。但是采取那种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态度，显然太过份了，不纠正是不公平的。

    首先说明一下，鉴于新浪财经2010年2月9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200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有企业占 71.7％；原国家计委研究员刘日新同志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各种国有企业的“资产为10.94万亿元，占总计的 22.2％”。由于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资和私营经济无疑已取代公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是社会基本制度改变的根本标志，所以近30多年里在这个方面确实发生了“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这里把它简称为“资改”，同时相应地把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简称为“社革”] 的问题。为了驳倒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谬论，还那些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为人民贡献了力量甚至生命的中华儿女们一个公道，在这里列举一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功绩和补课式及附庸式改革的错误，谨供大家在讨论时参考。

[一]社革使工农大众一步登天成为国家主人，资改则使他们逐步沦为弱势群体。社革时期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现在雇佣人员敢对老板说半个不字，马上就会炒你的鱿鱼，让你滚蛋。那时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当人大代表的占70％左右，这些年真正的普通工农群众当人大代表的恐怕连那时的零头都不到。例如十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随着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目前雇佣劳动者已占工人的80％以上。至于人们所说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样任由老板挑选买卖；窑奴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成千万的妇女被迫卖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别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无法容忍。正因为这样，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二]社革促进了改革，资改则使改革演变成“改道”。例如，那时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并使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资改则把这类改革几乎全部改掉，相反却使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不断扩大，直至导致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一私就灵”、“市场万能”等等的影响不断扩大。

    [三]社革使分配不公、腐败增多、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资改则使这些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了30多年至今不见根本好转的“老大难”。例如， “大型约会网站评选亚洲十座性生活最混乱的城市，上海与北京都进入了前十名”[环球时报2012年10月23日]，致使中国成为亚洲唯一有两个城市进入前10名的国家。“广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竟然拥有21处房产，达7203.33平方米，价值4000万元”[东方网，2012年10月10日]。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同志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 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主人公论坛网，2010年3月9日]。世界银行证明，“中国的基尼系数2011年已经提高到0.57” [《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广大农民工的工资3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当是现在的3倍以上。而平安保险公司老板马明哲的年薪则高达7000多万元。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虽然排在世界各国百位之后，但中国资本家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中国法律年鉴》指出，2003年全国发生社会治安案件486万起，2010年竟然达到1212万起。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和不愿下定真正解决问题的决心，因为真下决心学一点毛泽东时代的办法，问题早就解决了。

    [四]社革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资改则使其成为歪风邪气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时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年道德风尚却不断发生大滑坡。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氛围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在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在人性大爱喊得震天响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职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等的滑坡有多么严重。所以老百姓说：“事不在大，送礼则成；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饭不怕贵，公款则行；学不在深，拼爹则能”；“一堆公务人员，70%是混饭吃的；一所大学里，70％的教授是扯淡的；一大堆社会活动，70％是无聊空虚的。不可忽略的80％更值得关注。原浙江省药监局长黄萌房产840套，而80%的人却买不起房子、80%的私营企业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80%的好位子被老板或领导的亲戚朋友占住了”[浙江工人日报，2012年9月11日]。广东女孩小悦悦接连被多辆汽车辗过而不停，18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惨叫的伤者不去救助，直到这个鲜活生命被夺去。上海一二十个女中学生竟然组织起来公开卖淫。更不用说公共汽车上几个歹徒当众强奸妇女，数十人连个屁都不放这类连旧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罕见的事件，都在当今中国接二连三地发生着。理想丢了，人心散了，廉耻没了，成了相当多人的状态。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连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借此嘲讽、攻击中国的程度。例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中国社会“对民众而言，唯有获得权力或金钱是生活的一切、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转引自中国毛泽东报，2012年9月特刊]《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竟然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便说明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有人激愤地说，现在的各人顾各人，一盘散沙状态，甚至超过了晚清。不管怎么样那时还有义和团，清政府也打了一下子。中国要是眼下和美日开战，恐怕汉奸比任何朝代都多。

   [五]社革使阶级敌人不断受到沉重打击，资改则使一些最露骨的自由化分子都得不到应有处理。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他这类资改派在社革时期都受到过严肃批斗。而这些年，辛子陵等人公开发表“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之类言论；贺卫方2006年在西山会议上大讲“共产党是非法组织”；袁腾飞胡说“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的是杀人犯”[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5月7日]；西化派100来人今年11月16日在北京五洲酒店举行研讨会，李锐说：“中共是封建的传统，要得到清算；党是农民党，毛泽东是农民领袖、民粹领袖”；茅于轼咒骂毛主席是“人渣”[主人公论坛网，2011年 7月1日]，《南方都市报》创始人程益中认为，“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谢韬叫嚷，要“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乌有之乡网，2007年4月27日]。对这么嚣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煽动颠覆人民政权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自然会使阶级敌人越来越嚣张。

