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與階級鬥爭

2014-11-23 李民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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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的領導集團在中國的現行資本積累體制已經遇到重大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幻想通過複製九十年代對工人階級的進攻，來收穫“改革紅利”，其結局必然如古代那個“刻舟求劍”的人一樣，到頭來 一無所得。

作者注：由國內青年左派積極分子創辦的《破土》電子雜誌即將創刊了。應青年同志們的邀請，為《破土》雜誌就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撰文。由於國內實際原因，發表時做了一些刪改。現將我為《破土》雜誌撰文時所寫的原稿發表在這裡，供各位網友批評。

《破土》雜誌就要創刊了。應熱心於《破土》雜誌的老師和同學們的邀請，希望我結合國有企業的沿革、工人階級歷史命運的變遷，來探討一下當前的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國有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 “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雖然《決定》的用詞隱晦委婉，但是對於長期關注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觀察家來說，不難做出如下的解讀，即新一輪經濟改革的核心是要對剩餘的、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實行部分的或全部的私有化。

事實上，今年8月12日，英國權威報刊《金融時報》就以“中國發起第二輪國企私有化”為題在頭版做了專題報道。《金融時報》的報道說：“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試點方案，擬在兩家央企引入私人投資。控制着三分之二國企（全國有15.5萬家國企）的地方政府將在這次私有化進程中起帶頭作用。包括上海、北京、廣東和重慶在內的地方政府都宣布了對大量國企至少實施部分私有化的計劃。上海計劃讓60%以上的國企引進某種形式的私人投資。”

《破土》雜誌的讀者是廣大的進步青年、社會運動積極分子以及有覺悟的先進工人。關於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問題，有這樣幾個問題，是值得《破土》雜誌的讀者 思考的。首先，中國的領導集團為什麼要在目前階段重啟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通過對剩餘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中國的領導集團想要實現怎樣的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當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國有企業工人可能的反對私有化的鬥爭，對於當前中國階級鬥爭的總的形勢將有怎樣的影響？這場改革，是否會像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改革一樣，使中國工人階級再次受到重創，並釋放出新的、巨大的“改革紅利”？

關於後一個問題，筆者的看法是，當前中國階級鬥爭的形勢已經與九十年代有了根本不同。由於這種不同，改革者不但不能夠達到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還可能為中國未來新的轉折預先做下鋪墊。

從“社會主義社會契約”說起

中國現代國有企業的前身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當時也叫“國營企業”。

熟 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代統治階級（從滿清王朝到北洋軍閥，再到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始終不能夠解決的問題，就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將中國建設為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的、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也就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的任務）。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核心的和主要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也就是必須解決農民問題。在二十世紀，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前提，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並在此基礎上建設獨立自主的、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國防軍事力量。為此，就必須將國家的經濟剩餘（國民經濟產值中超出人口最低基本需要以上的一切部分）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用於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的絕大部分，都被城鄉統治階級（特別是被農村的封建地主階級）揮霍浪費掉了，或者被外國帝國主義所掠奪。

所以，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就必須對農村土地制度實行根本的改造，從根本上打倒封建地主階級，並且打倒在城市中占統治地位但與封建地主階級發生千絲萬縷聯繫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將農業生產所產生的經濟剩餘全部集中在國家手中，以強力推進工業化和國防近代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在中國革命的實際歷史進程中，這個歷史任務（也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其領導集團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知識分子，即城市小資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的領導下，通過最大限度地發動中國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勞動農民）來完成的。中國早期的近代產業工人，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但並非主要的作用。

雖然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實上主要是以勞動農民為主體完成的，但是要完成國家工業化以及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中國的勞動農民就決不能停留在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中，而是必須一方面通過社會主義集體化來完成對小農生產方式的改造（這既是農業現代化所必需，也是為了國家工業化和資本積累而集中農業經濟剩 余所必需），另一方面逐步地轉移到城市中、成長為中國現代的產業工人階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是工農聯盟。並且，就城市工人階級代表着 勞動農民的未來來說，可以說，這個工農聯盟必須是工人階級領導的。

正因為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或者說歷史基礎）是工農聯盟，現代的中國革命就不僅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必須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因為中國革命是通過最大限度地發動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來完成的，新的、革命後的國家就只能建立在對廣大勞動群眾的一系列歷史性承諾之上。這些歷史性承諾，在事實上構成了1949-1976年之間，新中國與中國的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之間的“社會主義社會契約”。

