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白求恩”眼中的赤脚医生

2017-02-27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司马南

　　近来翻阅旧报纸，看到一则当年香港《大公报》载文介绍英国医生洪若诗自华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

　　此人堪称是英国版本的白求恩，旧中国的时候，他来过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又志愿来中国服务。

　　本人也有过在乡下当赤脚医生的经历，对他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若干历史内容读来颇觉亲切，可惜香港大公报登载的仅是摘编版，觉得不解渴，如果能读到整本书就好了。

　　近年来，中国出现可疑的意识形态领域倒行逆施现象，一些人公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进步意义，公然颂扬民国，一些不谙历史的年轻人甚至迷迷登登跟着成了民国粉儿。他们把解放后说成是悲惨世界，把国民党统治时期说成是人间天堂，如此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却在网上大行其道迷惑视听。

　　没有人否认在旧中国的时候，少数精英权贵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很浪漫，他们有舞跳，有曲儿唱，有电影看，有文明戏可以排演，还可以逛公园照相，骑马打高尔夫，出国留学旅游什么的，他们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夜上海朋友圈当中……但四万万同胞当中的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哪一个民国粉儿，愿意让自己置身于那些劳苦大众之中，来体会一下那个旧社会的情景？英国白求恩笔下的“满街妓女，到处乞丐，处处贫困”的画面，民国粉儿可曾看到？

　　对同样的历史事实，拿着什么样的腔调说话，与其说与他们看到什么有关，不如说他们与他们的屁股坐在哪一条板凳上有关。

　　除掉立场问题，还有一个观察事物的角度问题。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所遭遇的挫折，所走过的弯路，探索中所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党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向来倡导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事求是，是否应当包括否定文革当中那些需要否定的同时肯定文革当中那些需要肯定的？换言之，对文革是否也有勇气实事求是呢？

　　对这个问题，坚持骂了三十几年而不肯停歇下来，情绪偏执的朋友，他们是羞于回答的，今天网络上的舆论也很不统一，这位英国版的白求恩，不会介入左与右的争论，却有在新旧中国生活的双重经历，而且作为一个外人，他的观察更为个性化，更为独特，更超然于世外，冰火两重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让他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在医疗资源极其有限，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是怎样关注那些普通百姓的。

　　我想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为这位英国医生的精神所感动，或会有一部分人进而对这位医生所叙述的当年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发生兴趣。

　　2017年2月26日，北京南锣鼓巷8号

　　香港《大公报》1970年12月17日载文介绍英国医生洪若诗所写的在新中国工作十五年的回忆录，摘载如下：

　　一位在中国居住并且工作了十五年的英国外科医生，在回到英国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介绍中国的医学进步情况，上个月底刚刚出版。

　　书名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Away With All Pests……)——一个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作者是洪若诗(J.S.Horn)

　　单说这本书的封皮，就设计得很为别致。红色封皮，封面上是一名穿着深色棉袄的外国医生，骑在一头毛驴上。医生肩膊上还挂着一个十字包。封底则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满江红词全阕。最末一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想必就是书名的由来了。

　　这位英国医生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的骑着毛驴的照片作为封面呢? 难道他在中国一十五载，就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为他代步? 这个问题，在本书的后半部中，是有答案的。他在平时出诊或做其他工作时，本来也有一位名叫老李的司机为他驾驶汽车，但是，他深深感到医疗事业面向农村的路线的正确，又深深感到“赤脚医生”大有前途，因此，他特别使用了这幅照片，来表示他这一名医生，愿意走的是哪一条道路。

　　洪若诗医生是一九五三年来中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经到过上海，对于当时的中国，留下的是苦痛的记忆，只见满街是乞丐，满街是妓女，到处是贫困，到处是苦难。

　　事隔十七年，洪若诗却又志愿前来中国工作了。这一转变，当然有他的动机。作者在书中写道：

　　有一天，我和妻子看治理淮河的电影片，发现修河工人们都是赤脚。这时，我和妻子对望了一眼，她说出了我心里的话：“他们一定需要大量急救医生。”我这样说，并不打算给人以一种印象，说我们是根据人道主义到中国的。全世界打赤脚的工人农民很多，而我们除了中国之外，并没有想到其他国家去。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民的觉醒达到高潮，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发生极大的冲击。