   [六]社革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资改则使这些事业大大落后了。在社革时期，科技战线既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造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再加上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产生了很多小发明，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对此，“美国访问者证实，不论是研究单位，还是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和科学设备，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是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产的最好的设备相媲美。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中国现在能生产检波器、分光镜和分光仪、无线传真机、天文望远镜、微波仪等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产品。”[参考消息报，1973年9月21日]而且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同时，人民群众成为新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的逐步改善，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资改则使平民百姓子女上学成为一大难题，尤其是在名牌大学里，他们所占的比例少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文艺舞台上不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耀武扬威，美国大片更是横行无阻。中国社科院今年8月发表的《城市蓝皮书》写道: “中国城市97%的人口是非健康人群,只有3%是好人”。全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因缺钱或交通不便得了重病不到城市住院而导致早死的老人，每年至少不会低于90万，30多年合计无疑将超过3000万。再说，现在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也达800多万人。正如李敖所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同志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中因灾死亡的200多万人；比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邪路派几乎天天诬陷毛主席那时导致“饿死三千万”，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七]社革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资改则使经济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李敖说：“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世界著名学者塞尔顿公开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那时我国的积累已相当丰厚，至少二至三年粮食无忧，各种物质储备不少，战备物资尤其充盈。更何况当时既无内债，更无外债。资改却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当然，从表面上看，它的速度极快，一片繁荣，实质上，问题很多、很大。例如，它是一种有很大水分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各省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广东佛山市财政局长在经济分析会上的讲话，揭秘35年来中国的通胀率高达30倍，今日的30元钱只等于1978年的1元钱”[强国论坛，2012年10月22 日]；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有，如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垮塌，汶川地震2900多间中小学校舍发生粉碎性坍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等等。它是一种浪费巨大的发展。例如，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它是一种病态的发展。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列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甚至连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这样攻击我国：“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转引自中国毛泽东报，2012年9月特刊]它是一种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例如“从合资到控股，百吨世界级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遭外资低价圈占，仅国家的税费就损失12个亿。”〈《报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

    [八]社革使我军战无不胜，资改则对军队建设造成巨大破坏。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而资改通过“军转民”、军队经商等等极大地影响或破坏了军队的硬件建设，更严重的是极大地消蚀了军人的革命意志。美国军人说：“不怕解放军现代化，就怕解放军毛泽东化。”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多了，好像战斗力就强了，实质上毛泽东化被削弱，综合战斗力就会大大降低。正因为这样，日本、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弹丸小国都胆敢侵占我国领土。

[九]社革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资改则使党建及党群关系受到严重损害。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资改却使党的组织及党群关系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带根本性。不少网友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老百姓说：“现在的党员干部，统统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 这话不仅仅说明老百姓认为腐败变质的党员干部太多，更严重的是表现出他们对党员干部的失望和不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十]社革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资改则使真正的战友所剩无几。那时我国真心实意地积极支持世界各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许多国家特别是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这些年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对西方国家要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 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背弃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

“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买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前30年既没有出现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农田基本建设大多是那时候搞的；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是那时进口和建成的[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的杂交稻是那时搞成的[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吃大米白面了]；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是那时大办起来的；那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多，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由于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以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引进外资约6万亿元，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 “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不会低于27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是借来的。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

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 年10月22 日] 张全景同志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揭露这些年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致癌式发展现象呢？这是在于经济发展成了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们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国演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现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只忆社革时期的苦，思资改的甜，不让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导致他们不懂得阶级剥削、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因而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嘲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对人民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太深、太让人痛彻心肝了。不把这“一俊”的画皮撕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白骨精们欺骗。他们已经欺骗了30多年，现在这一套正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进入了真正的“崩溃边缘”，再不悬崖勒马，我国就会真的发生经济甚至社会崩溃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战略机遇期，讲明真相，以防止他们继续搞乱政局，渾水摸鱼。

第三，这些思想应不应当解放？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这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应不应当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解放加以区分，弄清哪些思想应当解放，哪些思想应当批判；应不应当对近30多年来的解放思想进行总结，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呢？