一方面，新中國必須最大限度地集中經濟剩餘，致力於國家工業化和國防近代化（現代化），為此就要求工農勞動群眾在物質消費水平方面做出相當的犧牲，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接受較低的物質消費水平（儘管這種物質消費水平與舊中國相比仍然有了顯著的提高）。

另一方面，相對於廣大勞動群眾在物質消費水平方面的犧牲，新中國在如下三個方面向勞動群眾提供了補償以及未來的承諾。首先，社會主義國家和勞動集體負責保障工農勞動群眾的基本需要。

在城市，這主要是採取了國家向城市工人提供“鐵飯碗”的形式。所謂“鐵飯碗”，即國家在就業保障、住房、醫療衛生、子女教育、養老等方面向城市工人提供全面 的保障。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里，中國城市工人曾經享受了幾乎是世界上最好、最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中國工人階級歷史中光榮的一頁。今天中國工人隊伍中 有覺悟的先進分子以及參與工人階級鬥爭的積極分子，應該了解這些歷史。

有一種觀點認為，老一輩中國工人階級所獲得的廣泛的社會經濟權利不是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爭得的，而是所謂“父權制”國家恩賜的，是某種人為的產物，而不是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自由”交易的結果。這種觀點，在某些政治上落後的勞工權利積極分子中也流行着。

這種觀點的持有者對歷史不是無知，就是蓄意歪曲。如果中國工人階級一度贏得的廣泛社會經濟權利是所謂父權制國家恩賜的結果，為什麼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不能提供這種“父權制”關愛呢？為什麼那麼多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國家不能提供這種關愛呢？按照同樣的邏輯，歐美現代的福利國家制度，也並非自由市場交易的 結果，並且按照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也屬於“高福利、養懶漢”，豈非也是“父權制”國家的人為產物？

從政治上來說，這種觀點的持有者，實際上是配合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思潮，幫助新興資產階級向國有企業部門的工人階級進攻，剝奪他們尚且擁有的殘餘的社會主義權利。

在農村，在經歷了初期的混亂以後，人民公社體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逐步鞏固，並且在七十年代幾乎完全普及了基礎醫療衛生和教育，並且為農村喪失勞動能力的人 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於這些保障，中國在基礎醫療衛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到了七十年代，中國在人均預期壽命方面已經可以與韓國、巴西等 中等收入國家比肩，甚至取得了領先。

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中國現有的城鄉差別是由社會主義時期的戶口制度帶來的。這種觀點之荒謬，只要稍加思考，就顯而易見。難道在革命以前的中國，就不存在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嗎？社會主義時期的戶口制度，是對現實存在的城鄉差別的承認並且為有計劃地消滅這種差別服務。將戶口制度說成是城鄉差別的製造者， 完全是本末倒置。

在工業化初期，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勢必要由社會上的絕大部分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另一方面，農業提供的剩餘產品是有限的，也就是說，能夠養活的非農業 人口是有限的。在這樣的現實歷史條件下，一種辦法，就是由國家根據農業剩餘產品的實有數量，有計劃地逐步增加城市人口，以保障城鄉所有居民的基本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的辦法。還有一種辦法，就是由自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由貨幣財富而不是戶口來決定糧食的分配，用飢餓和失業而不是國家計劃來決定人口在城 鄉之間的分布。哪一種辦法在歷史上更為合理，是顯而易見的。

向城鄉勞動群眾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第一個基本方面。概括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這也是從工人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角度出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比最基本的優越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向城市勞動人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就是城市生產資料的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向農村勞動人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就是農村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即人民公社制度。

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第二個基本方面，是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勞動人民所做出的一個莊嚴承諾。那就是，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特殊材 料製成的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簡單地說，就是共產黨員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幹部都要堅持革命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艱苦奮鬥、不怕犧牲，在社會主義 建設時期與廣大勞動群眾同甘共苦。

以毛主席的黨內革命派認為，只有共產黨員與廣大勞動群眾同甘共苦，才能保證黨和國家不變質，也才能用共產黨員的榜樣力量，鼓舞廣大勞動群眾在物質生活十分艱 苦的條件下忘我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大慶和大寨就是這種榜樣力量的典型。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巨大規模的農業基礎建設以及科學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都說明，至少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通過堅持黨和國家幹部要與勞動群眾同甘共苦，“抓革命、促生產”，社會主義中國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所謂“激勵問題”，在相當程度上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保證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增長。