　　洪若诗在中国负担的是医学教学工作，但也不时出诊。他觉得在中国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人同人的关系。在《我的老师——病人们》一章中，他写了许多小故事，介绍中国病人对这位英国医生有着怎样的启发。

　　有一次，他接到电话，需要他马上乘飞机飞往某地去出诊，打电话时，飞机已在机场发动，准备起飞了，他匆忙赶到机场，途中，他心想病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怎知到了目的地一看，却原来是一名十四岁的放羊女孩子，因救火而大面积烧伤全身皮肤。他不仅为了这件事深有感触，而且也从这一名小姑娘身上得到无限勇气。

　　洪若诗回英国时，治疗聋哑的新针疗法还没有出现，因此书中并没有这一部分在内，不过，他还是对于中医的学问作了重点介绍，并以“东方和西方的婚姻”来比喻中西医结合。他认为这一条路是大有前途的。

　　详细作了介绍的，则有断臂断指再植、治愈大面积烧伤、制造人工胰岛素成功等等。但是，他所推崇的还不单在这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了开放性性病和血吸虫病两件事，是全世界的创举。

　　书中在《征服淋病》一章中，甚至用了放大体字，向读者交代：

　　“关于中国有关性病的目前情况，可以用一句话讲完：即，中国大部分地区内已完全消灭了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已完全控制了性病。”

　　这件事，本已是了不起的大事。对于一个来自西方的医生来说，自然更加了不起了。

　　洪若诗在最后部分，集中全力写了医疗事业下农村的情况。他从亲身感受及所见所闻，介绍了许多新人新事。

　　这一两个月来，洪若诗在英国各地发表演说，谈中国医学，也谈文化大革命，很受欢迎。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这样写道：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在医疗方面的进步情况。其实，其他的每一个部门中，(尤其是最重要的部门——中国人民的政治观点的革命化和道德品质）也有同样的进步。

　　我相信，由于文化大革命，未来几十年中的成就还要更加巨大，比我所曾亲眼看到的成就要巨大得多。

　　附一 |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第一部分

　　香港《文汇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摘要如下：

　　首先请原谅我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我不大懂普通话(以上他是用普通话讲的，因而引起全场笑声)。今次我经港访华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见的同志们，其次，正如大会的主席先生说的那样，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

　　很久以前我到过这里，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这艘船来中国时，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开始认识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回顾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触的中国（我是在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的），与我明天将要回到的中国对比起来，差别是巨大的。

　　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因为那时中国到处都是穷困、疾病、腐败，特别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军舰停泊在中国的内河中，外国军队在街上昂首阔步，城市被分成这个那个租界，到处是武装警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竟完全没有权利。每天早晨，尸体随地可见，这些人都是晚上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到处都是妓女、乞丐，贫富的强烈对比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很幼稚，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来一个革命。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这样想并且在积极进行革命了，而且已经有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国。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国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但多世纪来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食粮的问题，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不想给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没有问题和困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还是一个比较贫穷和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没有人受饥饿的威胁，没有人光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没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失业，所有儿童都可以进学，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成了文盲。

　　旧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我以前有一个年老的中国教师，他一辈子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当时我能讲的中文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旧中国的东西。他曾对我说，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发的，钱是用一个大袋装满交给他的，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实他是很穷的，只不过当时的纸币不值钱。他收到薪金后便马上跳上脚踏车，尽快把钱拿去买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钱留到星期一，纸币的价值便会下跌百分之五到十。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厉害。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涨风，它的经济是全世界最稳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价格没有上涨一分钱。有些是有变动的，不过是下降了。如手表、脚踏车、收音机、暖水壶等，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遏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国家，人民没有负债，他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远付不完。中国国家也没有负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对世界任何国家负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是没有外债内债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我说中国是比较穷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越来越好，每天每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好。