“‘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2日]上公开宣传的。从他们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名，把“反修”设为思想禁区，再也不准人们提“修正主义”四个字，加上后来在列举当前指导思想时公开不提毛泽东思想，便不难认识到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马姓修”。从他们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大讲应当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行来看，所谓第四次思想解放，就是“不问姓中姓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三种本质相同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又各有特点的思想观点。当然，那种主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左思潮，那种反对在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搞一点私营经济作为有益补充的教条主义，那种拒绝学习外国任何对我国发展有益东西的狭隘保守思想，也应当破除。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四个不问”都作为思想解放。

他们所主张的这种解放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三个有利于”特别是其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姓社”的论断。实际上，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作为实现什么目的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不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家据为已有”，而且提出了“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 5 6页）。恩格斯说，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力，是“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 1 8页]。马恩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生产力应当成为“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231页）。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超越[《列宁选集》，第 3卷501页]他还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概念 [《列宁全集》，第8卷479页]。我们的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目的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实质上也就是人民生产力。我们党历来强调，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生产力，实质上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以及劳动成果的总和，因此它本身就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所以毛主席在那句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里，讲的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我们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在于它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政治标准，也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我们所说的实践，最根本的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所以，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政治标准，有利于把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政治标准结合、统一起来。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有关系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则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这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导致亡党亡国，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生产力长远、整体地发展。

    近30多年来，有些人正是利用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中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逐渐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了补课即搞资本主义的阶段。事实上，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证明马克思关于这类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指资本主义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在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因为胜负能在不长时间内见分晓，而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决定我们必须把“道路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政治标准。根据什么这么说呢？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改革的对错、得失，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的这种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决定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才属于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以西方国家多党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属于“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滑到西方国家附庸的地步，使劳动人民受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持续侵犯。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中国自然会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也发生经济危机。这就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道路实践实质上都是检验改革性质、成败的政治标准。

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对于国家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他们这种谬论，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生产力论”，用俗话来说，就是“猫论”。猫三天碰上了个死耗子，却一天偷吃三条贵重的小金鱼，硬把它说成好猫，等于不管你手里的钱是偷来的或抢来的，照样“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这样用金钱衡量社会上的人和事，那不就把敌人还是人民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和这两个最大是非的颠倒相联系，他们解放思想的“四个不问”实质上把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马列毛派当作了“僵化”、“左倾”势力，那不就把什么是真正的左倾和右倾这样一个对于党内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因此，这种思想解放必然会演变成禁锢社会主义思想，放纵资本主义思想的白色政治运动。

真正全面、正确地解放思想，理所当然地应该允许人民群众讨论以下大是大非问题：[1]应不应当对文革、改革都一分为二？当年毛主席敢于承认文革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现在敢不敢承认改革有重大错误？[2]应不应当把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说成思想解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极左”？[3]应不应当宣扬普世价值，把实行西方多党制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4]应不应当承认卫生、住房、教育改革中的失误是产生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的原因，下决心恢复社革时期的福利政策？显然，这样敢于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才有利于兴起一场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核心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更带根本性的是，要敢于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正本清源。例如，不仅单纯、一直强调主要是防止“左” 的观点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要指出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是更荒谬的，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再如，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忽视、忘记甚至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相反却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因此秋石客网友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偷换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主要矛盾, 避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争, 掩盖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 [大学网，2012年11月22日]这类问题很多，不把它们所涉及的大是大非搞清楚，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那是一切都无从谈起的。

第四，“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行不行？

    十八大报告重申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提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当然高兴。然而应当防止的是继续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在不仅服务而且从属于经济建设的地位。联系一些人宣传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不问姓社姓资”是思想解放；宣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式的发展是“硬道理”，从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贬为“软道理”；宣传各种所有制谁占主体要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宣传改革在方向、道路问题上也要不争论；宣传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就是“左”，不难看出这实质上一方面会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丧生基本原则的地位，一方面会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从而使四项基本原则变成目。