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第三個基本方面，是關於長遠未來的期許。新中國認為自己不僅在現階段要保障廣大勞動群眾的各項社會和經濟權利，而且還要逐步縮小工農差 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三大差別”），逐步縮小直到完全消除各項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實現完全的勞動者當家做主，直至最終建立沒有階級 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

現代中國的階級鬥爭

現代中國的階級鬥爭，在相當程度上是圍繞着是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契約、還是要破壞乃至完全撕毀社會主義社會契約而展開的。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隨着新生的特權官僚集團開始形成，黨內的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主義集團成為了特權官僚集團的代言人。按照劉、鄧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所謂“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階級矛盾。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劉、鄧認為，必須主要依靠幹部和知識分子，為此就要向幹部和知識分子提供“物質刺激”；打着“按勞分配”的旗號，要允許幹部、知識分子以及農村富農“多勞多得”。後來，鄧小平將這一套修正主義觀點進一步發展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在毛主席以及中國共產黨內的革命派看來，劉、鄧修正主義的實質是背棄中國共產黨曾經向廣大勞動群眾做出的要與勞動群眾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同甘共苦的歷史性承諾，其結果，必然是破壞並最終完全撕毀社會主義社會契約，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將黨內的特權官僚集團稱之為“黨內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失去了黨內、軍內官僚集團大多數支持的情況下，毛主席不得已，希望通過直接發動城市工人和青年學生造“走資派”反的方法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由於廣大勞動群眾缺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經驗、青年學生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盲動性、走資派的強大以及利用了勞動群眾內部的分裂、中國被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封鎖和包圍、世界革命高潮在六十年代以後退潮等歷史原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經過了短暫的權力鬥爭以後，中國共產黨黨內的走資派在1978年 鞏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勝利。走資派奪權以後，首先向社會主義制度的薄弱環節——農村——發起了進攻。通過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完成了私有 化，恢復了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的私有化，迎合了在相當一部分勞動農民中存在的、長期歷史遺留下來的小生產者落後心理。依靠集體化時期遺留下來的規模宏大的農業基礎設施，也憑藉着私有化後小農的短暫的生產熱情，農業生產一度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

最主要的是，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以後，農村的基礎醫療衛生和教育體制隨之瓦解，並且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化肥、種子等基本生產資料也已經商品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勞動者已經無法在農村完成自己的勞動力再生產，而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即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部門開始獲得來自農村的、幾乎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九十年代鄉鎮企業的私有化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

在八十年代，中國工業生產的主力軍仍然是城市的國營企業部門。這個時候，剛剛在政治上鞏固了權力的中國共產黨的“走資派”（或者按照後來的主流的說法，也就是黨內“改革派”）面對着一個將要決定中國未來經濟命運的重大抉擇。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方針。資本主義復辟開始以後，中國對於西方技術設備的依賴逐步加深。除此以外，走資派官僚、新興資本家以及 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對於進口消費品的需求迅速增長。為了滿足進口技術設備以及奢侈消費品的需要，就要求中國的出口快速增長。

作為一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外圍國家，中國不可能與西方核心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技術前沿競爭，也不可能與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一些半外圍國家（比如中東石油出口國）在自然資源出口方面競爭。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唯一“比較優勢”，就是依託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將中國龐大的勞動力隊伍轉變 為可以任由中外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動力”，據此來吸引跨國資本，進而實現資本積累的快速增長。

但是，在八十年代，中國的資本積累遇到了一個嚴重的障礙。那就是，在城市中仍然占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仍然向工人階級提供着各項社會主義權利，城市工人階級仍然受到“鐵飯碗”的保護。由於受到社會主義權利的保護，不害怕失業，不害怕沒有住房、教育、醫療保險，不害怕老無所養，城市工人在與官僚以及資本家的鬥爭中仍然很有力量，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控制着自己的勞動過程。幹什麼活，干多少活，不完全由廠長經理說了算，國營企業工人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受到社會主義時期遺 留下來的各種社會關係和習慣的保護。

從工人階級的觀點看，這是一種對勞動者十分有利的經濟制度。但是從走資派官僚和資本家的觀點看，這就是一種養懶漢、低效率的制度，尤其是，在國營企業中，不可能實行血汗工廠式的超強度剝削，因而也就不能發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