　　我不准备花更多时间谈中国的成就了，因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中国伟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的，这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每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达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难些。然而这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最难的还是紧接着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谁也不能预料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还是五十年呢?根据我在中国十五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时的经验，我完全相信，中国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建成共产主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自私将成为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不只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会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必然来临，尽管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从医疗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医疗服务影响到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医疗服务不可缺少。看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谈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是由中国发明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既然如此，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去分析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制订的政策，再让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多的成就。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对着庞大严重的医疗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医生的缺乏，当时大约有三万个西医，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他们不利，跑了去台湾、香港、旧金山、伦敦、纽约、澳洲等地，当然亦有一些留下来，包括一些有高级医术的医生，但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费有时很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嗜财如命，但中国人民是如此的穷，连饭钱也不够，所以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况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里，那里除了个别教会医院外，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当然有一些中医，但一方面人数不多，二来他们所收的医药费又不是穷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亿人就生活在一个医疗的真空里。

　　解放后，走群众路线，这问题很快就逐步解决了。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国大部分，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广大农民。具体地来说，训练农民作为医生。我可以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来谈一谈。

　　我当时在一间北京的现代化的城市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医治外科和儿科的专科医院。有一天，医院号召组织一个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服务，很快，报名的人已超过需求的人数，医疗队什么人都有。他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工作了一整年。他们有一项任务，便是训练赤脚医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时的天气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个青年男女社员从各生产大队涌来，我们将一间仅可防风的简陋的屋子作医学院，大家一同度过四个月。春天来了，他们再回到生产队从事耕作。……四个月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这些跟我在英国教书时给低班学生的授课一样。那一批学生，从前只念过几本书，当我比较两批学生的学习进度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农民竟然学得比医科学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相信从整个种族与种族来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单单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勤奋。

　　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被选出来的方法，他们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据他们的政治水平作主要准绳而选出来的，政治水平不是指他们是否能够背熟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们的头街或领有勋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为表现，是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祖国，还是为私利？是勤奋、积极、有进取心，还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报名，便由群众推举去接受赤脚医生训练。他们之希望训练成为赤脚医生，不是希望脱离耕作，不是为一份舒服的整洁的工作，而是为人民服务，是这样，才会被群众推举选拔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例如学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

　　那些年轻的医生被选出来，他们是承担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们有决心，诚恳，努力不懈的学习，进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师生之间也没有隔膜，我们一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什么隔膜，学习也搞得更好。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把各种因素融汇贯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种因素硬崩崩分割开来。

　　在西方，有种种的阶层分界，在医疗，有医学预科、医科毕业生、深造生、大学毕业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国不相信这一套，中国基本是采取综合的教学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们便一块儿诊断病情，又例如去杀一头猪或鸡，学习肺部的动作;把肺吹气，学肺部组织，各种肺部的疾病和医疗方法。故他们所学的都是有用的，生动的和可以实践的。

　　过了四个月，他们便回农村。农民健康有问题，便去看这些赤脚医生。通常的毛病，赤脚医生都能处理，如果他们不能处理，赤脚医生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不但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乡村，亦可以打电话到流动医疗队征求意见，讨论病情，如果需要的话亦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亦可以把医生叫来，医生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每个星期，医疗队会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病，传授知识，这样，在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这些赤脚医生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又会接受第二阶段的训练。尽管他们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誉、学位，事实上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人会得到什么学位的。中国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笑声)的，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就好象在人民军队里面一样，当然中国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划四划之类的东西(笑声)。他们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负责班的指挥工作的是班长同志，那位负责团指挥的，是团长同志，负责师指挥的，是师长同志，假如是个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样的这些赤脚医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学位，亦不要金钱，他们一切医疗服务都是不收费的，那是对人民的一种服务。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学了另一种技能，可以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保护着该区人民的健康。

　　这项政策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今天已经有大约一百万的受过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不全是医生，其中有些是育婴员，有些是节育辅导员，有些是卫生员，照顾环境卫生，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人员。

　　一百万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在农村。那就是说，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人或小孩，不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这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事情，这不单是说在贫穷国家或地区，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国家，譬如美国吧，也没有的。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虽然，从西方的角度，有些人会这样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了……”他们不知道，除了训练以外，一个好的医生，还需要些什么其他条件呢？怎样去分辨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识、专长、技术、经验才重要呢？还是他对病人的态度、他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更重要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附二 |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第二部分