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基本原则更是这样，决不可违背。例如，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路线、道路、方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作为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毛主席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目标和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也就是要“以社会主义为纲”。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 “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质上也是指出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东西，经济工作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建设。彭真同志讲得更尖锐，直接说“四个坚持”是总纲，抓住了这个总纲，其它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样摆正三者的位置，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因而在经济建设中“不问姓社姓资”，显然会走到邪路上去。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公开讲：“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一般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见多家网站]项观奇同志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没有抓好四项基本原则；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抓好四项基本原则。抓好了四项基本原则，目就张开了，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纲的统领下得到正确的解决。”[红色中国网，2012年3月29日]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 “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冷淡态度；资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有利武器。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最大悲剧之一。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论点，骗了不少人。但是，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早已成为铁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同志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这些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就是说，他们除了直接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通过其他隐蔽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相当普遍的偷税漏税；通过贿赂干部，“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千方百计贱买国有资产等等，无疑也吸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 硬是否认资产阶级存在，只能成为“世界笑话”。

由此可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违背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便永远也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包括对阶级敌人颠覆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实行镇压。认为在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不仅消灭了而且永远不会再产生，是一种变相的更带根本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受这种谬论影响不讲四项基本原则的动力作用，用改革代替甚至否定革命，便会使这些原则实际上变成一句空话、套话。由此可见，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些人决不仅仅是怀疑、动摇，而是否定、背叛。口头上也讲一讲，只表明他们不过是政治骗子而已。　　

现阶段在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就应当承认必然有剥削。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因此而去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否则，就讲不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无法有力、有效地驳倒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就会被和平演变过去。著名法学家巩献田说： “旧社会无数穷人家的子女，每遇灾年，时常忍受饥饿和病痛的煎熬，生命尚且难保，还奢谈什么上学！是新社会，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翻了身，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后，命运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可见，改变命运的是社会制度，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是平等的。所以，只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遭受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 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含糊，必须旗帜鲜明。

第五，这种“改革”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十八大报告说：“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确实，真正的改革必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邪路派主张搞的补课式、西化式改革，则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是高中级干部[包括高中级军官、高级企管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中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他还指出，苏联剧变时，82%以上的人民群众是反对分裂苏联、反对搞资本主义的。但由于在10万左右高中级干部中有76%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这些人掌握着权力，最后终于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

由此可见，如果不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是否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检验改革的政治标准，相反却从“精英集团”的利益出发把改革演变成“改道”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用“以官为本”取代“以民为本”，就是说官僚资产阶级精英把自己的利益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高标准，直至把“以官为本”公开变成“以资为本”，全面复辟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被改掉，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往往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进行的，就是说，它是通过所谓“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上平等竞争”实施的。本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能按这条规律办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承认并遵循这条客观规律的表现。而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容忍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们却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供依据，并且采取给私有制企业特别是给西方资本提供大量优惠政策，同时千方百计去卡国有企业脖子等手段促进这种取代。因此辛子陵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转引自东方红文粹，2012年9月]他所说的开放“党禁”，就是指实行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所以老百姓一语道破：“改革就是私有化，开放就是西方化”。这种所谓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到底是发展还是破坏呢？让我们做一个简要分析。

它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例如，“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解决技术难题，就被基本否定了；对于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也可以说是基本改掉了；比较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也改得不灵了。

它使新自由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这三点，曾被“主流经济学家”大肆宣传，如“一私就灵”、“不找市长〈政府〉找市场”等等。其影响的扩大，必然会致使改革走到邪路上去。

它使那种必须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主张，长期被说成“极左”、“反对改革”而遭到打压。这样，便使“革了公有制的命”的方向性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李敖说：“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它导致改革嫌贫爱富。结果，让平民百姓承担代价的改革出台较多，让精英富豪尤其是官僚买办承担代价的改革出台较少。如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大量推出，使老百姓看病难、子女上学难、买住房难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反腐倡廉体制、防止富豪偷漏税的税收制度等等的有效改革举措，则出台不多。

它致使某些改革的效果不佳。如机构改革，说的是精兵简政，实际上却是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多。就说乡政府，便由原来一般1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的50人左右，有些甚至更多。

    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它处于初级阶段，也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决不能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私有制、市场调节资源分配、劳动力成为商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尤其是剩余价值为经营目的；以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以资产阶级专政为政治保障的框架整体。这些，都不是瞎说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公认这一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市场经济通常也包括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百度“百科词条”》：“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因此，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说：“共产主义是在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崩溃的，后二者的价值观同美国相似得出奇。”[转引自东方红文粹，2012年9 月]陈云同志曾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年谱] 199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主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和姓资的”。这实质上是说，西方市场经济并不姓资，在中国也可以搞这种市场经济。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最近仍在这样宣传：“按照权威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两条是论者都承认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两个来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同市场经济相互抵牾、格格不入的。”因此，“为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反而模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新浪财经，2012年10月27日]所以，搞这种市场经济后，便出现了十大问题：

