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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再谈重庆打黑
在打黑过程中，所有案件均由检察机关起诉，由法院审判，证据确凿才宣判，被告或被告亲属可以聘请律师，会见律师。马当的辩护律师是刘洋，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是李庄，文强的辩护律师是杨矿生，这些律师都受到了司法机关的尊重，有充分的辩护机会。
再看某些人策划的合肥审判，当权者强行任命不擅长刑辩的“律师协会会长”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告家属聘请的沈律师只能坐在旁听席上，如果这样的审判发生现代法治国家，人权组织和媒体会立刻抨击法官，法官只能引咎辞职——当然，这样的审判根本不会出现在现代法治国家。
所谓“劫贫济富”，完全是无稽之谈。重庆的合法企业（比如龙湖、金科、隆鑫、力帆、宗申、小天鹅）没有收到任何伤害，被打击的只是挂着企业外壳的犯罪团伙。
我们都知道任何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企业家还是律师。遗憾的是，有些“民主斗士”总认为李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李庄敲诈和作伪证，司法机关不能追究。
重庆的黑社会没有先进武器，也没有千军万马，他们能够多年横行乡里，是过去公安机关纵容的结果。刘光磊担任局长期间期间，从常务副局长文强到各总队和各分局官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参与黑社会活动，公安局变质的程度在古今中外都很少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立军能扭转局面，清楚腐败分子，开展打黑工作，实属不易。文强能在高位上贪腐多年，当地干部群众长期举报无果，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不能说没有责任。
黑社会的根源是腐败，腐败的根源是独裁。下面谈一谈与黑社会和腐败独裁势力勾结的“律师”，像傅洋、李庄这样的人，打官司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中国特色”，他们是权力的媒介，是黑社会和贪腐势力之间的联系纽带。他们以貌似合法实则非法的手段打官司，充当贪腐势力的特殊打手，这些人的存在阻碍了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导致群众对律师行业产生误解。
除了傅洋之外，康达律师事务所内还有多位高干子弟。我们都知道高干子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倒”，即利用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和独裁政治的环境，依靠特殊政治地位经商的人。这些人和各地腐败官员合作，有大量黑色收入，雇李庄这样的人当法律顾问，雇黑社会当打手。许多公知的活动经费由“官倒”提供，茅于轼的天则经济所就是“官倒”的宣传机构之一。茅于轼否定“耕地十八亿亩红线”，是为了让“官倒”中的房地产商赚更多的钱；鼓吹“钓鱼岛没有GDP不如送给日本”，是因为钓鱼岛与“官倒”的利益无关。
事实上，康达律师事务所前身即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当年康华公司的法律部，在康华解散之后独立成为律师事务所。康华公司是八十年代的著名官倒团伙，是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声讨的目标。
黑社会和贪腐势力是人类的公害，在西方国家，这样的打黑也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在许多报道中见过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国家机关对黑社会采取集中行动的例子。某些人本来是黑社会和贪腐势力的受害者，却把傅洋、李庄之徒当成“民主斗士”和大救星，不知出于什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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