　　赤脚医生不但有“红”的品质，而且，亦肯定地有“专”的实质。当他们初建这样的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电力供应的，现在有了电力了，他们就可以有X光、有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他们亦开始在深造学习中学用这些仪器了。事实上，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送出了第一批毕业的赤脚医生，到城市里去深造学习了。关于“专”的问题，事实上，并不一定需要到什么医科学院里去，接受五年多六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的。现在有好些医生，是没有接受过这种正规的训练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医生。这些年青的赤脚医生，将会产生和成为很多很好的专门人材，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会继续地留在农村里，把医疗服务送到中国每一个最偏僻的角落，这个光辉的成就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群众路线，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这条路线，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想再多提一个例子，一个比较窄一点的例子，一个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例子。

　　在“大炼钢铁”时期，上海有一位工人被严重地烧伤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皮肤被烧伤了，他被送到医院去。面对着医院领导们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一个是以西方的方式：看看统计数字，结论是致命烧伤，没有机会复原了，只要表扬一下这位工人，为他打强心针，尽尽人事，就交代过去了。

　　一种态度是：这是中国，并不是西方或美国。这是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完成了伟大的奇迹，他们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事，克服了看来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们全体出动，充满信心，用尽他们可能想到的办法，去拯救这个病人的性命，最后，依靠他们的秘密武器——群众路线。他们就是采取这条群众路线，全国都参加了这场抢救工作，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每天每隔数小时就播送有关的消息，每人都关心这件事。在医院外，数以千计的人们随时在等待捐血、献皮。他们提出各种治疗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并非出自专家之口，但往往比专家的意见更宝贵。同时，对院内的专家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上海去看一位病人，我当时想：“唔，我的工作至少是受到重视了。”所以我说：“好，我乐意去的。”他们用车送我到机场时，我看到在机场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医务人员在等着了，他们都是去看同一位病人的。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到上海后，看到的当然是位重要的人，他是位工人，在中国，工人是重要的。在上海，我遇到三四百名医务人员，他们包括怀有各种专长的人材，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出多少的贡献，虽然有些贡献得很少，但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病人由于疼痛、发烧等病情引起胃口不好，于是从饭店送来了高蛋白质食物;同时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病人在政治意识上感觉到他必须康复起来，他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他终于吃食物了，而病也逐渐好转起来了。现在，这病人已回到炼钢厂工作。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单在于这位炼钢工人获救了，更重要的是，群众参与了抢救工作。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上海，一个姓黄的工人，在工厂工作时手腕前截因意外事故被切断了，他被送到上海的一间医院接受治疗，缝好了伤口。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们拾起受伤工人的断手时，觉得它仍然柔软、温暖，指头还可以动，他们立即把断手包好，赶到医院去，向主管医生说：“这手看来很好，不好好地利用它真可惜，你可以把它接上吗?”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个要求。

　　工作接下来了，很多医务人员都来参加救治工作。还有很多人来学习，经过交流研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传授这些技术。在我离开中国之时，中国已经成功地接驳了二百多个四肢和手指，其中手指是比较困难的，目前世界上还只有中国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国家。

　　一九六五年，我在英国作了个断肢再植的讲座，同时放了一套电影，若果不是亲眼看到电影，我想他们不会相信。他们问，为什么中国人做到的，我们不能呢？是不是中国人的眼力好，有耐性，或是其他原因？我想正确的答案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听来不容易明白，但它是真实的。一个接驳手指的手术，需十七个小时的一个极度集中而细致的集体工作，若其中一条静脉或者动脉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个小时，把它重新驳通，这样就总共要花二十四小时了。究竟这种忘我精神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不是为名，又不是为更高的薪酬，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新中国的未来而作出的。这种目标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毛泽东思想来的。在中国，很多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真正的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工作。而这件接驳手指的手术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

　　我想讲一点有关文革的意义和发展。正如我上面谈到，夺取政权不是最困难的，苏联有过，其他国家也有过，中国也有过，最困难的是如何使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在苏联这个革命慢慢地停下来，而且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谁能保证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呢？中国人民，尤其是领导人都很关心，因为他们重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着意反修防修。

　　我明天要到中国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不想耽误大家太多宝贵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附三 | 洪若诗答听众问

　　香港《文汇报》十一月八日刊登一篇《洪若诗答听众问》，摘要如下：

　　在十一月六日由大专学生主办的洪若诗医生演讲会上，洪若诗结束了一小时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后，还回答了与会者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以下是答问的内容。