其一，致使一切向钱看现象更加普遍化。随着“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的思想自由泛滥，自然会使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作空想和左倾加以嘲笑、批判；会使“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增多；会使社会上出现包括军队在内的全民经商狂潮。

其二，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更加严重。由阶级利益所决定以及受到“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影响，一些当权者自然会利用市场经济，即表面上大讲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实际上优惠私企、外资，狠卡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脖子，从而逐步演变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李成瑞同志指出：“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2009 年只占12.5％，比新中国刚建立的1949年占26.2％还低很多”[东方红文粹，2012年8月]。这当中，“国退民进”和“抓大放小”成了政策导向。在这种大规模、跨越式的私有化运动中，大量国有资产流进私人和外商的腰包。比如，河北保定依棉集团价值4.3亿元的国有资产，当地政府批准“0收购”，分文不取便“卖”给了港商[法治周末，2010年7月15日]。既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现阶段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上述行为便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改旗易帜行为。

其三，致使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更难解决。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随着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资分配自然也取代了按劳分配的主体也位。这样，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这种权钱交易所造成的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的不断发酵，必然使反腐问题成为“老大难”。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兽性法则，“有奶便是娘，给钱就是爹”；“笑贫不笑娼”之类歪风邪气的抬头，实质上表明为了捞钱可以不择手段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这自然会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群体事件层出不穷。

其四，致使弱势产业更加弱化。例如，由于现在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周期较长、农村多方面的条件较差，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西方资本通过控制饲料生产来控制肉食价格，通过控制种子控制农作物产量，因而中国的“三农问题”尽管表面上有所缓解，实质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其五，致使文化、政治受到商品交换原则更严重的侵蚀。随着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影响的疯狂扩大，各级文化单位纷纷解体，私营文化团体大量涌现，其中不仅有大搞淫秽色情的，还有不少是专门攻击、诬陷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特别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的主要门户网站上市后，大量被外资控制。政治领域里的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更是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领域的表现。

其六，致使改革的一些方面更公开地变质为私有化、市场化政治运动。在“各种所有制经济应当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的主张成为改革的口号之后，通过优惠私有制和外资等手段，自然更容易搞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教育、卫生、住房这些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基本上是免费的，在市场化改革把它们都推向了市场之后，自然会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其七，致使黑市经济更加泛滥。由于“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做法使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政府的管理职能大大削弱，黑市经济自然会进一步猖獗起来。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至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却根本买不到等等。此外，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的权钱交易黑市，也相当“兴旺”。

其八，致使与国际接轨变成“接鬼”。加入“世贸”后为了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接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农产品包括美国转基因大豆、影片、书籍等等的进口，使群众深受毒害；进一步创造招商引资的“宽松环境”例如在一些“改革家”关于应当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换取经济发展观点的影响和在政府的默许下大搞色情服务，使数以千万计的妇女惨遭祸害；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原来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型成了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外向型经济”。这样早在2008年，对外贸的依存度便达到70％以上，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

其九，致使经济建设受到更大破坏。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一般是在事后，所以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前些年绝大多数省市区都上彩项目，结果便出现了彩电大量积压，开工率只有一半的恶果。至于蔬菜、水果由于一哄而上导致供过于求而大量烂掉，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倡导追求短期行为和个人私利，科技领域经过市场化改革，大量具有前瞻性的科研项目被搁置，不少应有的多地区、多行业的大协作也很难搞起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多次强调，采取“投资性拉动经济”策略大搞的基本建设即“铁公机”，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陷阱，因而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漏洞，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改革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便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推卸给社会让老百姓自己承担。到上世纪末实在运转不过来了，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将手伸向养老保障金；中央政府只好默许地方政府卖地度日。“城市化”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出来的怪胎。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这就是一些地方目前面临的经济现状。可见，如今的大危机，正是过去几年“大冒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的三十年大萧条。他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只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以上基本事实，就会认为这里所列“市场经济的九大罪状”，并不属于凭空捏造，而是站得住脚的。否定不掉这些基本事实，就证明把搞市场经济吹嘘成“新的革命”，“一大创新” “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路线”，是错误的。