對於走資派官僚來說，他們不可能放棄自己剛剛獲得鞏固的權力和特權，再去與工人階級一起同甘共苦，重新過“看群眾臉色”的日子（鄧小平語）；也不可能放棄對來自西方的奢侈消費品的享受。為了滿足這些享受，中國經濟就必須“對外開放”，中國工廠就必須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競爭，就必須以低廉的價格為西方跨國公司打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搬開社會主義國營企業這一塊巨大的絆腳石。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城市小資產階級（主要是知識分子）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積極支持者和追隨者。到了九十年代，依靠對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的剝削，中國的新興資本主義部門已經十分龐大，占到了整個經濟的半壁江山。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中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失去了領導和組織。在國營企業的“老工人”和新興資本主義部門的“新工人”之間既沒有交流，更沒有團結。國營企業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由於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十分龐大，新興的資本主義部門又增長迅速，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處於有利的地位。面對資產階級的大規模進攻，國營企業的工人階級孤立無援，又缺乏領導和組織，終於敗下陣來。 到了九十年代末，大多數的國營企業都已經私有化了，幾千萬工人下崗。剩餘的大中型國營企業被改組為資本主義化的所謂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工人階級曾經擁有的社會主義權利完全喪失了。

中國資本積累體制的潛在危機

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繁榮依靠的是對廣大中國工人的超強度剝削，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無節制的掠奪，以及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快速增長。

但是，在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繁榮以後，新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矛盾日益增長，中國資本積累體制賴以運轉的三項基本條件都正在走向他們自身的反面。首先，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標誌着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停滯和動盪時期。2009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復甦乏力，或者停滯徘徊，或者陷入新的危機，預示着中國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即將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

再者，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資本積累以後，中國的資源大量耗竭，自然環境被嚴重破壞，各種生態系統到了崩潰邊緣，並且社會各界群眾的反污染鬥爭逐漸高漲，日益增長的資源和環境成本將對中國的資本積累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制約。

最主要的是，在經過了長時期的資本積累以後，中國的勞動力供應總量開始停滯並減少，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的增加速度開始放慢，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則進一步增加了中國的勞動力按照整個生命周期計算的再生產成本。這些因素的變化，客觀上有利於增強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

隨着越來越多的來自農村的勞動者轉移到城市，在城市中定居，其下一代在城市中永久地生活下來，新一代工人階級在鬥爭意識、組織能力以及主觀的政治和經濟要求上，都大大超過了他們的前輩。大約從2007年開始，工人鬥爭的浪潮逐年高漲。工人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開始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

下圖說明了1990-2012年間中國工資份額的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工資總額是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城鎮其他就業人員（不含城鎮個體）工資總額以及農村非農業就業人員（不含農村個體）工資總額之和。城鎮其他就業人員和農村非農業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根據外出農民工的月工資水平推算。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所有非農業部門的僱傭勞動者所獲得的工資總額占非農業部門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31%減少到1997年的23%。這反映了在九十年代的大規模私有化期間，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大幅度下降了。

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工資份額在相對穩定中緩慢上升。至2007年，工資份額恢復到了約26%。2008年以來，中國的工資份額開始出現了迅速上升的勢頭。至2012年，中國非農業部門的工資份額已經達到約30%，基本恢復到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中國近年來所出現的工資份額上升的形勢，反映了中國階級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在經歷了長期的、殘酷的資本主義剝削以後，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學會鬥爭，並且也開始具備鬥爭的力量。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繼續發展下去，就會從根本上顛覆中國現有的資本積累體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現代版的刻舟求劍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世界範圍新自由主義反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形成、世界革命的高漲以及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風雨飄搖，世界資產階級被迫對無產階級和各國勞動 人民做出重大的讓步，普遍實行了一些社會改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許多外圍國家爭取民族經濟發展的努力也採取了容忍的態度。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世界範圍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全面高漲，主要西方國家的利潤率大幅度下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陷入了新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以及西方工人運動的領導權掌握在改良主義者手裡，世界革命浪潮沒有能夠發展下去。世界資產階級在初步穩定了局面以後，在世 界範圍發起了反攻倒算，大搞私有化、自由化，社會主義陣營被摧毀並被妖魔化。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曾經取得的一些經濟和社會權利被剝奪，許多國家勞 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中國的“改革開放”適應了當時世界範圍新自由主義的需要並且通過為跨國資本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為世界範圍資本積累的復甦做出了貢獻。