　　问：有些人说，中国今天的成功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勤劳的传统所致，而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少关连，你对这问题有何意见？

　　答：当然，我认为中国人民很勤劳，但他们自古到今都是勤劳的。过去，中国人民曾经多次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等等。但这些起义皆被镇压下去。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却能够成功。现在的情况与以往的不同，是因为现在有了中国共产党。此外，中国人民很勤劳，但除中国人民外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民也很勤劳的，不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也象旧中国的一样受到压迫，他们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勤劳是一个事实，但我的祖国的人民亦一样很勤劳，但我们没有象中国人这样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这样的领导。

　　问：你认为在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后，中国政府会否继续她现行的社会主义政策？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人说：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穷的国家。在英国和美国就有人这样讲，我们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汽车。你们试看，当中国有这些东西时，他们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这个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在繁荣富强的时候，仍会继续实行社会主义，目的正是为把中国建设得更繁荣富强。而中国正是在这样做。今天使中国人民勤奋工作的原因，不是物质的引诱，而是政治的因素。当然这不一定说百分之一百的人民都是这样，但对一大部分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他们勤奋，不为物质，而是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够达到繁荣富强。这问题不能倒转看：不是物质刺激使人民生活改进，而是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获得较好的生活。

　　问：你是否肯定你在中国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你没有什么怀疑吗？你相信你看到的是很全面吗？

　　答：我当然未能有机会全面地看中国。我不能肯定会有一些坏东西我没有看过，我也不能肯定我对事情的看法一定正确。但我想问一句，我可不可能在新中国十五年都受到蒙骗和愚弄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生活在中国，与普通人民一样，在同一条街，住同样的屋，我的邻居都是普通工人，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与你们一样讲中文，我曾到中国很多地方观看，包括农村和城市。但我不是说我已全部明白及懂得我在中国看到的东西，我从未说过这话，我今次也就是为了去中国学点东西。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我还未知道。但事实上十五年来没有人用布掩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黑色的东西是白色的。那种说法是甚为荒谬的。

　　问：有些医务人员将英国的国家保健服务与香港的医疗制度比较，非常羡慕英国的保健服务。那么，若将英国的保健服务和中国的医疗制度比较又是怎样？而站在工人阶级那方面来看又是怎样？

　　答：当然，英国的保健服务是英国工人经过几代的斗争而取得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看发展的方向。英国的保健服务现时已每下愈况，中国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一个是走下坡，一个是走上坡。为什么英国的会走下坡，因为资本主义现正陷入危机，没有钱，不能支持这个保健服务。食物的价格人民不能负担，房屋租金人民不能负担，连医生、护士、电疗、物理治疗等医务人员亦得不到合理薪酬，这就是他们罢工的原因!英国的保健服务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是我们现时还要争取的。但是，现时这服务已越来越差。若以中国的医疗服务来说，现时当然还有缺点，但它是在逐渐改善中，这是很重要的。

　　问：中国是怎样对待专家的？中国有没有派医生去外国深造或研究？

　　答：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国是有派医生往外国去研究的。在英国，也有不少中国去的医生，其中有两个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在伦敦一间医院里研究癌症，进展得很好;另一个是外科医生。所以，这问题的答案是：有。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对待专家。我觉得中国是需要专家的，但它需要的是能与群众结合的专家。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违背人民思想及利益的专家。那就是说，中国需要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专家，革命的专家。这就是中国对待专家的态度。

　　问：你可以不可以对我们香港学生怎样去加深对祖国的认识提一些建议？对国内的事物的发展应抱什么观点？

　　答：我不善于提供建议，特别是我不熟悉的情况。香港有很多国内的刊物，如《北京周报》、《人民画报》等。但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著作。不论是中文或英文版，都非常容易买到。你们应该读。我毫不犹疑地介绍给你们，是因为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读毛主席的书并不能象读报一样，而是要学习的。最好的方法，是集体学。先个人学，做笔记，提问题，与别人讨论，办学习班，或自己有自己的方法。读毛主席的著作是认识你们祖国不可少的方法。此外你们还可以回国参观，我希望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回去。我很高兴自己有机会在中国参观访问。这是我可能提供的建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