   此外，即使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举措的真正的改革，它的作用很大，但也不是万能的。正像列宁所说真理多迈出一步便会变成谬误一样，把改革的作用无原则地过分夸大，就会把它妖魔化。如果改革真是手到病除的万应灵药，还会发生“不问姓社姓资”这种把“什么是改革，怎样搞好改革”即改革本身都被搞乱了的问题吗？如果真是威力无边的魔术法宝，通过反复改革之后，我们的股市、楼市等等，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如果真是推动一切工作发展的唯一动力，还会发生道德滑坡、风气变坏这类复旧倒退的现象吗？可见，消极腐败、两极分化、冶安恶化、物价飞涨、国资流失、自由化猖獗等等的客观存在，都证明改革代替不了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党建、纪检、政法的作用；代替不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稳定，更代替不了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违背人民利益。如果它造成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老百姓是不会饶过制造动乱者的。用极左的手法把改革吹成神话，制造出“改革迷信”，只讲“改革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甚至“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而不讲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等等是动力，既贬低了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的作用，又丑化了改革的形象，还乘机以改革的名义搞“补课”，所以特别值得警惕。

为了掩盖这些问题，搞乱政局，逃脱惩罚，浑水摸鱼，西化派当前正特别卖力地推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实行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要弄清西化式政改是什么样子，首先必须看一看他们所要照搬的美国普世价值所主张的多党制民主的特点和实。

它的多党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党专政制。由于长期进行残酷镇压、重金收卖、灌输洗脑等等，美国逐步形成了确保民主党和共和党牢牢掌握政权的格局。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都承认，“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实质就是一党制”[乌有之乡网，2010年8月9日]。可见，二者同属资产阶级，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共和党。要真实行多党制，就应当允许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主张推翻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公平竞选。可是资产阶级却一面残酷镇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千方百计确保“民主共和党”的执政地位；一面大肆宣扬美国实行的是允许任何政党参选总统的多党制，这就暴露了它的虚伪性。

它的直选制实质上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资本决定制。从表面上看，在美国不仅人人可以做总统侯选人，而且人人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去直接选举总统。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就拿前些天这次总统选举来说，“美国政治阵营今年在联邦政府选战的花费将达60亿美元”[参考消息报，2012年11月2日]没有大财团的支持，谁能玩得起？并且，万一当选的人不符合大财团的要求，他们还会采取其他手段换人。如总统肯尼迪便因为想把大财团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政府手中，被打碎了脑袋，并且死了连调查档案都不公布，至今封存。可见，直选制只不过是资本决定制的遮羞布。

它的选举史实质上是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发展史。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共选出40多位总统，其中有24位起码和另一位总统有亲戚关系，30位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当中有交叉]。就此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近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美国国会议员艾伦说：“这将使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合法化、制度化”[转引自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第307 页]。这证明，他们宣传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防止腐败，是个用心阴险的大骗局。

它在多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在策动“颜色革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美国发表过一篇以“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为核心内容的演讲，认为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美国及英国情报部门“观念上斩首”的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指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观。

由于西化卖国集团搞的政改是要照搬美国这一套，所以如果这一图谋得逞，以上四点自然便会成为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结果。联系西化派的所作所为，可以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这主要包括：他们在《零八宪章》中提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造成了“普遍贫穷和绝对集权”，因而要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实质上是要使国家分裂和解体[多维新闻网，2008年12月10日]；积极策动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叫嚷“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见凯迪网开设的屠杀左派讨论专栏，2009年5月9日]

    由此看来，由于敌对势力相当猖狂和强大，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连一天也维持不住，因此人民自然要把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看作自己的民主权力。这就是说，民主的实质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是由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当家做主；是由代表极少数剥削者的政党还是由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政党执政。由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因而人民民主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导师们之所以一直强调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毛主席强调要把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也是这个意思。不理解和坚持这一点，就不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真坚持社会主义。因此，按照“大领导”的“西化政改救国论”搞政治体制改革，用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那一套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肯定会加重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等，直至导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灾难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国情特殊，中国内乱、内战的局面要比苏联严重得多，造成上千万甚至上亿人的伤亡都有可能。到那时列强甚至一些小邻国都会乘虚而入来瓜分一块领土，我们美丽可爱的神州大地，将成为新型殖民地或者敌占区；那时的人民大众，将成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标示的那种被殖民者或者亡国奴。请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认真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情境啊！正如一位台湾社会活动家所说：“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应当肯定的。

笫六，两种发展观的区别及对立表现在哪里？

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但是，在怎样理解和坚持“以人为本”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

共同富裕模式和两极分化模式的斗争，实质上反映了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的区别和对立。民生为本，实质上就是以民为本。因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既要求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又要求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坚持以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即以民为本，而不能由以物为本，滑向以GDP为中心，甚至以资为本。