然而，自本世紀初以來，以拉丁美洲一系列進步政權的出現為開端，世界各地人民反抗新自由主義的鬥爭此起彼伏。到了2008-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出現了新的不穩定局面。中國領導集團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也一度發生動搖。面對中國資本積累體制日益嚴重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矛盾，中國領導集團的內部在怎樣應對這些矛盾方面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領導集團中的一派力量認為，那種依靠殘酷剝削廉價勞動力、剝削廉價資源的積累模式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的。要實現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中國的領導集團必須對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進行調節，資產階級要對工人階級讓步，資產階級要將自己多年殘酷剝削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拿出一部分出來，承擔一 部分的社會和環境成本。

與上面這一派力量不同，中國領導集團中的大部分派別認為，中國仍然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改革開放”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具體來 說，就是通過進一步全面地實行私有化、自由化，來達到穩定和提高利潤率的目的，保證以對勞動和環境的超強度剝削為基礎的中國資本積累體制能夠繼續運行下去。經過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國領導集團中的“改革派”取得了全勝。所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改革派”在政治上取得勝利以後，在經濟政策方面具體落實自身勝利的結果。

但是，通過所謂“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國的領導集團是否還能夠複製像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的巨大成功呢？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否還將像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被擊潰呢？

中國古代有一個“刻舟求劍”的故事，講的是某人乘船，船到河流中段時，此人不小心把隨身佩帶的劍丟入河中。這個人沒有馬上下水找劍，而是在船上做下記號，得 意洋洋地說，等船靠了岸，可以按照記號找到劍。這個故事諷刺的是，有些人不懂得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來改變自己的做事方式，而一味根據舊的情況、重複舊的做法，結果必然因為實際情況的變化而失敗。

中國的領導集團在中國的現行資本積累體制已經遇到重大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幻想通過複製九十年代對工人階級的進攻，來收穫“改革紅利”，其結局必然如古代那個“刻舟求劍”的人一樣，到頭來 一無所得。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工人階級仍然集中在國營企業部門中。只要打垮了國營企業工人，資產階級就能取得全面的優勢，就能長期確立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體制。

在經過了長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後，中國的階級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今天，中國的工人階級主要是集中在出口製造業以及其它私人資本主義部門中。中國的資本積累在客觀上減少着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加速着城市化、提高着中國工人的階級覺悟和組織能力。只要中國的資本積累不停止，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就不會停止，階級力量對比客觀上就會發生對工人階級有利的變化。

另一方面，只要中國資本主義仍然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的地位，從而無法在技術前沿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爭，中國資本主義就仍然只有依靠對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 源的剝削來維持其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的競爭力。這就必然與中國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鬥爭能力以及中國日益枯竭的資源、日益惡化的環境發生尖銳不可調和的衝突。

在這種形勢下，即使中國的領導集團下決心對於剩餘的國有企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全面地、迅速地完成私有化，即使達到了重創剩餘的國有企業工人、迫使他們接受低工資低福利的目的，也並不能改變整個階級鬥爭形勢對於工人階級越來越有利的基本趨勢。

況且，由於剩餘的國有企業集中在鐵路、電信、電力、石油、金融等戰略性部門，一旦國有企業工人起來鬥爭，對於資產階級的“附帶損害”也是巨大的。從九十年代 以來原國營企業工人的反私有化鬥爭中，現在的國有企業工人或多或少吸取了經驗教訓。一旦私有化嚴重損害了國有企業工人的利益，國有企業工人在反擊中同樣可 以嚴重威脅全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由於這種顧慮，目前正在推行私有化的中國領導集團未嘗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

現實情況是，資產階級的“改革紅利”尚未收穫，房地產泡沫已開始出現崩潰之勢，新一輪改革能否挺過中國經濟的急速放緩，尚在兩可之間。

近日來，中國的思想界正在為是否有必要重提“階級鬥爭”而討論得熱火朝天。現實的情況是，無論“提”或不提，主觀上承認還是不承認，階級鬥爭客觀存在。中國的領導集團曾經有引領中國走上階級妥協道路的良機；然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選擇了“深化改革開放”，也就是選擇了各種經濟、社會和環境矛盾都在加速深化的現行資本積累體制。

當這樣的資本積累體制再也維持不下去的時候，或許就不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階級將要主宰中國未來的歷史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