这样把以民为本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生、民主等等的基本理论观点，所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见，这种以民为本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符合占人口99％的人民群众利益的模式。而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则是一种只对占人口1％的剥削阶级有利的陈旧精英主义模式。只有当发展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它才算是有益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省吃捡用却过得苦哈哈。这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拉不起来。而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不是靠一些小打小闹轻而易举扭转的。

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的对立，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还是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经济学家陈志武公开大讲：“按美国的经验，‘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首先是要让每个人‘有所有’。在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也应该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谈和谐社会》第2页]。可见，资产阶级虽然也讲发展“以人为本”，但实质上是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而资本家所追求的发展，就是由以物为本到以钱为本再到以资为本，并使资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增值。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以公有制还是以私有制为主体，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讲发展，最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所有制。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根本的一条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二]坚持还是反对搞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保持贫富差距，才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精英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唯其如此，他们的代表人物才特别害怕搞共同富裕，称之为“亡国之道”。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共同富裕，是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坚持按劳分配，在它的初级阶段，则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保证大家在收入上既有所差别，又避免两极分化，从而使生活水平共同提高。所以，毛主席早在建国之初便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和最大动力，不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共同提高，而是极少数人非法暴富大多数人受穷，就会扼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发展。更根本的问题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长期分配不公，使两极分化恶性发展，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那就使改革走上了邪路，就是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正如王伟光同志所说：“目前贫富差距已经出现明显加大的趋势，各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说与之有关。世界各地出现的动荡，实际上也是因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所致。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博客中国，2012年8月28日]

[三]坚持还是反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主张完全市场化，由市场决定一切的。因此，常海思同志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在现阶段应实行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当然，这要根据当前的新情况，有所创新。

[四]坚持还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跟着美国走才能富起来；只有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只有两头在外，依赖外需和外资，才能实现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西方国家陷入资本主义大危机时喊出“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才使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是直接决定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背弃自力更生原则，走附庸化的道路，是自寻死路。

第七，“战略机遇期”和“转型备战期”哪个提法对中国有利？

十八大报告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所谓“战略机遇期”，实质上是认为起码十年内不用准备打仗，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转型备战期的。这就是说，在国际上要继续坚持“三和一少”的方针；对于侵犯我国海岛主权的行为仍旧釆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去包容一些国家继续侵占我国的海岛、领海和领土，每年成千万吨地掠夺石油资源等等。在国内，仍旧坚持不提反对帝国主义，不提反对汉奸卖国贼，不提转型备战，不提国际主义。正因为这样，“大领导”才大讲：“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2012年9月3 日在乌鲁木齐市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讲话]，把和平作为一切的前提、基础，把阶级斗争、反侵略战争等一切斗争都放在服从和平的地位，这种和平主义，发展下去显然会导致对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内的阶级投降主义。这是因为，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如果背弃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对敌对阶级包容纵恿，那实际上就是投敌叛变。所以我们认为，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至2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行为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把今后10年左右时间作为“转型备战期”。

根据什么说今后一二十年发生战争的危险性很大，必须进入“转型备战期”呢？

这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帝国主义搞的是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弱者为肉、强者通吃，或者说强者为王，弱者为奴。这就决定它必定会拚命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绝不会容许中国这类国家崛起。唯其如此，美国真正的后台老板即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精英集团“共济会”，早在十几年前就制定了淘汰占全球总人口三分之二的有色人种尤其是人口最多的中国人这些“垃圾人口”的行动计划。“共济会”下属机构成员、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澳大利亚对媒体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这实质上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中国公开宣布了这个计划，是发誓绝不允许中国实现现代化，是要动员一切力量围剿中国。显然，这使中国面临的战争危险大大增加了。

这是由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经济上的大危机往往会引发大战争。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引发的。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阶级往往会有转嫁危机、转移矛盾的冲动，这种冲动酝酿起来就变成了战争动机。韩德强同志说：“回过头来想一想，在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真正考虑到会发生世界战争的人恐怕也不见得是多数。所以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四月网，2012年2月20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中央电视台都在今年11月24日的节目里说：“现在日本的情况和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很相似，就是右的势力很可能利用经济危机绑架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由于当前这次经济大危机正象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说的那样“衰退将长期化”[同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自然也会长期化。并且要看到，经济危机容易导致战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一开打，美元就坚挺，资金就会向美国流动；在于给全世界制造一个氛围，就是谁反对美国，谁就挨打；谁跟着美国走，谁就吃香的、喝辣的。正如李慎明同志所说：“美国是最懂得算计经济上投入与产出比的国家。为了维护军事霸权，从而支撑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权，保障有利于称霸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正常运转，必要时就会毫不手软地打几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环球时报，2012年11月8日]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威慑，就容易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而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更会想打谁就打谁，使战争更多地发生。

这是由当前中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在美国陷入经济危机之后，西化派敢于公开宣传中美两国“同舟共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敢于公开宣扬普世价值，赞扬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中国28个主要产业大多被外资控制，大部分外汇储备买了美国债券；多年来特别是今年的几起重大政治事件几乎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到美国人的影子，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认真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这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已到了美国离开中国的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债券的大量资金便难以活下去的地步；已到了中国补课派尤其是西化派实质上敢于公开实行附庸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地步。在政治方面，已到了美国能够影响中国党和政府高层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方针政策的地步；已到了西化派的“大领导”依仗美国主子撑腰敢于公开宣传普世价值，推行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即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地步。正因为如此，美国不仅要搞“中美国”即把中国变成经济附庸，而且要搞“中美共治”即把中国变成政治附庸。张召忠将军指出：“谁能想到不讲阶级斗争（中文简体全拼输入法中都删了这个词组）二十多年后，被一群‘精英’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却悍然轰炸中国大使馆，撞毁我战机，并在中国西部大张旗鼓地建起四个军事基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东西全面包围之中，毛泽东生前打破美国对中国月牙型包围的努力，就此全部付诸东流。整个美国军界一片欢呼，欢呼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军事奇迹——一个大国成功地从军事上包围了另一个大国。……什么反恐合作，更是不着边际，中国新疆、西藏的哪一次恐怖主义事件背后没有美国的影子？”[中华论坛，2011年1月23日] 以上这些显然都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表现。这种特殊关系，便决定今后中国稍有独立自主的倾向，便会和美国发生严重冲突。这也使两国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会随时增加。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麻痹和畏惧恰恰会增加战争危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斯大林以为凭借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有3至4年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未料想一年多时间希特勒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时不少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可斯大林就是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他不但未做出相应部署，还要求一线部队按兵不动，“不给对方提供挑起战争的口实”，致使战争初期苏军遭受重大损失。再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伯格所说，一些中国人“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这本身就是中了对手的讹诈之策。就保卫钓鱼岛战略而言，中国人并没有看清美日对中国的恐惧，处处强调韬光养晦，结果导致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财讯网，2012年8月19日]。这就是说，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只有不怕可能发生的战争，认真做好必要的准备，具有打赢战争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从而赢得发展。

对于这一点，现在有清醒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例如张召忠将军说：‘犯战略幼稚病’的那些假道学者利用媒体和学术交流麻痹中国人，让许多崇洋媚外的汉奸成为美国节制中国的‘内鬼’。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看清敌人的两面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今日关注，2012年8月4日]。李慎明同志认为：“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 [大学网，2012年9月20日]

多年来一直充当中央智囊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今年9月3日在多家媒体上大讲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矛盾爆发临界点”。这实质上是说，当今中国已从“经济崩溃边缘”进一步恶化到整个社会都处于崩溃边缘的地步。解放军上校戴旭同志指出：“韬光养晦的结局是事与愿违。西方人在极力克制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一把撕下伪装露出了狼外婆的狰狞嘴脸。炸馆撞机，杀气腾腾的美国佬率先打到中国人的家门口来了。不仅这样，美国还和他们的西方盟友们痛下杀手，挥刀斩断了中国伸向全世界获取能源的绝大部分触角。”所以，“2020至2030年中美必有一战” [四月网，2012年2月20日]。连美国军人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决策参谋部主任马伟宁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所以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我们不可能避免下一个冲突”[环球时报，2012年8月15日]。

范景刚、南飞雁等同志提出，只要我们既不犯左倾幼稚病，又不得右倾依赖症，今后5至10年，将会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的战略机遇期。江苏的卢子凯、河南的葛立英等同志认为只要我们善于因势利导，掌握主动，能够喊出最得民心的口号，干出老百姓最需要的事情；吉林的王国军、北京的聂常胜等同志认为只要我们在党内健康力量呼唤人民支持时给予应有的帮助，使体制内外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在这个战略机遇期里大有作为，把它变成战略决战决胜期。

本文第二部分：

十八大报告：民众十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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